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进入高速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进入恢复回升轨道，但二季度后需求不振、预期不稳问题突出，当前可能是全年增速低点。我们研究团队预测，三季度同比增速应在4%以上；全年应在5%以上，基本符合政府年初预期目标。即便如此，由于去年增速只有3%，两年平均4%左右，低于疫情后前两年平均5.1%的水平，也低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潜在增长率5%-5.5%。
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基本背景，是我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到中速或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过去十年，高速增长期的主要驱动力量是基建、房地产、出口，在经济下行时抓一下还管用；但本次房地产持续负增长，基建投资亦难持续，出口也是下行态势。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老办法不行了，稳增长的新办法是什么？现在似乎仍处在迷茫状态。
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判断十分重要。近期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状况比较相似。日本经济增长在90年代后由中速转为低速，增长率仅在2%上下，此后又出现经济增速为1%甚至零增长、负增长。其原因被解释为“资产负债表衰退”——也就是说，日本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裂后，企业资产大幅缩水，负债率过高，企业收入用以还债，不再用于投资，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尽管从表象上看，中国的情况和日本当时的情况有些相似。但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差别很大，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已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而我国经济目前还处在5%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还可能有5-10年的中速增长潜能。
第二，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人均GDP处在发达国家前列，一度超过美国。而我国目前人均GDP刚超过1.2万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算，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有两倍的增长空间；与美国人均GDP7万美元相比，差距更大。
第三，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陷入低速增长，主要原因是结构性潜能下降，缺少新增长点。即使资产负债表不出问题，投资和经济也很难增长。“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现象值得讨论，但它只是一种表象，是缺少新增长点的结果，不能倒果为因。
挖掘现阶段我国经济的两大新增长潜能
我国经济要走出目前压力较大、充满挑战性的局面，关键还是要挖掘新增长潜能。当然，前提是我们还有这种潜能可挖。我认为现阶段我国经济有两大新增长潜能：
第一，横向需求空间。简单地说，就是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包括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
我们经常说，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消费群体，有着巨大的市场，但我觉得9亿中低收入阶层更值得关注。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还有5亿人口没有用上马桶、10亿人口没有坐过飞机。把这些需求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挖掘出来，在现有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水平上，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
第二，纵向升级动能。这是指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二是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或“未来产业”的生成与发展。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扩大横向需求空间，重点在需求侧，对稳住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既有产业意义重大。培育纵向升级动能，重点在供给侧，助推新产业、特别是“未来产业”的形成和壮大。用政策性语言来讲，前者重在稳增长，后者重在促转型、上台阶。
启动短期稳增长、中长期增强发展动能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
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挖掘这些新增长潜能？这涉及到宏观政策能否进一步宽松的讨论。近一段时间，M2保持11%左右的增速，而实际GDP增速低于5%（名义GDP增速6%左右），利率水平也处在近年的低点，货币政策不可谓不宽松。随着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倒挂幅度扩大，货币政策继续放宽的空间已经很小。另一方面，近些年财政减税让利力度相当大，各级财政已经绷得很紧。仅有的发债空间，如果导向不对，也可能是加剧而非缓解经济转型困难。
首先必须要搞清楚宏观政策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宏观政策主要起短期稳定平衡作用，增长动力主要来自结构性潜能。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宏观政策，那一定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中国现在还未到此阶段，还有结构性潜能。如果把稳增长注意力继续置于宏观政策上，副作用将会加大，更重要的是将会再次错失结构性改革的时机。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不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有立竿见影之效。
我认为应该启动短期稳增长、中长期增强发展动能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包括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生产要素双向顺畅流动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未来先导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端结构性改革；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改革。
需求侧改革方面，重点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三个平等”，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我呼吁实施为期三年的以近三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在三年脱贫攻坚战以后，实施这一计划也可看成是脱贫攻坚战的升级版，是缩小中低收入阶层和中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的重要举措。
短期内，可以实施进城农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设工程，也可收购滞销的存量住房，转为农民工保障房。浙江最近出台了取消落户限制的有关政策，走在全国前面，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希望其他省市可以跟上。
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允许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转让、抵押、担保等交易行为。
为避免宅基地转让后农民无家可归，建议土地交易所获收入优先为相关人员完善社保（包括住房保障），形成比原有的土地保障更为可靠、更有效率的现代化保障体系。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带动居住条件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供给侧改革方面，重点是认可、保护和弘扬企业家才能。要在理论和政治上进一步理清民营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做到三个区分：一是把工业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托企业家才能、优化配置资源的民营企业区分开来；二是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开来；三是把企业家才能的特殊贡献和价值与剥削区分开来。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出现资本提供者、创业者、管理者职能分离的情况。资本提供者不再是少数人，而是人数众多、已经社会化的投资者，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资本市场。而创业者是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就是通常说的企业家，他们拥有好奇心、远见、洞察力、冒险、探索、坚韧不拔、组织协调力、执行力等一系列特质，主要职能是组合利用各类资源，或者说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最为稀缺的一种资源。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具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职能，不能混为一谈。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要依靠创新驱动，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精神。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民营企业家创办的企业。企业家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创新精神，不仅民营企业需要，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样需要。进一步说，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也需要。这是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一个普遍而显著的特征。
在促进不同类型企业平等对待、公平竞争方面，要引入更多务实有效的举措，改变行业准入、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国企民企不平等的潜规则，以此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相关行政检查、社会监督、法律诉讼等制度。要允许和鼓励平台企业、大型科技骨干企业大胆投资、积极创新，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监管。
新时期改革仍然要讲“摸着石头过河”。有人问，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还有这个必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不同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要过不同的河流。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是农村联产承包制能不能搞、经济特区能不能办之类的问题，而现阶段面临的则是如何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调动民营经济积极性、如何发掘新增长动能等问题，我们仍会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因素。
上述问题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还是要在国家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前提下，重提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把市场化法治化治理与鼓励地方基层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允许试错探索，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
作者刘世锦系CF40学术顾问、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本文整理自作者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全体大会“全球资管行业发展与中国机遇”上所作的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