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王人博 教授

主持人：齐海滨 教授

组织：近代法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齐海滨教授：

大家晚上好，我们的讲座现在开始。开始之前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在座的肯定有很多非法律专业的同学——就是不是法学院的，非法学专业的同学能不能请举一下手我看一下？这么多啊，我不能说几乎都是，但绝大多数是，谢谢你们！这让我太吃惊了，（对王老师）王老师你今天可是责任重大呀！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人王人博教授。

王老师是山东莱西人，是1958年生，刚刚过知天命之年。1979年进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先后获得法学学士和法律史硕士学位。然后一直在西南政法大学执教，曾任《现代法学》、《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的主编，2002年调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法论坛》的主编。王老师的主要著作有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治论》，我们要注意它的出版时间分别是1989年、2000年和2002年，我理解是后面两本是二版三版，或者说是修订，（王老师说已经到第四版了）。这样论题的一本书能够连续四版，而且是1989年出版到现在20年了，连续四版大家可以想到这意味着什么。还有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宪政的中国之道》。主要论文有《宪政的中国语境》、《权力与技术》、《民权词义考论》等。

通过刚才一个很简单的（这是我的一个学生从网上下载的）而事实上是一个很谦虚的自我介绍，我们已经大概能够了解到王老师的基本背景。我们这两天在开一个会，就是我们法学院的近代法研究所在开一个“法律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这样的一个会，王老师今天在会上先后担任过主持、点评和发言人，也提交了一篇重要论文。通过王老师在会上的发言和点评，让我们与会人员都能认识到，王老师是我们中国法学界一位不可多得的有着鲜明思想个性和话语风格的法学家。我想大家过一会就可以确认我说的是真话，不是溢美之词。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老师开讲。

王人博教授：

各位同学，各位同行，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海滨教授这样一个带有溢美之词的介绍。对我本人，在座的同学可能有的清楚，有的不清楚。我这个人呢，现在说边缘人，是一个自我褒奖的。我现在说实话也不知道自己在从事哪个专业，因为我说我是宪法的，宪法学者都认为我是搞法史的，我在法史那别人说你是搞法理的，法理的说你是搞法史的或者说是搞宪法的，现在我都不知道，就没方向感，是这样一个人。也正是因为没方向感可能多得了一份所谓的自由，就是说可以自由地思考，不分专业也不分界域。这既可能是个缺点，也可能是个长处吧！我是第一次来到华中科技大学，来的主要意图还是来参加研讨会，确实收获非常大。非常有幸能来到咱们这样一个讲堂，跟大家就有关问题进行一些交流和互动。

我今天晚上跟大家讲的题目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宪政思想”。首先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可能遇到一个非常难于理解的概念——近代。今天下午的讨论实际上我一直想发表这样一个看法，但是因为没有人提这个话头就没有讲。我这个人又不喜欢起话头，我是附和的多，起话头的时候少。我认为这个词很难理解，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的暧昧。第一，他不是一个纯粹时间性概念，因为我们中国人划分时间从来不这样，我们的时间观跟西方人不一样，肯定不是这样来划分的，这更不是我们的历史观，所以说它不纯粹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我认为它也不纯粹是一个地域性概念。那么我想来想去这个概念它的暧昧性在于它可能跟时间有关，跟地域有关，但同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往往被咱们忽略了。从本质上来讲我认为它更是一个观念性的概念，是我们主观地、人为地生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不会理解，我想提这样的问题，何为近代，中国的近代到底在哪？那么这是个问题。

首先我要跟大家解释的，这个概念肯定是西方人的发明，那么西方人发明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反映出西方人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历史观呢？我想简单地说两句，因为这关涉到对我们中国近代的理解。首先我认为西方发明的这样一个概念是用来标示西方所取得的成就的，也就是说它把当下的西方跟昨日的西方做了一个比较。它发现当下的西方是非常优越，而昨日的或者说过去的那个西方，在某一时刻切断了的，可以分成非常不同的，轮廓非常鲜明的昨日，而昨日呢，肯定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一般我们都说启蒙的近代，现代性的近代，理性主义的近代，而把它这以前的称作黑暗的中世纪。当然中世纪这个概念又给我们指出了另一个概念，就是西方人他们的一个原初的最美好的记忆，这个记忆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明。所以这样一回忆，通过古希腊古罗马这样一个辉煌的记忆，他们又看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昨天。但是没想到今天的西方，就是近代的西方，它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这就是我们讲的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这样一个概念或者叫近代性。在英语里面大家知道近代性、现代性是不分的一个概念，那么西方人这样一个区分，我认为他就说明了当下的一个优越性，你活在当下是幸福的，你活在过去是悲惨的，除非你活得再远一点活在希腊罗马还行，但再行也没有近代好，所以它是衡量自己成就的一个概念。

如果我们把西方的这个概念挪用到中国来，那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的近代，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说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的，或者说是从1894或者1898甲午中日战争开始的，但是我说这样的近代概念的话对于中国做如何理解，如果说近代这个概念是衡量西方的一个成就那我们中国人用近代这个概念是衡量中国的一个失落，一个迷失，中国迷失了。咱们中国不但迷失了而且是到一个非常悲惨的境地。如果说西方人发明这个概念唤起了西方人的优越感，那么西方这个概念被中国挪用发现了我们中国人的不幸。近代就意味着中国失去了话语权，在这个世界中国没话语权，丧失了我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用革命者的话来讲那个近代就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我们通常把它称为“两半社会”。所以说同样一个概念，他所指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指向西方是一个成就概念，指向中国它预示着中国的一个悲惨境地。

这倒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我认为由于西方近代概念的加入，使我们中国人颠覆了自己的历史观，世界观。近代概念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人从来没这种时间观念，同时我们中国人也不像西方人有这么一个历史观。就是说英文的time一词，在中国你找不到一个对应词的，我们说时和间，它是不同概念。时讲的是什么呢，是循环的，你看我们计算时间的方法都是循环性的，四季春夏秋冬，六十年一甲子，那个朝代的纪元也是这样记的，它是以朝代的开始到结束为一个纪元方式，那不像西方历史的从一个人的诞生那一时刻开始，这个人很重要，我们今年是那个人诞生的2009年，这是西方人的一个时间概念，西方人的时间概念是往前走的，是线形的时间观。但咱们中国人不是，中国的历史观跟我们的时间观是有内在关联的，这个大家都清楚，我们中国的历史观从来不会说哪个朝代比哪个朝代进步，我们也从来没划分说我们中国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孟子提供的，叫做循环性的历史观，孟子说过历史就是“一治一乱”[1]。一治一乱，它是循环往复的，你看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知道，要么治要么乱，治乱相循嘛，当然乱肯定不是我们历史的常态，而治才是我们中国历史的一种目标，和一种正常状态的反应，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认识方式。所以乱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但它是必经的一个阶段，然后达到天下大治。治乱这是孟子给我们提供的。一部历史是这样的一种历史，一个朝代你这样分的话也是这样，这是孟子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历史观。第二个是孔子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历史观，孔子给我们提供的历史观恰恰是与西方人完全的相反的。用西方的近代概念提供的进步主义历史观看，孔子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退步主义的历史观。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们人类的历史它不是往前走的，越往前越坏，因为孔子生逢乱世，大道不显了，所以孔子的最高理想就是“克己复礼”[2]，要回到过去，中国最好的黄金时光是在过去，不是在未来，也不是在当下。我们经常说的“三代之治”，我们经常说的尧舜禹，这都是孔子口里念念有词的，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那些历史，而且我们一代不如一代，孔子所做的所有努力就是要回到过去。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个限定成一个退步的历史观。我们当年批林批孔，主要的就是批孔子是一个复辟主义者。将历史的车轮往回拉，开历史倒车。刚才海滨教授说了，我是知天命的年龄，现在想一想那些话挺没意思的。就是批别人的话挺没意思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往前走就是好的，往后走就是不好的，这挺难判断的一个问题。说中国人从来没一个往前看的历史，我们都往后看，好时代都已经过去了，而且我越来越感觉到孔子的话是对的。

随着西方近代概念的加入，使我们改变了历史观，不得不接纳西方强加给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观法。必须要改变我们的观法接纳西方的观法，所以我说我们面对的中国的这样一个开始，这个时间的开始是非常悲惨的，但是你没办法。当我们与西方同时使用近代这个概念时，大家的情绪和心理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中国的近代的开始，那个点到底在哪。那么按照西方的这样一个语义，它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我认为中国的近代的开始点应该是在1978年，那是中国近代的开端。1978春天的故事。那是中国慢慢的复苏，腰杆儿慢慢的直起来，腰包渐渐的鼓起来。那么这以前中国一直内乱，要么外患，要么内忧，内忧外患这两个兄弟经常光顾中国，所以谈不上什么西方意义上的近代的概念。但是我为什么要从这开始讲呢，我认为恰恰是近代概念的加入给中国和中国的历史，使我们在接收西方思想的时候，就发生了语境转移、价值转移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讲了，并一直在强调近代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愿意接受的，那是西方强加的，我记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学派代表人物费正清说过，近代是我们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这就像一枚苦果，中国人不得不把它咽下去，你咽也得咽不咽也得咽，你必须把那个苦果咽下去，咽到肚子里面去。但是恰恰近代这个概念给我们中国重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不同于我们古典的传统的认知世界的方法和方式。

