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23日伍廷芳逝世，当时媒体给伍廷芳定义为“在中国最先代表共和主义之人”，“中国民治主义之祖”【《伍廷芳病故广州》，载《中华英文周报》1922年第7卷第165期】，这个评价实为贴切。

可是有份创刊不久的《努力周报》，于7月2日发表一篇叫《这一周——伍廷芳死了》的“社论”。

文章说“他的死耗传出之后，无论南方北方，无论孙派陈派，都对他表示一致的敬意和哀悼，我们对他的为人，也表示相当的敬意。”

接着，用一种轻佻的口吻评价说：“至于他的盖棺定论，我们想用‘福人’两个字包括他的一生。”讲到他的“大福份”，其一，是1917年伍氏任国务总理时，始终拒绝那解散国会的命令的副署，认为“确可以表示伍氏的人格”。文章说黎元洪也有表示人格的机会，但反而为伍氏提供了独享盛名的机会了。其二，是说他对孙中山的始终帮助，也是他人格的表示。凭其年辈和名望都可以使西南政府增加重量。伍氏逝世，恰当孙文失败，“这个时候死去，不但他自己始终不变节的人格，格外从失败里照耀出来，并且使人们对他晚年扶助的那个虽失败而究竟不失为正义的旗帜，格外发生一种同情的敬意。”【适、 H《这一周——伍廷芳死了》，载《努力周报》（北京）1922年第9期第1版】

明明是讲伍氏的人格、名望、气节，却用“福份”来概括，实在有点文人的酸味。

笔锋一转，文章又不乏尖刻地说：“他在海外作外交官时，全靠他的古怪行为与古怪议论，压倒了洋人的气焰，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居然能使一个弱国的代表受许多外人的敬重。他的见解是很浅薄的，他对于东西文化的见解尤其是很浅薄的，然而西洋人被他那‘老气横秋’的大模样震服了，竟有人尊他为中国式的学者的代表人物！这种福泽已是很难得了。他在外交界占的地位，使他在国内政治上的事业也格外顺溜。”

《这一周》对伍氏的评论文章，虽属鸡蛋里挑骨头，酸味很重，但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

此文到底出自何人之笔？

事实上，《努力周报》是胡适于1922年与同仁共同创办的论政刊物。此文署名“适”，《这一周》先后并列发表的另一段文字，是讲北京的政府裁员与减政，署名为“H”。从语句语气风格看，疑似出自青年胡适之手笔。这“适”之后的“H”疑似Hu Shih的缩写。

说别人给予伍廷芳人格“一致的敬意”，同时又忍不住讥讽他的学识浅薄。文章自恃学识渊博，爱对他人评头论足，这应该是符合胡适的特点了。三十而立的胡适，难道也避免不了学人常见的年轻气盛之骄狂自信？

经查证，此文编入1928年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作者的确实是胡适【此文编入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9月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76页。参见李忠兴：《伍廷芳晚清政坛的“新型官僚”》，《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 期】。 伍廷芳比胡适几乎年长50岁，当年的胡适不免年少轻狂。岂料他自己16年后也当上了驻美大使。

这里值得一说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胡适说伍氏的两次“大福份”，是指什么事？究竟怎么看？二是说伍氏在海外的言行“古怪”和“浅薄”，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两个问题分别涉及伍廷芳的做事与做人。

在伍廷芳逝世100周年之际，带着这两个问题，可解析伍氏的法律人特征——谔谔之士的法科“棱角”。

之所以说伍廷芳的棱角是“士之谔谔”，是因为他为大格局而争。形式上的“谔谔”不难，有些人如井底之蛙却可以咄咄逼人。伍廷芳因通晓中西，领悟文明，能以法理分辨是非。只不过，他的“谔谔”不只是面对皇上，还面对众庶。因此，伍廷芳的“棱角”里面还交织着法律人的专业性格，是传统士大夫所罕见的。

法律专业“棱角”，加上伍廷芳性格的“棱角”，因此双重“棱角”在他身上更彰显更放大了。如果伍廷芳出庭当辩护人，他一定是个标准而称职的律师。法律人的专业性格是讲规则，讲逻辑，讲事实，规矩中正，因此刻板钻研有余，圆融世故不足。胡适看伍廷芳，极为类似于今天一些人看律师一样，有难言的别扭。

而他的“棱角”在当时能被各方接受，正是因为伍廷芳做事的格局和受人敬重的人格。

其人格与格局的独特性就在于，规矩中正，学融中西，洞明国是，独立思索，秉公果敢，勇立潮头，超越自我，拼搏终老。与他同时代同僚们唯唯诺诺的沉沉暮气相比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伍廷芳通中西，辨然否，有格局，面对旧制度敢于运用新理念新知识，是为谔谔之士也。他对待世界文明潮流和民族前途命运，有合乎常理的积极态度。因此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具有了历史穿透力。

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下，伍廷芳式的“棱角”都是必要的，独特的，珍贵的。

2022年6月于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