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论题主要设定在两个层面：一是民族主义本身的问题；二是对中国来讲，民族主义问题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第一个问题可以略谈，重点放在第二个层面。
民族主义表达的是一种政治诉求。当它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时，其含义并不清晰，同时又与“民族”这个被发明出来的概念纠缠不清。我们在理解这个问题时，通常会以一个习惯性的假定作为前提：有了民族的认知，才会产生民族主义。其实不然：“民族作为天赋神赐的划分人的方式，作为固有的尽管姗姗来迟的政治天命，不过是个神话（myth）；民族主义有时利用先存的文化，把它们变成民族，有时则发明民族，而且经常 消灭先存的文化：不管好与坏，这就是真相（reality），而且一 般来说不可避免。” 简而言之，民族主义并非对“自然的、既定的单位的觉醒和确认”，相反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按照通常说法，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起源于欧洲。法 国、英国等政治文化体脱离了中世纪的封建体系，各自谋求自身的独立地位，进而产生了近代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家间秩序。然而，纵观欧洲民族主义的前世今生，就会隐约发现，欧洲的民族主义思维是一个自身带有致命缺陷的模式。民族主义在欧洲成了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催生民族国家的诞生， 也能把既成国家的一部分分离出去。欧洲的民族主义至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政治体座基。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在“个体—城邦—帝国—希腊世界— 世界”五个层次中游走，虽然古希腊世界力求以城邦为政治体座基，但一遇到帝国战争或与东方人的战争，城邦就失效了， 就得寻求其他更大层次的政治体基座。随着马其顿亚历山大的扩张，一个泛希腊化的世界兴起，城邦也就式微了。
到了古罗马时期，“个体—行省—帝国—世界”的结构， 使罗马能长期在帝国架构内维持稳定状态，但渐渐地，帝国与蛮族之间以及帝国内部都发生了问题，最终导致了罗马的灭亡。
进入中世纪，“个体—庄园/自治市—王国—王国联盟（神圣罗马帝国）—世界”的体系形成了，庄园变成了主要的政治经济体基座，王国的边界随着君主的联姻、继承等发生着剧烈的变动，欧洲内部处于散碎漂移的状态。一直到17世纪以来， 法国、英国等王国渐渐夯实自身结构，变成独立政治体，民族国家才逐渐把封建体系挤崩，进而形成民族国家体系。
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大大促进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发展，使其领先于世界。但是随着民族主义的膨胀，各国之间的矛盾也日趋严重，终于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战”后的国际联盟试图化解民族主义极端化的难题，最终归于失败；“二战” 后欧盟的成立则有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随着英国的脱欧，欧盟还能走多远，能否真正克服民族主义的难题，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可以认为，欧洲的民族主义只是西方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而已，而且还是一个自身蕴含着严重问题的环节。西方人自己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吃尽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苦头。当他们试图以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思维来解释和指控现在的其他国家时，其身上背负的问题是值得反思的。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发生应追溯到1840年以后，基本上是和中国的“近代”重合的。这之前，中国以“天下体系”的方式自足地存在于亚欧大陆的东端，并在这个体系中处于盟主或“天朝上国”的地位，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天下世界”的“首都”。“中国”的这种存在方式持续了一千年以上。传统的天下体系中不可能孕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其思考出发点也不可能是现代民族立场，而是一种儒家化的“普世主义”思维。然而1840年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 等条约”的产生，中国的“天下体系”逐渐解体，中国的“朝贡体制”败北于“条约制度”。
在“条约制度”的框架下，中国屈辱地发现，自己并不是“天下世界”的中心，而只是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一员，而且是贫弱的一员。中国也不是“天下世界”的“首都”，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低人一等的国家。不管自己情愿与否，中国只能眼睁睁地被强行纳入民族国家体系，而且是作为一个不受尊重的国家而存在。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人不得不进行自己的民族主义思考。可以这样说，近百年来的中国思想者和传统中国的思想者不一样：前者是以国家和民族为起点思考问题，后者是以天下和普世主义为中心建构自己的理论。