我认为中国近代宪政思想的发生就跟这样一个历史观有关系。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宪政思想的发生学，这个发生学的发生原理，我认为是进步主义和进化主义，这样一个理论和前提。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在座的各位不管你是法学的还是非法专业的，这个西方的宪政思想你最终去追根溯源，能发现它的理论是社会契约论这样一个原理。你看看美国的宪法，看看法国和德国的宪法，它里面贯穿了一个核心的理论就是契约论，不管这个契约理论你接不接受。所以我说社会契约论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它要论证一个合理的国家在处理它的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上，怎么处理最合理。我认为契约论可以提供一种方法。那么，今天每一种概念的一个基础也是契约论，是吧，任何政府都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就像一个合同一样。政府永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那么这种理论肯定都是以契约论的发生为前提的。我本人写过一篇文章，也就是研究“宪法”这个概念，我认为是因为契约主义使“宪法”这个概念变成了宪政主义，这样一个语境。西方没宪政主义的，就是因为社会契约论是他们古老的宪法，像英国的1215年的那个宪章，像英国的贵族处理他的陪臣之间的那个契约，这都是成为宪政体制的一个来源。为什么把它看成宪政的一个来源呢，那就是契约主义的出现。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这样一个社会契约理论的出现造成了整个西方对宪法的重新认知。而我们中国不是，今天下午开会点评的时候我专门提到过严复的《政治讲义》，1905年在上海做的讲演，那个书那些长文我读过，严复明确表示他绝不接受契约主义。那为什么？因为严复所面对的问题，中国人、中国的学人所面对的问题跟西方同行不是一个问题。这就决定了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发生就不可能按照西方契约主义的这样一个理论路径来发生。中国人必须接受西方的宪政思想，但怎么接受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我把它称之为以进化论和进步主义为理论根基的这样一个宪政思想的发生史。当然，这个话说出来大家不要误解，认为好像在严复以前咱们中国的宪政思想就有了，包括今天下午我们所罗列的那些人物包括马建忠、薛福成、郭嵩焘等等，特别是王韬，那个《弢园文录》的作者，他们都谈到过西方的议会、民权、民主、宪法。这些好像是跟进化论没关系，我讲的就是说你把中国的这个宪政思想变迁的过程、发生的前提做一个总的考量，而不是仅仅局限哪一个人，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个路子上生出来的，而是在进化主义和进步主义这个基础上给生发出来的。为了论证这个问题，我想以三个人物为例，讲中国的宪政思想为什么跟西方不一样；为什么它在进化论的语境下发生，而不是在契约主义的这样一个理论前提下发生的。我找到了三个人物，以这三个人物为个案来做个解释。

一、康有为

第一就是康有为，为什么找到康有为呢？第一我告诉大家，我特别不喜欢这个人物，用我的话来讲，康有为很喜欢吹牛，我把他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那种眼高手低之人，理论很宏大，一到操作那比我们还无能。所以“戊戌变法”肯定要失败的，因为他挑起这么多事儿，他能行吗？讲讲理论还可以，写点儿书还行，你搞这个玩意儿，肯定不行。所以康有为他的理论本身我也不太喜欢，中国人不太讲逻辑，不能把一个理论给你层层剥皮，抽丝剥茧地给你讲清楚。就是说他自己想当然地，你看咱们中国写论文一直就这样。我在《政法论坛》做编辑，我们经常收到这种论文，什么《试论中国民法的改革与完善》，我说你这什么词儿呀，我怎么知道你的改革路子就是对的，因为你没法告诉我为什么，你论证不出来。你不能因为胡锦涛这么说，温家宝这么说，他说的那条路就是对的。因为没经过实践的检验，不知道。但是咱们中国人习惯做这样的论文。齐海滨教授是从美国回来的，我经常说中国的法学的这种学术规范，它的主流要么英语世界，要么德语世界，你看一个美国人做的法学论文跟咱们中国人做的就不一样，德国人做的法学论文跟咱们的也不一样。我说你必须按照德语世界或是英语世界那种学术规范来做法学论文。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做的稍微像样点的那肯定是港台好一点儿。台湾跟德语世界的法学学术规范比较接近，而香港跟英美还比较接近。咱们大路两边都不靠，独创！我就说中国肯定不是一个法学大国，虽然我们说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但法学绝对不是大国，就像你从男足这个角度出发不可以把中国定义为体育大国一样。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定义中国肯定是体育大国。比如一些国家的人不喜欢玩乒乓球。这都是因为视角不一样，所以从法学这个角度讲肯定是，康有为挺典型。

康有为是一个儒学大师。谈现代学问，跟西方有关的学问，他还真不是一个行家。但是我为什么提到康有为，我认为康有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他的原创性。而严复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把西方的进化论，再创作成为一个中国式的进步主义，或者叫中国式的进化论。后面我要讲的那个人物，胡适之，我认为他可能代表了中国当下知识分子对宪政的这样一个认知。而康有为跟严复应该属于一个时代。当然从最根本上来讲，这三个人物还是在进化层面上来谈宪政问题的，当然关于胡适之的可能有争论，但严复和康有为绝对没问题。进化论，按照康有为自己的说法，他认为他先发现的，因为康有为很多都是他第一，他自己说的，所以说民权第一人，进化论第一人。严复笑了笑说，那我呢？但是从某个意义上讲康有为确实是有原创性的。

我想从原创性这个意义上讲讲康有为。康有为读中国的古书，他跟别人的读法不一样，他从中国古书的典籍里面找到了进化论。当然他自己说过他没受过任何西方的影响，他就是读中国的古书读出来的。当然这个话是可疑的，为什么可疑呢，因为他可能零散地知道一点儿，不管读日本的书还是读传教士的书，他可能接触到这么个东西。康有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悟性好，就像他的弟子梁任公先生（梁启超）悟性好一样，这点上他师徒两个有点相像。所以他一看到一个词儿马上想起一大堆，然后到中国的书里面去找。我们现在中国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叫西学出东土，很多西方的东西是从中国过来的，比如说足球也是咱们中国人先发明的，传到西方去的。后来我说这就太离谱了，太不靠谱了，你看中国那一帮家伙球踢成那样，你就知道咱们祖先肯定不玩那玩意儿的。所以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这么个说法，西方的很多思想都来自于中国，起源于中国。康有为可能很坚信这一点，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一看到西方的进化的东西，他并不很理解，但知道这个词有用处，所以他就到中国的古书里去找。但他自己否认这一点，我事先声明，他认为他就是原创的，读中国书读出来的。

我用简短的时间告诉大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为什么能跟他的进化论连在一起。这个进化论他找的非常有意思，我先告诉大家他是怎么找的，首先他读了西汉的一本书叫《公羊传》，这是今文经学的一个代表作，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根本没有进化论的思想，你现在读也读不出来的，只有康子才读的出来，你读不出来的。他读到哪呢，读到下面的一个注疏，就是《公羊传》的注疏，注疏注的是一个“太平世”的概念。那么“太平世”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呢？太平世说的是孔子所崇尚的一个理想境界，但这个理想的目标按照孔子的理解它已经没了，或者咱们换句话说，孔子认为的那个太平世已经是在过去。我们之所以大道失掉了，大道不显，天下混乱，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太平盛世已经湮没了。但是康有为读到这个“太平世”，他眼睛发亮，他说这恰恰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受进化论的影响所以把孔子的过去时的“太平世”首先把它改造成为一个符合进化论的未来时，这是他看到“太平世”这个概念。后来他读《春秋》，大家都知道孔子修了一部《春秋》，但是《春秋》这本书主要是以编年史的方式记载以鲁国为主的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一般记的是前几天那个国君如何如何，它完全是编年史的。但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儒家们去读这个《春秋》就读出春秋大义，叫微言大义，说孔子写那个事件，他不但是写那个事件，这里面有个很深的隐喻，这就是微言大义。所以春秋到底是个史还是个经，是有争论的。把它看做一本经书，还是一本史书，这本来在中国的儒家就有争论的，这个暂且不说，结果康有为一看这种词儿，他想起来了，说这不就是进化论嘛。康有为说孔子的《春秋》里面有“三世”，“春秋三世说”就是这样出来的，叫“传闻世”，“所见世”，还有“所闻世”。按照康有为的理解，孔子记历史这样记法，他从他爷爷那个地方听说的事那是一段历史，叫传闻，再从他父亲口里听的一点历史，这更近一点，然后就孔子自己所看到的，所见世，他说你看这不就是进化论嘛。这就是进化论，历史可以化成三个阶段，他爷爷的历史，他父亲的历史，和他的历史。

那么后来康有为又去读了董仲舒的书，这个书名我都忘了。董仲舒是解释《春秋》的一个大师，也是中国儒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那么董仲舒在读《春秋》的时候也读出来，说孔子生逢乱世，所以就暂且把孔子的时代称之为“乱世”。董仲舒是生活在汉代的人，但他认为汉代是自古以来最好的时代，说从孔子逢乱世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变迁，慢慢往上走，叫“升平世”，最后达到汉代的“太平世”，董仲舒就把孔子的“太平世”这样一个过去时变成了一个进行时。而康有为必须要把它变成一个未来时，他说董子说的很对，“太平世”就是将来我们中国往那走的。所以康有为为什么发现进化论，他必须进行改造，不进行改造不行。

