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要素禀赋、要素流动与要素收益分配在国际经济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生产要素及其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和新趋势，主要包括：要素的流动性与风险防范显著增强，要素流量比要素存量更加重要，要素空间集聚日益显著，要素的异质性特征突出，新兴生产要素不断涌现，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改变要素流动结构，数字技术及COVID-19疫情增加要素流动的不确定性，要素收益分配问题重要性凸显，要素的国内调整与流动加快。当前，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国际要素分工与专业化越发重要， 因此，在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更加重视国内要素收益分配、要素自由流动、要素的制度差异以及要素质量升级。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生产要素 要素流动
全球化是随着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不断超越国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贸易投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相互交流与融合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全球性或区域性
的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的高度流动性与市场一体化进程，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商品和要素的价格趋同、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ORourke， 2018）。因此，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当代经济全球化最本质的特征，是影响和决定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本文将深入研究生产要素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的角色及作用，剖析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要素及其流动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与新趋势，探讨要素国际化条件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的方略。
一、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生产要素：禀赋、流动与收益分配
随着全球范围内贸易分工的深入发展，围绕贸易动因、贸易模式、贸易收益分配、生产与贸易的空间定位及组织方式等命题，经济学家们先后提出和发展了以国家间相对生产率差异解释贸易现象的比较优势理论，关注各国要素禀赋差异对贸易形式影响的要素禀赋理论，基于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的新贸易理论，聚焦微观生产率差异下企业异质性行为的新新贸易理论等四代国际贸易理论。这些贸易理论均将生产要素作为影响贸易动因与形式的重要因素纳入理论分析框架。此外，生产要素除了可以通过商品或服务贸易进行间接流动外，还可以进行直接跨国流动，主要表现为资本流动，即国际直接投资（FDI），以及自然人流动，即移民。以下将对国际经济学理论中生产要素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梳理和总结性分析。
（一）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
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倾向于生产并出口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同时进口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而各国的生产成本的比较取决于单一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相对生产率与相对要素报酬（工资）的差异。Ohlin（1933）进一步将对贸易动因的解释扩展到多元要素（最基本的是资本与劳动力二元要素，后来又扩展到包括土地、人力资本等其他要素），建立了以生产要素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该体系包括四个非常重要的原理。第一个也是最基础性的原理阐释了要素禀赋与贸易的关系，即一国通过出口相对充裕要素密集生产的产品，进口相对稀缺要素密集生产的产品，可以改进该国福利水平，这就是著名的“赫克歇尔-俄林定理”（H-O定理）。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国际贸易实际上可以通过商品的交换与流动表现为各国相对充裕要素的净流出及相对稀缺要素的净流入（Vanek，1968）。
第二个原理是关于贸易对国家间要素价格差异的影响，即“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H-O-S定理”）。Ohlin（1933）认为贸易及要素流动能一定程度上缩小国家间商品价格的差异，进而平衡国家间的要素价格水平，由此出现价格均等化趋势。Samuelson（1948，1949）进一步指出贸易分工将通过其隐含的要素流动导致参与国家间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不断缩小，与此同时，要素价格也逐渐趋于均等化。
第三个原理是关于贸易对要素收益的收入分配效应。這种影响取决于要素流动性的程度。Stolper和Samuelson（1941）证明，在长期内，当要素充分实现部门间自由流动时，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将提升本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益，而同时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益。而在短期内，当部分要素不能在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国际贸易将提高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特定要素”（specific factors）的实际收益，而降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特定要素”的实际收益（Samuelson，1971;Jones，1971）。
最后一个定理阐述了要素增长与产出的动态关系，即要素供给的相对变化将导致不同部门间的产量波动。在要素和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某种生产要素相对供给的增加会提升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商品产量，而同时降低其他要素密集型商品的产量（Rybczynski，1955）。
（二）要素禀赋理论的拓展
基于要素分析视角，要素禀赋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各国国际分工与贸易行为。然而，其基本模型与结论建立在一系列严格假设的前提之上，包括：只有两个国家，每个国家只生产两种商品，每种商品都使用两种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在国家内部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家之间则不能流动;不存在贸易壁垒限制，不考虑运输成本;贸易平衡即出口恰好能够支付进口;所有市场均为完全竞争;生产要素无限可分且同质;两国生产函数相同且规模收益不变;两国需求偏好相同，不考虑需求因素对贸易的影响。以上假设前提显然与现实情况相悖，从而也为经济学家后续拓展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第一是放松国家间要素流动限制来考察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的关系。一是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相互替代。对商品贸易的限制（如进口关税和配额等）会促进要素的跨国流动，而要素流动限制（如对境外投资收益征税）很大程度上也会推动国际贸易的开展（Mundell，1957）。二是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相互促进。各国生产技术差距、对生产征税、垄断、外部规模经济、要素市场扭曲等情况导致的要素价格差异很大程度上促进要素流动，由此形成的要素禀赋差异及专业化分工将显著推动国际贸易（Markusen，1983）。三是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的关系不确定。如Norman和Venables（1995）基于H-O-S模型的拓展，发现贸易与要素流动是否相互促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条件，包括要素流动成本大小及流动要素的收益是否汇回母国等。
