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世界知识”和“世界观念”作为主观褒扬的集合概念，屡屡出现于清季民初时人笔下，透露出对“世界”的推崇与向往，成为一种话语权势，影响巨大。对这些“世界”相关观念，清季的提倡看似范围广大，而实质在于欧美政教思想和中外交流知识。民初的鼓吹在具体事务中更见效用，同时进一步显现出外倾特点，不但以西方为重，还以西方为目标和依归。这种现象折射出近代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对“世界共同性”的迷信和对民族文化本位的忽视。

关 键 词：清季民初  世界  世界知识  世界观念

直到今日，作为固定的组合，“世界知识”“世界观念”和“世界眼光”“世界水平”以及各种“世界级”，仍是对规格、层次的褒扬与赞美的常用语。从词语上讲，这是“世界”近代含义转变的表现。“世界”源自佛典翻译，兼具时空含义，在古代除佛教用法外，主要意指世间、境界、局面、领域等，总体上笼统而宽泛。到近代落实为指称地域上的全球，但又并不固定，表现出主观认定、可大可小的鲜明特征和推崇西方、学习西方的价值倾向。①从根源上讲，这是近代中外形势变迁的结果。“世界”既有放眼全球的宏观，也有偏向欧美的重心，代表的不只是眼界的扩大，更是方向的确定，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在西方压力下由被动抗拒到主动融入的艰难求索。“世界知识”(或称为智识)和“世界观念”最早出现于清季民初，探寻其实际所指、作用影响和思想根源，不仅可以丰富对“世界”这一重要观念近代演化与运用具体过程的认识，还能深入把握近代中外形势变迁下，国人思维取向上理论依据和话语权势的演变以及本民族文化话语建立之艰难与重要。

一、实质：名曰“世界”，实则欧美

“世界观念”和“世界知识”作为固定组合概念提出，一开始就与外人外事关系密切。1903年，《中外日报》广告称新出之德国布勒志原著、叶浩吾译《世界通史》一书“有世界观念者不可不人手一编”②。镜今书局对该书的简介则称“生乎今世界而不知环球之大势者，谥之曰盲。知环球之大势而不能寻其起原，探国家兴亡之轨道，究人群进化之阶段者，亦无以促文明而应时变”③。可见，该书之所以对于“世界观念”有重要性，在于其中包含了国家兴亡、人群进化的事迹，而这些事迹又与当下中国的国运密切相关。

1907年3月6日，《申报》刊出《世界之全智》，称如今环球各国商务与外交联系日益密切，且“印刷家年出新书数千百种，类皆利用民生且其势力至大，并得借以流布世界之智识，各国人民日见亲密”④。“世界之智识”的重心在于各国间的商务与外交，且能导各国人民于亲善。同日，又有《世界之国民》一文，称“世界之国民者，必正直无偏，能具世界之全智，从不拘限于其祖国也”⑤。5月3日，推介《环球胜地名画录》，则称“我国人士，近日渐有世界观念，争思游历外洋，以扩闻见”⑥。“世界观念”与扩张对外见闻互为因果。9月25日，为《大英百科全书》广告，称该书为“世界智慧之金库”，“欲得世界大概之知识”，除亲身阅历，浏览此书最为有效。⑦10月23日，再次以《中国之大幸》为题推荐该书，称其为“世界智识之总数也，于泰西世界智识，尤为详尽”⑧。“世界智识”不仅是求知范围的扩大，还有泰西这一重心所在。

西人亦在鼓荡。李提摩太于1908年12月推介《万国历史汇编》特别说道：“世界事理自无而有，其辨别也难，循迹以求，其效法也易。”该书“譬黑夜之灯光，既导人避泥滓，且俾人遵循大路，而至所欲至之室。中国昔为文明首出，今退居他国后，其必求日跻也明矣，而是书实开导中国左右世界之力，与万国同底太平也”⑨。“世界事理”与“世界知识”名不同而实接近。李提摩太毫不扭捏，以中国落后为前提，以先导自居，希望中国循迹而与万国一起左右世界，同享太平。