但是谁读到康有为的这样一个东西，特别是那些儒者们，那些儒者们人家都是内行，不像我们这些外行，你说怎么读儒学都可以，那些儒学大师们都是行家，你说你读史书，读经书就这种读法，说得好听点这叫乱读，说得难听点这叫大逆不道。所以他这个观点一出来就受到猛烈地抨击，说康有为绝对是一个有贰心的，叫别有用心的人。他要想当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写过两本书，一本叫《孔子改制考》，一本叫《新学伪经考》，这两本书里面他就发现了孔子的进化论，后来那些儒者们说你这不是放屁嘛，孔子哪有进化论，到底是孔子的进化论还是你康子的进化论，你得说清楚，你的就是你的，孔子的就是孔子的。

后来康有为就说可能是一个论据不太足，有几分猜想在里面，那我再去找，他又读了《礼记》。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本常见的书，《礼记》里面有一章叫《礼运篇》，《礼运篇》出现两个概念，一个叫“小康”，“小康”那个概念后来就被邓公给挪用了，挪用到一个经济概念，成了中国共产党理想的目标。讲到这我多说一句，那天给学生上课我说了，现在中国的政党都没有理想了，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就是一个混日子的党，你看国统纲领不要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他都不写了，都不坚持了。特别马英九上台后提出了个“三不”，“不统”、“不独”、“不武”，我说这不就是混日子嘛。混日子的另一个说法叫维持现状，那维持现状什么意思呀，就是别管他统不统，独不独的，咱就活呗，混呗，反正混到一天大陆要统一咱们，咱们就统一嘛。而民进党呢，这都知道假台独，为什么假台独，民进党已经丧失它执政的理念和理想，他把台湾独立看成一个选票的来源，后来陈水扁要下野的时候，他说了句真话，反正台独我办不到，你们哪个能办到，谁办得到？那他们就说了，那既然你办不到又何必说呢。但说这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很多选民他喜欢听这个。但是民进党的所有的精英们都知道台独是实现不了的，那怎么办，一来还是台独，一来还是跟国民党一样混日子。所以上台大把的捞钱往兜里装，装完了就是自己的，如果不装有一天统一了那就是共产党的了。但是我们共产党还有点理想，就是“小康”。后来我想“小康”是个理想吗？

这是我讲的“小康”的概念它是来自于《礼运》，即《礼记》的《礼运篇》。邓公把它挪用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和经济学概念，那么在《礼运篇》它是个道德概念，就如里面讲的什么叫“小康”呢？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小康。你睡觉不用关门，东西掉在地上没有人捡，这是中国最道德完善的境地，儒家认为这就是一个小康社会，小康之世。当然后来在《礼运篇》的结尾有这么句话，这被中国很多人称为他们的政治箴言，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文的座右铭不就是“天下为公”嘛。我们就认为它是大同，康有为一看到“小康”、“大同”这两个词，眼睛又发亮了，说“大同”不就是进化论最高目标嘛。大家都知道“大同”是什么意思，咱们儒家对“大同”的解释就是无差别性，就是整个世界的演变这样一个趋同，但趋同跟今天我们讲的共产主义，西方人讲的一体化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儒家讲的“大同”的主要的含义，在这个星球的人都演变到跟我们中国人这样有教养，都变成中国人，有我们中国人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种道德，这就是“大同”。当然现在的“大同”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演变得跟西方人一样。意思差不多，但价值是颠倒的。但是康有为他一看，从“小康”到“大同”这不就是进化的这样一个阶段嘛。他就挪用中国的概念，“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小康”对应的就是“升平世”，“大同”对应的就是“太平世”，他就这样对应，就像我们易经算卦一样，他不论证。他也讲了，立宪在哪个阶段呢，说立宪它是个进化的结果。为什么要有宪法，康有为本来说“太平世”是一个宪政国，他把西方的宪政挪用到那个“太平世”去了，但他后来说这样说帮不上忙，就又挪用把它拉过来到“升平世”上，告诉满清政府你要“太平世”，现在就必须立宪，说西方已经进入太平了，它怎么进入太平了呢，就是升平的时候它用了宪政，所以它到了“太平世”。所以咱们中国要到“太平世”去的话，就要向西方学习，咱们也弄个宪法出来，也立宪，后来康有为在七上皇帝书里面就解释他的进化论宪政思想。

这是康有为的宪政思想，先是把它放在“太平世”，后来又挪用到“升平世”，因为这个挪用就表明了满清立宪的急迫性、有效性。有“太平世”那就没意思了，没有那个现实意义了，所以康有为一直在读历史的书，热切的关注着现实，他读历史书的目的是为了给现实找出路，这是康氏读书的一个方法，跟我们今天的读书人读书差不多。你说不然我们为什么讨论“近代”这个概念，法律概念怎么翻译怎么传播，好像完全是个历史的话题，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出发点还都是现实。为什么中国的法现在是这样，那就要从近代开始追溯了。我认为咱们读书跟康有为有点类似，但是还是有些区别，我们现在不会说这个东西来源于中国，那个东西来源于中国，就是西学东出的说法。可能我们摈除了这样一个说法。这是康有为，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完了。

二、严复

那么下面讲讲严复。我认为严复这个人是真正改变中国的一个理论大师。我经常说我们现在还是活在严复的时代。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是严复的学生。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以后，马克思主义跟进化论也是有关联的。我们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列宁主义，还是通过进化论作为一个路径去接受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进步历史观。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划分为五大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跳到我们今天这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又跳到最美好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一个大同世界，叫做共产主义。很多人都认为说马克思的学说跟中国的儒家相同，我说错了，大同也就暗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是从进化论来的。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一个进步的历史观。而中国接受西方的这个进步主义的历史观的理论形态还是从严复开始的。所以严复的价值在他为中国确立了一个现代性的历史观，一个现代性的国家观。而严复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现代性的中国的国家观和历史观，是有别于西方奠定于契约论基础上的那一个国家观。这个结论我首先跟大家说清楚。

大家都知道严复是一个西学高人，他跟以前的中国人都不一样。很多的中国人虽说游历过西方，听说过西方，那叫传闻和所见，但是都没有像严复那样子正儿八经地坐下来读西方的书，思考中国的问题，而且又亲临过西方的国度，这个严复他是第一人。虽然说郭嵩焘做过中国的第一任驻英公使，写了很多日记，但他不读西书，只是所见所闻。而严复不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严复当年留学英国学的是船政，是清政府派出去的，因为当时清政府有一个认知，它认为中国跟西方比最不行的就是我们的科技，而科技这个概念又把它对象化为船，造船的水平太差，因为经历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这两场仗打的都跟船有关。鸦片战争这个战争怎么打的，一个英国人是这么写的，这哪是战争，战争应该是双方都有伤亡嘛，说这个仗不打了，这完全是屠杀中国人嘛。为什么呢？咱们那个炮台架的炮的射程根本够不着英国的一艘舰船，你打一袋子炮都没用，你打不着别人，英国从舰船上一个炮就打掉一个炮台，就死一大片人。你看咱们船不行，炮也不行，叫坚船利炮。后来的甲午战争也是在海上打的，在山东的威海，北洋舰队，当然现在我们不叫北洋舰队了，这个名太难听了，因为意味着全军覆没，所以咱们改名叫北海舰队。北海舰队的基地就在青岛，以前是威海，现在在青岛，反正跟我们山东永远都脱不了干系。大家都知道甲午战争也是这样打的，咱们的船、舰艇赶不上日本的速度，当然这个战争像个烙印一样烙在了中国人的眼里。那首先想到的要学什么，那肯定是造船技术，就把严复派到英国去学船政。

而严复跟我们的很多同学都很相像，我们的求学经历大多跟他有些相像。我们可以用几个字概括，他不务正业，对学船政压根儿没兴趣。就像我一样，我对法学压根儿就没兴趣。我考了三年大学，一直填的都是文史哲，中文历史哲学。到了第三年一看，那时候报志愿给你一张报纸，文科就那么几个学校，第一个北大，那个看都不用看，所以我就从后面往前看，我只能从后面往前看，我一看倒数第二个有一个叫西南政法学院的,我说这个可能有谱，我就报它。结果一看西南政法学院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法律专业。我就说反正文科重点学校就不多，就报它，去了再说看看法律学什么，结果报中了，去了。你说这玩意儿哪学的进去，读到大二的时候我就想退学，确实读不进去，就是到现在我也是，很少看法律的书。这屏幕上说我知名宪法学者，我脸红，我哪懂宪法，我真是不懂宪法。说实话我记得德国一个学者说过，说诗人大多都是法学院的逃课生，你不逃课能成诗人吗！

严复他就是那么一个人，他虽然学的是船政，但他确实是不务正业，除了船政方面的书不读，其他方面的书都读。政治、经济、伦理、法律他都在读，后来做了很多的翻译。那么严复他心里就有疑问，他到英国去了，看到了英国的衙门，后来他不是写过这样的话嘛，说你看一个国度是富不富强，就看它的衙门就看得出来。为什么英国的衙门跟咱们中国的不一样，进去不打屁股。后来我写了篇文章《衙门和打屁股》，中国人为什么打屁股，这说明咱们中国人对人体的构造是非常清楚的，他为什么不打头啊，我专门研究了打屁股因为打不死，又叫你受罪，还打不残，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智慧。但严复发现人家英国人不用这种智慧，人家压根儿就不打，非常文明，这样的国家怎么能不富强。当然严复他没有止于这个地方，后来又读了很多的西书，他就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比中国强。今天我们称之为向西方寻求富强的奥秘，是接这个命题，严复一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大英帝国富强的根源在哪，它的秘密在哪。