第二是放松生产要素同质的假设。对于20世纪40至50年代美国更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里昂惕夫之谜”，如果考虑到相对于其他国家劳动要素而言，美国劳动者生产效率更高的事实，该谜团将得以解开（Leontief，1953）。Leamer（1980）进一步建立了涵盖资本（分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劳动、土地、自然资源等在内的多要素分析框架，基于H-O-V模型的检验发现，如果将净出口与国内消费的资本劳动比率进行比较，“里昂惕夫之谜”并不存在。此外，对于现实中贸易流量隐含的要素规模显著小于预测值的“消失的贸易”（missing trade）现象（Trefler，1995），Davis和Weinstein（2001）利用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引入要素的国别生产率差异能一定程度上增强H-O理论的有效性。
第三是考虑要素市场存在扭曲和低效配置的影响。要素市场常常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完全竞争与价格扭曲现象，Bhagwati（1968，1969）关注了要素市场不完全竞争、工资差异、工资黏性等市场扭曲对贸易收益的影响，发现国内要素市场扭曲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贸易收益水平，并可能导致贫困化增长。
第四是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生产要素配置及收入分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不断下降，跨国公司把产品生产链条进行细分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统一配置。在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为特征的国际分工背景下，中间品贸易成为新兴国际生产与贸易体系的关键特征，而无论是不同“环节”的生产分割还是不同“任务”的服务外包，仍是以各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为基础，同时在不同国家的贸易收益分配也体现出其他生产要素的技术与生产率水平差距（Jones and Kierzkowski，1990，2001;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
第五是国际贸易对国内要素流动和收益的影响。国际贸易流动以及贸易自由化政策短期内在不同程度上冲击进口竞争部门，而促进出口部门的发展，因此将导致生产要素的跨部门流动及调整。研究文献表明，贸易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放大了技能溢价，从而加剧了国内收入分化，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发展而愈发明显（Feenstra and Hanson，1996;Cline， 1997;Bernard and Jensen，1997）。此外，研究还表明，当要素流动程度相对高时，容易形成以广泛的阶级或阶层（如政党和社会组织）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冲突，而要素流动程度相对低时，往往形成以狭隘的行业利益集团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冲突（希斯考克斯，2015），因此，要素市场的灵活性与调整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
（三）二（多）元要素世界的消失
以各国要素禀赋结构差异解释比较优势来源，由此回答贸易动因、贸易模式及收益分配等核心命题。要素禀赋理论自提出以来，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分析框架。然而，“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发现相当规模的贸易是在要素禀赋相近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形式也越发表现为产业内贸易而非产业间贸易，而以上现象并不能由要素禀赋理论得到充分合理的解释。
鉴于此，以Krugman（1979，1980，1981）、Helpman（1981）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消费者多样化为主要内容构建了“新贸易理论”（即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在理论与经验上诠释了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差异化产品贸易的新格局，尤其是在贸易量（即贸易的“集约边际”）外引入了贸易种类（即贸易的“广延边际”）这个关键变量。与前两代贸易理论类似，新贸易理论仍以产业作为研究单位，并假定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在规模与生产率等方面具有同质性。Melitz（2003）、Yeaple（2005）、Bernard等（2007）则在放松企业同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垄断竞争模型与企业生存模型相嫁接，研究了生产率异质性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由此将贸易行为的研究维度深入微观企业层面，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即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与要素禀赋理论的二（多）元要素结构不同的是，后两代贸易理论的基础模型大多凸显出单要素特征，即仅以劳动作为生产要素进入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即使强调要素禀赋的异质性特征，也是以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进行划分（如Krugman，1981;Melitz，2003;Yeaple，2005）。具体而言，生产要素在后两代贸易理论中的角色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要素禀赋相似假设。后两代贸易理论放弃了衡量要素结构差异的要素密集度指标（如资本与劳动比 K/L），而仅以劳动（L）作为单生产要素。第二，规模经济的来源。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企业专注于规模化生产某种产品，劳动供给的增加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和降低平均成本，由此实现内部规模经济并成为产业内贸易的动因。第三，市场规模的刻画。劳动（L）既是生產层面的要素投入，同时也是需求层面的消费者，在新模型中一国劳动者的数量可用来度量国内市场规模大小。规模经济条件下，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母国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就越强，其出口价格优势就越大，由此决定了贸易模式及流向。第四，贸易福利的源泉。劳动供给的增加在降低产品价格进而提升实际工资水平的同时，可供消费的产品种类也随之增多，由此导致消费者的福利提升。此外，贸易通过行业内的资源配置优化推动了生产率水平整体提升，也促进了福利的提高。第五，生产空间布局的决定。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市场规模较大（人口相对较多）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及可消费产品种类均较高，从而对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产生“虹吸效应”，进而出现生产的地理集聚现象。
