陈水扁就职前後，全球的汉语媒体外加几家英语媒体，几乎每天都盯着台湾新政府要员是否承认“我是中国人”、“两岸同为中国的一部分”，大家相信这些象徵性的语言将决定战争抑或和平。
本文的目的是对这些困惑人的象徵符号作简要辨析，虽然这些年来台湾“反中”（即反对海峡对面的实体）的声浪增强是明显的趋势，但外界对“反中”的蕴涵却很不明晰。这种含混之形成有客观的原因，但更多归於人为的操作，而且这种含混在目前阶段尤显诡谲。本文认为，这种含混虽然对操作者有利（至少他们自认为如此，否则不会着力去做），对海峡两岸和夹杂其中的港澳普通民众，却有着大凶险的可能。
“反中共”型的“反中”
在光复後的台湾，“反中”最初只能有一种表达方式是“反中共”。特别是在蒋介石时代，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及其一切作为都被斥责为“非中国式的”，因为国民党定义中国共产党为“师法德俄马列主义、背宗灭祖”的叛乱团体。在此定义下，“中共”再坏，无损於“中国”。在中国大地上所有一切好的东西，都根源於“中华文化”；所发生的一切坏事，都归罪於“外来的共产主义邪说”。
随着老一代国民党人的逝去，把“中国”与“中共”截然区分者，已经被排挤到台湾政治的边缘。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一日龙应台在《中国时报》上疾呼：台湾不要把三千年的中华文明简化成中共一个政党，似乎并末激起大的反响。新党的萎缩则是“反中共但爱中国”的心态在台湾消逝的明确政治指标。
“反中华”型的“反中”
与上述心态截然相反的，是以“反中华”的方式来“反中”：它不仅反对当今的政治中国（中共），而且反对地理中国（中国大陆）、种族中国（中国人）、文化中国（中华文明）。它把台湾历史上和现实里的一切问题，都归罪於普称的中国（不单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数年前在台独运动中很活跃的陈姓女士的话说，就是：每当台湾与中国发生关系的时候，台湾就受害；每当台湾与中国断开的时候，台湾就看好（大意）。他们拒绝承认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乃至於试图证明“台湾民族”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异於中国人，并设法创造有别於中文的“台文”。
从这类人的言行，不难看到日本在台“皇民化”的深刻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以当年从事“大东亚战争”的日本皇军的心态来反华辱华（详见徐宗懋《日本情结》一书）。在他们眼里，所有中国人，不论身在海内海外、属何政治派别，包括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武力压台湾，均是一丘之貉，不可交往。他们的一些追随者在台湾游行时，会情不自禁地对路旁的外省籍人高喊：“中国猪滚回去!”若能使中国（不论什么政党领导）崩溃、万劫不复，他们会乐於与任何别国联手。这并非逻辑推理，而是近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孜孜不倦的志业。不难想像，若此类人主政，台湾的族群关系会如何。
在今日台湾，建国党是“反中华”心态的政治表达。该党主席郑邦镇批评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以两岸人民为相同血缘的说法，重蹈中华民族的窠臼，造成台湾主体被削弱”。
值得推敲的，是李登辉应否归於此类？多年里他身兼“中国国民党主席和中华民国总统”，经常须作与这双重身份一脉相承的中国式政治说辞，令外界很难把他看成“反中华”者。但是，在他成功地清除了党政系统里“反中共爱中国”的政治力量、基本稳固了权势後，就不时地发表令人刮目相看的评论。笔者在此并非指他肯定日本治台有成就的言论，这种观点在台湾不无部分的事实基础。笔者指的是他在中日涉及二战的争执中，站在日本军国主义一方抨击中国。比如，李登辉说北京不断重提日本对华战争，是为了向日本政府施压，得到更多的经济好处。他劝日本强硬起来，在这种事情上不要屈从中国的压力。这种言论即使在日本，也只有不服日本战败结局的极右翼才敢说出来。因此，仇华至极的石原慎太郎多次声明李登辉是他最佩服的政治家，实乃惺惺相惜。日本为军国主义翻案的团体说：“在昭和天皇驾崩後下久，发表最真挚的悼词的外国元首是台湾的李登辉总统”。
在中日涉及二战的争执中为夺去千百万中国人生命的日本侵华战争行为辩护，这不异於站在新纳粹立场上，指责犹太人“不该侮陷希特勒和德国”。这不是普通的政治纷争，这是种族仇恨。因此，笔者把李登辉归於“反中华”型，不大离谱。