后来严复没学成回国了，按照我们的印象他没读那些书怎么也学成毕业了，所以人的爱好兴趣挺重要的，就像当年胡适本来到美国学的是农学，后来就学哲学，师从了杜威。当然碰到一个不懂中国文化的老师差点儿送了他的命，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压根儿就没通过，不是写的不好是那几个老师外行，没精通中国哲学，胡博士差点被这几个人误人子弟给误死了。当然后来杜威访华以后才知道他的学生在中国的名气真是太大了，他说我这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金香玉。表示忏悔，回去就让他通过了。我要说是胡适读的也不是哲学，他也是不务正业的，但他不务正业为的是正业，他转学。鲁迅读的是医学，在仙台师从藤野先生，但是先生也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所以你想想这个不务正业它是坏事还是好事，成了名成了家它就是好事，你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坏事了。说你这个人真不中用学都学不好，就是这个道理。

严复没学成就回国后，严复是非常郁闷，因为他不受重用。满腹经纶，自认为找到了西方富强的奥秘的人，而全中国都不知道就他知道的一个人，竟然不受重用，这就叫怀才不遇。但是他的怀才不遇不像我们愤青，变得愤世嫉俗，而像鲁迅当年回国一样，在教育部干个小科员，每天派他在家抄碑文，也郁闷一段时间。相反跟他同窗好友的一个日本人跟他一块留学英国的，这个人叫伊藤博文，他的同学一回到日本去，他的结局跟严复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照，做了日本的首相，制定了日本宪法，被称作日本的宪法之父。1889年的日本国宪法就是他制定的。而严复什么都不能干，他没事在家成天读闲书，就读到一本书——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他觉得这本书挺有意思，就准备翻一翻，就像鲁迅抄碑文一样，翻出来总要给几个哥们看一下，他哥们一看说你这个书太重要了，绝对能出版，严复还半信半疑的，不过后来还是出版了，在1898年《天演论》就出版了。

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从严复的《天演论》出版到今天，没有哪一本学术著作它的读者，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超过这本书的。有个小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慈禧老太后在她的寝宫里思考国家大事，边走边思考，边读一本书，然后点点这个书，真是一本好书呀，真是一本好书，然后一合放在桌上一看，《天演论》。那么历史学家认为，慈禧太后是读过天演论的，当然有的历史学家说慈禧太后知道这本书但没读过，这部电视剧的编导接受了前一种观点，认为她是读过的，不管她读过没读过，我认为这无关紧要，但从这个细节你看的出来这本书的影响。现在还没有那个学者说胡锦涛同志在中南海看到一本书说这真是一本好书呀。就像我跟贺卫方教授说的，我说卫方你成不了胡适之，胡适死的时候蒋介石还给他送两幅挽联，你死了胡锦涛不可能给你送挽联，这就是你跟胡适的区别。我的意思是说这本书的影响确实很大，我给掰着指头数这本书影响的人有哪些，毛泽东，《天演论》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胡适在40岁时写了一本书叫《四十自述》，他说中国的文人到了四十岁都要做个自传，回顾这四十年的学术历程。那么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里面曾经谈到过他少年时代读《天演论》的感觉，他这样写的，说当时读到严几道的《天演论》，《天演论》就像一团火燃烧着一颗少年的心。他的原话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后来他太喜欢这本书了，也太喜欢进化论了，所以说起名字就取了进化论的一个字，“适”字，胡适的“适”绝对来自于《天演论》的，这是有据可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来自于进化论。这也说明严几道跟胡适之的学术承续关系，这之间绝对有一个关联性的，这是后话。

《天演论》影响了胡适，影响了毛泽东，影响了梁启超，影响了陈独秀，李大钊这一大批后生。后来我在我的一本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说一部西方的近代思想史可以不提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但是一部中国的近代思想史不提严复的《天演论》那是白做了，所以严复《天演论》在中国的出版就是一颗重磅炸弹，发挥了他从来没想到的学术威力。我的意思是严复从西方盗来了进化主义之火来点燃中国，这是他的一个贡献。那么后来他又在中国的报纸、报刊上发表过很多的论文，这些论文可以说使进化主义深入到中国的士大夫阶层。

但这里我要多说一句，严复的书写特别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严复晚年的书写都是用古文，古汉语，他拒绝用白话文，所以今天大家读严复的书，读严复的文章挺困难的，因为他的文言是古雅的文言，桐城体，确实不好读，先秦体，他的写法还不如明清时的那种文言文，是先秦的那种书写方式。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没有严复就不可能发生新文化运动，但是为什么严复作为上一代学者他拒绝用白话文，这绝对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我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现在都说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就像个流行口号一样的，什么是“五四”精神，大家都在讨论。官方说是爱国主义，民间有的说是自由主义，有的说是民主主义等等。我说“五四”其他贡献都没有就一个贡献，就是白话文，而这个白话文我现在都重新评价。确实地，说实话因为中国固守着知识只能达于士大夫阶层，平民大众识字不识字都无所谓，就像当年欧洲中世纪一样，懂拉丁文的就是教授僧侣们，日耳曼的国王和老百姓大字不识一个，它国王都是文盲，人家照样不是挺好的，这些文盲还把罗马帝国给灭了呢。后来日耳曼的历史没法写，也不知道怎么写，就请别人帮他写，所以说日耳曼的历史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白话文是不是五四运动的一大贡献这是需要论证的，不是一个当然可以解释的。平民文学、白话文深入到平民大众是一件好事，但它也破坏了中国语言的美，这就是为什么严复到晚年还是坚持用文言文写，因为他想把他的阅读对象只设定为士大夫阶层，《天演论》也是，你读《天演论》为什么不是那么好读呢，就是因为他也是文言文。他没让老百姓知道这事，读书人知道就行了，所以说他设定了他的阅读对象和他的受众。

进化论到底跟中国的宪政思想是个什么关联呢？我想以严复为个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宪政思想的精华部分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能够出来。他的宪政思想就是放在他的进化论和进化主义这样一个思想里面的，当然我必须跟大家强调的是严复拒绝用“进化”这个概念，他使用的是“天演”。“进化”这个概念，按照我的阅读谈不上考证，来源于日本。当然晚年的严复实在是经不住日风的侵袭，他也改了，但是他并不用这两个概念，有的地方用“进化”，有的地方用“天演”，根据语境的变化使用不同的概念，但是“天演”这个概念就是严复造的。按照我的喜好，我认为严复的这个概念更符合中国人对西方这一概念的理解。天什么意思，什么叫“天演”，它就是进化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不可逆性，是带有规律的这样一个概念，人不能强为的，它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么进化论他怎么来设定的呢，严复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不管你是从西方的进化论，还是按照中国对进化论的理解，你必须解析，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进化怎么发生的，我不叫进化主义，因为进化它本身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大家都知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达尔文是一个生物学家，他是个科学家。这里面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专门去查阅的，跟严复同时期的一位中国的科学家在中国的杂志上登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起源的，这个杂志这篇文章的名字连我都忘了，所以在中国的学界根本激不起浪潮，这就说明中国人对科学压根儿就不是很感兴趣，感兴趣的就像严复的“天演论”这样的能给中国人的精神心灵带来震撼力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都不是科学的，科学的没这么大作用，但不科学的它有这么大作用，但是它不科学。后来陈独秀把唯物主义当为科学来理解，我们说陈独秀的科学，民主科学它是民主主义的，它不是科学的。

第二，用进化这样一个方法到底要解决中国的什么问题，这些是在读严复《天演论》的时候不自觉会提出的一个问题。严复认为天演或者说进化它是自然发生、不可违、不可逆的，他用了这样一句话“连圣人都不可能违背进化的规律”。大意是这样说的，如果进化这样发生的话，它跟人的作用没有任何关系，它对中国毫无用处，反正进化就这样发生，人没办法，那中国就该被淘汰，人家西方该强，所以严复这个理论是不能自洽的，他知道这样讲是没有任何的理论价值的，后面他改了一下，他说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从大的方向，从大的趋势上来讲这个历史是往前走的，人是往前走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人不同的作为是可以使进化的速度快或慢，这是他提出的一个要解决进化论在中国的价值的问题。他必须要设计成这样，大的方向上你改变不了，就像孙中山说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严复进化这个概念就类似于孙中山的那个历史概念一样。但是呢，他也讲了，进化分快慢，缓和速，这是他说的缓和速，那么在缓和速的时候，不同的人的作为可能造成进化的脚步要快一些，或者是慢一些，后来严复使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概念，叫“落后”。落后肯定是从进化这样一个视角你才会发现得了的，穷不一定落后，弱不一定落后，弱和穷跟落后不是一个概念，贫和弱我们用眼睛是可以观察的，但落后你必须去论证的，所以落后这个概念绝对是一个进化论的，进化主义的一个概念。

