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如何认识李强
（一）共同的朋友：郑也夫
我跟李强的认识是由我们共同的朋友郑也夫介绍的。郑也夫为什么可能介绍我认识李强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郑也夫是在美国丹佛大学读的社会学硕士，在我记忆中应该是1986年夏天的时候，他从丹佛到美国东部来看看，到了哈佛大学，我俩在寝室里聊了很长时间，当时他问了一个他本人正纠结的问题，也是那时我纠结的问题，同时也是当时许多与我们类似的人都纠结的问题：就是像我们这样1950年代出生的中国大陆人，跑到美国读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平均要七八年，值吗？我说我在这件事情上自己都还没有拿定主意，我也没办法给你出主意。希望你比我先走一步，我看看你这个走法的长短处以后，我再考虑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就是跟郑也夫的见面。
郑也夫专门到波士顿来拜访我，很重要的背景是我在1984年8月29号离开北京到美国留学之前，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就已经有些影响了。至少在三个指标上属于全国第一：第一个指标是我的硕士论文在复旦大学通过后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全文发表；第二个指标是我不是高干，但是能够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头版头条发重头论文，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则，在人民日报的理论版发这么重头的文章要用真名，你至少得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注：当时的十三级是领导干部或者是高干了）；第三个指标是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评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论文奖，我是一等奖第一名。因为有这些背景，我当时名声挺响的。郑也夫跑到波士顿跟我讨论他的重大选择，也是想理清楚未来几十年的学术道路该怎么走。他回国了，我咬咬牙在美国挺下去了。
到了1991年11月份，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为了参加次年6月的毕业大典就留在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院当讲师。那时哈佛的本科生院有一个新的Program，让刚拿到哈佛博士学位的少数毕业生暂时留下来教本科生，前提是你的博士论文非常的前沿，题目非常地受关注。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比较中国和前苏联的改革开放，当时是又新又重大的课题，所以我就拿到了三年的讲师职位。
等到1992年6月初毕业大典参加过以后，我又想起和郑也夫讨论的问题：是留在美国呢还是回中国？我非常想回中国，于是就跟国内有关机构联系。因为我出国以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所也就是马列所的研究人员，所以我当时联系的第一个单位就是中国社科院，同时我又联系了北京的几个最重要的高校。可是那个时候回北京的话条件太不具备了，头一个困难是我不是北京人，在北京没住房。恰好碰上香港科技大学创办，到美国东部来招聘青年教师，我被他们选中了，所以我辞掉了哈佛大学本科生院讲师的职务，1993年的春天来到香港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
（二）人大讲学，初识李强
就职香港科技大学以后，与中国大陆交流的机会就多了，所以郑也夫把我介绍给李强，说丁学良非常想回大陆，但是第一，住房问题解决不了，第二，香港科技大学的收入和内地大学的收入差距太大。郑也夫就跟李强讲，我们能不能够先给他创造一个交流的渠道，让他夏季回来给我们讲讲学。
李强立刻跑到教育部花大力气争取到了一个资助，让海外学者夏季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办国际研讨班，最好大部分人是华裔学者，能够用中文讲学，也有少数几个洋人学者。李强等人希望我们在海外受过博士训练的人给人大的学生讲课，青年教师也可以参加。私下里李强对我说：“给你弄到了一笔钱，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大钱，可我花了不少力气啊，腿都跑断啦。”我听了有点不好意思，说早知道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我就不要你这个钱了。他说用意是把这个事儿变成一个常规的渠道，以后从海外请学者就按照这个标准来办，这是他的想法。当时中国大陆的经费管理很严格，即便给了你资助，但这笔钱不可以在海外花费，只能落地以后作为补贴，所以我本人从海外回北京来回的飞机票、买书买资料等等都是自己掏钱。李强争取来的2000美金包括的是讲课的报酬，隐含着补贴飞机票，除此以外，还给我争取到可以免费住校内的招待所，还有每天三顿学校食堂里面的饭费，在那个年头这个条件就挺不容易了。
因为李强的安排，那个夏天我在人大讲了一个月的课，讲的就是社会学理论在20世纪最有影响的几个大理论框架，最核心的问题都是跟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成功地推展工业化或现代化有关，所以我讲课的内容不纯粹是知识，而是蕴含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我讲课的内容是几个理论大师如何从比较现代化的视野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这几个理论大师，头一位是马克思，第二位是韦伯，第三位是帕森斯，还有一位是沃勒斯坦，即世界体系流派的旗手，也是我导师丹尼尔∙贝尔的朋友。我跟班上的同学说我并没有带来一个确定的答案，我带来的只是探讨答案几种可能的理论思路，所以我讲课不仅仅是一种intellectual effort，而是emotional，有感情上的深深投入。学生们听得挺带劲，听课的人中有一个青年教师郝大海，他听课后对我说：“丁老师，为了能让您来讲这些内容，李强老师可是费了大心血啊，我们对这个国际研讨班期待挺高的！”
在这个国际研讨班之前，我对李强了解很少，可是通过了这个国际研讨班的事儿，我在李强身上发现了一些宝贵的品质：他很朴实，很真诚，但同时他又具有国际视野，因为他在英国做过访问学者。很快又了解到他跟我两个都是文革期间的下放知识青年，他下放在黑龙江漠河，我下放在我的老家安徽宣城金宝圩；文革后他考人大本科生班，我考入复旦研究生班，所以我们是有共同背景的一代人，这使得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只要一讲，那些深层的共同经历立刻就能通电，相互理解，非常的自然。
二、李强主持清华社会学重建
（一）缘起：清华致力恢复社会学系
有一次我回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李强告诉我说清华大学计划恢复社会学系，想请他去主持重建，但中国人民大学不想他走，并在考虑提拔他为人大副校长。李强说他对当人大副校长倒不怎么在乎，而是非常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在清华恢复社会学系。当时我对中国内地社会学学科的背景不太了解，我说你留在人大当个副校长挺好的，你管一大批人。我倒不是要他当官，我说你去清华，那是个理工科大学，你跟他们没共同语言啊。他说，丁爷，这你就不明白了吧，清华社会学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之一，有很多了不起的大学者。1952年学苏联才把清华的社会学系给取消了，我现在想过去就是想把这个根给接起来。我一听就激动了，说我支持你回去，什么副校长，不做，赶快回去！你要回清华去办社会学系，需要我什么支持，二话不讲，我全力以赴！
当时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很受创校前辈学者的重视，能够调动一些学术资源。强爷当然很开心，他说：“除了你，还有几个人以后也会被请来帮我的忙，一个是周雪光，是复旦出去的，一个是边燕杰，南开出去的……”还有几个洋人学者，大部分都是我认识的，包括Andrew Walder（魏昂德）。当然我的导师丹尼尔.贝尔，这些老一辈人我不敢惊动他，地位太高了，当时我答应把我们中年一代的西方最有名的国外学者都请来，强爷高兴得不得了。
这里插一句，为什么我们互相称“爷”呢，这也是郑也夫弄起来的，郑也夫说，按老北京的规矩，人到中年，男士们互称“爷”，这是老传统，咱们也恢复一下北京最地道的乡土文化，所以我们都是互称“爷”。
清华大学在建校之初的1926年就设立了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和教育心理学系，社会学系云集了陈达、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和李景汉等多位名师
（二）志向：接根续脉，重视社会
强爷从人大到清华去建社会学系，也遇上了一个好的大环境。那是2003年，我那时又回到了香港科技大学，是从澳大利亚返回来的，强爷说，丁爷，现在中央提出了要建“和谐社会”，这不正是我们社会学要做的事儿吗？他说，丁爷，社会学的春天到啦！咱们在一起能够做点大事了。他非常兴奋。
所以为了庆祝“社会学的春天”到来了，他就找了一家北京的徽菜馆，还请了其他几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名教授，郑也夫、李楯等都在内。请我去那家地道的徽菜馆，是因为强爷知道我是安徽人，在海外吃不到安徽菜。
临走的时候，在院子里面，这也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个细节，强爷就说，丁爷，现在国家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我们要把清华的社会学学科尽量办得既符合国际学术主流，又联系中国社会的需要。你以后可要多多回来啊！我只要弄到经费我给你付经费，弄不到经费你也得回来啊。我们这一代人图什么啊，我们图的是自己当官发财吗？我们都看不起啊，我们图的是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要做点事儿，到老了你不后悔，你死了以后后辈记得你！真感怀！真感怀！这是20多年以前，我们这一代人图什么？现在回忆起来，心中既有当年的温暖，也有现在凄凉的感觉，因为强爷走了。