思考中国的民族主义有这样一个实质性问题应予以重视： 除了与国家独立、民族自强、民族自我意识有关之外，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关键点是什么？用民族主义来理解中国近现代历程从什么地方入手？
民族主义之于中国意味着对本民族核心问题的思考和判断。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一定是一个对本民族有着自觉理解的人；一个虚假的民族主义者，必定会失于本民族最核心、最基本问题的把握。
近世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主要有两个视角，即“外”视角和“内”视角。“外”视角是超脱国家内部族群的差异性，把因传统、政治、文化凝聚在一国之内的各个族群“想象”a为一个共同体，以应对国家之外“强势民族”所造成的困境。在这个层面上，汉语的“民族”一词应是“国族”的意思。具体而言，当近世以来的中国思想者面对西方列强（也包括日本、俄国等）与中国的不平等关系时，他们自然把对方想象为一个集团，而其名称则是根据自己的情感强度不同，叫作“洋人” 或是“洋鬼子”，在所属的国家层面上，叫作“泰西民族”或“西洋民族”。与此相对应的，我们自己当然也被视为一个整体，名称是“中华民族”。
“内视角”主要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供的，他们对“民族”概念主要是根据革命的不同阶段、不同目标而进行定义的。革命初期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他们的民族概念主要是从族群性着眼，这与以前“反清复明”这类会党组织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目标，革命党人的眼界更高一筹，因为他们不是中国明朝的复辟主义者，而是为了建立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新国家。等到满清王朝真的倒下去的时候，革命者也不能让原有的国家疆域缩水，建立一个纯粹的汉人共和国自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们在策略上默许了“五族共和”的思想。所谓“策略”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装装样子而已。譬如孙中山先生在对少数民族团体讲话时，总是要说到“五族共和”，一旦是“自己人”的场合，他的口吻就变成了强调汉人的责任与义务。
孙在晚年曾回忆说，他原本就不同意五族共和这个说法，默认主要是出于形势的考虑。进入20世纪20年 代，孙先生和他的同志渐已抛弃了“五族共和”的提法，改称为“中国民族”，其成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以中华民族的强盛为目标的“国族主义”。这也预示着革命者的民族主义“内视角”与“外视角”的合流。
本来，在传统的中国语境里，不存在民族（nation）这一概念。“民”与“族”二者是不同理路上的两个事物。“反清复明”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那只是会党们想象的一个理想化的汉人政权；“排满”的革命者也习惯将自己的革命称作“种族革命”，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
所谓民，是一个和“君”“官”对立统一的概念。“天生民而立之君”“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等表明，民是一种先在的政治实体，是“天”的产物。而“君”是一种牧养和教化“民”的职务性、功能性存在。“君-民”“官-民”构成了传统中国基本的政治结构。
“民”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它不被任何政治架构所限制， 比如当民不满于他们的“国”时，可以离开他们的国而另寻其他的国。儒家也倡导“怀德以来之”的竞争方式，把其他国的民吸引到自己的国中来。
所谓“族”，是一种包含多个层次的生活单位，有氏族、家族、宗族、部族等。这些单位是自然意义上的，只是表明了人们“聚族而居”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建构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含义。
比较而言，民是政治概念，族是自然和伦理概念。二者是不同层面的事物。
从政治的范畴讲，天下、民、君、官构成了一种普遍的政治秩序，即传统中国大一统的王朝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天下秩序、天下体系；民为主、君为客，民之于君，恰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民是本位性的，君是功能性的。民不会与特定的政治范畴坚固粘连，在大一统之前，民可以在不同的国之间流动、选择；在大一统之后，民可以通过起义的方式重新选择君。
民具有一种“公”的属性，而族则是“私”的表现。在传统中国，族只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民和族之间相隔甚远，民的普遍性、天下性也无法容纳族的小集团性。当一个政权以“族”的思维而非“天下”的思维行事时，就会被视为不合法的政权，比如钱穆就把清朝政权视为“部族政权”， 即一种私性的、缺乏合法性的政制类型。
细细追究“民”的政治含义，我们可以发现，传统中国的政治观是一种普遍的、天下为公的政治观。它的视域及于所有的天下子民，从来不限于某家、某姓、某种部族，也不可能用“民族”二字加以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