所以严复的《天演论》以及他的论文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那些民族在进化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生存，他把它解释成“适者”。这个概念非常有意思，适者生存，那么请问在座的各位什么叫“适者”，严复后来发现，从进化主义里面他发现“力本论”这样一个概念，强调这个力，所以“适者”首先是有能力的，有能力的人才是“适者”。当然后来严复又修改他的看法，他说“适者”还包含的一个因素是道德，一个适者必须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但他后来改了，说西方的这样一个适者，西方人强大但是他不道德，像这样说的话，那“适者”就是武力决定一切，力决定一切。严复确实又回到了达尔文这样一个路子，这很危险，但他没办法。因为他发现德国占领山东青岛，这是对他影响非常大的，说西方人只有强力没有道德。后来章炳麟就说，优者未必胜，劣者未必败，就是说优者未必都是胜者，劣者未必都是败者。所以中国被西方人搞得晕头转向的，因为西方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最后严复是绝望了，这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发出声明跟西方彻底决裂。为什么？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用了八个字概括他这一生对西学的用力，他说综观欧罗巴八年战争，只做到了八个字，“立即杀人，寡廉鲜耻”。下面他说了句话“回观我孔孟之道，真亮同天地”。又回到孔孟这条路来了。他晚年就是跟西方决裂了，说西方都是垃圾，所以他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所以说适者肯定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西方人有能力，它有坚船利炮。那么这个能力从哪来呢，物竞天择，“竞”这个字特别重要，人与人争，物与物争，只有在竞争中才会发现你是有力还是无力，这就是严复给我们提供的进化论的这样两个问题。

讲到这里还不行，你必须要论证说我们现在不是“适者”，中国不是“适者”，但怎样才能变成一个“适者”？换句话说你既然发现了落后这样一个概念，那你总要证明说后来者居上。严复的进化论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你不能解决后来者居上，你这个理论就没有价值，因为中国显然在当时不是个适者，严复在他的《天演论》、在他的一系列的文章里面，认为中国要成一个适者，从一个落伍的、落后的角色，能够成为齐头并进的，甚至超过对方的这样一个适者，怎么办？他从英国观察，他认为英国富强的奥秘——中国可以后来者居上的就是必须学英国——那么英国他为什么富强，为什么成为适者，在进化论这样一个语境下，严复给我们导源出了这样一个宪政思想。他的逻辑论证是这样子的，他认为英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那么他强大的最大的一个秘密就是自由，英国人有自由，那么自由从哪来的呢？严复认为，自由首先是英国人利己，不是利他的，而利己不是坏事儿，所以严复是非常开明的一个人，本来儒家是坚决反对利己的，儒家是提倡利他主义的。他一看英国说利己不是坏事儿，利己容易使自己经营自己，这是人的天性，叫“自营”，自营的结果是英国人喜欢自治，从利己到自营再到自治，他认为自治是英国表达的最高境界。严复论证说人天生喜欢自由的这样一个行为，从英国人他发现的。

西方的进化主义肯定是跟自由无关的，但严复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他的问题意识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刚才我说了他的最终目的，最终动机是发现英国富强的秘密，用我的话来讲严复就是眼观英国胸怀祖国，他心里始终有着国家意识，一种家国情怀。你绝对不能要求严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跟他们有区别，中国的问题意识不一样，或者再说大一点儿中国那时的时代背景不一样，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决定的。他发现了自由，为什么自由能造成英国的强大。他说自由有利于人的力量的释放，人的力量、创造力、想象力在一个自由的状态下，会充分的释放出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不强大，富不富强，首先看这个国家和民族拥不拥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一点非常重要，严复看得很清楚。用我的话来讲，自由有利于调动某个人的积极性，但是那个人的创造性和创造力的发挥跟国家的富强目标还需要一个环节，你必须把那个人的力量整合成跟这个国家的富强目标有关的力量。那个人的自由也许是对国家富强目标的一个分散，你可以这样去论证。

后来严复又发现了英国的另一个秘密，民主。民主起什么作用呢？严复说自由有利于人的力的释放，人的创造性，想象力，但是怎么把人的这种创造性转化成对国家富强有用的一个力量呢，得靠民主。民主有这个作用，整合作用，把那个人的力量整合成一种国家的力量，他的原话说“民主有利于公心”，“公心”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词。那么用现代的语言该怎么理解这个公心，我的理解就是一种协调能力，能够把充分发挥力量的个体协调为对国家目标有用的这样一些力量，严复认为民主起了这个作用。

自由有利于力的释放，民主有利于公心，英国有这两把剑怎么能不纵横四海！后来严复从英国的历史总结了一段话，他说大英帝国的奥秘我读懂了，它富强的奥秘我读懂了，一句话表达出来就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3]这是严复的原话，自由是本，民主是一个工具层面上的东西。

你看我们中国人在表达西方的思想也用了中国的概念和范畴。体用观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化肯定没有体用。那么除了体用大家还知道我们中国的一个范畴，道器，是道还是器，还有本末倒置，本和末，是本还是末，本末观、体用观、道器观，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特有的。就像我在学校跟学生讲课讲到的，我说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西方公法问题的核心，我说这是纯粹中国式的问题，西方的学者从来不会去谈什么核心，什么是西方文明的核心，西方人没这种问题意识的。中心观这是我们中国人文化独有的，我们使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央，一个破电视台都叫中央电视台，一个破财经大学还叫中央财经大学，国家银行不叫国家银行叫央行，后来我说中国政法大学应该改名中央政法大学那多气派。北京是首都，我经常说北京那个城市是人类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春天的沙尘暴，干，资源贫乏，现在北京照这样一个速度成长的话，总有一天是要人口爆炸的。现在一千八百万人口，在那块地上什么都没有，缺水，电也没有，煤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要南水北调。但是为什么最好的大学在那，因为它是政治中心，中国只要是政治中心，它就会成为很多很多个中心。同样是首都美国的华盛顿是中心吗？那肯定不是，海滨教授从美国回来的，你说美国人心目中的华盛顿哪能像中国人心目中的北京。小时候我们唱的一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来我长大了，第一次去北京，我说这天安门也没什么好爱的，也没什么好看的，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出来爱天安门什么意思，后来学了法律才知道，天安门它是个符号，是权力中心的符号。那美国的华盛顿肯定不是这样一个符号，首先美国最好的大学不在华盛顿，恰恰相反还在小城市里面，华盛顿也不是金融中心，它就是一个政客呆的地方，叫政治中心。咱们中国人的问题意识肯定不一样，严复他只能从中国问题出发来看待西方的问题。

这就是严复读西方读的，读了两个概念，一个自由，一个民主。今天这两个概念，这两个价值掣肘。自由和民主成为好词，成为有用、有价值的东西是从严复开始的。我告诉大家在以前民主并不是一个好词儿，特别在西方，为什么柏拉图终生反对民主。那自由在中国他本来就不是，毛泽东还专门写了篇文章叫《反对自由主义》，自由等于自由散漫，没纪律，无尊长，这叫自由。严复说不是的，它不是那么回事，看人家英国就是自由的，严复专门翻译穆勒（密尔）的《论自由》，他翻译成《群己权界论》，这个名字确实比自由更点题，更中国化，自由就是解决集体和个人的权利的界限问题。群，群众的群，己，自己的己，权就是权势的权，界就是界限的界，用咱们的话说就是大我跟小我的关系。