一时间，“世界知识”成为时人的熟语，时人对此不仅引介，还积极呼吁，不仅用来规划现实，还被用来倒叙往事。1908年，蒋智由发表《社会国家相关进化论》提出，中国欲得善良之国家，首先不可不明白人民对于国家权利义务之观念，还需要“有世界之知识、公共之道德”⑩。同年，鞠普“论习惯之碍进化”时也提出“世界交通，自有世界之学，斤斤自守，亦徒见其小耳”。(11)次年，江义修“论阅华商联合报之有益”，称该报可以“使阅者知中国国家现处商战世界之地位为何等，中国国人现处商战世界之人格为何等，庶几由比较而感觉之，由感觉而激刺之”，从而奋发有为，“唤醒其国家观念与世界观念”。(12)又据《申报》报道，两湖同乡京官拟联名上书恳求为戊戌年免官的陈宝箴开复恩谥，理由是陈“富于世界知识，而又学有本原，实为近世督抚中所罕觏”(13)。

1910年，梁启超撰写《说常识》，将常识分为“本国常识”和“世界常识”。“世界常识”可视为对“世界知识”重要性的拔高，而梁启超的界定，既明确了其基本内容，又将其与国家意识直接关联。其言曰：

为国民之一分子，而于国中必需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其国。为世界人类一分子，而于世界上必需之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世界……夫个人而常识缺乏，则其人不能自存于世界；一国之人而皆常识缺乏，则其国不能自存于世界……以吾所见，全国中大多数之愚民，其常识之分量程度去标准太远者不必论，其所称学士大夫者，可分为二种：其一、则略有本国之常识，而于世界之常识一无所知者，普通一般官吏及老师宿儒是也。其一、则略有世界之常识，而于本国之常识一无所知者，普通一般之外国留学生是也。夫吾侪既为国民一分子，以与国人交，同时又为世界人类一分子以与各国人交，而此两种常识者，不能调和而常缺其一，则犹之无常识也。(14)

从其同年所作《官制与官规》中，则可看到世界常识比本国常识更重要：

今日所谓学识者，属于世界之知识者半，属于本国之知识者半。欲求世界之知识，其得于学校者半，其得于学校以外者半。留学生之资格，所以优于非留学生者，谓其能从学校中得有世界之知识。(15)

这一年，他怀抱“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的宗旨创办《国风报》。(16)在该报叙例中，提出“健全之舆论”发生之因缘5项，第一项即为“常识”。所谓常识，除“自然界、社会界之重要现象，其原理原则，已经前人发挥尽致，为各国中流社会以上之人所尽能道者”外，还有“本国及世界历史上之重大事实，与夫目前陆续发生之大问题，其因果相属之大概”。(17)

梁启超在本国常识与世界常识之间的畸轻畸重，时人不难看出。章太炎提出“本国人有本国的常识，就是界限”(18)，颇有针锋相对的意味。章氏之言显然抵抗不住滔滔而来的“世界大势”刺激起对“世界知识”“世界观念”的无限热情。在此前后，有人主张小说“宜倾向于世界的、国家的、政治的、社会的、科学的诸方面”(19)。世界俨然一个跟国家、政治、社会、科学并列的专有名词，自然不是纯粹的地域所能尽意，含义未必清楚，意思却相当正面，主张亦甚坚决。报界俱进会上，劝业研究会会员姚孟埙演说“正当之舆论须有世界观念，与夫世界观念为国民之必要”，认为“设使吾人有世界观念，必能自觉外祸之棘”(20)。“世界知识”如万金油一般处处必要，“无世界智识者”甚至“不足以经营蚕业”。(21)

“世界观念”不仅成为立论的时髦，更俨然正当的化身。1911年初，周佩宜等发起成立世界女子协会，关于定名特意说道：“(甲)女子为国民之母，须有世界观念。今国民程度幼稚，但知竞争乡土权利，而无雄飞世界之思想，致外人疑为奴隶性质，此在母教，亦分其咎。同人有见于此，特冠以世界二字以自警，此本会命名之义也。(乙)本国女学幼稚，视世界列国女权大昌者，未足比伦，急宜采集世界之所长而去其短，以竞争优胜于天演时代。况万国女界本宜交通，庶进化速而效果宏，并以祝世界之大同焉。此又本会之余义也。”宗旨则曰“联络世界情谊，振兴女权，结合团体，互相维持保护，并练习技能，交换知识，切磋学问，陶镕德性”。(22)