总体而言，正如Krugman（1979）所述，“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别的必然结果”，生产要素在后两代贸易理论体系中的角色并不像 H-O 理论中那样起区位禀赋的决定性作用，在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生产要素更多地是发挥生产的规模效应与需求的多样性效应。
（四）国际直接投资（FDI）理论
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包括Hymer（1960）和Kindleberger（1969）的垄断优势理论、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Kiyoshi 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等。特别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LI）综合概括了影响FDI的主要核心因素，即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location）和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当企业同时具备以上三种优势时，才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虽然上述理论致力于解释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决定因素、行为方式等内容，但是由于缺乏一整套规范的理论分析模型，故仍更多地停留在概念（conception）层面。
近年来，借鉴Coase（1937）的企业内部化及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思想，Antràs和Helpman（2004）、Helpman等（2004）建立和发展了企业国际化生产的组织理论模型。他们关注了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在组织形式（一体化或外包）及空间布局（在岸生产或离岸生产）方面的选择，发现由于一体化（即FDI）比外包（即贸易）需要更高的固定成本与组织管理成本，而离岸生产比在岸生产需要支付更高的沉没成本，因此，高生产率的企业会倾向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一体化整合，中生产率的企业将选择外包方式，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则更多采取本土化生产。
在资本要素流向方面，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意味着人均产出水平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产出较高，而人均产出水平高的国家（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产出较低。在要素流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资本将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直至两国的人均资本水平及资本报酬率相等。然而Lucas（1990）指出，现实情况与理论预测正好相悖，资本并没有更多从回报率低的发达国家流向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而是相反。
针对卢卡斯悖论揭示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分别从人力资本异质性（Lucas，1990）、制度质量差异（Kletzer and Bardhan，1987;Alfaro et al.，2008）、国际资本市场扭曲（Gertler and Rogoff，1990;Gordon and Bovenberg，1996）、政治违约风险（Lucas，1990;Reinhart and Rogoff，2004）等视角给出了合理的理论解释。在实证研究方面，Clements和Williamson（2004）及Alfaro等（2008）分别采用一战前英国对外投资的历史数据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国面板数据，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资本仍然是由收益率低的国家流向收益率高的国家，其关键在于发达国家的制度质量显著优于发展中国家。
（五）自然人流动与移民理论
在商品、服务、资本加快跨境流动的同时，大批自然人也频繁跨境流动和迁徙，成为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另外一个要素流动的显著特征。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国际移民报告》指出，全球目前共有2.72亿移民，大约占全球人口的3.5%，自然人流动与移民日益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会出现大批人背井离乡长途迁徙？传统移民理论认为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工资收入差异是移民的主要诱因（Ravenstein，1885），当移民后的预期收入足以弥补迁徙成本时，就会出现人口跨境流动，直至迁入地和迁出地工资收入趋于均等化（Sjaastad，1962;Harris and Todaro，1970）。然而，事实上，在国际移民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国家间工资差距并没有趋于收敛。为此，Stark和David（1985），Stark等（1988）指出与商品和其他要素不同，劳动力具有更为明显的情感需求与色彩。同参照群体比较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将推动移民通过更换工作及生活环境來改变他们在原有参照群体中的定位，甚至融入新的参照群体。Portes和Bach（1980）及Piore（1983）则从需求角度提出发达国家本地劳动力往往不愿意从事苦力或底层工作，客观上需要国外移民来填补其空缺。
此外，Alexander等（1982）基于全球化的视角，认为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人口迁移，跨国移民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的扩展和渗透，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Mabogunje（1970）、Kritz等（1992）则强调移民网络对国际移民的作用，指出由于殖民、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联系等原因，核心移民接受国与移民输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由此导致后续的大规模移民。
二、经济全球化中生产要素变化的新现象与新趋势
在现代国际经济学理论中，要素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动因、贸易模式、贸易收益分配等重大问题的解释力有所下降，但要素结构、要素流动及收益分配等仍然是经济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命题。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要素跨境流动与空间布局、要素异质性及结构升级、要素收益分配与跨部门流动等方面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现象与新趋势。
（一）要素的流动性与风险防范显著增强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球或区域性的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加快整合和一体化，由此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大规模跨境流动，以贸易投资为载体，要素跨境流动的自由化、便利化和规则一体化特征日益明显。
首先，各国贸易与投资壁垒的大幅降低、双边与多边贸易投资协定的签署，大大促进了要素跨境流动的自由化。根据WTO的《世界贸易统计年鉴》（2019）显示，近年来世界各国的适用最惠国关税率平均水平由2006年的10.2%下滑至2018年的9.0%，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从5.6%和9.5%降低为4.3%和8.4%的水平。在国际投资方面，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总共签署了3317项国际投资协定（包括2932项双边投资条约和385项含投资规定的条约），其中2658项国际投资协定在实行中