有好几次，强爷都反复讲，清华大学当年有社会学专业，就是因为吴文藻教授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重视的是朝廷，忽视的是社会，而我们不能够忽视社会，因为社会就是民间，社会就是民众，社会就是人民，社会就是草根，他还说社会就是希望。历史上中国的朝廷经常出事儿出大乱子，往往就是因为民间有活力，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非常困难甚至是危亡的时候挺下来了，坚持下去了，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要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底层动力。Anyway，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任何重要的学术会议，任何重要的学术研讨班，任何重要的项目，强爷最早也都会找到我，要我回来，然后通过我再问国外学者中哪些人愿意来。
（三）重建清华社会学的行动
看着清华社会学系重建起来了，看着李强在清华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尝试，我又动了当年的念头，我是不是该趁机辞掉海外的教职到清华来？我跟强爷商量这条路可行不可行，强爷说：“丁爷，我们是知交，给你实话实说，你回来你自己吃饭过日子喝酒都没问题，不过你得要想想你这两个孩子都是国外出生的，只能上英文的国际学校，那个学费可太高了，清华这点工资还不知道能不能把你两个孩子的学费给付了。所以呢，丁爷，我建议你暂时还不要回来，你不就是要在国内多参与吗？反正只要有机会我就让你回来参与。”从这件事上我就看出来强爷对人的厚道，他总是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讲假话，不讲虚话，不讲官话，我的心愿他理解，我的难处他也理解，所以我们俩经常商量怎么能够通过重建清华社会学而带动中国内地的社会学学科的研究和教学。现在回过头来看，李强对中国学术界最大的贡献也就在这里——通过重建清华社会学系，让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步步走向正轨！
1.高起点重建：与国际接轨
强爷就跟我两个尽量传播一个基本的知识：中国要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除了广义的经济学很重要以外，社会学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际上研究现代化问题的最重要的学科其实是社会学，因为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它牵涉到社会一系列的方面。
强爷经常与我们商量怎么能够把国际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的社会学课程与中国内地的社会学教育挂起钩来，强爷特别看重的是每年夏天的两三个月，因为西方好的大学在夏天可以到处参与外校和外国的学术活动，中国大陆到国外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很多夏天回国探亲，请他们来作讲座也非常合算，因为他们来去的飞机票都自己付过了，中国内地的大学那个时候经费挺缺的，主要是缺外汇，要想很多的办法才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多交流。
碰巧的是，到了21世纪初，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很有名气了，虽然建校只有十多年，在国际上很受看重；虽然校名叫科技大学，但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文学科都非常出色。那时强爷就和我说，你应该回来在清华讲一讲你在美国留学、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教学研究经历，告诉他们什么叫做世界一流大学？那个时候中国内地开始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很令人激动，强爷就说：“丁爷，你是从世界一流大学里面出来的，哈佛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澳大利亚最好的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是香港最好的大学，你就用你的亲身经历，讲一讲这几所大学里面那些具体的细节，只有亲身的经历才能够具有示范性。”我听了当然很乐意。
那些年头，强爷不但请我到清华去，也介绍我到其他一些高校去，讲理工科大学该怎么样恢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既包括培养本科生，更包括培养研究生，因为最好的大学一定是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研究生至关重要。这其中包括跟当时清华大学的一位校领导——胡显章教授见面细谈，这是强爷特别用心安排的，因为胡副书记当时在清华大学负责全校的文科建设，强爷说：“这位胡教授负责全校文科的恢复和发展，你就把你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多多介绍一下，理工科大学完全有条件办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这样我们就能在尽短的时期内把清华大学恢复到1952年以前那种综合性大学的良好状况，走下去顺一点，而且对内地其他高校的发展起到示范效应。”强爷是一个多有心的人啊，他是多么得有责任感啊，他在任何一个高校里的任何一个位置上都想方设法把自己能够做的事都做出来，把身边人能够发挥出来的潜力都发挥出来，即便不能够做到完美无缺，也要做到问心无愧。
2.创办《清华社会学评论》
强爷到了清华以后从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实实在在的尝试，其中一个尝试就是要办一个好的刊物，后来就试办了《清华社会学评论》。在正式推出之前，强爷说：“我们除了要有中国大陆自己的编委，也得有海外的编委，让我们把国际上学术刊物的匿名审稿制度在中国内地做起来，这样一来，让我们自己的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有一个很正派的学术刊物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不要迫使他们去拉关系甚至用钱去买版面，那是歪门邪道。”他当时很激动地说。
所以《清华社会学评论》创刊号出来后，上面就有我的名字了，强爷就跟我说，丁爷，你现在是编委了，但是你要晓得你是“无偿编委”，就是不拿钱的编委，但是你要给我们把好关，凡是跟你的研究课题有关系的，这个文章你要给我们审一审，看看是否能够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出来。所以从《清华社会学评论》第一期开始我就是编委，而且我在那个刊物上发表的至少3篇文章之后都被《新华文摘》或者《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强爷说，我们也没什么稿费，你不要计较了，我在外边找几瓶好酒给你喝了，这也对得起你了。因为他经常出去开会，有机会就在当地找两瓶特色好酒。同行的人有时问起，他每次都解释：我不太喝酒，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天天要喝酒，讲起来你们大概也知道，叫丁学良，这个酒实际上我给他提回去。因为国内的班机上是不能手提酒的，每一次他都要专门放在行李箱里托运，每一次托运回去以后强爷就要跟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说，丁爷，赶快过来吧，又给你弄了几瓶好酒，可麻烦着呢，因为等行李要等很长时间。强爷这个事儿不是做了一年两年，而是十几年都干这个事儿。
3.分内分外，躬身亲为
李强转到清华以后，有好几次我回来看他，都发现他比在人大的时候人瘦了一大截。我就很委婉地问他：“强爷，你怎么搞得这么瘦啊”？他说：“丁爷，你不知道，我现在管的是个大摊子，我这个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是清华大学最大的一个学院，800多人啊。”我一听就彻底晕掉了，问他，你这800多人，有多少是看门的，有多少是打扫卫生的，有多少是保卫人员，有多少是勤杂工？他说：“丁爷，这800多人都是正式的，没有一个是你讲的那种人，这么大的一摊子，什么事儿都有可能找到你，除了学术研究、开会这种大事以外，什么家庭纠纷啊，孩子上幼儿园啊，从家里开车到学校来没有停车位啊……这些事儿都来找你。我有时候想我这个院长也不是总后勤部长吧，但是想想呢，人家找你也是对你的信任啊，所以我有时候实在是跑不动了，我也要挺一口气为他们再跑一圈。”
我好几次跟他讲，强爷，像你这样跑下去，别说一天24小时，一天48小时你都跑不下来，你的身体要跑垮了怎么办呢？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他的医疗检查怎么样，但是我看他的样子啊，隐隐约约感觉到他的身体很难抵挡他这样的工作量——他分内分外的工作量，这点要强调的，很多都不是他分内的事儿。我只要跟他在一起就会坐在他旁边，因为每次开会他都让我坐在他旁边，每次吃饭都让我坐在他旁边，我能清清楚楚看到他在正规场合开会或者是在饭桌的时候，越来越中气不足，中气十足是人的身体好坏很重要的一个标志。虽然他比我只大三岁，但是他讲着讲着有时候气力就不够了。我当时就非常地担忧，就跟他讲：“强爷，我对你不放心啊，你太过度地消耗自己了。”他说，丁爷，别担心，我们家的那位，你晓得，在北大医院啊。我后来也是因为他夫人的缘故，也到北大医院看过病。
三、李强对当代学术界的贡献
（一）心怀中华，促进三地高校学术交流
1.发起三地高校社会学研讨会
李强到了清华以后，两岸三地互动变得越来越密集了，但那时候的互动主要是在工商界，跟高教关系不大。强爷就说，我们大陆的学术界也不能在两岸三地互动中间不做点事儿，学术界要做点什么事儿呢，咱们可以领个头，让我们两岸三地的三个大学先做起来能带动全局。强爷考虑问题很周到，他说中国大陆呢，就让我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牵头，香港呢，丁爷，就由你们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部牵头。