最近报刊上有人把李登辉一九九六年的就职演说与陈水扁的就职演说对照，计算出李提及“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次数远多於陈。这种对比无甚意义。政客处於客观限制和压力下不得不说的话，可以与他们的真实理念南辕北辙。愈是被迫说不想说的话，愈会暗中怨恨。遇到机会，会加倍宣泄。李登辉迄今已遂了大半的心愿。
“反中国”型的“反中”
此类“反中”表现为“反中国”。它与“反中华”类的相同处，是在政治上和领土上完全割绝台湾与对岸，把中国（不仅是中共）视为台湾的最大威胁，不同之处，是它在人种和文化渊源上承认台湾与对岸的关系，不再以日本皇军皇民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但在此类人思想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血缘和文化关系，属於上古史，不多於英美之间。他们着力培植全然独立的台湾文化意识，并把这视为构造台湾“新民族”的内功。一旦把台湾民众对中国文化的部分认同磨尽（即“文化的去中国化”），台湾的独立建国就瓜熟蒂落了。民进党新生代（即不再固守“二二八”悲情的群体），是“反中国”类的代表，陈水扁及其多位助手即是。看看新政府的人事布局，“反中国”取向一目了然：对外坚决防统（靠外交部和陆委会），对内文化去中国化（靠教育部、文建会、国史馆等）。
“反中原”型的“反中”
此类表现为“反中原”。它站在台湾的立场上反对中国大陆的强权，但不是以完全独立国家的心态来反对，而是站在台湾作为大中国范围内一个较小而先进的区域的立场，来反对中原对边缘的强权；它不像第一类那样以“中国”为本位，而是伸张台湾与中原的平权，反对中共或任何形式的中原霸权心态。原属国民党的中生代和新生代里（现在很多转至亲民党），有这种人士。“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国两府”、“分治的中国”之类的政治标号，体现了他们的主张。
由此可见，台湾“反中”光谱至少有四色：第一类反中共、第二类反中原、第三类反中国、第四类反中华，“反”的涵盖面益广且强度递增。
整个第四类和多半的第三类是无条件的独立建国派。不论中国大陆开出何种条件，他们都不情愿与之生活在一国(state)之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条件地与中国敌对；只要允许其独立建国，他们也愿意与中国和平相处。部分第三类者甚至会与中国结成邦联。
第一类和第二类是有条件的统一派。只要中国大陆不再是共产党专政，即使穷一些，第一类者也愿与之统一；第二类者更倾向於实行分权的联邦制，以确保台湾的自治。
二十年来，一方面由於中国大陆收紧对统一开出的政治条件（譬如由“统一後的中国可以改国号”到“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则增强了武力阻独的态势。这“两手硬”的後果是：第一类者因“恐共接收”而大量减少，转向第二类；第四类者因“惧战毁台”而收缩，转向第二类。今日台湾的主流，便是第二和第三类（即“趋中间化”），且以第三类掌权；他们方向坚定，手法灵活，能曲能伸。若北京继续搞“两手硬”，这个趋势只会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会增强。因为四类群体间虽有纷争，但恐共接收和惧战毁台这两个最大公约数把他们串联一起。
北京的“两手硬”帮助了陈水扁组成统一战线：他以百分之三十九的选票上台，执政後的一系列对大陆措施，却得到两倍的民众赞同。统一战线早年是中国共产党以小胜大的一个法宝，今天反倒被其敌手运用自如!
面对四类“反中”心态构成的台湾人民，若北京更换思路，在战略和方法上弃旧出新，仍有可能影响更多的人流向第二类（此类增大两岸关系才会迎春，统一而繁荣的中国必须采他们认同的立宪联邦制），给第一类提供立足之处，软化和缩减第三类。此类里既有少数与第四类实质同而说辞异以便当政的铁心独立建国者，也有理智通达的政治新人。在合适的大环境下，部分人会转向第二类。对第四类，不大可能变其心态，只要不反肋他们壮大就行了。 他们上扬，两岸民众遭殃。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大陆极端派之上升，部分归於第四类的刺激：极端派任何时候上升都是成双的，即互相刺激而壮大。第四类从负面把中共等同於中国和中华，为己所用。
一九三○年代的中国，已经慢慢走上经济工业化和政治多元化的正轨。中日战争的爆发，打断这一进程，导致其後数十年里中国的全面混乱和恶化。今天台湾海峡若开战，一定会是国际性冲突。在最轻微的情况下，台湾要倒退五十年，大陆倒退二十五年。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後果不堪设想。即使为了阻止最轻微的战争後果之出现，我们也应该放开思路，放开眼界，放开嗓门。
原刊於香港《明报月刊》二○○○年第七期，经作者同意略作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