资料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2019年报告：《世界投资报告2019》（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其次，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Free Trade Zones，FTZs）的加快发展，显著推动了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化。据统计，目前全球147个经济体共有近5400个经济特区，还有500多个新经济特区正在筹建中
资料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2019年报告：《世界投资报告2019》（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快促进以投资贸易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营商环境的改善显著降低了要素跨境流动的成本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显示，2019年12月，全国进口整体通关时间为36.7小时，较2017年压缩 62.3%;出口整体通关时间为2.6小时，较2017年压缩78.6%。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0/0114/c1004-31547335.html。。最后，以“边界后措施”领域为核心的第二代国际经贸规则更加强调规制融合，如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标准等，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要素跨境流动的规则一体化。
然而，随着要素跨境流动自由化、便利化和规则一体化进程加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安全与风险问题，包括商品流动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及贸易摩擦，资本流入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稳定、企业成长及资源环境的影响，国际移民对迁入地就业、工资水平及社会稳定的影响，网络信息、数据流动对国家信息安全的影响等等。为此，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要素跨境流动的风险控制和监管力度。如2018年，约55个国家和经济体出台了至少112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其中34%的措施引入了涉及国家安全、外资股权比例、原材料采购及雇工本土化等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新限制或条例。此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变得更加普遍，从2011年至2019年3月，各国至少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进行了41项重大修订，至少有11个国家引入了新框架。大多数修订是通过增加新的部门或活动、降低触发门槛或扩展外国投资的定义等途徑，扩大了筛查规则的范围同①。 。
（二）要素流量比要素存量更加重要
关于要素规模的度量通常有两个维度，一是诸如资本、劳动力、土地禀赋等“要素存量”概念，二是货物流转、服务外包、资本流动、数据流量等“要素流量”概念。前者主要反映要素的静态总量规模，后者则体现要素的动态速度。随着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增强，要素流量的作用日益显著，一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小国和地区以及大国的特定区域中心（hub）凭借在物流、资金流、人流、数据流等方面的巨大流量优势，占据了交通运输枢纽、国际贸易中心、物流仓储集散地、离岸金融中心等重要地位。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自由贸易港，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等。由于享受特殊监管模式，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较高，货物、境外资金、人员可自由进出，加之优惠的税收政策与激励，自由贸易港往往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和物流运输集散地。以新加坡为例，其凭借724平方千米土地、570万人口，2018年完成出口贸易4130亿美元和进口贸易3710亿美元，分别占全球出口贸易额和进口贸易额的 2.1% 和1.9%，位列出口额排名第15位和进口额排名第16位。二是离岸金融中心，如伦敦等，因其享有充分的金融监管自由、较低的融资成本、优惠的税收政策，故成为全球金融网络中跨国资本集结和流动的枢纽。据估计，英美前100大上市公司中至少有80%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了分支机构，而世界50%的跨境资产和负债通过离岸金融中心进行转移（Garcia-Bernardo et al.， 2017）。三是国际交通运输枢纽，如埃及、巴拿马等横跨两大洲的国家港口城市。以连接南北美洲、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为例，它使得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程缩短了1万多千米，从此其也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黄金水道”。据统计，目前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货物年总运量约为3亿吨，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巴拿马也由此成为主要的国际航运中心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连续多年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领跑（曹廷，2017）。
（三）要素空间集聚日益显著
在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的同时，某些特定区域凭借在地理区位、市场规模、生产配套、创新能力、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吸引大量资本、技术、高级人才、管理等要素聚集，而众多高级要素集聚催生的知识溢出和产业关联对周边生产要素又形成巨大的“虹吸效应”，由此形成诸如中心商务区、科技研发中心、采购中心、销售中心等形式的总部经济。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以创新和服务为特征的总部经济，主要分布在纽约、东京、伦敦等少数城市及周边区域。以美国为例， 其总部经济主要汇聚在以下几个区域：一是以纽约总部城市为中心的美欧大西洋国际经济区域;二是以洛杉矶总部城市为中心的环太平洋国家亚太经济区域;三是以洛斯阿拉莫斯总部城市为中心的世界航天技术领域经济区（卢超、陈震，2008）。以上地区汇集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科技服务人才，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创新型企业，最为发达的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商业服务业，成为全球科技创新枢纽和经济增长引擎，其中，又以享有“硅谷”之称的圣塔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最为典型。截至2016年，这片长约40千米、面积约1500平方千米的谷地聚集了5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上千名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数以万计的自然科学和工学博士，约39万高端技术人员;吸引了全美近40%的风险投资，创造了上万家科技型企业，其中包括惠普、苹果、英特尔、施乐、思科、甲骨文、雅虎、谷歌、脸书、推特、特斯拉等众多世界级公司;同时还孕育出了包括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家，成为世界范围内创新和新经济的代名词。而高级要素集聚也使得硅谷的135万从业人口创造了加州10%、美国1.34%的GDP，年新增专利技术占全美新增专利总量比重持续在10%以上（穆桂斌、黄敏，2018）。
（四）要素的异质性特征突出
