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经济有两大新增长潜能：第一是横向需求空间。简单地说，就是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包括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我们经常说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消费群体，有着巨大的市场。我们更需要关注还有9亿的中低收入阶层。有一种说法是，还有5亿人口没有用上马桶、10亿人口没有坐过飞机，把这些需求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挖掘出来，在现有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水平上，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

第二是纵向升级动能，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二是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或“未来产业”生成与发展。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扩大横向需求空间，重点在需求侧，对稳住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既有产业意义重大。而培育纵向升级动能，重点在供给侧，助推新产业的形成和壮大，特别是“未来产业”的形成和壮大。简单地用政策性语言来讲，就是前者重在稳增长，后者重在促转型上台阶。

现在的挑战在于，这些新增长潜能是存在的，怎么把它挖掘出来？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大家经常谈到宏观政策能不能再松一点。其实近一段时间，至少有一年的时间，M2保持11%左右的增速，而实际GDP增速低于5%，名义GDP增速也就是6%左右。所以目前M2速度不能说低了，货币政策不能说是不宽松。另外，这几年财政减税让利的力度也非常大，各级财政已经绷得很紧。

宏观政策到底能做什么，尤其是宏观政策不能做什么，一定要搞清楚。它主要起短期稳定平衡作用，增长动力主要来自结构性潜能。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宏观政策的话，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已经是低速增长了。中国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稳增长的注意力不能主要置于宏观政策之上。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不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有立竿见影之效。

应启动短期稳增长、中长期增长发展动能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

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生产要素双向顺畅流动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新先导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端结构性改革；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改革。

在三年脱贫攻坚战以后，再实施为期三年的以近三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这对缩小中低收入阶层和中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而言是很重要的举措。短期来讲可以实施进城农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设工程，也可收购滞销的存量住房，转为农民工保障房。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允许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转让、抵押、担保等交易行为。

有人担心宅基地转让有收入就拿去喝酒，晚上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呢？因此，我们建议，土地交易所获收入优先为相关人员完善社保（包括住房保障），形成比原有的土地保障更为可靠、更有效率的现代化保障体系。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带动居住条件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供给侧改革方面，重点是要认可、保护和弘扬企业家才能。在这个方面要做到三个“区分”：把工业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托企业家才能、优化配置资源的民营企业区分开来；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开来；把企业家才能的特殊贡献和价值与剥削区分开来。这些都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精神。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民营企业家所创办的企业。企业家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创新精神，不仅是民营企业需要，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样需要。进一步说，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也需要。这是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一个普遍而显著的特征。在促进不同类型企业平等对待、公平竞争方面，也要引入更多务实有效的举措。

新时期改革仍然要讲摸着石头过河。40年前摸着石头过河的那块“石头”是什么呢？是农村联产承包制能不能搞、经济特区能不能办之类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还在过一条新的“河”，是高质量发展到底怎么搞，民营经济到底怎么发展，特别是新的增长动能到底如何发掘，这些还是需要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调动地方企业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来源：经济观察网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