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在京举行，主题为“2023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和下半年展望”。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出席会议，并发表《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短期稳增长中长期促转型》的主旨演讲。
一、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自2010年经济增长进入高速到中速的转型期以来，当前是最为复杂和迷茫的阶段。一方面经济进入恢复回升轨道，但增速低于预期，需求不振，更重要的是，稳增长的老办法不行了，新办法是什么，似乎处在迷茫状态。过去十年，高速增长期的主要驱动力量基建、房地产、出口减速，经济下行时抓一下还管用，但这一次房地产长时间负增长、基建投资难持续，出口也是下行态势。从国内的基本背景看，仍处在高速到中速或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原有动力全方位触底，有的出现“超调”；由来已久的结构性矛盾水落石出；新老动能衔接出现脱节；政策应对也有改进之处。
从需求端来讲，重要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基建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进入减速期。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发展型消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需求结构已经出现重要变动。关注生存型消费不够，重心应转到发展型消费，这一点要引起足够重视。而发展型消费和政府基本公众服务均等化直接相关。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近三亿进城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不到位。四亿中等收入人群与九亿中低收入人群存在着巨大结构性需求缺口。
从供给侧来讲，受需求减速的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需要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新先导产业带动产业更替和升级。但现在房地产下滑过快、过深，引发全局性的冲击。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制约创新活动和新先导产业的成长。
资产负债端的问题最近讨论较多。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从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这个转换非常不容易，经常是被动的和危机倒逼的。资产负责表衰退只是陷入困境或危机出现后的阶段性现象，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应对。
由于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尤其是部分行业需求过度透支后的高速增长很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房地产等行业原有的高负债、高周转、高风险模式难以为继。不少领域仍在提杠杆，只是“借新还旧”，大量资产缺少现金流，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庞氏结构，到了某个时点将无法维持运转，甚至出现信用崩塌。所以，本质上还是经济增长由高速到中速后资产负债模式的转型问题。
二、宏观政策空间不大，着力点要转向新一轮结构性改革
三年疫情，宏观政策已经尽力且呈疲态。近一年多来，M2保持12%左右的增速，而GDP平均增速不及5%，利率水平处在近年的低点，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倒挂幅度扩大，货币政策继续放宽的空间已经很小了。财政减税让利力度很大，各级财政已经绷得很紧。仅有的一点中央发债空间，如果导向不对，也可能是加剧而非缓解经济转型困难。如果把稳增长注意力继续置于宏观政策上，副作用将会加大，更重要的是将会再次错失结构性改革的时机。
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不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有立竿见影之效。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一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新先导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端结构性改革；三是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的改革。
现阶段中国有两个大的增长引擎，就是横向需求空间和纵向升级动能。从横向看，需求的扩展空间还比较大，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发展型消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质性扩大对既有支柱产业的需求。提高对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需求潜力。有一个说法，农民进城带动消费增长30%，如果基本公共服务到位，又可以增长30%。近9亿中低收入阶层如果能够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对现有产业将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拉动。从纵向看，通过稳定预期和信心、改善营商和发展环境，激励企业家精神，推动创新、新先导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三、稳预期稳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需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有大的理论突破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31条，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期待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指导和激励作用。
改革开放始于拨乱反正。几个大的时间节点，思想解放、理论突破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九十年代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本世纪初，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都是立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抛开了原有的不合时宜的理论束缚，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屡上新台阶。现阶段亟待在民营经济发展问题上有大的理论突破，为中国经济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提供重要理论基础。
在理论和政治上需要进一步理清民营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做到三个区分：把工业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托企业家才能、优化配置资源的民营企业区分开来；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开来；把企业家才能的特殊贡献和价值与剥削区分开来。
工业革命早期，往往是资本提供者和创业者合为一体。由于资本相对稀缺，存在着利用资本稀缺性占据垄断地位挤占劳动者收益的情况。
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出现资本提供者、创业者、管理者职能分离的情况。资本提供者不再是少数人，而是人数众多、已经社会化的投资者，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资本市场。而创业者是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就是通常说的企业家，他们拥有好奇心、远见、洞察力、冒险、探索、坚忍不拔、组织协调力、执行力等一系列特质，主要职能是组合利用各类资源，或者说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最为稀缺的一种资源。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两种不同类型的职能，不能混为一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那些人，识别并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组织各类资源，创办发展了大量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创新进取精神的企业。他们通常是白手起家，并没有多少资本，而投资者正是看中了他们的企业家才能，才把资本给了他们，以便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在一个竞争性的要素市场上，企业家是按照企业家才能的贡献获取报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剥削。他们也等同于一般管理人员，后者所缺少的正是企业家才能。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精神。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民营企业家所创办的企业。企业家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创新精神，不仅是民营企业需要，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样需要，进一步说，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也需要。这是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一个普遍而显著的特征。