稍后，上海少年会的名称明明没有“世界”，但在说明定名时，从内容到形式却几乎照搬世界女子协会的解释：“(甲)须有世界观念。国民程度日求文明之进步，时存社会之思想，盖吾国自数千年以来，但知竞争乡土之权利，而无雄飞世界之毅果，致外人视之为奴隶性质，岂不可慨。同人等目击心伤，有见于此，爰特冠少年二字以自警，此本会命名之义也。(乙)我国民于德智体三育，较之列强相去远甚，急宜广采全球之现象，从其所长，去其所短，以竞争优胜于天演时代。为希望社会文明，交通进步之效果，俾得庆三育之大同焉。此又本会之余义也。”(23)宗旨也是几乎复制，可见“世界观念”“雄飞世界”的强大号召力。

再往后，《妇女日报》就其设定外国时事栏目特意解释道：“外国时事似与妇女不甚关系，然今日世界交通，凡为国民，不可无世界的观念。且欲知今日自国所处之地位，尤不可不先审世界大势，方足以资警悟。吾国妇女素囿于见闻，故欲增广其智识，不能不使其略知外情。”(24)“世界”的观念与智识，多半是外国政教思想或中外交通情形，而这些又与自国之地位及未来密切相关。

二、效用：看似公允，实则外倾

辛亥鼎革，民国成立，进入新时代，走向新世界，“世界知识”和“世界观念”更有了见诸行事的运用。南北议和期间，《申报》报道，奕劻面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询问列强对南京政府的承认问题。“朱公使笑曰，南京政府有价值与否，姑不具论。唯其人物尚知有世界观念，较贵国当日之政府，其程度日高出万倍。奕劻赧颜而退。”(25)这则立场鲜明、不无揣测的报道的真实程度姑不具论，但运用“世界观念”进行评判所产生的直接魔力(赧颜而退)和舆论效应(报纸报道)，则可见一斑。

这时的“世界知识”和“世界眼光”，不止个人零星的主张，而是社会普遍的风气，也不再仅仅是盼望性的呼吁，有时已经成为明白的自我标榜。1912年4月，《民声日报》称扩张后特色之一为“注意国际”：“本报另增一页，专载各国要电要闻，并加以批评论说，以期国人洞悉外情，养成世界观念”。(26)甚至有人批评佛门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也归结于“蠢然无识之僧侣无世界眼光”(27)。5月11日，《神州日报五周年大祝典通告》表示要“扩张内容，改良印刷，振固有之精神，拓世界之观念”(28)。同日，黎元洪致电勉励共和党诸公“坚持宗旨，共襄政纲，合世界为眼光，本国民为怀抱”(29)。黄兴在《布告各界文》中亦自称“兴湘上鄙人也，文质无所底，然稍具世界观念”(30)。

更重要的是，相关世界观念在重大国事上已经见诸行事，时人开始用“世界知识”(有时还强调是“新世界”)来规划新生共和国的各项事宜。民国初建，绍兴公民杜熊文上书大总统，提出用人“应力破意见，悬格以求，以具有新世界知识、旧政治经验二者为准绳”(31)。还有人说“为参议员者，须有政治之知识，世界之眼光，又熟悉国内之现状而后言论有价值，可望谋国利民福，不谓糊涂”(32)。

6月29日上午，参议院公开特别会商议继任总理人选，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代表大总统袁世凯前往说明拟定陆征祥为国务总理之理由，分内政外交两方面陈述。外交方面，认为中国尚有一些地方未能统一，而这些地方均与外国有重大关系，作为总理必须善于周旋各国之间。内政方面则说：

吾国现在改建共和，当从闭关国家一跃而立于世界的国家之地位，如是则国务总理不可无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政策。各部总长各以所计划提出于国务会议，而国务总理即以世界的现状及趋势，斟酌而损益之，以定大政之方针，如是而后国务院之政策能与世界之现势相适应，此尤陆君所优为。(33)

这里“世界”频现，乍一看还让人以为是说外交，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备受赞美的陆氏就任不久即请辞，大总统不准，在批文中再次肯定其“久历欧洲，于世界大势了如指掌”(34)。

