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哲人王思想估计是他的思想中最广为人知的。大多对于哲学怀有美好情愫又心牵政治的人，初读《理想国》时总会心潮澎湃，觉得自己寻觅到了久违的乌托邦；但进一步细读，他会扼腕叹息，哲人王——仅仅是乌托邦而已。
这种失落源自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打击。现实中的政治从来都是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权术和治术，满怀理想的哲人从来都无法施展拳脚，且不说孔子周游列国而无获、苏格拉底被处死，单论柏拉图自己，他就在政治生涯中苦苦挣扎而屡战屡败，三次投身现实政治生活却惨败而归。唯一身兼哲人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也就是罗马皇帝奥勒留，一个优秀的罗马皇帝，如是而已，并没有多少宏图伟业。于是，人人希冀于在柏拉图的文本中寻到解决之道，确切地说，应该是解释之道，因为现实的政治也许从来都是排斥乌托邦的，哲人们那高远的理想在赤裸裸的权力、利益面前只能低头？
然而，柏拉图似乎没有理会人们的期盼，在著名的洞穴比喻中，哲人们回到洞穴（政治生活）的不情愿显而易见。苏格拉底明确地表示：“那些已达到这一高度（引注：看见了善的理念）的人不愿意做那些琐碎俗事，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R517D）。格老孔作为旁观者，犀利地指出，让哲人们下到囚徒中去是对他们的“委曲”（R519D）。更何况，身兼双职显然是对精确分工这一治国方针的破坏。
但，事实是否尽然？或许人们的这种失落只是源于某种模糊和混乱。因为，狭义的、研究治理之道的政治从来都不是政治哲学最重要的主题，甚至只是较为边缘的话题。如嘉映老师说，政治哲学在于探究政治的目的和意义。那政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在于确保人过上好的（good，或译成“善的”也是合适的）生活，这也正是柏拉图所关心的问题。
让我们立足此点，重新回到哲人王。得到正确理解的哲人王思想，或许真是个乌托邦，可能被现实化的乌托邦。
读过柏拉图的人，或许记得他在《高尔吉亚篇》中，回应polus时谈到了技艺（craft）的划分——关注灵魂善的政治（politics）和关注身体善的技艺（没有确切的名字），而政治又包含两个部分——立法（legislation）和正义（justice）。
这里，正义似乎更像咱们常言的政治，它依赖于制度设计、政治人物的事业，很显然，关于这一点，政治哲人们不见得会如政治家、革命家、改革家……干得出色，即便是罗尔斯这样的哲人，有着关于正义制度的充分论述，他也无法保证在现实生活中，他笔下的制度的实现会带来结果的正义，因为制度运行所遇到的情况并非设计可以完全囊括的。包含着正义和立法两者的政治则是某种更为广义的政治，它关心人们怎样生活才是好的。好生活仅仅有正义的环境是不够的，它需要各种各样的活动来维护，这就是立法包含的那部分政治活动。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言及的立法并不是现代狭义上的立法，而且与现代立法有所重合的更注重教育和培养的立法，比如，为了年轻人得到合适的教育它会删除很多不适合的音乐和诗歌。而这一立法工作正是哲人们的应尽之责，因为只有他们才看到过太阳、真实的事物，才知道什么是善的（好的）生活，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才成为王。
说到这，我们发现，与其说哲人作为王是政治家，倒不如说他们是业余的老师更为贴切，他们从事着为了使得民众走上好生活而必需的教育工作，而这正是为什么哲人们要下到洞穴、与囚徒们“共劳苦共荣誉”的原因。
让我们援引爱德华·安德鲁在《回到洞穴》一文中所指出的那个极富洞见的对比。
在《理想国》开头有这么一个情节，苏格拉底被玻勒马霍斯拦在回雅典的路上，并因为有火炬赛马和庆祝会留到了比雷埃夫斯港（R327-328）。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对话直到最后也没有再提火炬赛马的事，难道苏格拉底留下还有别的原因？我们并不太清楚。
但另一个情节却毫无含糊之处。在苏格拉底和玻勒马霍斯的对话时，眼见苏格拉斯逐渐处于上风，特拉苏马霍斯几次三番地想插进入辩论，当一出现停顿，特拉苏马霍斯就像“一只野兽”一样咆哮了，谴责苏格拉底“光是提问题，再以驳倒人家的回答来逞能”，而自己并不回答。当苏格拉底谦虚地表示那是因为自己不如色拉叙马霍斯聪明，并且格老孔承诺愿替苏格拉斯分担罚钱的时候，色拉叙马霍斯“笑呵呵地”开始激情昂扬的演讲（R336B-337D）。
从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作为智者的色拉叙马霍斯在有人付钱的情况下非常乐意为问题提供答案（从《高尔吉亚》中我们看到，智者声称通晓一切问题的答案），并且他注重的是辩论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荣耀。与之相反，苏格拉底则更愿意提问题，他不收取分文，只是为了寻求知识。较之色拉叙马霍斯这些专业老师，苏格拉底只是一个知识的助产士。联系上文提到的洞穴比喻，我们是否可以推测苏格拉底留下是因为比雷埃夫斯港有很多“囚徒”需要教育？作为哲人，对知识的热爱和对真实的把握让他无法忍受比他更坏的人来从事教育之职，让奠基于“影子”的诡辩术（sophistry，让我们再回忆一下《高尔吉亚》中讲到的legislation与sophistry的对应）左右人的思维方式、统治城邦是对哲人最大的惩罚（参考R347C-D）。
这就是柏拉图给我们呈现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legislation和justice共同造就和维护了国家的灵魂的善，人们在哲学王的教育下各司其职，过上了良好的生活。然而，现实生活中legislation和justice却总是不甚均衡、一头独大，所以哲人只是哲人，无法成王。这是否需要我们扼腕叹息？值得深思。孔子身处乱世，但他大半时间都在教育百姓、启迪民智，这于当时政治格局几乎毫无影响，然而他提倡的仁—礼思想却成为了中国政治的重要品格，这难道不比一个鲁国国公更应被称为“王”？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亦复如是。与之相反，雍正统治年间经济繁荣、政治严明，然而，文化却颇显凋敝之状，这与他试图将狭义的政治扩大化密不可分。综而观之，哲人作为立法（教育）之王和政治家作为正义之王分而治之才能将乌托邦现实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