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体现了我国市场导向改革的“结构升级”。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将会推动创新驱动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性进展。
未来的5～10年，我国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重要的转型。而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需要对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环境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作深入分析。具体来看，笔者认为，在“十二五”及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可能面临三方面的重要挑战：
——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在今后3～5年中出现一定幅度下调，进入中速（次高）增长期。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超过30年，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持续超过20年的较多，超过30年的很少，大国中尚无先例。此外，笔者研究发现，二战以后高速增长的典型国家，如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其发展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当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或略多一点的水平时，工业占GDP的比重、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开始明显降低，进入一个较低的增长期。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将超过4000美元。因此，如果今后3～5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我国人均GDP将进入上述速度下降的敏感区。面对这样的变化趋势，我国现阶段“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即速度与效益同向变化，就必须进行实质性的转变，摆脱对规模扩张的依赖。
——要素成本上升，迫切要求增长动力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当前，“招工难”、“加薪潮”等现象的出现，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结构性、阶段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此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关键在于把以往因体制缺陷而低估或外在化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内在化于企业，这样也会增加企业成本。在这些变化推动要素成本上升的同时，劳动生产率能否相应提高就成为突出问题。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快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但成功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景并不明朗。
——由于大量流动性的注入，我国将面临相当大的包括商品和资产价格在内的通胀压力。
笔者认为，从内在逻辑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可能经历三个阶段，即私人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全球货币体系危机。目前正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之中。美国等具有全球储备、交易货币发行权的国家，为了缓解本国危机、刺激需求，实行低利率、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后果之一就是对新兴经济体形成巨大的通胀压力。从国内看，近年来形成的巨额信贷资金消化也需要较长时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上几个方面的挑战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即增长速度的下降将使需求规模相对收缩；要素成本上升则使供给竞争优势减弱；而广义上的通胀压力将加大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并分流本可用于实体经济和创新活动的资源。这些挑战的同时出现并非偶然，意味着过去30多年支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系列条件组合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与条件组合相匹配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也必须相应转变。
笔者认为，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最重要的是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而新形势下实现经济转型，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突出。以往市场化改革的进展，集中表现在初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上，例如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的放开和成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流动等。随着增长模式的转型，今后市场化改革应更多地转向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中高级生产要素上来，其中包括人才、技术、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对此，笔者的一些建议如下：
首先，促进大学教育的改革和开放，改变“大楼越来越高，大师越来越远”的状况，减行政化，去官僚化，增强学术主导和知识的创造性。可采取创办教育改革试验区，与国际名校合办示范性分校等措施。
其次，深化科研机构改革，借鉴深圳等地成功经验，鼓励设立产学研用密切结合、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的新型科研机构，用增量带动存量，推进科技资源的重组。
第三，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衔接，更大范围普及职业教育，提高技术工人比重，尤其要重视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素养和技能。
第四，放宽服务业的进入限制，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进一步破除垄断、鼓励竞争，给各类企业和个人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激发创新活力和增长潜力。
第五，继续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不能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否定我国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必要性，在汲取教训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为实体经济、为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有效资金支持的金融创新。
第六，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的同时，要促进人员的合理流动，使保障性资金可转移、可接续，保持劳动力市场必要的灵活性和竞争性。
第七，实施竞争导向的产业政策，把保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类财产权利、维护公平竞争放在优先位置。行业管制要以节能、环保、安全、质量标准等为重点，不再延续对企业生产和投资中规模、品种等的直接干预。由企业自主推进并购重组，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产业集中，逐步形成一批具有持久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第八，改进政府支持创新的政策，避免撒胡椒面式的补贴办法，着力支持新兴产业、新技术供应链瓶颈环节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