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的时候总会有恰当的人出现。

决定大清王朝命运的南北议和，两个代表唐绍仪、伍廷芳，受到举世的瞩目。

两个人有着相似的背景，都出生在广东，都呼吸过欧风美雨，受过西方文明的教育，唐是留美幼童，耶鲁大学的学生，伍在英国受的教育，并获得律师资格，在香港执业，两人都曾受命出使美国，熟悉外交。那一刻他们分别代表政治上对立的南北双方，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对话。

当时伍廷芳正在上海赋闲，他后来对身边的秘书傅秉常说，“第二任驻美钦差大臣职务为清廷撤换于任期未满之前，设非如此，恐决无此机会代表革命政府主持南北议和。天下事之因果变幻盖亦难以逆料也。”

上海独立后出任军政府民政长的李平书去劝他出来办理外交，他最初并没有答应，以年老推辞，正好温钦甫来看他，两人一起力劝，他才接受。“此—著实为紧要关头，当日若非伍先生出任外交，各领事未必承认”。他自述，陈英士、高尔登也曾前往劝驾。

上海立宪派的重要人物唐文治这些人对他出任外交都感到欣慰，给陈英士写信说：“以谓此重要之位置，必如伍君之中外素深景仰者，方足以胜任愉快。”

傅秉常曾看过伍廷芳关于辛亥议和之回忆录，“唐少川挽人以私谊奉劝伍先生，请勿坚持立场、不必如此积极。伍先生答称，此为良心问题。和议问题影响国家祸福至深，因此毫无考虑让步之余地。”南北和谈第二次会议时，他就对唐说，“我初亦以为中国应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及时。惟今中国情形与前大异，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

对于伍廷芳，当时的人评价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11月13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给驻华公使馆代办写信说：

据说伍廷芳加入革命运动的消息将会得到外国的热烈欢迎，他的见识和稳重，以及他对西方世界各种现代机构的深刻了解均被认为是十分可靠的保证。这是一个有能力胜任他所接受的职务的再好不过的人选。

如果可以相信上海《中国快报》的说法，在美国，人们都把目光注视着他。卡内基先生祝贺革命党人所取得的成就，伍廷芳给他的回电说：“我们感谢您。我们为自由和获得一个好政府而奋斗。请您请求贵国政府承认我们。”伍廷芳收到回电如下：“我国肯定是首批欢迎一个兄弟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中国快报》发表了一份华盛顿电讯，宣布说这个承认问题已提请讨论。

美国传教士汤姆森两年前就认为，伍廷芳在内心深处也是一个改革派，他会对中国的变革选择“同情的关注”：

这个聪慧、现代，机智的中国总长……他隐藏得太深了，他从来没有谈到过革命。

……伍廷芳知道将来会发生革命，而且他全心全意地赞同，虽然只是在暗地里。他是第一个坚持应该让革命政府得到各国承认的革命者……

汤姆森甚至称他为“中国共和革命中的杰斐逊”，11月15日，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刊登伍廷芳和温宗尧署名的《答外国友人书》，被他誉为中国的“独立宣言”。

留美学生顾维钧记得曾参加几次伍廷芳的讲演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认为在美国是很受欢迎，他应邀到美国各地讲演，受到美国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有些讲话已经载入世界最佳演说集。他每次出来，都穿着华丽的中国长袍，罩上一件同样华丽的坎肩，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前面缀着大宝石，仪表堂堂，令人难忘。

当年《纽约时报》曾发表过《传导欧美文明的先驱伍廷芳记》[1906年5月28日]，称他为——“我们那位贤明、风趣的老朋友伍廷芳”。

在颜惠庆的印象中，伍廷芳是腐化的。

许多外交官、记者对他印象不好，1911年12月20日，英、美、法、德、俄、日六国驻上海领事先后拜访了唐绍仪和伍廷芳，将一份备忘录交给他们，表达六国的看法：“六国政府认为中国目前战乱的延续，不仅使国家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侨民的物质利益和人身安全面临着危险。”要求尽快达成有利于平息战乱的协议。

当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向外务大臣内田的汇报说，伍廷芳“喋喋不休”，“态度颇为傲慢”，“伍廷芳之态度已使各国领事产生不少恶感。”

次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写信给外交大臣格雷就说：“伍廷芳秉性难移，喜出风头”，说他是个“在香港当过律师的饶舌的老家伙”。

1912年1月22日，英国《泰晤士报》的布拉姆给驻华记者莫理循写信，“读了伍廷芳在美国的讲话后，我总把他看作‘大叫驴’。”

伍廷芳给英国驻北京武官的乔治·柏来乐的印象，“是一个闲扯淡的家伙，不是一个倡导革命的人。”

倒是袁世凯对莫理循说，伍廷芳是“真正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