相对于企业异质性，生产要素的异质性更加明显，它不仅体现为要素自然属性的不同，即使同一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的内涵及作用也有显著差别。
要素的异质性主要源于其生产率或成本差异。首先是劳动异质性。在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中，Leontief（1953）发现美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相当于外国的3倍左右，随着19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速度加快，该比例不断提升。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统计核算，2018年美国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17倍、高收入国家的1.24倍、中等收入国家的4.37倍、中低收入国家的4.82倍和低收入国家的28.15倍。此外，按照受教育程度或技能水平的差异，劳动要素可以细分为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WIOD数据库中的SEA账户（Socio Economic Accounts）把劳动要素划分为高技能劳动、中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三类。以美国为例，在2009年全社会劳动受雇佣时间中，三类劳动要素占比分别为34.55%、56.93%和8.52%。由此可见，由于劳动个体的技能水平及生产效率各异，劳动要素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其次是资本异质性。按照对技术进步及产出效率的贡献差异，资本可分为“内嵌型技术进步”（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ETC）的投资和“非内嵌有体现型技术进步”（dis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的投资（Hulten，1992;Greenwood et al.， 1997）。正因为资本异质性的存在，不同类别投资创造的增长效应及技术进步效应表现出较大差别。例如，在1980—2004年各投入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中，中国设备物资资本和建筑资本分别占28.81%和20.66%，而设备资本ETC和非ETC分别占14.12%和21.21%。相比较而言，美国设备物资资本和建筑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为17.34%和10.64%，设备资本ETC和非ETC分别占18.17%和22.63%（黄先海、刘毅群，2008）。
（五） 新兴生产要素不断涌现
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物联网、3D打印和區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速发展，催生了数据和信息的新生产要素。2012年全球数字信息总量约为2.7万亿千兆字节，2016年数据量达16.1万亿千兆字节，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10倍，达到163万亿千兆字节（WTO，2018）。
在“万物皆可数字化”的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数据、数字基础设施等新生产要素的规模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充分分享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红利。可以预计的是，在国家层面，由于巨大“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发达国家与数字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在企业层面，数字资源禀赋及其使用频率通常与企业规模成正比，大企业在线销售规模及份额总是高于小企业，数字化正导致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两极分化，尤其是市场份额差距的扩大。同样，数字化发展将极大地提升数据库管理员、网络技术人员、软件设计开发人员、规划人员和大数据分析师等高技能岗位的需求，一大批高度常规化的工作，如制造业生产工人、数据录入员、邮件分拣员、零售工人、行政助理以及书籍和音乐商店的工人等可能逐渐消失。因而，数字化技术能力差异还将进一步拉大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差距。
另一方面，以技术密集、数字密集为特征的新生产要素不断涌现及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交割结算等环节的重要性凸显，正日益重塑着比较优势的来源。具体而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强化技术及资本要素的地位，廉价劳动力优势将逐步被人工智能、3D打印机等先进技术削弱;贸易数字化使得偏远地区更多参与全球生产和国际分工，传统的地理区位及交通基础设施优势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由于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需要依托能耗较大的存储设备、电力供应和冷却系统，能源丰裕程度及其基础设施建设变得更加重要根据Van Heddeghem等（2014）的估计，2012年通信网络、个人计算机和数据中心占全球用电量的5%左右，这一数字自2007年以来增长了约20%。;数字技术进步及数字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明显，依托较大国内市场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市场规模将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此外，随着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数据流动监管、数据隐私和知识产权等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对政府监管和政策规制提出更高要求，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构建更加完善且与国际接轨的体制机制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体现。
（六）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改变要素流动结构
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在显著降低运输和物流成本、跨境成本、信息与交易成本的同时，对各国关于电子认证、消费者保护、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边界内措施的国际接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贸易成本降低和规制融合将推动贸易结构、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的改变，进而深刻影响要素流动结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贸易成本的降低不断扩大可贸易品的范围，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服务贸易方式及结构出现新的变化，互联网和在线平台、移动应用等数字技术创新了远程服务、共享经济等服务提供方式，物流距离重要性的降低意味着商业存在模式将逐渐被跨境交付模式取代，在贸易结构方面表现为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数字化服务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旅行或运输等传统交易服务，2014年以来已经占据全球服务贸易的一半以上份额（WTO，2018）。在货物贸易方面，数字技术在推动计算机、电信设备、半导体等信息技术部门快速增长的同时，将大大促进某些类别商品的贸易，包括以生鲜食品、时尚产品、急救医疗设备及全球供应链的中间投入品等为代表的对时间成本较为敏感的商品，以奢侈品、消费电子产品和食品等为主的需要权威认证的商品，以及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对合约履行更加依赖的商品。与此同时，书籍、报纸、录像带、DVD和音乐唱片、CD等可数字化商品的有形贸易将显著下降，它们将被数字化形式的跨境交付服务贸易所取代根据《世界贸易报告2018年》统计显示，2000年可数字化产品的进口额占全球总进口额比重为2.86%，而2016年该比重仅为0.8%。。