民国的建立，从理念到活动，都与欧美世界密切关联。1912年，孙中山演说称：

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35)

将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归功于“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虽有特殊情境下的故意讨好，毕竟其来有自。同盟会员史青撰《中国革命与世界进化之关系》，也明确表示“国中明达之士，于世界情形，审之瞭然，为世界观念所影响者至深，故共和国体之成立，良由人民世界之观念所缔构之”(36)。

在凝聚世界观念甚深的新生共和国里，世界话语的风靡普遍正在情理之中。7月31日，《申报》报道12日西安女子助饷音乐会一事，其中提到“有一贫老妪，似毫无世界知识者，竟慨以首饰助捐”(37)，看似闲笔，其实颇有意味。一则表明“世界知识”覆盖影响之广泛，二则显示“世界知识”更多乃是少年先进之所有，是新事物的一种，而与老人相对隔阂。

运用广泛的“世界知识”“世界观念”“世界眼光”的内涵和重心相当一致，即都是“世界”和其他词语的组合，“世界”作为前置定语，规定后者的性质和内容，并提升后者的层次和程度。此类运用之前已经出现，此时更见熟练，主要表示眼光的扩大或目标的提高，更高度的概括则是所谓“世界主义”。8月，《新中国报》的出版通告称：“中国既进于世界上之中国，则凡监督政府之义务、指导国民之方针，非以世界上最新之趋向、最远之眼光，不足以铸成健全之舆论”，主张“以国家主义之精神、世界主义之眼光，牗启国民之智识，扶植人群之道德为宗旨”。(38)名为《新中国报》，却宣扬世界主义之眼光，可见中国之新离不开世界，或者说就是应新世界之运而起的。“世界”有时还令人生出几分敬畏之心，如世界宗教职员部声明“世界宗教范围广大，断无一教一人可当本会会长，故所订章程，用世界眼光，只选任干事长，而不用会长，方符世界两字名义”(39)。

凡此种种均表明“世界”已经不只是一个名词，而是已经上升为一种特定的观念，且常常是正面的、积极的。1913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向各省颁发《通俗教育调查表》若干，其“风俗制度调查表”有“一般观念”一栏：“一般观念调查之标准如‘个人’‘社会’‘家族’‘国家’‘世界’‘学术’‘宗教’等”(40)。无独有偶，5年后阎锡山在山西颁布的《人民须知》中，专门列有“国家篇”和“世界篇”，强调要有“世界知识”，呼吁“万莫认一国是天下”。(41)

因为宽泛，所以模糊，因为重要，所以热议。渐成话语权势的“世界”，在不同的人心中有着不同的标准。在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看来，只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才算得上是“世界观念”。《公论》“介绍名著”专栏第1期的《今日应读之名著》称：“吾国立说著书之士大不乏人，但其所著作之书，每偏注于法政一途，求其有关于世界观念之著作者，寥寥不一见。”(42)其实，法政也是洋务运动以来西方传来的新知，只是时过境迁，“世界观念”水涨船高，与时俱进，法政一途已经不再新鲜。本期介绍的《人道》和《万恶之源》两书，都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类新潮有关。

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延续预备立宪以来放眼世界取法西洋的主流，结合各自所论问题，继续提倡“世界知识”与“世界眼光”。1913年，杨昌济感慨“现在读书识字知古今、能文章之人尚多，独惜无世界之知识”(43)，并提出“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因此提倡出洋留学。(44)颇有意思的是，杨氏一面积极追求“世界知识”，一面又说我国古代以本国为天下，“取世界主义”，如今“万国交通，时势大变，不得不暂舍世界主义而取国家主义”。(45)意思固然连贯，用词却正好相反，最能表现世界与国家之间的微妙互动以及“世界”一词的灵动变化。或可简言之，就是要用世界知识来成就国家主义，而国家主义之所以显得紧迫，又恰恰是万国交通之后的“世界”新形势所提出的时代要求。