当时最大的麻烦是在台湾地区找哪一个大学合适，本来台大或政大两个大学都有人愿意出面，不是我们找他，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大家都想做这个事儿么，因为这两个高校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台湾岛内是最强的。不过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还挺难办，因为这两个学校正式的头衔上挂了个“国立”，一挂“国立”到了中国大陆就不被许可，但是你要不让它挂这个头衔，台大政大就不给他们经费，这样事情就很麻烦，因为认为老师不是代表他们大学，而是代表个人出去。这两个学校的教授就讲，我们出去代表个人干吗呢，我们工资也没那么高啊。学校为什么不肯报销，因为觉得老师没把学校的头衔当回事，主要因为在历史上，“国立”大学是最好的大学，他们认为资格够老了也很骄傲，不挂头衔你等于把它头上一个“金冠”给摘掉了，不值得。
这都是很具体的一些事情，这样一来我们两边商量了半天，找不到一个办法让台湾岛内拥有最好社会科学的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过来人参会。后来我们想怎么办呢，既要找台湾岛内最好的大学之一，但又不要挂“国立”，最后就找了东海大学，因为东海大学是民办的，又很资深，它是个教会学校，而且很国际化，里面很多教师都是从海外聘请回来的，也有很多人不是华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这三个大学代表两岸三地，但是两岸三地的其他学校都有同等资格参与，轮流主办，但协调工作做得最多的就是强爷。这点要讲句公道话，他为了这件事情费了很多心血，因为他在中间协调，所以很多的关系就容易搞顺。
我现在回忆起来，很留恋两岸三地学术交流方面的几个具体的事件。虽然我们两岸三地在政治观念、意识形态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要很诚恳地讲，有一个基本点是一致的：我们都心怀中华，都想中华复兴。过去160年，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成为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最重要的主动参与者，根源在什么地方？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军事的、文化的、宗教的，所有这些根源，从学科来讲是社会学的最重要的主题。我们两岸三地开会的时候，虽然每一次具体的主题不一样，但最根本的是想找到：过去160年，中国社会里面有哪些机制有可能与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接轨？有哪些当时接上了轨，有哪些当时没有接上轨？我们不能够让这种接不上轨的困境延续下去。因为这种根本主题的激发，每届两岸三地的社会学年会在讨论过程中，发言人常常血脉偾张，意气迸发。作为主持人，强爷虽然坐在那个地方显得很文静，但他的脸色、他的眼神都透露出来，他亢奋啊，极其亢奋。好几次我发言，声音太大了，弄得那个麦克风声音更大了，有人提意见，强爷就说，你们要晓得，我们开这个会实际上是学术会议，但是我们根本的目标不全是象牙塔，所以我们发言人讲话情绪激动，是我们的一个强点不是弱点。他很会安排，讲完这个话以后，就悄悄跟我说，丁爷，你呀不用麦克风了，你嗓子够大的了，你就讲吧，因为那个会场也就一百多人么。
2.北京潭柘寺会议：中华文化，一脉相承
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次轮到清华大学作为主办方的时候，有人就说，在北京开两岸三地会议，要找一个能够明显体现北京特色的地点，当然我们也能够在清华大学开会，也可以到酒店开会，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的。但强爷这个人就跟别人不一样，他就把这个事儿当成正事，因为他是老北京，当时就跟好几个人商量，既包括清华的，也包括校外的，说这个两岸三地的会议也可以把北京学术界的其他一些人员邀请来参会，咱们在北京开会要有北京的特色。因为李楯家族是老北京，楯爷就说，我倒是提议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对外不开放，一定要通过清华大学开一个介绍信，否则我们这么多人去开会，违反了文物保护的规则。强爷就开玩笑说，哪儿啊？你总不能让我们到中南海去开会吧！楯爷说，不是中南海，是去潭柘寺，我们都知道在北京有一句老话，“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么一讲，强爷就跑去开介绍信，让那次在北京的两岸三地会议在潭柘寺里面开。潭柘寺的会议把香港台湾两地的学者给震惊了，尤其是台湾来的学者，对强爷钦佩得不得了，说你们有本事啊，能在这儿开会啊，仅次于我们在“故宫”里面开会啊！然后强爷很得意啊，他说，这不是为了彰显我们中华民族一脉相承吗？
3.台中的河南餐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
因为有了潭柘寺开会这么一个样板在那里，后来轮到在台湾开年会的时候，主办方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刚刚辞下来的主任但还是最资深的教授高承恕就很紧张啊，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地方跟潭柘寺的历史一样长。东海大学在台中市，会议期间我们在学校吃，在学校住，东海大学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校园，但是会议结束的时候要有一个正式的宴会，他们在台中也找不到一个跟潭柘寺一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地方，因为大陆的汉人移民到台湾，最早不是到台中，是到台南，然后到台北，台中是最后去的，就这几个大城市，大概也就二三百年的历史，要找像潭柘寺这样的地方实在没办法。
怎么办呢？高承恕非常有心，就让那些学生去调研，说你们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年份最老的餐馆，不要给我们丢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餐馆，大概有60来年历史，这家餐馆的第一代主人是从河南洛阳过去的，餐馆那个匾就是1949年从老家带过去的，而且是清朝末年老家的一个匾，可不得了了，餐馆里面所有供的菩萨塑像也是从老家带过来的。这家餐馆招待我们的时候，老板还特意出来跟我们敬酒，说你们在我这里吃这顿饭，给我赚面子啊，你们是最有名的大学教授，他晓得是北京的清华大学、香港的科技大学，所以这顿饭吃到后来，不管是喝酒的还是不喝酒的，人人熏醉，因为中华文化的脉络给接起来了。
4.福州大学研讨会：激烈争辩，惊诧学生
还有一件事回忆起来也生动，两岸三地的社会学年会在大陆开的时候，强爷讲，中国大陆大，跟香港不一样，香港只是一个城市，台湾也就有三个最重要的城市。他说中国大陆有那么多重要的城市，咱们不要老是在北京开，实际上他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推动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他有心。然后他就讲我来问一问，我们清华或者人大毕业的在地方大学里面当教师的人，能不能在他们那个地方承办这个会议，这样一来我们每年开会时就换一个地点，使当地的高校都有机会参与两岸三地的交流。他考虑问题的角度就是这么好。
那次会议本来是要在香港开的，后来我们一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就说，行了，也不要你们清华出钱了，这一次我们香港科大出钱，就把我们香港办一次年会的钱拿到内地来用，我们只要能报销就行。我们把这个经费申请来以后就跟强爷讲，你找一个地方吧。强爷说，这样好了，我们到福州去，因为台湾三分之一的人不都是从福建移民过去的吗，这样从台湾过来到这边开会特别亲切。我老开玩笑讲我让他当统战部长就是有理，他什么都考虑得很仔细，那次会议就由福州大学经办，具体的经办人就是甘满堂。
那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当时中国大陆也是香港非常火爆的问题——就是社会里面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贫富不均，但在讨论的时候，台湾学者基本上是听众。因为凭良心讲，两岸三地，贫富不均在那个时候发展得最快的是大陆，虽然不是很严重；香港一直贫富不均，大家觉得也是老调重弹；台湾贫富差距没那么大。所以那次香港来的学者就争论起来，也跟中国大陆研究贫富不均的学者争论起来，那一争论起来，我们一个个脸红脖子粗——底下那些学生就傻眼了。到了后来，办会的甘满堂就很着急，说午餐准备好了，大家赶快吃饭吧，能不能把饭吃完以后再争论。那次会议，把福州大学跟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有关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喊来了，因为他们要借助这个机会出去交流么，当时福州大学的那些学生就悄悄问甘满堂，说香港来的这些学者是不是平时关系很糟糕，怎么能撕破脸皮那么吵架呢？然后甘满堂就说，不是，他们是同事，按照国际学术界的惯例，争论是常态，否则你不知道你做的研究弱点在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怎么改，这才是要请你们来看怎么做研究的原因，没有争论，就没有学术。
强爷在旁边看得非常开心，他说，嗨，这才是正确的会风！不是互相拍马屁，当泥瓦匠，你好我好大家好。强爷一讲，我就知道当“泥瓦匠”是我们下乡知识青年在当时农村的一句老话。什么叫“当泥瓦匠”呢，开会的时候互相之间不讲真话，不讲实话，把矛盾掩盖，使对方不丢人不丧失脸面，就是当“泥瓦匠”。我们都下过农村的，开会一讲当“泥瓦匠”就知道大家讲的都是假话。
两岸三地的社会学年会办了三界，效果极佳啊！我就开玩笑跟强爷说，嘿，你不是统战部的，但你一下子就把两岸三地的根都接起来了。我这么说，我确实发现强爷虽然不嚣张不显示，看起来平平和和，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人串起来，他很宽容，又很善良，又很正派，所以同意他观点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跟他相处的时候，心情都很平静。