对于严复这样一种对西方的研究，你怎么来看。说实话我一直有这么个存疑，怎么来衡量中国研究西学的水准，它的标准在哪，在座的各位可能对这个问题没有思考过，我也不是研究西学的，我自己说我是一个最本土化的教师，我不像海滨教授，他是海归，他研究学问主要以西学为主，一说美国如何如何，那让我说美国我就感到不好意思，因为你不了解那个国家，那我对研究西学的人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来判断你研究西学的水准。以前我总认为说你的研究成果，比如说你研究美国的问题，你能获得美国学者的肯认，美国人称赞说你研究的问题跟我们的一样好，我认为这是最高水准。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这个标准是错的，确实是错的，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是一个中国的研究者，你研究的成果在你研究的过程当中，已经设定了阅读对象，只能是中国人，换句话说你的研究并不是给美国同行看的，而是写给国人的，那么国内的同行对你的认可，我认为这是一个标准。你说严复那个《天演论》假如说叫赫胥黎看看，叫斯宾塞看一看，说哥们你这弄的啥玩意儿呀，我哪是这个玩意儿，那就没有水准了。但是严复就这么一本书，为什么在国内有那么大的影响，连老太后都说那是一本好书，这真是一本好书。所以说启迪国民心智的，能鼓舞国民精神的，是向上，往上走，不是颓废的，我认为这就是水准，你必须获得国内阅读者的肯认，这是对的。严复的这种研究在国外同行怎么看，这是个问题。也就说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肯定不是严复的，对不上号，我说了严复那是编译加创造，绝对不是（简单的）翻译，那么对于严复的这样一种创造这样一种翻译，对西方的这样一种理解，这样一种阅读，外国人怎么看，这个同学们肯定很感兴趣。我们中国人说他是个智者，西学的智者，我倒想用史华兹在他的《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这本书的序言里的一段话评价严复在外国研究者眼里的一个价值和作用。史华兹是费正清的第二代的学生，嫡传弟子，史华兹是个高人，研究中国问题非常有水准的，这并不是说有没有水准应该由他国内的同行去评价，而在我国国内也认为他很有水准，我也认真读了他的书，觉得很有水准，对中国问题理解得挺透的。给史华兹教授这本书作序的是哈兹教授，英文不知道怎么写，因为后面没有括号，里面没有英文的表示方式。这个人的学术背景我也不太清楚，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说一个人给另一个人的书作序的人，那肯定是作者敬重的人，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我现在做本书，能请你们在座的同学给我作序吗，倒过来讲应该是你写了本书请我作序。所以说作序的人，国外一样，起码学术水准跟你相当或是略高于你的人给你作序。列维·斯特劳斯研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给他作序的就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史家巴克教授，因为巴克教授的书我以前曾经读过，那是一位在世界上研究英国政治思想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哈兹教授再给史华兹教授的序中是这样写的，说严复所研究的问题我们西方人从来没有思考过，西方人从来不会思考说我为什么这么强大，为什么中国这么弱，这不是西方人思考的问题。你想想姚明会天天想我为什么这么高吗，你们都长得这么矮。那个姚明看着太正常了，我跟你不一样，我天生就是高人。所以说强和弱那是弱者思考的问题，不是强者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哈兹教授说的非常的实在，其实严复思考的问题我们西方人从没这样思考过，是严复提醒了我们是可以这样思考的。顺着严复的思路他做了几个评论，他说自由是英国的价值的核心这样一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他就简单的讨论了一下这个概念，这个讨论就暗示了他是赞成严复的说法的，关于民主是不是有利于集体的协调性，用严复的话来讲就是是不是有利于公心的形成，哈兹教授这样认为的，他说民主在英国从中世纪一直到他这一代人，英国从民主身上确实得到了最低限度的、勉强的集体协调能力。如果从协调力来讲，严复这点我是不太同意的，就是说从协调性来看，一个极权国家可能比一个宪政国家更加有协调能力。我说中国就是生活在后极权时代的国度，你看我们办奥运会那协调性多大，你说建鸟巢就建起来了，一说要钱，就把钱收上来了。民主国家就没有这协调能力。这种集体协调性，严复看得未必很准确，但是哈兹教授并不否认说英国在民主的身上获得了勉强的这种协调性，这是存在的。那么从两个方面它就认同了严复的这样一种看法。说也许严复的这个看法真的是这样，只是说我们以前没思考而已，后来他的结语就写了这么一句话，说我相信严复的看法最终会成为我们西方人自己的看法，当时我看了非常的感动，一个国外的人对中国人的这种中国情怀，以中国心去看西洋，给一个充分的理解。当然我讲这符合中国的一个原理，咱们中国一句老话叫旁观者清，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最牛的不是美国人，那是个法国人叫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日本问题研究最深的不是日本人，那是美国人，就是《菊花与刀》的本尼迪克特，这是日本奉为经典的，所以我也就看到研究中国学问最好的不是中国人，那是海外的汉学家们，这个很正常的，这不就印证了我们中国人说的旁观者清嘛。所以严复的这种看法，对英国，对西方的这种观察，到底对还是错，我认为这是另当别论的，但是价值是绝对存在的。自由的发现，民主的发现，当然后来严复放弃了，做了一个回首告别的仪式，那是另一个问题。严复从他的进化主义里面引出了自由，议会民主，同时他还看到宪法，都是在进化主义。他认为这是赶上西方，后来者居上的必由之路，自由、民主、议会，我说中国的宪政思想就是从这个层面上，从家国情怀里面生发出来宪政的思想出来，这是严复。

那么严复的价值在哪，他这种思想对我们今天有多大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一开始我就讲了这个时代仍然可以称为是严复的时代。严复直接影响了孙中山，影响了蒋先生，叫蒋介石先生，不要对蒋公这个人按成败来论，我经常讲的那句话，我说雅尔塔最大的历史意义就是中国人第一次平等地跟西方的列强们坐在一起讨论人类的问题，谁做的，蒋介石，跟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中国人第一次呀，你说那时蒋公心里该多自豪。中国人一直是被别人看轻的一个民族，你为什么会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西方人认为这是公正，你确实在反法西斯里面出过力，流过血，而出的力还不少，所以就给你们一个世界的平等地位，跟我们一样。当然小日本不服气，你都能成常任理事国，那我呢？中国人说你别提了，哥们你再能，你被我们打败了，虽然你不承认，但是兄弟们帮忙跟我一块把你打败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嘛。所以说没有蒋介石就没有中国二战的胜利，应该做这个结论，要不然他怎么代表中国人出席雅尔塔会议。咱们共产党也确实流过血，你看重庆的画家为庆祝抗战胜利花了三年时间做了一副巨幅长画，里面全是抗战时的英雄人物都是军级以上牺牲的干部，不是军级以上的干部上不了那个画册的。但是现在共产党就变了，因为共产党死的级别没那么高。后来说共产党的部队例外，就弄到左权这些人都进去了。这里面就有张自忠将军，张自忠是中将，一个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怎么死的，肉搏。跟日本人拼刺刀，一个年轻的身躯跟日本人拼刺刀拼死的，你想多惨烈，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么能说国军不是英雄呢。咱们共产党人也出过力，但是咱们是打游击，在后方转转，挖个地道，埋个地雷，在台儿庄的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的正面战场，淞沪大战那不都是吗？所以说毛新宇先生那个话是不对的，说中国人民在我爷爷的领导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说不对，你爷爷是领导了咱们，但不光是你爷爷干的，蒋介石也领导了。其实关于这一点咱们也承认了，国军所做的贡献，当然我们目前不叫国军了，叫国民党军队。

严复的这样一个影响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到邓小平，一直到胡锦涛，咱们中国人永远，这个官方持守的最佳的意识形态就是富强，国家目标，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么一个话语里，所以我说还生活在严复的时代。你不信看看咱们的宪法，我们的现行宪法怎么规定的，怎么设定国家目标的。82年宪法怎么设定的，序言当中这样写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告诉你，我宪法学考博士出题，经常出到这个题，分析这三者的目标价值，为什么把富强排第一位，民主其次，文明最后，我说这不是瞎排的，随机性地闭着眼睛说把这个就放前面，把那放后面，那是经过认真的文化准备和思考，共产党形成的一个三者的价值链条，富强绝对放第一位。为什么我们把奥运会看得那么重，为什么把神七神六看得那么重，为什么把人权问题看得那么低，这可以找到答案。就是说中国永远都受制于一个符咒，今天我们还在念念有词地念着，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说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现代中国人过不了的一道坎，所以我们总是把国家民族摆在最前面，而这摆在前面也无可厚非，因为我说了中国最先排的就是现代性，宪政化它只能作为现代性的一个伴生物，才有合法性。这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唯一相似的一点，把国家目标看得最重要，个人永远不会被摆在一个太重要的位置上。当然我不是说这是好还是不好，我只是解释它为什么会这样干，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读到时流眼泪的，当然现在觉得自己挺矫情的，流什么眼泪呢？但说到动情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的良知还是有的。你说那个鸟巢，我是亲眼看它怎么建起来的，农民工兄弟流了多少汗，熬了多少夜，出了多少力，建完了，奥运会要开了全赶走，不能留在北京，别给中国人丢人现眼。我说中国人真不厚道，你稍微有点儿良知，咱们不一定邀请美国总统来观看奥运会，咱们选几个代表，跟胡锦涛主席坐在一起大家观赏这个张艺谋先生导演的一个最蹩脚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你哪怕请个代表都好，有那个心吗？我说到这，中国人到现在不可能把个人放到多高的位置上去，这是咱们中国人确实不太厚道，一谈到国家，一谈到民族，一看到五星红旗，大家就眼泪哗哗往下流，这好理解，一看到我们的火炬在西方国家受挫，受阻，我们很愤怒，表现出一种极端、狂热的民族主义。但是你们明白为什么吗？我在课堂经常提这个问题，从北欧到西欧到南欧到东欧，从欧洲到北美，到澳洲不管国家大小贫富，只要是文明国家对达赖都很同情，为什么这样。我说把这些国家都定为“反华”这太简单了。

三、胡适

下面我讲到胡适的价值。胡适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宪政思想从严复开始就是这个层面上的，这代表了中国前一阶段，前八十年或者讲前七十年一直影响到我们官方的这样一个国家目标，意识形态，我们生活在严复时代，从官方来讲这是绝对没问题的。后来又出了一个胡适之，胡适先生。那么胡适先生的宪政思想肯定是跟进化论有关联的，中国人谈自由谈民主，它还是从进化论进去的。当然胡适这一派，今天海滨教授（在研讨会上）提了一个问题，左和右，那个民主的话语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为什么呢，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中国的命运上之所以那么徘徊，我讲几点我自己的看法。胡适的思想比不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的厉害，主要的一个问题，他没办法为饥民提供一个饭碗，给一个衣不遮体的人提供一点衣料，胡适的理论不解决这个问题，他直接告诉说人有理性，有判断力。那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所犯的一个毛病，他没想到面对那些饥民的时候会说哥们我不要理性，我只要个饭碗，你能给吗？毛泽东说哥们我给你，跟着我干。胡适说你别跟我走，我不给你提供饭碗的，我只要叫你用自己的脑袋考虑问题，这就是自由主义在中国为什么落寞。如果在美国没问题，跟中产阶级讲自由，他能够接受，你面对一个饥民讲自由，能起作用吗？饥民说，哥们你真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我就叫你赏给我一碗饭吃，你有吗？现在同学们不是吗？你说理性主义更重要，还是给你提供一个就业机会更重要，还那么眼巴巴的大学四年毕业了，工作找不着，你说你这时候想什么，管他什么主义能找到工作就是好主义，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能找到工作就是好猫，肯定是这样一个思想。