对“世界”和相关组合概念的运用，已经渗透到国家根本问题之中。温雄飞主张流动宪法，理由之一为流动宪法可以“应世界大势之所趋，循政治进化之常轨”，随时变迁，应和时势。(46)“世界大势”依然是重要考虑，并且处在不言而喻的进化之中。宋教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主张运用外交：“然欲运动外交，非具世界之眼光，不足以尽其用。”(47)1914年7月，秋风发表《新剧界之对抗力》，称旧剧“毫无意识，永不能进步，社会国家丝毫不能蒙其幸福”，新剧则“包赅国家观念、世界观念、社会观念及一切新知识新学理，大足以制造完全之人心，良美之风俗”。(48)这些看似公允的正面表述，其实都围绕着学习欧美、成为欧美的思想核心，透露出近代中国在华夷颠倒之下的无奈。

三、根源：追逐有心，自立无力

“世界知识”等话语的风靡，具有超阶级超党派的魔力。即使政治主张对立的立宪派和革命党，看重“世界知识”却相当一致。《国民公报》的宗旨在于“监察宪政之进行，鼓吹国会之速开，培植政党之基础，巩固本省咨议局之实力，输入世界之常识”(49)。《民立报》则要“以世界之智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50)。广西同盟会机关报《南风报》标明宗旨“灌输世界智识，发扬军国精神”(51)。救亡图存的主题下，立宪、革命两方宗旨立场虽不同，对世界话语的青睐，却不约而同。双方直面“世界”的态度和引导国人努力跟上“世界”的自我期许，别无二致，这正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典型特征。

对“世界”的迷信和追逐能够成为话语权势、形成时代风潮，内在逻辑在于认定全世界各民族国家、各文化体系有共通性，可以而且应该在共通性下区别优劣、确定方向。这一点可以从朝野关于教育和剪发易服的讨论中充分体现。(52)

1911年7、8月间学部组织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长张謇在开会词中提出：“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而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又云：“今日最亟之教育，即救亡图强之教育也，然非有观察世界之眼光，则救亡图强之教育政策无自而出。”(53)“世界眼光”成为救亡图强的必然要求，而救亡图强正是列强竞争的“世界大势”逼迫的结果。第九次大会讨论教育宗旨，围绕军国民教育是否可行，是作为普通国民教育还是特殊教育，展开激烈争论。陆瑞清称“教育宗旨随世界大势而定”，“反对军国民教育者，必愚昧不知世界大势者也。”(54)“不知世界大势”成为一项不言而喻的罪名，一顶让人无法承受的大帽子。中央教育会不欢而散，张謇离京前夕“忿然曰，学部诸公既不知世界之大势，对于教育国民又无一定方针”(55)。

第十一次大会上，反对军国民案的罗振玉提出“教育当养成与世界共同之人格，不能以现时之情势危急而施此特别之教育”(56)。顾实与之想法接近，一方面对“吾国人事事处于被动，几全忘其天赋斯民之本务，与天厚斯国之资格，至今谈国事者必曰救亡图强，专作被逼于人而不得不动之口吻”，引以为耻。另一方面强调，“今后中国之国家生活必须与世界诸国之国家生活为协同之生活”，认为在“世界日趋夫交通”“广大无垠之地球遂为文明器械所坚束、以成为永远不能解离之大团”的情势下，唯有“社会教育主义”能“造成世界人才，而国民亦在其中”。(57)更深一层看，即便是强调情况特殊者，他们所持的理由在于西方的压力下救亡图存刻不容缓，而这同样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大势”的新情况，与强调以“世界共同”为依据者的面向世界，并无根本的不同。换言之，无论是强调“世界共同”，还是突出“现时之情势危急”，出发点都在于外在的“世界”，而非自身的传统与基础。

与此同时，学部批准中国教育会成立，宣称“以谋本国教育之发达及其改良为宗旨”，纲要为“应世界之趋势以定教育之方针”“察社会之现状以求教育之进步”。(58)对此，《申报》转录《帝国日报》报道，以批注的形式嘲讽所谓“应世界趋势定教育方针”的宗旨“真是危险”，所谓“察社会现状求教育进步”不过是“能多商务印书馆几册书便是进步”。(59)似乎越是在具体的事件上，如同“教育进步”之类的宏观理念一样，“世界趋势”也不太经得起还原与推敲，号召力和正当性随之打些折扣。