也因为他的这个素质，后来海外还有内地很多人问我，说清华大学这个李强怎么还在当院长呢？说当了好几届了吧，一届还是两届，两届了吧？我老跟他们解释，我说他自己也不想当了，他自己也不是个想当官的，因为我在清华和北京在其他内地高校里面听到，说清华大学这个摊子太大，而且处于理工科大学转型成综合性大学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遗留问题和新问题都要处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又是清华最大的学院，800多人，很多盘根错节的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在这种转型的关键时候，强爷基本上是各方面都能摆得平的人，并且作为一个院长，他也没有荒废学问，这点很了不起，他不只是一天到晚去开会啊，讲个官话啊，解决人家家庭纠纷啊，他还把自己的研究项目一步步往下走。所以我就跟人家解释，说强爷退不下来，是因为上面的人觉得他很可靠，下面的人也觉得他很可靠，在中国大陆啊，一个可靠就不容易了，两个可靠就更难了，找到这样的一个人真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评价是很实事求是的，就是他是“双可靠”，不是“一可靠”，上面下面的人都觉得他可靠，这样的人极少，他同时又对学问很认真很坚持，对人很厚道，要把这些素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啊，难得。这些都是事实，都不是瞎说。
（二）关注高教，助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出版
强爷做的事情中，有一件事后来影响越来越大。
前面提到强爷曾经安排我给清华大学负责文科建设的领导讲香港科技大学建设的经验，讲过以后我说，除了跟清华的校领导讲以外，我真想找到更大的场合去讲。强爷就让李楯去负责这件事，看能不能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厅做学术报告，那当时可不容易了，一般单位一般人还办不成这件事。清华的介绍信到了以后，强爷他们还要张罗，张罗什么呢，说北京电视台你不能只是现场录像、录音，要现场转播！这个更难了，本来录下来以后要编辑一下，强爷说不行，要现场转播，这个效果才好，真的不容易。我到现在都记得是2000年的5月份，我在香港科大刚放了假就急不可待马上跑回来了，因为这个机会难得么，然后就把标题定下来了——“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越来越认识到这个主题在中国大陆是多么受重视，从2000年的5月份，我一直讲这个题目，当然不是每年讲多少次了，但是每年都会讲，一直讲到2018年6月我在香港科大荣休为止。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内地稍微好点儿的大学都请我去讲过“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后来这些演讲整理出来的稿子就被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演讲集，题目就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好几本书，影响最大的就是这本。那个时候教育部从上到下，司局级干部以上人手一册；中国内地有名的大学的校长、副校长、院长也基本上是人人都有。我在中国内地，只要是去高校，一去人家就说，嘿，世界一流大学这个主题就是你讲出来的。而最早对全中国大陆产生影响的就是那次实况转播，讲了两个多小时。我到现在为止还保留了那个讲稿，讲稿就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印出来的，很厚，因为内容很丰富，包括后面点评啊、提问题啊等等。当时请来的几个点评人，有人就讲，这之前，我们就知道喊口号，不知道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的架构、制度、环节、操作。强爷当时就调侃，说你们平时是瞎“忽悠”，天天在那里讲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下子丁爷让你们开眼界了吧。所以他们非常非常感激。
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强爷只要他看中了什么事情重要，他一定想尽千方万法，把各种各样的人的资源、各种各样的物的资源，还有他能够协调的体制的资源——这一点非常重要，综合起来，落实下去，这种宝贵的品质很多学者身上不具备。
我跟李强交往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回味起来，他身上有那么多的优点、长处、特色，而他自己从来没有讲过他有这些优点、长处、特色，他认为这是他的本分，他认为他就应该做这些事，他不做这些事他觉得他愧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不像那么多人做了好事以后到处跟人讲，生怕人家不知道，而强爷做这些事就觉得他不做这些事是他的欠缺，做这些事是他的本分。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话题上，我在内地有那么大的影响，第一次开局是他安排的。
四、关注社会 关怀民生
（一）体验草根香港
有一次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时候，参加一个研讨会，刚好强爷去了，因为高校那个时候放假了，强爷那个时候对香港不太了解。那大概是在1999年的时候，然后强爷就跟我讲，丁爷，在这儿开会大家很认真，但会后那些正式的宴会啊官方的活动啊，我不太想参加了，意思不大，我们出去走走吧。我就跟他讲，好啊，你来一趟也不容易，香港社会是个非常复杂的多层面的人间世界，我们俩是研究社会学的，我们都知道，你要了解一个城市，不能只到它最光鲜的脸面的地方去，当然那些地方也应该去，比如说最有名的shopping mall，最有名的餐馆，最有名的服装店，还有戏剧院啊，电影院……那些地方当然应该看一眼。我说其实一个城市真正有味道的地方是那些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角落，因为那里面有社会的沉淀，是我们做社会学的人绝对不能够忽视的地方。
1.底层的香港：百年庙街
我当时对香港也不是那么了解，我就问了一个我带的香港本地的研究生，他给我介绍，说你要想了解过去一百多年草根的香港啊，得去庙街，“miao gai”啊，土地庙的“庙”，我当时还有误解，说我们不想去拜菩萨。他说以前是拜菩萨的，有菩萨庙，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僻，里面老的建筑和老的街道也没被破坏，那个地方就是底层的香港人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香港的地方特色，有站街女，因为严格来讲，香港是不可以有站街女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些黑社会的因素，因为那里有帮派，有地盘，有些餐馆，有些卖酒的小店，本地人都知道它们是哪一帮哪一派的；而街头倒卖假名牌手表、假首饰珠宝、假名牌衣服的多得很，倒卖电话卡，倒卖BP机的也多得很……我那个学生就跟我讲，那是最地道的香港的一块地方，香港警方老是想把这个地方扫掉，但是扫掉以后就扫掉一个特色，因为香港那边有很多底层的人就靠着这个过日子，所以我听了以后就决定带强爷去庙街。
2.另类田野：街边的社会学
等到正式会议完了以后，我们就背了一个大包，我跟强爷讲，你贵重的证件啊就不要带了，丢掉以后就完了，因为我对那个地方也不敢放心，但是我那个包里带了一瓶非常好的葡萄酒。到庙街以后我们就找了一家路边的大排档，因为人太多了，屋里面的桌子老早就给占满了，已经八点多钟了么，只能在路边的桌子上，那个塑料的桌子摇摇晃晃，我们俩就坐在那个地方叫了几样地道的传统的香港菜。当时我看了强爷的脸色，我能猜出来，那意思就是说，咱们在这边吃饭安全么？因为路边来来回回走的人中很多人一看都是歪门邪道的，有站街女、倒卖走私的、打架闹事的，他很担心，我们在路边吃饭弄不好被人家骚扰了再被打一顿。我说：“放心吧，强爷，不至于，我们只要不惹人家，人家不至于惹我们”。我讲着讲着就把包里带的葡萄酒拿出来打开，强爷感到很惊讶，说你还带了开瓶器呢，我说当然了，到这么个地方来，你要喝它的酒，你是喝不到这么好的葡萄酒的，他们喝的都是烈性酒，我说你也不喝烈性酒，我带葡萄酒当然要带开瓶器了。
我们俩就在那个摇摇晃晃的桌子边聊天，一直吃到凌晨三四点，聊了五六个钟头，在那个地方我们俩聊的就是什么叫香港？为什么香港有这么一种非常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街道？因为自从清朝末年香港被割让以后，很多本地人是靠着这个类似的活动维生的，当我们去的时候，香港街头已经不可能有黄赌毒了，但在历史上，黄赌毒是香港基层社会很重要的一块生计来源。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在那儿吃的那些菜都是这些底层社会吃了一辈子的菜，也是香港社会一百多年传下来的风味菜。每一道菜上来的时候你都能在香港的一个电影中找到那个镜头，包括那个吆喝的声音，上菜的姿态，甚至还有一个动作，强爷印象很深，如果你对那个上菜的服务员态度好一点，他立刻就把香烟飞过来，他不是递过来，是飞过来，你要接住，非常生动，就跟香港老电影演的一样。所以那次强爷就佩服我了，说，丁爷啊，你这个社会学没白学啊，你到香港来也就短短几年的时间，你这个社会学知识全部在路边了，跟这些灰道白道黑道在一起，这顿饭吃得味道十足。开心啊！
（二）走在台北街头
因为强爷推动了两岸三地的学术交流，所以我们就认识了台湾社会科学界的很多学者。有一次我们俩都被邀请到台北市开一个很大的研讨会，除了我们两岸三地以外，还有其它国家来的一些华人学者。
1.强爷的惊讶一：街头密集的小吃店
我因为从1980年代末就到台湾去做学术研究，所以对台北市很熟悉。这个白天的会议分两段，上午和下午，开了两天，所以下午会议一结束，我就跟强爷讲，咱们也不参加正式的宴会了，咱们就吃台湾的小吃，我特别喜欢吃台湾的小吃。强爷也愿意去，所以我就拉着强爷到台北市我们会场旁边的地方去散步。那已经是下午了，但不是很晚，是在政治大学旁边，那个地方大街小巷有很多小食店，人口非常密集。
我跟强爷肩并肩在附近散步，因为我最早在1980年代末就去过台北了，所以台北最早是什么样，我已经不再惊讶了。而强爷那是第一次去台北，所以当时非常惊讶，强爷惊讶什么事儿呢？