在政治上，是否可以明确提出，企业家才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非常稀缺和宝贵的资源，以企业家才能为依托的各类企业，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社会基础。
当务之急是把中央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31条切实落到实处。与此同时，还可以探索一些新的举措。
第一，不再按照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不再区分国企民企，改为按规模、行业、技术类型等特性划分企业，并以这些特性制定相关政策。企业是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组织形态，出资人所提供的资本只是投入企业的要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仅从资本来界定企业性质有很大的片面性。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资本所有者的多元化和相同融合已成常态，现实中要找到纯粹国有或纯粹个人所有的企业越来越困难，国有企业往往有大量个人投资者，民营企业也可能有不少国有股东。以资本所有者属性界定企业类型已经严重脱离实际。另一方面，投资者可按出资人类别划分，如中央国资投资者、地方国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
第二，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改变行业准入、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事实上存在的有悖公平竞争的潜规则，以此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营商环境到底好不好，要以这方面的内容作为重要衡量尺度。
第三，中央关于企业平等对待、公平竞争的文件重在落实，不能一发了之。更重要的是加快转化为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循、违法必究，在行政检查、社会监督、法律诉讼等领域形成配套制度保障体系。
四、重要政策措施
实施进城农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设工程。也可收购滞销的存量住房，转为农民工保障房。
实施为期三年的以近三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在三年脱贫攻坚战以后，实施这一计划也可看成是脱贫攻坚战的升级版。近日发布的《浙江省推动落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方案（2023—2027年）》，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有机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目标和任务。浙江再次走到前面，带了个好头，我们期待对全国各地能够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放开除个别例外、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房地产限购、限价。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思维方式，放开后房价暴涨的可能性很小了，应更多地由市场起作用。如果有的地方房价上涨过快，可以进行开征房地产税试点。这是十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
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允许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转让、抵押、担保等交易行为，这方面的口子可以开的大一些。试点地区的经验表明，利远大于弊。城市居民在国有土地上盖的房子可以交易，而农民在集体土地上要么不能盖房，盖了房也不能自由交易。市场经济条件下，同一个物品是否可交易，市场估值差异很大，这是农民财产性收入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往有人担心，农民把房子卖了以后，喝了酒晚上没地方住，会不会引发社会问题？建议所获收入优先为相关人员完善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形成比原有土地保障更可靠、更有效率的现代化保障体系。这样就可以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一举数得。
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带动居住条件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加快发展新先导产业，包括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或“未来产业”，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推动的大量新应用场景的发展；
成熟产业中的高技术和附加价值产业，如IT制造和服务、医药、精密制造等行业；传统产业中的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部分，如研发、高端制造等；数字技术产业化带动的新产业；双碳绿色转型带动的新产业；因“卡脖子”而自主研发形成的新产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出口导向的高技术产业等。
允许和鼓励平台企业、大型科技骨干企业大胆投资、积极创新，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监管。
五、为地方基层企业探索创新营造宽松环境
新时期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仍然要讲摸着石头过河。有人会问，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还有这个必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不同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要过不同的河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是农村联产承包制能不能搞、经济特区能不能办之类的问题，而现阶段面临的则是如何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会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因素，仅在北京办公室是找不到答案的。
近期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二次会议提出，要把顶层设计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探索，善于发现和总结基层的实践创造，对探索创新中遇到困难的要及时给予支持。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对下一步推动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应在国家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前提下，把市场化法治化治理与鼓励地方基层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允许试错探索，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
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保持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可用货币结构性工具为新一轮结构性改革提供支持。财政政策方面，可发行一定数量的长期国债，但不能用于补窟窿，应主要支持需求端结构性改革，如进城农民保障房建设，扩大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尽快进入扩张性运行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