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一般都知道伍廷芳，因为在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过程中，作为南方各省民军的全权代表，与北方唐绍仪、袁世凯等驰电往还，进行和平谈判的就是他。且在孙中山先生组建的南京临时政府中，伍廷芳还曾被任命为司法总长。只是和他所“服务”的南京临时政府一样，伍廷芳任此职时间甚短，不到三个月就和整个临时政府一道集体辞职了。对于伍廷芳来说，法律的科班出身，加之在外交实践中的长期浸淫，使他在这两个领域都独领风骚，游刃有余。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国家和其侨民来说，一个懂法律的外交官是非常重要的。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赴欧美留学的学生中，大多学习实用科学，比如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学习的竟是海军，研习法律等社会学科的可谓凤毛麟角，这可能与公派学生多以兴办洋务为主有关。伍廷芳则不同，他是“中国近代自费留学第一人”，所选的专业法律，也是当时的冷门。对科举不感兴趣的伍廷芳，从圣保罗书院毕业后，即在香港高等审判厅谋得一份英文译员的职业，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还有相当稳定的收入。不过，长期的译员生活，使他深切感受到法律在英国治理下的香港社会的重要，也使他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繁荣与法治的密切关系。1867年6月，港英政府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赋予港督以公开招商开赌的权力。伍廷芳认为聚众赌博的合法化是对中国人的侮辱，遂上书港督，力陈奖励赌博决不为法律所允许，强烈要求收回成命。然而，区区一个法庭译员的上书，又怎能撼动港英政府呢。这次的经历使他萌生了赴英求学、研习法律以图强的想法。1874年，时年32岁的伍廷芳“奋发走英伦”，“习法律，开游学之先河”。

伍廷芳在英国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该院与内殿律师学院、中殿律师学院、格雷律师学院并称英国四大律师学院。林肯律师学院具有严格的校规，学生必须住在学院内攻读12个学期即3年的课程，学习方法以“模拟审判”和研析案例为主。伍廷芳在英国留学的三年期间，系统地学习了英美法系中的各门课程，而尤以刑法与国际法最为擅长，为其日后从事外交和法律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代的法科学生都知道，英国法的学习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些淹没在陈年判例中的法律规范，对于一个英语非母语的学习者来说，其困难可想而知。

多年以后，伍廷芳曾在《一个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曾译《美国观察记》）中，谈到“美国的礼仪规范”时，不经意地说起他在英国学习时的情景，“我曾在伦敦林肯协会就读法律，那儿有一个供协会的学生和成员使用的一流的法律图书馆，我几乎每天去那里钻研法律，老是坐在同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桌子对面的椅子通常被另一个法学学生占据，我们面对面坐了几个月，却不曾说过一句话。”寥寥数笔，给我们描绘的是一个“学霸”在林肯律师学院时的学习图景。1877年1月，伍廷芳以优异的成绩从林肯律师学院毕业，顺利取得法学博士学位，获得大律师资格。

1877年3月，伍廷芳学成归国后，获得了香港华人圈里的几个“第一”：第一位取得外国律师资格的华人大律师、香港“太平绅士”中唯一的中国人、香港立法局议员中的第一位中国人。几年后，因其通晓经商、刑名、律例、国际法而进入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府，担任其法律顾问。1896年，伍廷芳被委任出使美国时，美国的“排华法案”甚嚣尘上，保护华工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就成为其重要的使命。在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中，规定各种华工暂停十年入美，留学生、旅行、贸易人等赴美，须有中国政府凭证，各州均不许华人取得美国公民资格等。

伍廷芳在任驻美公使期间，即通过照会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在谈判中据理力争、通过演讲向美国民众说明排华法案的不公正等勠力解决问题。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后，伍廷芳在《美国观察记》中，呼吁美国政府废除这一歧视性的法案，“中国并不要求特殊待遇，它只要求它的人民受到同其他国家公民和臣民有的同样待遇。难道伟大的美国仍旧拒绝同意这一点吗？”然而，这种情况直到二战期间才发生了改变。1943年，随着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参众两院才通过《马格纳森法案》，废除了自1882年以来美国政府所通过、颁布和执行的一系列排华法案。

从近代以来，中国就被迫绑上了与国际交往和世界全球化一体化的战车，中国人也开始探索在国际大舞台上的生存之道。不走寻常路、也无寻常路可走的伍廷芳，作为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人，以其法律专业所培养的底线道德和原则，在国家交往中既不卑不亢，又据理力争，本着开放、包容、合作的心态，处理前所未有的外交难题，这或许正是那一代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吧。像伍廷芳这样外交与法律皆通的人才，堪称清末民初各种类型政权的“国之重器”，得之何幸。

作者简介：马建红，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2018年8月1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