强爷第一个惊讶的是有这么多的小吃店，哪里来那么多客人呢？我说你要晓得台湾的小吃价钱不贵的，要知道在大学旁边有这么多的小吃店，就是因为大学生花不起那么多钱，消费不起正式餐馆，就是这些小吃店满足了大学生的需要。我说这里面的物价便宜、服务好，而且菜的品质很好，否则学生不会再回来了。
2.强爷的惊讶二：市中心的土地庙和菜地
他惊讶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散步走过的是寸土寸金的台北市的中心地带，但我们能看到很破旧的小土地庙，快两百年了，破破烂烂，靠着一棵大树，并且小土地庙门口有很多的香火。强爷就说，嘿，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怎么还有一个破土地庙呢？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市政府还允许在这里放一个土地庙呢？一上香容易烧火，从安全角度来讲也是个隐患。又走了一段路，他看到在那么个寸土寸金的台北市的大马路旁边，还有一块地种着菜，还能闻到种菜浇的肥料的臭味。强爷说你想在北京上海的大马路旁边怎么会出现这种镜头呢？
我就跟强爷解释，我说之所以我们在台北市看到这种场面，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深刻吸取了在中国大陆被共产党打败的教训，在大陆的时候国民党也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但是因为中国太大，而国民党当时的中央政府管到的地方太少，江浙、上海、安徽的一半、江西的一半，北方、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都是地方军阀在管着呢，所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推广不过去，这是事实。然后又遇上日本军队打进来，地方军阀闹事，后来又是国共内战，所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长期没有把中国的农民阶级、农村社会这个最重大的问题解决好。
自从国民党被打败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包括蒋介石最重要的助手陈诚深刻反省了他们为什么在大陆被中国共产党打败，根本原因之一是他们忽视了农民，忽视了农村，忽视了农业，忽视了土地，所以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在这方面就再不敢犯错误了。台北是台湾省的第一大城市，文官武官一大堆，但是绝对不允许他们轻易伤害私有土地产权，因为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因此才保住了在21世纪看起来很荒唐的镜头：闹市区是摩天大厦，几十层，紧挨着它的旁边是小土地庙，因为土地庙首先是有“土”的，这个土你不能动，你没权力拆它；大马路上开的是奔驰，名牌车，但不远就是一块菜地，你如果有时间一天都在那儿看着的话，你还能看到菜地的主人挑一担肥料在那里施肥呢，然后施完肥在旁边抽烟。所以我跟强爷就讲这个根源在什么地方，强爷当时就感叹，可见产权多重要，因为你保住了土地的产权，你才能保住产权之上的很多东西，你没有土地，什么文化啊，传统啊，其它的东西都保不住，因为你没有土地啊。强爷当时很感慨，所以那时候我很得意啊，因为这个东西也是我在台湾考察好多次以后深刻的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农耕社会所留下来的传统中，土地的产权是所有的产权中间最根本的，到现在我都这么认为。
（三）走进内地基层
1999年我从澳大利亚又回到香港的时候，碰上强爷到香港来开会，他说，你又回来了，是对的！你要是在澳大利亚永远待下去，你跟中国的接触就越来越少。像你这样的人，像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你走遍全球到哪里，也不管你在全球其它的地方做什么，你心中想到的头等问题永远是中国问题。你在海外的学问做得再好，如果你没有对中国人最关心的那些问题理出一个答案，尽管不是完美的答案，尽管不是大家都同意的答案，那你这一辈子的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你会满足于你做的那种专业工作吗？他这话讲得多诚恳啊！如果是开大会时他这样讲，我们还以为是领导讲话呢，但其实不是在那种场合讲的，所以强爷这句话我老记在心里。强爷身上有非常非常可贵的品质，这个就跟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有关系，我们都是下放的知识青年，而且他家的出身还不如我呢，我们家三代贫农，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知识分子家庭，还不如我根红苗正。但强爷多次找机会让我这个在国外待了几十年的人多回到北京，多回到内地，多一点接触社会基层的经历，尽管回来主要是开会或讲学，但是他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安排我走进中国的社会基层，他很有心。
1.关心平民的北京
强爷有一次找到一个人，很有名的一个摄影师，姓赵，叫赵铁林，这个人专门拍摄了南方的社会底层的照片，他说他摄影最好的作品是在海南拍的，好几次摄影的时候差点被警察抓走了，以为他是嫖娼啊贩毒啊什么的。这个人，强爷本身跟他不是很熟悉，但是沈原跟他很熟，强爷就委托沈原，说你认识那个人啊，你让他带着丁爷去看看那些快要消失的北京社会的角落，那些快要倒塌的老北京的很有历史价值的小胡同啊、四合院啊、老建筑啊、老碑啊、老房子啊、老店啊，甚至当年北京供骡马休息的这些地方，你都让他带丁爷去看看，这些地方很有历史感的，以后就没这些地方了。
那几天这位赵摄影师就带着我走遍了他觉得北京就要消失的拐拐角角。虽然我出国以前在北京住了两年，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机会到这些底层去，也不了解老北京的拐拐角角的那些故事，因为我是从南方过去，也不知道北京有这么深厚的积淀的东西。强爷就跟我讲，让你去看这些东西也不能白看啊，哪些地方不能拆，哪些地方不能改造，哪些地方不能给发展商就这么拿过去了，这些地方全毁掉了以后，老百姓也走了，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地皮那么贵，这些老的拐拐角角拆掉以后，普通老百姓回不来的。所以我很感谢强爷让这个赵摄影师带我跑了整整的五天，每天跑十几个小时，每天让我在那些最老最破烂的小店里面和大爷们一起喝酒，喝二锅头，我要听故事，就要请这些大爷们喝二锅头，大爷们要求不高的，56°二锅头来个两瓶，什么故事都来了。我很感谢强爷有这个心，他说丁爷啊，咱们要呼吁，老百姓要保留下来一部分，不然我们的后代就不知道20世纪上半叶北京还有这些东西，到了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少了，不能到了21世纪啥都没有了，我们不能做不肖子孙啊。多好 ！
2.新清河实验：研究转型社会的试验场
还有一次我回北京开会，强爷就说，开完会我让两个学生带你去清河看看，那里是个试点，很值得看一看。他也没有多解释这个试点的内容，因为我本人在出国以前并不是学社会学的，我是做哲学的——抽象的哲学史，所以社会基层不是我研究的对象，也不太清楚有哪些点值得去看。
强爷看到我对清河这个地方一点认识都没有，就跟我解释清河这个地方多重要，我要不去的话我都不知道强爷在那个地方花了那么多心思。他说，请你去看这个点并不是因为我现在在这里做课题，二十年代就有学者在清河做了，因为它有这么长时间的积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把前面几辈人在清河做的好的东西给积累下来，然后再传下去。这个是跟强爷几十年笃信的学术原则贯通的，他经常说，在中国做社会学一定要看看这个社会里最基层是怎么回事，不管你是研究工业社会还是农业社会或是转型社会，如果学问做不到在土地里扎根，这种学问是很虚的，而且对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对社会进步也没多大意义。所以他是有那么样的一种对基层对平民的那种关切关怀。
我听了这番劝告后就把其他事情推掉了，去了清河，之后组织了两场和当地民众的对话。其中一场对话讲的是当地农村社会既没有达到完全的都市化水平，但又不是像我1984年出国以前的那种农村了，所以它是一半都市化，一半还属于乡村社会。我也知道治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基层的专业的管理人员——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素质、他们的情怀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人是从外面过来的，他们未必对乡土社会有很多的了解，更没有很多的情感，说句很不礼貌的话，真到这里来工作的管理这种乡村社会的基层人员，都是把这里当成一个很暂时的过渡工作，这么一来呢，他们对基层的管制啊，发展啊，还有对基层社会在转型社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啊，他们花不了那么多的心思。
3.一以贯之的民生关怀
在“新清河实验”区一个社区座谈的时候，我就问当地人，你们住在这里，包括左右隔壁邻居们，你们遇到最多的事情是哪一类？年纪大的人就跟我讲，我们遇到最大的事，就是年轻人有一点本事的都跑掉了，到外面去了，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中老年人，生活方面不能遇到问题，要遇到问题就麻烦了。