那胡适他的价值在哪呢？我说他在现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因为时间关系，我简要的讲。我认为胡适对中国思想史、中国宪政思想的贡献大约有三个，时间关系，我不详细论述了。第一个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旗手，当然学术界对胡适的这样一个头衔一直有争论。大家想想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就成为文化的领袖，有点不可思议。很多的老者在当时，包括现在对胡适的这样一个头衔大家也还是有点异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五四文化运动，胡适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提出了“自由”、“宽容”、“忍让”的这样一些概念，那么这为后来的宪政的思考宪政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当然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同的人对五四有不同的定义方法，这里我简单说两句。有人把五四定义为什么，胡适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习惯把它称作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但是理查兹先生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五四这样一个文化现象用启蒙运动、用中国的文艺复兴都不恰当，那都是借用西方的概念来表达中国的问题，有点驴头不对马嘴的感觉。后来理查兹先生把它定义为中国文化的“外借运动”，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借别人的锅煮自己的肉，是这样一个运动。当然我还喜欢陈独秀先生对它的一个定义，陈独秀先生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中国的“道德革命”，或者叫“伦理革命”，我挺喜欢陈独秀这样一个定性的。但不管怎么定性，胡适在这场运动里面肯定是个领军人物。他在那个时期已经提出了一些自由主义的主张，刚才我说了包括自由、宽容、民主、宪政，那么这是胡适的一个贡献。

那么胡适的另一个贡献我认为就是他用他自身的那个条件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说，但做的少，而胡适呢他不但在做思考，做研究，而且他用自己的双手来推动着这个国家往哪儿走，这个像贺卫方教授差不多，所以说我经常把贺卫方教授和胡适先生比，因为他两个长的都挺像，都挺英俊的，以我的定义方法，我经常说这两个人是最具有美国人气质的中国人，就像我们说汉密尔顿，美国宪法制定者之一，汉密尔顿是最具有中国人气质的美国人。他喜欢大一统，喜欢搞联邦，主张联邦高于州，这是联邦党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说他中国气质比较浓，一个美国人喜欢联邦，把各个地方弄到一块，这是中国人的大一统思想，我们想像的美国人都是具有自由散漫的气质。所以我说胡适在这方面的身体力行给我们的知识分子起码在道德上做了一个榜样。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个人的有利条件，就比如说他在美国的背景，所以蒋介石跟他若即若离，又是朋友又是对手这样一种关系。那么这也说明了当时蒋公的一个心胸，咱也不说蒋介石就怕胡适，我认为蒋介石还是有这个肚量的，能接纳胡适的批评。胡适一生办了很多的报纸和杂志，他最难得的是中国在最危急的关头，抗日战争的时候在做《独立评论》的时侯，他都说过民主是最值得实行的一种制度，比帝王政治还容易实行。那个时候大家都谈独裁，因为战争，但他一直没放弃他的理想：民主。他把民主看做幼稚园政治，他那个比喻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忘怀，他说中国实行宪政的最好方式就是宪政，训练公民的最好方式就是宪政。就像弹琴，你要叫人学弹琴，你必须有琴可弹，要叫别人学游泳，你必须先下水，你不下水怎么学游泳，你不搞宪政咱们中国哪有宪政？是马是骡子拉出来溜溜嘛，你不拉出来你怎么知道是骡子是马呢？这一点我认为对我们挺有用的，我们现在说宪政不适合中国国情，咱们中国人压根儿就不喜欢玩那玩意儿，我说你不玩怎么知道它不好玩，咱们可以先玩玩试试嘛。还没玩就说他没意思不能玩，这个跟胡适的说法不一样。

再一个我认为胡适最重要的一个潜在价值，就是他那种至死不悔的顽固的乐观主义精神。胡适，我认为美国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那种信念般的乐观主义精神，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中国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民主宪政的理想，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最具有美国人气质的中国人。当然我认为胡适的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首先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自信，都认为胡适是个西化派的论者，但是我告诉大家，大家都看错了，胡适这个人是非常保守的，他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中国的文化很自信，他总认为中华文明，中国的文化可以会通西方文化，所以他晚年为什么整理国故，去研究《红楼梦》，研究《水经注》，他认为通过这种整理国故，重新发掘中国文化的东西可以跟西方的宪政文化、民主文化相会通。所以他乐观就在这儿，他认为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就是坏的，专门排斥西方文化，那是五四人过去的一个看法。但胡适中年以后、晚年以后我认为基本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是一个中国文化热爱者。你看胡淑萍编的胡适晚年的谈话录，这本书对我启悟挺大的，我挺关注胡适晚年的精神生活，他的阅读，他的思考，你看他关注的问题都是中国的问题。他这种乐观主义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应当持守的。发扬点胡适的精神，发扬点孔子的精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胡适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一点，他在践行孔子的这样一句话。

最后我要讲的胡适对中国宪政思想的最大贡献，总结起来看，跟严复的不一样。严复从进化论告诉我们，“不宪政，无富强”。而胡适要告诉我们的是“无宪政，不文明”。我认为胡适的思想，他首先把宪政看成了一种国家和民族的伦理，现代国家的伦理。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德行，首先看你是不是一个宪政国家。宪政国家成为判断你是否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道德尺度。北朝鲜肯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因为它是独裁。世界上有很多美国人把它定义为“混蛋国家”，就是“邪恶轴心”，简称不就是混蛋国家嘛。当然这是美国人的一个偏见，咱们不要用这些词来表达，我们自己认为，定义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要素首先看它的伦理和道德，现代文明国家的伦理是什么，稳定与宪政，不宪政，无现代文明，中国不实行宪政，你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那就回答了为什么我们的火炬传递会受到那么大的阻力。为什么那多人都同情达赖，说到底这不光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也说明了很多的西方国家，包括它的公民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伦理并不认同，这个不认同可能出于偏见，也许出于意识形态，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做的咋样，我们每个人都有数，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都同情达赖。说达赖具有欺骗性，这样说太简单了。那些文明国家的人都被达赖给欺骗，我说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你不能把西方的人都看成傻X吧，我说达赖有那么大的能力吗？这样说我都不信呐。

那为什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事件不能去指责，只能反思，我们伤害过藏族同胞没有，伤害过别人没有？我经常讲美国的少数民族族裔读大学也要加分，奥巴马就是加了分读大学的，他不加分能和白人一样考上大学吗？我们国家也实行这样的政策，我来之前跟一个博士生答辩，我们就招了一个少数民族朝鲜族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法方向的今年的分数线就是210，外语六十分，而少数民族的总分190，差二十分呢，外语57，而且少数民族只要达到这条线就必须要录取，这不光中国政法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是一样的，这个是教育部规定的。我说凭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干呢？后来我就问那个学生一个问题，我说你怎么来看少数民族优惠加分，我说这是不是就叫民族歧视呀？他说王老师我绝对不认为这是歧视，我说你先别这么干脆，因为你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你得到好处当然了，我说假如你不是一个得利的人，你会认真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说美国为什么不认为那是歧视，因为美国提出一个理论叫“纠偏主义”，为什么叫纠偏？那是因为白人在历史上伤害过黑人兄弟，他们后悔了，忏悔了，用今天的行为来弥补过去的过错，黑人接受了，不是施舍，那是一种补救。那我说我们这是补救，你说我们曾经杀害过你们，所以你们的智力水平不如我们高，所以给你加二十分，我们党什么时候这么说过，为什么很多藏族人都把达赖看成精神领袖，而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西藏人，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西藏人，越有文化的西藏人越藏独，为什么？我认为应该咱们自己去反省反省什么使我们兄弟之间更加融洽，真像我们意识形态所说的那样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你现在遇到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就说是西方人反华了，青年学生听了感觉特别愤怒，但是我告诉大家理性点，不要那么愤青，自己去想想为什么，我认为胡适给我们提供了这几个标准。

宪政不管它对富强有没有帮助，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尺度，其中你的人权状况，对人的尊严、价值尊不尊重，这肯定是一个标准。即便宪政和富强毫无关系，胡适告诉我们说也要搞宪政，那是一个标尺，那是一个道德的标准，一个国家的道德。后来当我们思考一个国家伦理的时候，我首先把它看成一个国家的理想，一个国家最大的悲哀就是失去理想，就像一个民族失去了理想一样。你现在问中华民族的理想是什么，说实话很少有人提这个问题的，我不知道，咱们中华民族的理想是什么，以前咱们共产党人说中华民族的最高理想是不称霸，我说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你很弱的时候你说不称霸，这话说起来没意思。当然你跟美国那样我们不称霸，我说这个民族真有道德。平时吃饭的时候瞎聊天我经常说，什么叫怕老婆，这有两个原因，两者必居其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可能在外面受了气，在外面使得力气太多，回家力气使完了，所以说算了，你看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打仗最勇敢的人像戚继光，那最典型的怕老婆，怎么解释，两种解释，因为他杀敌太勇敢，所以回家特别老实，因为力气都使完了嘛。那么另一种解释可以说是正是在家受了气，所以出去杀敌特别勇敢。美国这个国家就是怕老婆国家，应该用后面一种解释，美国在国内政府受了气，所以到国外去发泄。你看美国国内就是契约主义的，政府跟人民的关系比我们和谐，但在外面他特别撒野，打伊拉克。关于打伊拉克，说实话，以前我一个学生在网上还专门写我，说我的启蒙教育，说当时我握着拳头说我坚决支持美国打伊拉克，要把那个暴君赶下台，要解放伊拉克人民，但是后来我看了都脸红，看了我那些文字讲演，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打伊拉克是不道德的，为什么不道德，因为他打伊拉克的一个正当理由就是他说萨达姆藏了很多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结果把别人吊死了，把两儿子也打死了，把别人家也抄了，结果一瞧这哥们，穷的叮当响，什么都没有，然后连个道歉都不说，这个我是不能容忍的。再说了你说你是解放伊拉克，你是解放者，那么请问在座的各位，伊拉克是怎么欢迎这个解放者的，身上捆着炸弹，去炸他们那些解放者。后来我就理解了，不是说萨达姆就是好人，萨达姆就是个暴君，但是如何来推翻这个暴君。它的国民起义，只能是国民起义。真正的解放只能来自于自我解放，不要指望他人来解放你，他人的解放那只能是武力。这是我一个五十岁人的感悟。以前我支持美国这样干，但后来我发现，这样干真不道德，在外面撒野，在国内受气，咱们恰恰是反的，咱们在外面经常受气，弄个火炬都传不好，受气那怎么办呢，那回来吧，回来在家里面咱们……那就不说了，到此为止吧。就讲到这，谢谢各位！