剪发易服的讨论自清季已经开始，从中亦可看出“世界共同”的追求。时人主张剪发易服的最大理由是各国均无我国独有，这样的论证常常被称为是“世界主义”。(60)对此，汪康年说：“至于断发易服之问题，谓其世界大通，万国并立，衣冠形貌之不同，改之可也。谓其足以与民更始，强国兴邦，则吾未之敢信也。”(61)虽然不相信剪发易服可以强国兴邦，还是从与万国相同的角度表示支持。

1910年12月，资政院开会审查明谕剪辫易服具奏案，认为当今世界交通，应取大同主义，辫发不利外交，有碍尚武精神。该案以压倒优势通过。《帝国日报》欢欣鼓舞，称赞国民代表已具有世界的知识，以后议决政事必将有世界的眼光，中国此后必将渐趋于世界的国家。(62)剪辫易服成为“世界的知识”“世界的眼光”的表现以及“世界的国家”的要素。“世界的国家”其实就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的国家。1911年初，沈同芳致函江苏教育总会就剪辫易服问题也说：“环球大通，当取世界共同主义，苟举世咸以为不便者，则毋宁下一令而易之”，不满于“政府不能睹世界之趋势”，在该问题上不够坚决。(63)所谓“世界共同主义”，就是与外国趋同。

近代中国被一步步拉入“世界”，不得不走向世界，救亡图存的压力常常导致按照“世界”来塑造中国或为应对“世界”而改造中国。1913年，杜亚泉称最近十余年来欧风东渐导致“科学智识，与夫世界之眼光、政治之观念，亦因而俱进”。(64)不仅如此，“吾国易闭关为开放，改专制为共和，形势骤变，旧时文化，既不敷今日之需用，而欲由历史等种种关系，自酿一特种之文明，又迫不及待，则取他人已行之成绩，以补吾所未备”，在他看来，这在过渡时期不可避免，只是“不可不絜量短长，以定去取，融合新旧，以期合适”。(65)所谓融合新旧，在实际中往往成为弃旧迎新，而此种新文明整个就不是从自身的历史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是外烁而来，有论者称之为历史观放逐了历史，难免聚沙成塔的虚弱。(66)

虽然外烁而来难免有弊端，但当时朝野上下对世界大势的追逐，对世界知识、世界观念的提倡与标榜仍然有增无减，长盛不衰。张东荪撰《中国共和前途之最后裁判》，提出了两个问题：(1)共和果为善良与否；(2)共和果适于中国与否。他肯定第一点后，又说第二点“最易解决，第一先问人类之进化是否为同一方向，如其是也，则中国民族何能独外此方向以行，若中国人种之进化必与世界人类之进化同一轨道同一方向，则中国舍采用共和政治外，固无他途也”。(67)意思明白如是，思维取向不言而喻。清季民初以来，正是在这同一轨道同一方向所代表的“世界共同性”的指引下，“世界”相关观念不断丰富，世界话语不断强势，一路凯歌。这固然有其合理性，对外充分了解“世界”亦有其毫无疑义的必要性，但若因此淡漠甚至忽视自身文化传统的应有价值，失却了对本国现实的深入把握和对民族文化的必要自信，就难免滑向不知我之何以为我的深渊。百余年来，“世界”仍是未达的彼岸，而故国已成陌生的远方，在今天仍然值得深思。

注释：

①关于“世界”这一演变的过程和意义，可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桑兵：《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余露：《虚实互用：洋务运动时期的“天下”、“地球”与“世界”》，《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②《中外日报》1903年9月10日，第1版。