这一下子就促使我想起来中国社会里面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因为20多年前我到北京去参加座谈会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很偏远的乡村，已经靠近河北了，我们在小面包车上，强爷就跟我们介绍说，基层社会的社会保障是在建设，但是资源严重不足，他当时就跟我讲，这个不够的资源在很多的基层被挪用，他说现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到老年社会，但是很快了，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是提前地建立，而是遇到大问题再建立就来不及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代代人都进入老年社会了，而这个老年社会的治理成本非常之高，他这一讲当时就激起我一个迅速的反应，我说根据我在国外看到的资料，中国大陆是全世界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社会，因为一胎政策的后果，所以到了2025-2030年，中国社会就进入了国际上所称的“老年社会”。如果到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可靠的社会保障系统的话，可能出现非常多的留守本地的老年人口生活悲剧或苦难的状况。我就跟强爷讲，既然你在清河做这个试点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报告从一个点反映到一个面，这对全国的治理都是很好的一个建议。因为我那个时候知道强爷是民政部的顾问，当然后来他们肯定是要提供建议。当时我也了解这个提建议很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你这个建议是落不到实处的。现在回想起来，从二十多年前他就在做这些基层治理的研究，把当前中国社会里最基本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实实在在的经验考察，他比很多的学者早好几步。
五、与李强的惺惺相惜
（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1.强爷的考古家学渊源
强爷做的是社会学的研究，而且很重视社会基层的研究，但其实他的家庭背景倒不属于社会底层，因为我跟他交往那么多年，我知道他很骄傲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外公。他在讲他的外公叫于省吾先生之前，我早就知道在中国近代考古史上有一个伟大的考古学者叫于省吾，我还没想到他们之间是亲属关系。
他一讲，我就感到很惊讶，我说因为我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到了美国以后，除了本人的专业领域我学得最多以外，从学术的角度我读得最多的、最愿意跟得上学科进展的就是考古学。强爷就问那你怎么会对考古学这么感兴趣呢？我就跟他讲因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校友，他临去世以前认为第二代中国考古学的领袖人物就应该是张光直，也是哈佛的，而张光直先生的办公室跟我的办公室在一栋楼里面，只差一层楼，所以我经常跑去跟他聊天，张光直就觉得我很“讨厌”，说我一聊就聊着不走，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但他的儿子跟我是同学。因为有这些前辈在前面作为榜样，所以我对考古学怎么进入中国，以及考古学家在中国的土地上做了哪些最重要的考察，这些考察在世界文明史上起什么作用……我是相当熟悉的，熟悉到什么程度呢？我当时就跟强爷吹牛：假如现在中国大陆能够聘请我当一个兼职教授，除了我的专业以外，他们还可以聘请我到考古系去，我会跟他们讲考古学。
强爷对这一点挺看重，他跟我讲，他的外公于省吾先生曾经把多年来花巨资收罗的一些宝贵的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馆，因为当时这些文物要么流落在民间，要么给外国人收购了，而收购最多的人除了到中国进行考古的考古队以外，还有一些是专门跑到中国来买这些散落民间的文物的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非常了解，他们很有鉴别力。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想把这些文物保留下来的话，你得自己花大价钱把它买下来。那个时候的中国很长时间里都处于内忧外患当中，就没有很好的条件来搜集民间的宝贵文物，而他的外公因为非常懂历史就把一些文物搜集保存下来。这个不是强爷跟我讲的，我读过其他的文章，说于省吾先生在世的时候，最骄傲的是他身边的一些甲骨文片，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代能识甲骨文字的，一个是罗振玉先生，还有一个是王国维先生，于省吾先生是第二代了。我读的一篇文章说于省吾说郭沫若识别了三个半甲骨文字，而且是比较容易的字，越往后的字越难识别，因为跟现在的文字一点关系没有了。他识别了五个甲骨文字，那比郭沫若多了一个半字，那可不得了了。这是我读的那篇文章说的。
于省吾先生搜集的文物之一是民间称呼的“越王剑”，越王剑不是一把，是有好几把，据说以前称之为越王剑的有五把还是六把，但在历史上都散落掉了。到了近代，只有三把，一把已经收进了故宫博物馆，还有一把找不着了，于省吾先生手里搜集的那把不知道属于那三把里面的哪一把，因为越王剑铸造的时候，每把越王剑上面有一个标记，这个我们没看见实物不知道。现在想起来，你说几个亿几个亿的财富在越王剑面前算什么玩意儿啊，小菜一碟，可见于省吾先生这一代中国文人的爱国情怀多伟大。
“当时研究古器物和古文字必须善于鉴定真伪，否则无法引用。为此，我搜罗了商代甲骨文、商周时代的古器物共二百多件，其中精品多属戎器，如吴王夫差剑、少虡错金剑、吴王光戈、楚王酓璋错金戈，秦商鞅镦、秦相邦冉戟等，遂以‘双剑誃’名斋。解放初期，我将所藏的古代文物均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我初期购买古器物，意在鉴别真伪、从事著述，后来趋于玩物丧志，深感忏悔，但这种爱好也不无益处，因为上述这些文物，在解放前如果留在商人手中，则大部分将被盗卖国外。”（引自：于省吾：《于省吾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
2.我的考古学爱好
我在海外对考古学进行了认真的学习，我还经常跟强爷仔细讲我为什么对这些事情这么入迷，举个例子讲，我怎么对甲骨文解读这个事情这么重视呢？我说是因为我到了台湾开会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找到两个人的讲课笔记，一个是李济先生的讲课笔记，一个是董作宾先生的讲课笔记。那个时候董作宾在学术界的学术地位远远低于李济，因为董作宾没有念过大学，李济是哈佛大学的博士，那可不得了，但董作宾有很好的家学渊源。我看到的资料说晚年的李济先生对董作宾先生了不起的成就有一个概括，说1949年他们这些人到了台湾，董作宾每天早上起来只有一件事，就是整理从中国大陆带过去的几万片的甲骨文，因为那些片是非常细碎的：有的上面有一划，有的上面有半划，有的上面是三分之一划，有的片上是一点，有的片上是一横，它们可以有很多种拼凑的方式，要把这个几万片的甲骨文给拼起来，那个时候没电脑，太难了。李济最最称赞董作宾的是，他一天到晚只做这件事，其它什么事都不做，他只要把这上面的文字能够拼出来，哪怕多拼出一个字，那中国文化的根源就多了一个解答，这是他终身的成就。
因为我读了他们的讲课笔记，所以我跑到台湾去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想拜访知道这些情况的老一辈。之后我又有一个非常好的缘分，就是香港科大的第二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丁邦新，他是江苏人，他后来也当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所长，因为这些缘分，他就跟我特别好，我就又认识了很多老前辈，也知道了中国很多考古的知识。
在这一点上，强爷对我挺佩服的，他完全没有想到我考古知识学了那么多，他这个话跟我讲了好几次，他说，丁爷，没想到你在哈佛念了个西方的学问，你还了解这么多东方文化的根基啊，你是个好学生啊。后来我就说，假如给我第二次选择的机会的话，也许我会到哈佛去学考古，我真的想读考古，我现在还在念考古的知识。
3.共同心愿：传承伟大学问
因为有这个机会在哈佛念书并教了一段时间的书，我有机会接触那些20世纪最伟大的华人学者及其学问。比如说，考古的知识，我是向张光直先生学到过，李济先生我没直接学到，但他的笔记我买到了，而且花的是高价；思想史，我是向余英时先生学到过；经济史，我是向赵冈先生学到过，赵冈先生是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是中国做经济史的一把手；当然还有哲学，王浩先生，他也是世界上公认的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1949年以前清华的高材生，也是哈佛毕业的，在内地时我都不知道这些名字，我到美国去才知道。我到国外去以后有机会亲身见识这些伟大的学者，这些抱着要把世界上的大学问好学问带回到中国的我们的前辈们，所以强爷老跟我讲，你有机会跟他们接触，向他们学点东西，你应该把他们的学问给传回来，我们这些人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传回来呢我们也能够把它们传下去，只要你把它们传回来，我们就想办法把它们传下去。所以我们俩之间差不多在所有的兴趣上，虽然不是完全一致，但基本点上都一拍即合，那些线啊一连就串起来了，不用花很多的精力还要再说服你啊，还要再论证啊，不需要的。
（二）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2018年夏天我被深圳大学全职聘请为特聘教授的时候，强爷很高兴，他说以后请你回来开会你就是内地学者了，报销什么的就不用那么麻烦了，以后你从深圳回北京很方便，每个月来一次，你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也好，给研究生做硕士博士论文的指导也行，或者开个讲座也好，给你的支付不会太多，不过呢我们管你酒喝，管你住，管你吃周围的菜馆。所以当时我很开心，如果不是遇上了疫情的话，那么2018年的夏天到2022年的夏天，这四年我跟强爷在一起合作的机会就会非常非常地广泛深入，因为那个时候我全职在内地。
一直到疫情之前的2019年6月份，在这之前，我每次到清华大学去，他都很有心，不但我们俩有很多的交谈，他都一定要把他身边年轻的研究人员和硕士生博士生找来，以非正式的座谈让我讲一讲海外在相关领域里面有什么新的课题新的动向。因为他很关心什么呢，就是中国大陆的学者首先要把从国际上那些很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学到手，然后再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样子才能走出一条眼看世界扎根中国的独立的研究道路。我们俩在这一点上一直有共识，这是我们俩讲了几十年的认知。