提问环节

同学甲：

老师您好!您让我很感动，因为我是法学院的学生，从上午八点一直到下午六点您都一直在会上，现在又站着讲了两个多小时，所以我提请大家再一次鼓掌。（热烈的鼓掌）我有两个问题，首先我觉得你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宪政思想的历程，你提到三个人，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严复，还有一个是胡适之，我觉得您比较欣赏严复和胡适，康有为是不是主要就是他学术上很不规范，严复的话学术比较规范，胡适您更多的是从人格精神上讲的。我就有个疑问，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讲，学术研究的规范性，跟本人学术研究的实用性，这两个角度应该有一种矛盾在里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那个原点，去解读一个思想，是不是我们人就有一种寻找一种确定性安定性的倾向，回到原处找到一个正当性在这里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这也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我就想问这两个问题。

王人博教授：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用我回答了，我认为你说的挺对的，第一个你说学术规范问题，康有为的学问确实做得不规范，但是他的价值是什么呢，他起码可以给我们一个启悟，就是中国人可以从中国出发做一个原创性的思考。当然在中国古籍里能不能读出进化论，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真没有。可以有，但是真没有。不光是康有为，严复后来为了播扬进化论，专门写了篇文章叫《老子评议》，我觉得那篇文章写的挺有水准的，那比他的《政治讲义》要好的多，那这篇文章他一个主调就是从老子去发现进化论，他认为老子有进化论的，当然严复的论证更严密一些，更规范一些，但康有为就是瞎说了，所以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受到很多谩骂，他确实太不规范了。后来的一个评价我认为他评议的很准确，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不是在宣扬儒家，而是在给儒家钉上最后一颗钉子，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结束儒家，所以这可能是儒者对康有为不认同的原因。

第二点确实是对的，我认为中国人思考问题，包括西方人，一个源头活水，就像你所说的内心的确定性，这个很重要的。我认为这是你表达的很深刻的一句话。这个确定性很重要的，就是人内心的确定性。因为我经常思考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想问题，是不是就是个别的，一看历史恍然大悟说，我们中国人原来都这样思考问题，你可能就是你确定了，自信了，中国人是这样一群人。

同学乙：

王老师我想提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近代的中国人对宪政理念的理解是，把宪政当成一个工具，把它作为一个富国强兵的一种手段，你对近代几位学者的思想做了分析，那我想问我们当代的宪政研究者现在对宪政有没有误解？

王人博教授：

是这样子的，你这个问题可能表达的不是很准确，但是你的意思我懂，表达的不准确。不是说你话说得不对，而是可能你对问题的表达我不太喜欢。咱们中国人把西方的宪政主义作为工具主义来使用，这是很正常的，我确信的一点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当现代性和宪政成为两大目标的时候，他只能是现代性优先。换句话说，中国宪政化的合法性，只能作为现代性的一个伴生物才是合法的。也就是说这两个目标不是并行的，只能把宪政看成是和现代性相伴相生的。现代性优先，宪政其次，这是我们从严复一直到现在官方的意识形态是这样子的。不信你试试，你跟他提宪政，他首先问宪政对国家稳定有什么帮助呀，对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对解决大学生就业有什么好处，你给我讲讲听听，我说你讲不出几点，既然你讲不出，那胡锦涛同志要说了，既然你讲不出来，那为什么要实行宪政呢，这绝对是咱们官方的一个思维方式。你读胡锦涛同志讲话，读吴邦国的那个讲话，我认为这些人不是说天生的排斥西方的东西，他们的问题意识跟西方，跟咱们确实不一样，这是我前面的解释。对于我本人，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说是不是我也误读了西方，误解了西方我自己确实不确信，这是我很惶恐的一个原因。但是我总认为，宪政从现在中国人的意义上来说，他首先意味着这个社会绝对不这样，当官的人应该有点教养，而老百姓像个公民，像个什么样的公民呢，就是不是刁民。中国的问题不是一方面，咱们说政府不讲理，那我请问咱们老百姓讲理吗？贪官、刁民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那天我跟法大的学生讲，我说我以前总对维权的人士，上访那些人我很同情，也确实反感孙东东教授那种表达。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不断改变看法，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了。你对钉子户什么看法，钉子户，我们老百姓都看成英雄，说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跟政府公权力对抗，好样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判断本身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比如说我在北京，后来海淀区修了条路，说为了缓解八达岭高速的压力，那流量太大了，堵车堵死了。结果就是一家他不搬，那个地方一直不通。那个钉子户他为什么不搬呢？那个房子给他估价，市场价150万，就是三间破房子，而海淀区政府给他220万，考虑到它的情感因素，中国人都是恋古恋家的，安土重迁的，你知道这哥们要多少钱，要580万，非580万不搬，我说哥们你这是讹诈，你这不是讹诈政府嘛。事情就是这么复杂，我不认为这是钉子户，这是刁民，这绝对是刁民。你说政府给你220万还可以再谈嘛，但你要580万那太过分了，那就因为这一户使大多数人出行都不方便，你不能说他就是英雄，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就是一个刁民。

宪政不是解决大的问题的一个制度，我认为宪政就是使一个国家更正常化一些，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尊重。我跟学生说，在一个国家我们还随地吐痰，乱丢纸屑，在众人面前大声的说话，在网络上能上网写字的人，我认为都是文化程度不低的人。使用电脑上网，网上没有谩骂，这个国家再来谈宪政问题。当这些东西没有消除的时候，我们真不配这个东西，这就是我的看法。我记得史景迁先生，对一些中国的留学生这样说，他研究了中国近代以来在日本的留学生，这个你从陈独秀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日本的留学生在日本的一般看法，随地吐痰的，乱丢东西的，不讲卫生的，大声说话的，肯定是中国留学生。说实话我跟你们一样，对日本也没什么好感。后来史景迁作为一个美国人，白人，你看他的名字是中国人的名字，也是著名的汉学家，也是白人，他这样说的，他说日本说欠的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债都让这些留学生还了，听了这句话，我真的感觉挺震惊的，咱们当了两千年日本的老师，现在日本人给咱们当老师，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文明人。前两天我看到两个帖子，当时非常愤怒，两组不是两个，一组是越南的网民，一组是中国网民。越南是落后的国家比中国还落后，又是个小国，为什么两方会较劲呢，就因为两个地方的主权归属问题，一个西沙一个南沙。说实话看了特别震撼的是什么呢？只要是越南那面的帖子写都非常理性，当然百分之九十都说南沙西沙都是他们的，但是他们都加了一句，在当下不要去招惹中国，中国是个大国，这样对咱们越南政府和人民不利，越南再也不想战争了。我认为这话写的挺好的。你不能叫人家越南说西沙南沙都是中国的，这就叫“越奸”，咱们把这称为“汉奸”。他们的那太正常了，是理性平和，什么都不说。咱们这边的就不可读了，什么越南猪，我把你宰了，又是什么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狗杂种，当年我们怎么支援你们的，我说你说这话多没劲，哪像个大国的公民，你说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还谈什么宪政？今天晚上咱们在谈宪政，同学们回去上网再也不要用这种语言发泄。不要把宪政看成太大、太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说咱们这个民族，咱们这个国家到底适不适合这样一个东西本身是个问题。

我想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分两种人，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就是说美国人他特别喜欢，所以美国那个钞票上印的就是他们信仰的上帝。好像我们跟这个东西挺无缘的，当然很多同学，很多同事跟胡适之一样都挺乐观主义的，说实话我挺悲观的，我是个悲观主义者，看到马粪绝对想不到马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路怎么走，没辙，我没办法，也没想法，所以千万不要问我中国的宪政之路怎么走，我说这个事还是由胡锦涛来回答吧，我只能跟你们追溯一下中国人是怎么思考的。西方的宪政不是解决富不富强的，而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或者说大一点解决一个人跟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什么人权、民主、法治，这些都是把它赋予上去，贴上去的，我认为宪政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合理化，常态化，那不像我们现在。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真是太不正常了，我要跟大家说的可能就是这些了，算了吧，咱们到此为止吧。谢谢各位！

注释：

[1] 出自于《孟子·滕文公下》：“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2]《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3] 1895年春，严复受甲午战败的剌激，在天津《直报》连载的《原强》一文，论述西方列强与当年侵略中原的匈奴不可同日而语，揭示西方富强之道说：“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文选》第13至14页，卢云昆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引文摘自任复兴：《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读严复、徐润第、徐继畲笔记》，http://www.xujiy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