（七）数字技术及COVID-19疫情增加要素流动的不确定性
从中长期而言，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区位布局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计算机、研发、广告、电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规模及质量，降低了协调管理全球供应链的成本，由此推动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二是人工智能、3D打印的逐渐完善使得生产制造成本大幅缩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生产外包的动力进而导致价值链环节的缩短。此外，从大规模生产到大规模定制，生产组织的根本变化也将对全球价值链贸易产生重大影响，长而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往往不能提供必要的灵活性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条件。随着生产活动更多地在大型市场或创新中心附近开展，全球价值链可能会随之缩短。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短期内冲击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可避免地对要素流动及流向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而言，COVID-19首先限制了“人”的流动，自然殃及与人流密集相关的旅游、航空运输、住宿餐饮、零售等服务业。其次，随着新冠肺炎的进一步蔓延，各国在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同时，纷纷采取停航停运或禁止进口贸易等形式控制货物流动。此外，由于担心全球的资源紧缺，许多国家启动对医疗物资、粮食、矿产品、能源等的出口管制。可以预见的是，COVID-19导致短期内全球供应链的断裂根据国际貨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在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上半年得到控制的假设下，COVID-19将导致全球GVC出口附加值下降0.065%，而在2020年全年流行的假设下，全球GVC出口附加值将下降0.195%。将严重影响要素的跨境流动规模及速度，为保障上游配套供应及下游市场需求，除了更加重视通过数字化产品、数字化传输、数字化平台的开发和利用，有效与便捷地解决贸易在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问题外，各国将更多地通过开展国内价值链分工来寻求国内替代。由此，以数字化技术为载体的要素流动及国内（尤其是大国内部）区域间要素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将迅速增长。
（八）要素收益分配问题重要性凸显
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日趋严重。根据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的《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显示，自1980年以来，占世界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增长占总增长的27%，而占比50%的最贫困阶层收入增长仅占总增长的13%，位于两组间的中产阶层收入增长非常缓慢，表明全球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具体而言，收入不平等加剧集中表现为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低流动性要素由于贸易投资而变得可替代性增强，价格需求弹性提高决定了工人议价能力的减弱，因而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国内高流动性要素与低流动性要素的收入差距（罗德里克，2000）。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102家大公司主管的年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价值折算相当于120万美元，是当时整个美国经济体中普通全职工人工资的40倍。但在21世纪初，各大公司CEO的平均年薪超过900万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资的367倍（克鲁格曼，2008）。另根据WIOD数据库中的SEA账户（Socio Economic Accounts）数据核算，美国制造部门产出中劳动报酬占比由2000年的56.47%下降为2014年的45.1%，而资本报酬占比则从43.53%持续上升到54.9%。此外，按劳动技能分类的劳动报酬来看，2000年高技能、中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时薪分别为28.59美元、16.36美元和11.62美元，到2009年增长至50.52美元、26.5美元和16.71美元，表明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出现明显扩大趋势。
（九）要素的国内调整与流动加快
经济全球化推动要素大规模跨境流动的同时，主权国境内的要素调整和流动也日益加快，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生产要素的国内跨区域流动与空间集聚。由于地理区位、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差异，经济增长体现出要素在某特定区域集聚的内生动力，该机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飞速发展的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强化。以中国为例，随着融入国际分工步伐的加快，东部沿海地区通过积极承接国外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以出口加工为特征的开放型经济，在大量集聚资金、技术、人才等国外高级要素的同时，也吸引了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的汇集。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统计，1997年东部沿海地区参照许政等（2010）、陆铭和向宽虎（2012） 的思路，以省会城市距三大港口（天津、上海和香港）的最近距离来衡量该地区的地理区位，距三大港口500千米以内的定义为沿海地区，500千米以外的则定义为内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就业人数、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净值占比分别为42.84%、49.9%和51.75%，2007年迅速增长至65.43%、66.81%和56.58%。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生产制造环节正在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如重庆以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为增长动力，吸引了包括京东方、富士康、北京现代等一批全球一流企业，形成了“5家笔电品牌商+6家代工企业+860家配套企业”的笔电产业群，以长安为龙头、10家整车企业为重点、1000家配套企业的“1+10+1000”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目前，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就有1台重庆造，全球每9辆汽车中就有1辆重庆造。，2019年东部沿海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就业人数、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净值占比分别回落至60.87%、62.01%和47.92%，一定程度上表明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向东部流动的势头有所缓解。
