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其他相关可参证的史料，回忆录有时是靠不住的，不能无条件地相信一家之言。读政治人物、新闻记者的回忆录尤其要小心谨慎，甚至要认真辨识。自1926年起，《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驻中国十五年，经历过那个风云跌宕的大时代，他的回忆录诚然是有价值的，但我们如果将他的回忆当作信史，恐怕就会上当。不说别的，其中一个明显的史实错误，一眼就可以发现，称胡适于1929年夏天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四天后无条件释放。书中是这么表述的：

……文告发布了，胡适也被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

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

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专门为胡适发表社论。

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社论的英文版被送给上海的所有英文报刊，并通过无线电报发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

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民国采访战》，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121—123页]

既然亲历者哈雷特•阿班言之凿凿，对胡适生平缺乏深入了解的人很容易会相信其事，包括此书的编辑在内，在120页的一张胡适照片旁边就配了这样的文字说明：“胡适既曾被国民党投入监狱，亦曾遭受共产党的大批判。”

《纽约时报》社论称，“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这一年胡适39岁，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业余办《新月》杂志。值得注意的是，社论通篇没有提到胡适被捕，只是说他被国民党“抨击”、“并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社论中多处使用的措辞都是“受到谴责”、“压制”、“惩罚”、“受迫害者”，无一词指向他被捕。社论是当时发表的，准确性显然高于记者多年之后的回忆。

胡适本人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是最好的依据。按哈雷特•阿班的回忆，胡适被捕的时间在8月3日之前那几天，他1929年的日记大致上完整，然而从7月22日到8月5日这几天，胡适恰恰没有写日记。那么，胡适是否真的曾被国民党抓捕？

他这几天的日记虽是留白，给人留下了一点想象的空间，但是他7月29日、8月1日都曾给挚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写过信，从丁8月3日、5日给他的回信可知他安然无恙。8月1日，他还为中国公学的事给教育部长蒋梦麟和次长马叙伦写过信。这些信就是很好的根据，也可以填补他日记中留下的那一段空白。再说，当时上海的报纸，包括老牌的《申报》等都是有一定新闻自由的，最起码有租界的保障，发生胡适被捕这么大的新闻事件，也不大可能不报道。查遍报纸，并无此事。

8月6日，胡适日记说，宋子文到上海，邀他面谈，还请他代为起草辞职电文。8月9日日记中没有一句话，只是剪贴了《民国日报》批判他的文章《胡适所著〈人权与约法〉之荒谬》的剪报。8月13日起，胡适不断将上海等地国民党党部呈请惩戒、拿办他的剪报，以及报纸上批判他文章粘贴在日记中。9月29日，他粘贴的剪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要求国民政府行政院转饬教育部，对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10月7日，胡适将三天前教育部下达的“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的训令原件退还，并给老朋友蒋梦麟写了一封信：“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章，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

到此为止，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适曾遭被捕，更遑论下狱。

关于胡适的三篇文章，就是在《新月》发表的《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加上另外一篇直斥国民党反动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都收入了随后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中。

胡适的言论虽然尖锐，国民党各地党部乃至中央党部确实对他大为不满，要求惩戒乃至拿办的呼声充斥报纸，许多朋友为他担忧，他从未被捕却是事实。哈雷特•阿班回忆，胡适常说，“是《纽约时报》救了他的命”。恐怕不可靠，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舆论对他的安全无疑是一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