前面我讲到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话题，我很感谢强爷的安排和推动。深圳大学三任校长都读过我的那本《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演讲集，因此一直想聘请我，并对我有很高的期待。当然我也很感谢深圳大学，因为这个位置给我保留了7年，一直等到我从香港科技大学完全退休以后我才能在深圳大学做全职的教授。
2018年以后强爷还有两次具体的帮忙，是什么事儿呢？因为2018年我到深圳大学当全职特聘教授的时候，它的考核体制是“3+2”，先是3年，3年快结束的时候再增加2年，但中间有一个评审，2年结束以后有一个5年的总评审。我都不好意思，因为当时我也知道这个事挺麻烦的，要看很多的资料，我当时也知道强爷行政工作和学术工作太多了，而且之前在北京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也觉得他的体力越来越弱，我就不想给他增加负担，但是深圳大学就说，那你得请一些国内最知名的教授。我的特聘教授到了第3年快结束需要评鉴的时候，我本来不想找强爷，但深圳大学说，不管怎么样，你最好找一个李强这样的清华大学的资深教授，所以当时我请了校外的五位专家，头一位就是强爷。研讨会是视频形式，因为所有五位评审人中，他资格最深，等到我讲完了专业以后，强爷就作为第一个发言人很真诚地讲了评审意见。
因为强爷讲话从来不占别人时间的，他不像有些人地位高了名气大了，一开始讲话就没完没了，把后边人的时间都给挤占了，强爷从来不干这事儿，他很有教养。但那次我有点意外，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强爷说，对不起，我还要讲几句话。主持人就说，请讲请讲，强爷就说，你们感谢我来做你们的评审，其实我也得感谢你们深圳大学，我感谢你们深圳大学不是请我来当评审人，我感谢你们深圳大学很有眼光请来丁学良做你们的特聘教授，几十年我结交的海内外学者中啊，像丁学良这样的同事、朋友是极少的，我一生中间有那么多愉快的交往，有那么多愉快的话题，有那么多开心的讨论，最多的就是跟丁爷这几个人在一起。他说，你们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你别看丁学良有时候讲话很冒犯人，而且媒体上丁学良经常被误解为喝了洋墨水的人了，你们要晓得，丁学良在国外已经三十几年了，他还保持中国护照啊！他爱国是真的爱国啊！他要不是那么爱国，他拿哪个国家护照拿不到，他还保留中国护照。所以强爷在评审会讲了这番话以后，深圳大学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些事情深圳大学也不知道。
又过了两年，到了2023年8月了，又要评审，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不知道强爷住院了，那个时候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但是9月30号之前我必须完成这个程序。深圳大学又讲，说其他评审专家可以换一换，但是李强教授最好别换，因为他最资深，牌子最硬，所以我又不好意思又请强爷挺着病给我做了第二次的评审，深圳大学又跟我讲，在校外的评审专家中，第一个把评审表写得详详细细签了名寄回来的就是李强，我现在才知道，那可能是他生命最后之前向我表达的一种兄弟之情。
（三）同道知己，赤子之心
强爷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最知心最贴心的朋友之一！我跟他在一起有很多的故事，有些适合公开讲，有些也不太适合公开讲，因为大孩子那些胡闹的成分也有，当然胡闹的时候他是被动胡闹，他不是主动胡闹，因为主动胡闹的人太多了轮不到他。
我们交往一段时间的时候，每次见面他都跟我说，丁爷啊，你少喝点酒啊，你记忆力那么好，你要少喝点酒，你记忆力更好了，把很多在海外留学的了不起的事情给我们讲一讲。我就老老实实讲，我说我少喝点酒，多记点事儿，多记的都是无聊的事儿，不喝酒我记那么多无聊的事情干么？强爷了解我的这种生活方式，每过一段时间，有事儿没事儿我们俩都要通一段话，通话结尾总是类似几句话：丁爷，赶快到北京来吧，又给你找来几瓶酒，每次都是同样的话，除了给我找酒以外，还找给我吃土菜的地方，因为我在海外吃西餐，经常吃的话也想念土菜。我在北京待过两年，对北京的凉拌黄瓜啊，蘸酱面啊，香椿馅的饺子，手工做的死面馒头，非常想念。我一到北京，强爷就张罗找类似的地方去吃。
他也不让我住外面的大酒店，因为来回花时间，他尽量让我住在清华里面的招待所，他还特别跟接待人员讲，让丁爷住招待所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而是让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很贴心，就像亲兄弟一样。而且每次开会我都注意到他主持会议时，会把每个人讲话的时间都标注出来，谁谁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但差不多每次都给我例外，到时间以后他都会讲，丁爷，你多讲几句吧，你多讲几句吧，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非常希望我利用这个机会把从海外带回来的学术信息多讲几句，多讲几句，再多讲几句。
所以我就想如果强爷身体很好，如果再让他当5年清华的资深教授的话，像我现在这样，去年9月30号以后，不再在深圳大学当全职教授了，那我可能一年至少在清华待三个月。强爷当时就跟我讲过，你以后有时间也来清华当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我给你解决住宿问题。在清华学生中间，有些人很有志向很有情怀，我们这当教师的，最最有成就感的也许不是我们自己做出了什么成就，而是我们培养的学生能够做出好的成就出来，这是他作为老师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目标。
但是要说句实话，自从2018年我回内地以后，我就发现每跟强爷见一次面，心里都有点打鼓，他显得越来越清瘦，脸上没什么血色，我也不敢把话问得太直白，我老是担心他的营养不综合全面，因为他不是个贪吃的人，他生活得也比较清淡，也不像我有那么多嗜好，我就问他胃口怎么样。他脸上没有什么血色，我就跟他讲你没事在外面晒晒太阳啊，在外面多走走路，别一天到晚坐办公室开会，别管那么多事儿了，你把身体保养好，这是对学术界最好的贡献，是对学生最好的爱护，也是对家庭最好的爱护。我每次都委婉跟他讲，他每次都笑笑，说好好好，我晒太阳，我晒太阳，我多吃一点，多吃一点，丁爷你放心好了，我下午就晒太阳，下午就吃。
他最后住院之前的三年疫情期间，我们俩也不能见面了，我们俩动不动就打个电话，重要的事情就视频一下。我们俩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太太张老师就在旁边说，李强，你跟丁爷一讲话的时候你们俩就跟大孩子一样，就是那种口气啊，互相调侃，讲的话啊也是没根没袢，没天没地，但是你们俩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东西。
有一段时间他非常开心，就是他跟我讲他有两个孙子了，强爷那段时间最开心的就是和他太太两个人在家里带孙子。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强爷你现在心情好啊，是因为你跟孙子在一起，我说中国人讲：鹤发童颜，赤子之心，就是讲一个人的道德、教养、修养等等到了最高程度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一定是返老还童的，因为儿童的心最最干净、最最可爱、最最真诚，而且最最灵敏，在强爷身上就能看到这些东西。我说强爷你多跟孙子在一起，你多返老还童。
六、无尽的遗憾
（一）务实的做事风格
记得我1999年从澳大利亚又返回到香港以后，我感到最最珍惜的就是，强爷花了一些心思把我参与国内学术研究以及给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这条路啊，给铺垫了起来，例如，有一次强爷介绍我到某个部门讲我的一些社会观察，对方领导听得很认真，从头到尾拿个本在记，讲完以后，他就跟我说清华的李强教授介绍你来讲你的观察的时候，特别讲了一句，说丁学良教授心里考虑的问题始终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你一听就明白了。他说今天你讲了这么多的内容，有的我们是不怎么清楚，要感谢你，也要感谢李强教授。
有些例子现在看起来不算一件大事，但在那个时候，真算不容易，要办成每一件事情都不容易，真的，有时候为了办成一件小事，强爷回来就满头大汗，一坐下来，我们要问他，这事儿怎么样了？他说来不及讲话，先喝两杯水，擦擦汗，然后叹一口气，好在就是叹了气，讲了几句话以后，通常结尾一句话是：“哎，难归难，基本上还是办成了。”那时候我就马上会接着说，强爷，把你那个酒掏出来，咱们庆祝一下，哈哈。所以我们这些朋友，像李楯，像郑也夫，还有其他一些比我们大了五六岁甚至大个十岁的老兄长，只要到了这个场合以后都讲，强爷，我们这一帮兄弟能够聚在一起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靠你了，我们这些人只有想法，我们没你那个能力去周旋，我们没你那个能力从上跑到下，从下跑到上，跑来跑去都不是为你自己啊，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当时对他最挖苦的一个朋友，一个北京四中的老校友说：“你呀，可怜你了，强爷，老是跟那些当官的在一起，得求人，有时候也忒委屈你了，没有你，我们这些老哥们也只能找个破小酒店喝几杯酒发发牢骚，做事上规上矩，我们是不行的。”然后就把酒杯举起来说：“强爷，我虽然瞧不起你跟当官的在一起周旋，这杯酒我还是要敬你一下。”强爷说：“丁爷丁爷，你代我，你代我喝一杯吧。”
我们在一起就像一群初中生一样，不像五六十岁的人。那个老兄弟对他的夸奖，跑上跑下，跑下跑上，是很实的，多少次都是跑回来以后满头大汗，我们就很同情他，说委屈你了。他有好几次跟我们讲，你们这些人啊，不晓得要办成一件事儿太难了，你总归得有个人跑啊，你们不跑，我也不跑，事情办不成啊。他偶尔有时候也有点情绪，因为太累，我们这些人也很可怜他，其实跟他一点利益都没有，其实也是为了其他人跑，为了别人跑，为一个大的事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二）浓厚的家国情怀
强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有些场面蛮感动的。如果正式的会议或者采访已经完了，他都会把我拉在旁边，不要有任何人在旁边，他让司机也离得远远的，我们两个要讲几句知心话，这些知心话绝大部分都不跟个人有关系，而是跟国家大事或世界大事有关系。