其次是生产要素的跨行业及行业内调整和转移。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推动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向生产效率、要素报酬较高的行业或企业。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规模扩大及竞争激化显著加强了资源再配置效应，生产要素的跨行业及行业内调整和转移速度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2年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分别为3.87亿、1.44亿和1.31亿，到2018年农业就业人数下降为2.03亿，而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至2.14亿和3.59亿。与此同时，制造业内部也出现了显著的劳动力跨行业转移，具有明显出口导向和较高技术密集度的机电及高新技术部门日益受到劳动者青睐。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数据统计，1992年就业人数占比最高的为纺织部门（19.15%），其次分别是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部门（16.19%）和非金属矿物制品部门（11.66%），到2017年，就业人数占比前三的制造部门分别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部门（15.87%），纺织部门（14.94%）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部门（10.25%）。
三、国际要素分工、要素流动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市场边界的扩大推动了劳动分工不断深化。不同于以往北方国家生产制造品、南方国家提供初级产品的产业间分工，及禀赋相近国家相互提供同类产品为特征的产业内分工，当前的国际生产体系更多体现出工序切片化和任务分割的特征，即各分工参与国充分发挥要素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按照其对生产价值链条的贡献程度共同分享资源整合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因而，全球价值链分工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际要素分工”（张二震、方勇，2005）或“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张幼文，2005）形式。
国际要素分工条件下，当代全球经济与贸易的生产、技术、商业和组织模式都发生了迅速变革。国际竞争方式从“各国生产、全球销售”转变为“全球生产、全球销售”，从在整个产业上的竞争转变为在产品某个环节、任务和功能上的竞争，从要素存量竞争转变为要素流量竞争，从区位优势竞争转变为供应链的网络外部性竞争，从要素和市场竞争转向资产与营商环境竞争。此外，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技术革新日新月异，跨境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等商业模式变革风起云涌，垂直专业化、外包、合同制造等生产组织模式变革层出不穷。这些变化给后进国带来了更多的赶超与成功的机遇，但同时也对精明、灵活与富有弹性的政策反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盛斌，2015）。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努力奋斗，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面对国际要素分工中生产要素的新变化及要素流动新趋势，应适时调整政策方略，促进国内要素培育和升级，改善要素流动的国内制度环境，调节国内要素收入分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更加重视国内要素收益分配
迄今为止发展的四代贸易理论表明，贸易在促进全球和某一国总体福利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同时，会产生明显的收入分配效应，且这种影响随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愈发显著。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贸易对劳动技能溢价（熟练劳动力相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比率）的冲击影响持续存在，并随时间不断增大;贸易对就业的冲击在一定条件下会比对工资的冲击更显著，该影响在工资刚性与黏性的情况下尤为明显;离岸外包及中间品贸易导致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激增，对低技能工人需求则明显减少（盛斌、黎峰，2020）。
通过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第二大进口国、最大的引进外资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然而，扩大开放的同时，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日益严重，主要表现为劳动报酬占比相对下降，行业间及行业内工资差距逐渐拉大中国劳动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达到55%左右的最高水平，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程度加深，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到2008年下降到低于50%的最低点。与此同时，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扩大态势，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显示，1999年中国制造业部门间最高工资差距（平均工资最高部门/平均工资最低部门）为2.84倍，2007年扩大为5倍。在行业内工资差距方面，以出口占比较大的纺织业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1999年行业内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标准差分别为10 170元和7 476元，2007年则增长至32 729元和26 401元。 。因而，在继续融入全球化以推动生产和出口规模扩大，增进消费者产品多样性的同时，应更加重视与着力缓解因开放而导致的国内收入分配问题。为此，应有针对性地设计和探索建立适当的贸易开放利益救济与补偿机制，对于受到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进口冲击，或其出口产品在主要目标国家或地区遭遇贸易摩擦及其他贸易壁垒的企业，应在市场推广、检测认证、国际市场营销、产品设计研发、信息化水平提升、风险管理咨询及培训、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管理及融资、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协助;而对于因进口冲击、贸易摩擦导致的工人失业及收入水平下降，应量身定制培训和再培训计划，包括提升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能力，提供技能证书、职业指导、咨询服务、创业促进等，尤其是对农民、中低技能者、妇女等弱势群体应推出支持与激励措施，如工作补助、雇主聘用激励、流动津贴、生存或培训津贴等。
（二）更加重视要素自由流动
