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露凋伤朱令令》发布之后，有位财经网友留言：“不要把话说半截，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怎样了?铊怎么会进入朱的体内?是朱自己主动进食的?还是被人下毒?这些铊是哪里来的????????很多问号……”
当即回复：问得好，答案很简单，属于投毒。但是，直到现在，嫌疑人都没有被绳之以法;小稿之所以戛然而止，实在是笔者心潮澎湃、伤心叹惋之故。
朱令发病后，曾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尽管不对症，由于侵入体内的铊毒素处于潜伏期，坚强的朱令回到清华读书，但是，寒假过后，病体难支，只得于1995年3月9日，前往协和医院就诊，神经内科的李舜伟先生，当即告知朱令的妈妈，这太像六十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案例了，并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张寿林先生一起会诊，初步断定铊中毒。
慎重的李舜伟先生询问朱令是否接触过铊盐，并要求清华化学系出具书面证明，并写入病历。遗憾的是，在以后近两个月时间里，并没有按照铊中毒治疗，使得铊毒素，在朱令体内尽情肆虐。
这里不得不说，吴承之伟大的父爱。1995年3月25日23时，尽管异常疲倦，但是，心细的吴承之看到仪器的指针往下掉，赶紧叫来医生，原来朱令体内的有根管子脱落，朱令与死神擦肩而过。
1995年4月28日，朱令父母设法收集女儿皮肤、指甲、血、尿、脑脊髓等样品，送往北京职业病防治所陈震阳教授实验室。陈震阳惊异地发现朱令体内的铊是致死量的2000余倍，经过两次验证，确诊铊中毒，当即告诉朱令父母，铊盐无色无味，属于剧毒，朱令的情形，不是自杀就是他杀，并且建议使用口服普鲁士蓝。
得知真情的吴承之夫妇，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知书达理的一对老知识分子，此时，已是欲哭无泪。只能力争最短的时间之内，找寻解救爱女的最佳解药——普鲁士蓝，在卫生部老部长崔月犁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救命解药，十瓶普鲁士蓝竟然不到五十元。而朱令在协和住院的费用，已经高达五十万元。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朱令学友在同仁医院的治疗费用四十万元，清华已经报销。协和医院的五十万元，成为这对老知识分子一笔沉重的负担。
可以看得出来，按照李舜伟先生的诊断路径，朱令的后遗症，绝对不会如此严重。令人奇怪的是，一向谨慎周密的协和医院，何以如此狂妄，不仅对朱令中学校友贝志诚提供的国际医学信息不屑一顾，而且，还会轻易否认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先生的诊断报告?
话说回来，吴承之夫妇，怎么也不轻信如此热爱生命、多才多艺的爱女，竟会走上轻生的道路，也就是说，根据职业病业界权威陈震阳先生的判断，在排除了朱令在清华化学系实验室接触铊试剂的可能后，朱令是被人陷害投毒。
1995年4月28日晚，朱令的舅妈来到清华化学系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薛芳渝教授家，在请示清华主事者王大中和贺美英之后，向兼任清华派出所副所长的清华保卫部长报案，该案由清华派出所和北京公安局14处警官负责。
就在此时，1995年4月28日——5月7日，清华六号楼114室，也就是朱令的宿舍，发生一起离奇的失窃案，办案的警察也觉得奇怪，只是丢失了朱令的洗漱用品。后来，朱令的一个缸子在床底下找到。没有进行刑侦学学习的笔者，直觉告诉我，朱令中毒案和朱令宿舍失窃案，完全可以并案调查。
警方经过对朱令同学、好友、民乐队成员和舍友的走访调查，确定朱令舍友孙维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即，孙维接受警方询问，但是，这位唯一的嫌疑人，后来竟被警方解除了嫌疑，致使朱令中毒案，迄今为止，依然没有一个说法，这让吴承之夫妇，怎么能够释怀呢?