有一次强爷就跟我说，香港回归以后面临新的问题，大陆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你人在香港，能不能多关注一下香港的问题。我以前从来不是研究香港的，因为我不懂粤语，就是因为他讲了这个话，我就多花了一些时间在香港问题上，而且他还给我介绍当时到清华来培训的一个香港青年，我也介绍我所认识的香港本地的学者在强爷开会的时候跟他认识，我说一个人对一个社会的了解要跟各种人接触，不能只跟同一种人在一起接触，你不能老是跟观点一致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话你做不好研究的。
2018年冬天我到北京来开会的时候，已经很冷了，那时候特朗普已经发起了贸易战，强爷非常担心，开完会以后，强爷就拉着我，在会场外面有太阳的地方散步。我就看他的身体比我虚弱很多，因为他穿那么多的衣服——毛衣，外面羽绒服，羽绒服外面又戴围巾又戴手套又戴了很厚的帽子，抖抖索索的就怕冷，而我呢，穿着单裤，外面就穿了一件长袖的衣服，套一件薄薄的背心。他看到我的样子，说你不怕冷啊，我说我不怕冷啊，因为我天天喝好酒啊，我开玩笑的。我看到他那么冷冷索索，心里就有点胆寒，说明他虚弱。所以我就挽着他的手，我们俩在路边一边晒太阳一边走路，他的步伐非常非常得缓慢，但他焦虑是真的焦虑，满脸表情沉重，他一直问我怎么看这件事，该怎么办。后来我就介绍了贸易战的来龙怎么样，去脉怎么样不太清楚。分手的时候他就讲，丁爷，我们俩能做点什么事情啊，我们俩也不是搞贸易战的，但是我们对这个国家有责任啊。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怎么经过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我们这一代人在最后享受到了这些成果，我们要为后代做点事，我们要告诉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儿的后人，怎么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强爷就说，你在海外待了快四十年了，你要把你这个长处要发挥啊，因为你知道中国人最关心哪些事儿，你也知道国外对中国怎么看，你在国外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哪些话不大好听，你回来也得讲，公开场合不能讲，我给你安排场合，你要讲啊，我们对中华民族有责任，我们不讲我们失职。
（三）最后的见面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6月“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加坡经验专题研讨会”期间，会议结束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强爷又把我拉到旁边，我们两个就在清华大学甲所停车场走了半个多小时，边走边讲，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个时候贸易战打得更激烈了……他的忧虑，他的担心，我是深深地分享。
那次我们两人分手的时候，我们俩舍不得分开。我们身在中国，眼看世界，我们互相鼓励对方的话，我没有背弃，他没有坚持下去。我说强爷，你把身体保重好，我们还能在这个目标之下做更多的事情，你比我也就大3岁，是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当时很多人没有挺下去，我们俩挺下去了，挺幸运的，而且都上了好大学。我说强爷，你就不要再做那么多行政的事情了，不要管那么多琐碎的事情了，你多留点精力保重自己。我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开玩笑，但是心理上老是有一种沉重的感觉。我说，强爷，说不定哪一天我从海外飞回来的时候，在北京机场看到你啊，我真不希望有人扶着你有人搀着你，我希望在机场看到你的时候我们两个能够快步地走向对方拥抱。
中国如何能够早日实现现代化，又同时能够介入世界文明的主流，这是强爷我们这一代人最最关心的问题，这也是强爷把我们撮合起来想多做点事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我们俩在一起讲话的时候能够什么话都讲到最深，就因为我们有最最根本的价值观的一致，虽然平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上做事，做的项目也不怎么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强爷的走带走的不仅是他自己身上的那些东西，也带走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很多无形的宝贵的精神的、文化的、价值的、理念的、历史的财富……所以他去世那天我一看到那个消息出来后我就傻眼了，我知道他身体不好，因为他已经有好两个月没有在微信上或者视频上跟我对话了，但是我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这么早……
（四）深深的思念
中国学术界像强爷这样的人太太罕见了，I am sorry，我有时候很动情，我就老在想为什么像强爷这样的好人走得那么早呢？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好人就这么走了呢？73岁在这个年头，就像是以前的53岁一样，刚刚过了中年啊！
我们这一辈人，就是1950年代出生的人，能够存活下来的人很幸运，在能够存活下来的人中能够念到大学研究生的就更少了，我俩后来还出国了，所以强爷跟我两人是幸运中间的幸运中间的第三等的幸运，因为我们对当官发财不感兴趣，从做学问来讲，那真是幸运中间的最顶级幸运。强爷身上有那么多的好的品质，我们这些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些人也低于他身上这些好的品质，即便我们自己不具备，因为他的朴实，他的宽容，他心态的开放，他生活方式的简朴，他对学生的爱护，他对青年教师的帮衬，他为中国政府行政部门做咨询时提的扎实措施建议……你很难找到这么多优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身上跟他共同的优点可能就两样吧：对知识的追寻从来不是假的，还有对这个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这两点我们是分享的，他的其他优点恐怕我就不具备了。
想想很悲凉，强爷走得太早了，一叶落而知秋啊，1949年以后出生成长的一代最优秀的人，这些年来都陆陆续续走了，很多人我都认识。我想念他想念得不得了！
一叶落而知秋啊，走的是最优秀的一代人！最优秀的一代人！一个个走了……
补记
我最后要加一部分总结强爷后半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其实有一个很要害的理念贯穿强爷后半生的学术研究，那就是坚持社会学对民间社会的深层关怀。
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从海外回来的时候，强爷那个时候考虑从人大到清华来重建社会学，我就跟他特别讲，强爷你是从英国回来的，我是在美国拿博士学位，但是我要讲一句很坦率的话，对美国社会学这几十年来就是从1980年代以来的这个发展趋势，我不是完全认同。美国社会学的主流越来越把社会学变成一个technical的学科，搜罗数据，然后做回归，然后从数据中讲一些在我看起来很直接的问题。
社会学从诞生的时候起，根本的一个定向就是要考察最早一批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国家遇到的一连串的大问题，而这些大问题并不是任何一个边界清楚的学术分支能研究的，所以才叫社会学。一看那个名字就知道了，社会学是sociology，这个ology就来自于biology，生物学，就像你研究生命你不能仅仅看那些技术性的东西，你要看整个的互动包含的所有要素，所有内部和外部的互动，所有小环境和大环境的互动。因此我对1980年代中期——尤其是从1983-84年开始，美国最重要的社会学系基本上就定下来的未来的发展趋势不是很认同：就是越来越technical，越来越重视的事情就是搜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回归数据的这个技能，我并不是反对这个技能，我反对的是把这个作为社会学的主流。
我说强爷，中国社会又庞大又古老又复杂，而且20世纪以来经历过那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要重建好发展好社会学这个学科，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这条道路，我们还要看一看和马克思那个时代差不多的第一代社会学的大师们关注的问题，也就是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杜尔凯姆，稍微晚一点的马林诺夫斯基，再晚一点的还有美国的塔尔科特·帕森斯。你到清华去重建社会学系，一定要把欧洲的这个老的传统就是马克思那一代的传统同美国的传统结合起来，美国重视的是研究方法，是数据，尽可能的客观，这个不错，但是绝对不能取消社会学的深度关怀，不能够用技术性的社会研究方法取代社会学更深层的对民间社会的关怀。当时我跟强爷讲的时候，我很激动，强爷也很激动，强爷说，放心好了，丁爷，我们就这么干，我们不会让中国的社会学走上那么狭窄的只重视技术手段的一条道路。（注：李强先生对美国社会学道路的反思，见其口述史《天下第一等的好事还是读书》最后一部分，https://mp.weixin.qq.com/s/3bqA8TdvYIsr9NII6U-Rfw）
回顾强爷几十年来的学术成就，他一直坚持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一方面他在清华有条件的时候请海外的学者来，既请美国的也请欧洲的还请日本的，偶尔还请韩国的，说明他心态的开放；另一方面，你看他重视的一些研究课题，既有跟数据搜集有关系的，但更多的是跟政策的社会关怀有关，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覆盖面非常广，都体现出深切的社会关怀。有一次我到清华去开会的时候，他跟我讲，因为他对中国社会走向老年社会非常关心，还成立了一个清华大学老年研究中心，这也是他张罗过的，我还有这个记忆。所以实际上他走得太早，但是他留下来的遗产很丰厚，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讲一些更多的我和强爷之间讨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