③《镜今书局新出要书》，《中国白话报》1903年第1期。

④《世界之全智》，《申报》1907年3月6日，第6版。

⑤《世界之国民》，《申报》1907年3月6日，第6版。

⑥《环球胜地名画录》，《申报》1907年5月3日，第6版。

⑦“广告”，《申报》1907年9月25日，第13版。

⑧《中国之大幸》，《申报》1907年10月23日，第14版。

⑨《书万国历史汇编后》，《申报》1909年1月14日，第6版。

⑩蒋智由：《社会国家相关进化论》，《政论》1908年第3号。

(11)鞠普：《论习惯之碍进化》，《新世纪》1908年第50期。

(12)江义修：《论阅华商联合报之有益》，《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2期。

(13)《京师近事》，《申报》1909年5月29日，第4版。

(14)梁启超：《说常识》，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036-2037页。

(15)梁启超：《官制与官规》，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073页。

(1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1页。

(17)梁启超：《国风报叙例》，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211页。

(18)独角(章炳麟)：《社说》，《教育今语杂志》1910年第2期。

(19)《小说界之评论及意见》，《申报》1910年1月22日，第3版。

(20)《报界俱进会大会纪事》，《申报》1910年9月7日，第5-6版。

(21)邱鹄：《世界蚕丝业之大势及中国蚕丝业之现相论》，《蚕丛》1911年第6期。

(22)《世界女子协会职名章程》，《申报》1911年3月3日，第2版。

(23)《上海少年会章程》，《申报》1911年4月22日，第2版。

(24)《创办妇女日报意见书》，《申报》1911年5月25日，第2版。

(25)《可笑可怜之京师》，《申报》1912年1月20日，第3版。

(26)《民声日报大扩张》，《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1版。

(27)不平：《今日之僧侣出家不出家平等不平等胥金钱之罪恶也》，《社会世界》1912年第1期。

(28)《神州日报五周年大祝典通告》，《申报》1912年5月11日，第1版。

(29)《公电·黎副总统电》，《申报》1912年5月14日，第2版。

(30)《布告各界文》(1912年6月14日)，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1页。

(31)《绍兴公民杜熊文上大总统书(五续)》，《申报》1912年5月16日，第7版。

(32)悲愤：《清谈》，《申报》1912年5月24日，第3版。

(33)《国务院之同意不同意》，《申报》1912年7月6日，第2版。

(34)《陆内阁之中流骇浪·陆总理之勇退》，《申报》1912年7月30日，第2版。

(35)《在法教堂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68页。

(36)史青：《中国革命与世界进化之关系(译中国纪事报)》，《大同报》1913年第19卷第2期。

(37)《陕垣女子助饷音乐会纪盛》，《申报》1912年7月31日，第6版。

(38)《新中国报出版通告》，《申报》1912年8月18日，第1版。

(39)《世界宗教职员部声明》，《申报》1912年8月4日，第1版。

(40)《教育部文牍汇编》第1辑，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89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第138-139页。

(41)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锡山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14页。

(42)《今日应读之名著》，《公论》1913年第1期。

(43)杨昌济：《记英国教育之情形》，载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40页。

(44)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载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45)杨昌济：《静观室札记·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载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12页。

(46)温雄飞：《刚性宪法商兑》上，《公论》1913年第2期。

(47)《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载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5页。

(48)秋风：《新剧界之对抗力》，《新剧杂志》1914年第2期。

(49)《国民公报发刊预告》，《申报》1910年5月25日，第1版。

(50)《民立报发刊词》，《南报》1910年第3期。

(51)《本报简章》，《南风报》1911年第1期。

(52)《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开会词》，《申报》1911年7月22日，第3版。

(53)《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开会词》，《申报》1911年7月22日，第3版。

(54)《中央教育会第九次大会纪·军国民案之大激战》，《申报》1911年8月8日，第5版。

(55)《张会长出京前之愤言·真是一场胡闹》，《申报》1911年8月10日，第5版。

(56)《中央教育会第十一次大会纪》，《申报》1911年8月10日，第5版。

(57)顾实：《致中央教育会会长张季直书》(1911年)，《国学辑林》1926年第1期。

(58)《中国教育会章程草案》，《申报》1911年8月15日，第2版。

(59)《商务印书馆将来之好望》，《申报》1911年9月16日，第5版。

(60)樊学庆：《辫服风云：剪发易服与清季社会变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23页。

(61)汪康年：《砭论》，载汪林茂编校：《汪康年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82页。

(62)《议员知识进步之特征》，《帝国日报》1910年12月16日，转引自樊学庆：《辫服风云：剪发易服与清季社会变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43页。

(63)《女校宜提倡改良服饰议》，《申报》1911年2月8日，第2版。

(64)杜亚泉：《论中国之社会心理》(1913年3月)，载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65)杜亚泉：《现代文明之弱点》(1913年5月)，载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5-86页。

(66)相关论述可参见陈赟：《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2-123页。

(67)张东荪：《中国共和前途之最后裁判》，《正谊》1914年第1卷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