国际要素分工和要素更自由流动条件下，要素禀赋已不再是Ohlin（1933）所描述“上帝的恩赐”的静态结构，通过集聚外部高级要素及其产生的溢出效应，有助于实现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升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不仅面临资金、外汇的“双缺口”，技术、人才等高级要素也严重缺乏，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成功抓住了一波国际产业大转移的黄金机遇，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载体集聚了大规模国外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高级要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配套促进国内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与国外高级要素相结合，通过技术外溢及“干中学”效应推动国内要素禀赋升级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2017年中国当年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为1340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为1580亿美元，表明中国已经由资本净流入国发展成为资本净流出国。另据《国际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为1205.7人，虽不及美国（4256.3人）、日本（5210人）、德国（4878.3人）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与墨西哥（244.2人）、巴西（881.4人）、南非（493.7人）、印度尼西亚（179.2人）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相比，在科技要素方面仍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更加重视和发挥要素流动对资源配置及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继续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首先，逐步扩大外资准入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打造更有吸引力的国际营商环境，保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其次，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和扩大进口空间，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削減进口环节的制度性成本，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最后，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将更多的国内优势产业和优势技术（如高铁、电力、能源、电信等）通过国际经贸合作的方式向国际市场推广。此外，在推动要素跨境流动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快国内要素的跨区域流动，特别是消除扭曲性、歧视性与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三）更加重视要素的制度差异
国际要素分工的深入大大推动了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以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为特征的市场准入已不再是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以知识产权、环境、劳工等为重点的标准一致化，以竞争政策、投资、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等为中心的竞争一致化，以及以法治、反腐败、监管协同等为内容的监管一致化。以规制融合和监管一致化为特征的新一代贸易政策体系成为影响要素跨境流动规模及速度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显著推动了国内体制机制改革进程。据WTO统计，1999—2003年间中国共计修订17项法律，签发、修订、废除63项中央行政法规，废止34项国务院法令;2001年9月—2003年7月间，共计修订或废除196453项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法规、条例及政策（WTO，2006），形成了与国际惯例并轨的涉外经济体制。然而，与数字经济时代的开放发展新要求及以“边境后措施”为特征的国际经贸新规则相比，中国现行国内制度和法规仍存在不小的改革和创新空间，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数字贸易、环境保护等领域。为此，应以先易后难、先大后小、先重后轻的方式推进重点与优先议题和领域的深化改革。一是有关贸易便利化的改革，如“单一窗口”、电子口岸和实施《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等;二是有关投资便利化的改革，如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事中事后监管、行政审批制改革等;三是对已建立的自贸试验区进行制度创新升级，加快成熟成果的复制、推广，并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行压力测试与风险测试;四是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实施，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经贸产业园区和国际产能合作;五是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包括构建全球电子商务平台与规则、鼓励中国电商“走出去”等;六是在国际层面全面参与 WTO 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环境产品协定（EPA）复边谈判，积极考虑加入CPTPP（盛斌、黎峰，2017）。
（四）更加重视要素质量升级
为降低生产成本，发达国家把全球价值链中的非核心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则保留专业化从事研发、设计、销售等知识密集型核心生产环节，由此导致的生产效率差距拉大可能使得比较优势进一步固化。可见，全球价值链分工更多体现为一种国际要素分工，要素禀赋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定位，高级要素培育基础上的要素升级是寻求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关键所在。
充分发挥生产成本和优惠政策优势，通过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以“世界工厂”的定位嵌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然而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导致出口附加值偏低、国内资源环境成本较高、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日益严重。如何通过国内高级要素培育推动产业部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第一应重点针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3D打印、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发展前沿，切实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通过产学研结合、职业培训、再教育等途径提升劳动者适应数字化应用技能，变劳动力成本优势为数字人才优势。同时，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以5G网络和数据中心为重点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加快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加快发展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平台经济，推动信息、数据等数字要素的积累和发展。第二，着力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依托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大力吸引跨国公司中高端生产环节转移，以集聚国外高级生产要素，通过外向型配套和“干中学”推动国内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第三，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布局和进口结构，继续加大对发达国家高科技生产领域、中高端价值链环节的直接投资和进口力度，通过要素购买方式获取高级生产要素。第四，依托国内市场潜力积极开展国内价值链分工，充分发挥区域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培育内资龙头企业，打造国内自主品牌和产品、提升中间品国内配套能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主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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