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下一个月的时刻，CNN把这场风险极高的政治拼搏称为A World Election世界选举，并不过分，其结果确实会影响全球各个区域的重大事态。
中国毫无疑问是外部世界最关注这场大选结果的国家之一，我们皆知美国最近两届政府——尽管是由川普和拜登两组天差地别的团队构成——，都明确界定中国是它长期面临的头号威胁。不过在中国内地的主流媒体上却看不到对美国大选的密集评论，这种沉默寡言意味深长，它与前不久普京扬言他希望哈里斯胜选形成鲜明对照。普京的公开表达堪称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实乃弄巧成拙。全世界都知道普京最希望川普得胜，美国因此更加警惕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干涉，全面加强反干涉的情报操作。
首先须说明，本文的 “胜出者” 是复数不是单数，至少是指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两位，后续评论里还要检视这两位身旁的资深官员和顾问，即美国行政当局的决策团队。大多数旁观者也许觉得美国政治制度里的副总统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从20世纪的美国政治史来看，副总统在特殊关头可能一下子变得头等重要。在我的研习视野里，至少有三个案例值得回顾，因为它们对今天和明天的美国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局势举足轻重，尤其是对亚太包括中国。
第一个案例是1945年4月12日发生的事件，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因为战争，连续四任武装部队统帅）的总统小罗斯福脑溢血去世。
他的去世并不特别令平时关注美国高层的人意外，双腿残疾的他多年来就是靠轮椅行动。然而这是一个非常时刻，不仅对美国本身意涵重大，对那时的亚洲主要交战国——首推日本和中国，外加菲律宾——更是命运攸关。
欧洲大战的结局基本上已经明朗，纳粹德国苟延残喘。但在亚洲，日本帝国上下还是自信能够凭着独一无二的精神道德神力，以 “一亿玉碎” 的超级觉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亿战死，抗击美帝），阻止美国军队攻占日本列岛。美国政界和军方也已经测算，如果日本真是全民动员（实际上当时日本没有一亿国民，只有7千多万）拼死抗击，美军的死伤会高达不能承受的数量。正在亚洲前线的美军记者报道：总司令去世 “这条消息引发了一片震惊、悲伤，以及对未来战争走向的忧虑”。
接任的杜鲁门从1933年起就是副总统，但他默默无闻，公众对他没有很多认识更没有信任。假如他决定不向日本列岛全面开战，日本帝国就不会灭亡，被它占领已久的中国东北和台湾、朝鲜半岛等，甚至香港和东南亚几个岛国，也还会继续在东京的掌控之下。然而继任的总统杜鲁门胆气坚挺，行使最高统帅的权力下令血战日本列岛，最后甚至动用原子弹，彻底击溃日本解放了亚洲。
第二个案例是2000年当选、四年后连任的小布什身旁的副总统 Dick Cheney。老布什对于自己的牛仔儿子就任美国最高统帅不放心，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儿子从来没有处理过这类生死存亡的大事，老布什于是请他的老友切尼出马扶持儿子。切尼在最重大最难拍板的对外政策上为小布什掌舵，在引起剧烈争议的关头比如反恐战争该打不该打，为小布什当局的政策解释辩护。切尼因此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力和影响的副总统，有电影描述这些精彩故事。
与我们最有关联的是，美国政界和战略圈原先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作为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的头号假想敌国，即将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由于9/11恐怖袭击，切尼辅助小布什对美国的大战略作出及时调整，把恐怖主义列为美国的头号威胁，而把中国列为美国反恐大战略的合作方。此一战略转折，让中国获得15年的和平发展机遇。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做的研究报告《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第五章里，有详细的历史追述。
第三个案例是奥巴马两任期间的副总统拜登。拜登在外交事务领域里经历丰富，曾长期当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奥巴马选择低调谦和善于谈判的拜登作副总统，本意是要扭转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再继续小布什任期的单边主义和悍然用武的冲动。在与外部世界加强相互理解和合作的新政策时代，拜登参与了很多具体操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建立了与中国最高层的友好关系，他经常夸耀他是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然而，担任副总统八年的经历，却令拜登转变成一半的国际事务现实主义者。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他们团队越来越不相信美国与中国政府能够在最关键的领域里合作前景光明。拜登带着这样的经验，在当选总统后制定的大政策，就把强化竞争而非深化合作作为应对中国的外交战略的基调，延续至今。
以上三个案例提醒我们，美国副总统至少在下述情况下能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原总统突然去世而接任为新总统，总统缺乏国际事务经验必须依靠资深的二把手作决策，任职副总统后参加大选得胜成为总统。
这三种情况在目前和近期的美国皆有可能出现：无论是哈里斯还是川普得胜，泛滥的枪支暴力都有可能把总统击伤击毙，导致副总统接位；川普高龄，也许四年做不完就不行了，或者他的官司结案迫使他下台；哈里斯的外交经验太少，要高度依靠副手Walz，而Walz是和中国交流经历非常扎实的人；Vance才39岁，川普选他作副手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忠实接班人，不管是再过四年还是八年之后，出马竞选总统。所以我们讨论美国大选胜出者对中国的影响，必须把总统和副总统作综合的考量。
中立的观察界已经感觉到，本届美国大选可能出现几种戏剧性的演化：双方选票数过于接近，票数稍微少一点的那方拒绝立马接受自己败选的结果，或是向最高法院上诉判决，或是要求重新点票。最高法院或是达不成判决结果，或是判决结果不被某一方接受，于是不得不把争端移交到众议院去投票。
所有这些变故都会拖延大选结果合乎程序的最终确认，这样的话，也许不得不临时安排一位代理总统（众议院议长）坐镇白宫。更糟糕的是，被裁决败选的一方拒绝认输，号召民众抗争，抗争的方式并不限于街头闹事，还包括在多个区、县、州发起法律诉讼，指控本地选举过程有技术误差或舞弊作假。川普及其铁杆支持者在2020年1月已经这么做过，至今也没有把他本人修理得怎么样，他的支持者再大干一场又何妨？这是美国制度赋予他们的机会。英语世界早就有智者之言：Never say Never in politics（在政治中绝不要说 “绝不”）！
当今的美国政治已经进入物理学中chaotic theory混沌理论所描述的状态。毛泽东教导我们：“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此乃普遍规律，东西方一样。不过毛从来没有细说，大乱的代价有多大？这才是我们做研究的专业人员必须估算的。
在下一篇评论里，我们试图比较若是哈里斯团队胜出，与若是川普团队胜出，对中国的影响有哪些异同，代价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