其实，有心的网友，通过前面的叙述，隐约可以体会到，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介入，吴承之先生就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寻找到铊中毒的解药——普鲁士蓝，因为，只有通过老卫生部长崔月犁，才可以知道北京哪里有这种药品。尽管吴承之夫妇属于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内心并不愿意靠近权力，但是，也不可能超脱于无所不在的政治生态，这就是大陆社会的现实。
在这种全能政治的生态中，吴承之夫妇侥幸找到普鲁士蓝，进而从死神手中把爱女朱令夺过来，那么，其实，警方也不难找到犯罪嫌疑人的;事实上，清华派出所很快锁定嫌疑人，就是朱令的同班同学、宿舍舍友、民乐队成员——孙维。但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吴承之夫妇也就没有办法讨回公道，并将投毒嫌疑人绳之以法。
199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原本风华正茂的朱令，应该在舞台演出《广陵散》的时刻，一代才女却失去了底线的健康，缠绵病榻;就在当天，中国现代“工矿泰斗”、“煤油大王”——孙越崎先生，以103岁高龄，在北京仙逝。
孙越崎老先生正是嫌疑人孙维的爷爷。老先生创办穆棱煤矿、玉门油矿，在翁文灏先生的影响下，实业家孙越崎在四十年代加入国民政府，并担任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政权鼎革的历史关头，将掌管的矿业、化工、电力、造纸、制糖等1000多个大中型企业，留在大陆。阎明复曾高度评价老先生的贡献，认为老先生的成就是不可估价的。
令人遗憾的是，主事者为了美化自己，认定旧中国“一穷二白”，这样孙越崎和同仁的历史性贡献，很轻巧地被一笔抹杀，喜欢办理实业的老先生，被分配到开滦煤矿，不能发挥作用。
尽管也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但是，直到1988年，有关部门才意识到，对于孙越崎的功绩、影响和威望而言，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但是，老先生已经九十五岁高龄，只得作罢。
值得一提的是，孙越崎作为“工矿泰斗”，一生两袖清风，具有很高的境界。同时，作为中共难得的“诤友”，反对修建三峡，由此，可见老先生的独特品格。不知道得享高寿的孙越崎老先生是否知道，自己钟爱的孙女，竟然是清华投毒案的唯一嫌疑人!
大陆的政治生态，确实独到而有趣，有关部门在1988年看到，孙越崎老先生由于年龄的原因，不能担任国家领导人，弥补这种遗憾的机会，通过孙越崎的侄子——孙孚凌，而给以补偿。这样，作为北京政协见证者和参与者的孙孚凌，在1993年3月，由七届全国政协常委，被安排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直到2003年退休。
孙孚凌曾经对政协主事者谆谆告诫：统战工作，可以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清华大学1992级物化2班的孙维，尽管并没有为统战工作增砖添瓦，但是，竟然可以享受家族前辈统战的收益。这就是为什么，朱令铊中毒案件，尽管在当时，就由《北京青年报》和《女友》报导，引起持久关注，而长期不得解决的一大原因吧?
孙越崎老先生，1992年受到主事者接见后，得以享受正部级生活待遇，我想，这并不符合老先生的品格，只是统战价值的一个表示而已。孙维即使是投毒案的唯一嫌疑人，只要孙越崎老先生健在，那么，有关部门就要进行综合平衡。
天真的吴承之夫妇，多次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希望能够给爱女朱令讨回公道，但是，非常不巧的是，嫌疑人孙维，在爷爷仙逝后，家族里面，依然有堂伯父孙孚凌，担任国家领导人。
尽管孙越崎、孙孚凌，并没有真正具有政治权力，但是，权大于法的社会生态，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有关部门无需考虑，就异常明了，吴承之夫妇知识分子的价值和高级统战对象孙越崎、孙孚凌的价值，孰重孰轻。换句话说，如此显赫的家族背景，无需堂伯父出面干预司法，公检法司就已经主动出面，排除唯一嫌疑人的嫌疑，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轰动一时的清华投毒案，之所以迷雾重重，看来，还是权力怪兽例行公事而已。
这也是至真至诚的贝志诚，之所以不能释怀的原因所在。据有关法律人解释，朱令中毒案的追诉期原则是二十年。作为朱令中毒案的唯一嫌疑人——孙维，据说生活也被互联网彻底改变了，有心人发现，孙维为了彻底与“铊”进行了断，已经改名“孙释颜”。
笔者运用拼音输入法，输入“SHIYAN”，得出“食盐”、“实验”、“饰演”、“食言”、“失言”、“势焰”，这些词汇，似乎都在表明，孙维并没有走出投毒案的阴影。令人奇怪的是，孙维更改姓名，办理新身份证，使用的竟然是学生时代的照片。至于孙维曾经的室友——朱令，已经被“铊”彻底改变，双目接近失明，体重100公斤，智力低下，生活不能自理，衰老的双亲，每天伺候自己的女儿，无异于一场坚韧的战斗;这时候，不由得暗暗思忖，吴承之夫妇即使能够为爱女讨回公道，而一代才女的健康、智慧和美丽，到哪里去讨要呢?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