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百安 著 ，吴万伟 译
梅铎的“美与善”能够教导我们什么。
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 (1919-1999）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其文集《道德主权》（1970）为柏拉图主义辩护，阐述其对当今时代的意义。该书至今仍然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梅铎最根本的主张是人天生是很自恋的。我们只有通过真正的爱，无论是对美的爱还是对他人身上真善的爱才能打破沉溺自我的天性束缚。
梅铎认定与学术论文相比，小说常常是表达其哲学思想的更好方式。其1968年的著作《美与善》就阐述了形形色色的爱与我们的自私之间的紧张关系。该小说文笔精美，细腻优雅，魅力无穷。不过，就像她的很多哲学论文一样，梅铎的小说并没有因为技术性专业术语而变得晦涩难解。（小说中的学究式人物在与朋友的对话中使用的术语“知觉”(sense datum)马上就被朋友误读为“资料意识”（sense of datum）[273]）
小说的核心叙事因为上班期间死在办公室的公务员拉蒂奇（Radeechy）而启动，虽然有自杀的明显迹象，但并没有留下遗书。因为拉蒂奇有机会接触机密材料，办公室主任屋大维·格雷（Octavian Gray）指派手下约翰·杜凯恩（John Ducane）去调查死因以确认没有安全风险。杜凯恩是个很有才华而且尽忠职守之人，带有“严谨的低教会派教会(英国教会的一派) 格拉斯哥新教”的特征，这使他带着一种自命不凡恶习和加尔文教派苏格兰人的严谨性，这些特征完全可能令杜凯恩跌入彻底毁灭的境地。“（78）
后来发现拉蒂奇的自杀动机是吸引人的令人好奇的迷人的事情。在读这本小说期间，我曾经好几次不由自主地大声嘟囔着”不会吧，怎么可能？“，但这本小说真的很有个性，故事情节就是从杜凯恩和屋大维延伸出来的各色人物关系的复杂网络中展开的。就像任何伟大小说一样，书中人物似乎比真人还要更真实，就像神机妙算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或美国电影《教父》中心思缜密、行动果断、冷静且有勇有谋的黑手党老大迈克·柯里昂（Michael Corleone）。想一口气总结出曾经深深吸引我的众多人物的特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屋大维和妻子凯特（Kate）很有钱，他们在伦敦郊外的乡下还有一处房产。杜凯恩除了在工作中作为屋大维的手下之外，也是这家人的朋友，经常拜访格雷家，属于这个家庭的朋友圈中的一个成员。（该小说对美国读者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是看到一种没有可比性的生活方式，而且这种生活方式在英国或许也已经看不到了。）这个家庭的朋友玛丽·克洛西尔（Mary Clothier）住在这所房子里帮助打理杂务，几乎就像个保姆。她是个寡妇，爱上了住在远离主屋的小木屋中的大屠杀幸存者威利·科斯特（Willy Kost）。但是，威利似乎受到严重的情感创伤，难以回报玛丽的爱。
玛丽的儿子皮尔斯就在这座房子里长大。皮尔斯痴迷于屋大维和凯特的女儿芭芭拉。她已经长大成为性感迷人的年轻女士，刚刚从瑞士的学校毕业返回家乡，但她对皮尔斯的态度是蔑视和冷酷无情的。在某种程度上，芭芭拉认识到自己对于皮尔斯有点儿过于苛刻了，但她在丧失纯真走向成熟的探索之路上的确遇到了困难，”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在我从报纸和书籍中读到讨厌之人和坏人的行为时，我感到内心自我仍然是纯粹善良的、无辜的。我感到这些人与我完全不同，我从来不会变成坏人或者行动就像他们一样真的很坏。我担心，这项任务的难度可能远远超出我的预料。“（63）
格雷家的另一个常客是宝拉（Paula），这是个杰出的古典学者，拥有一对青春期前的双胞胎爱德华（Edward）和亨利埃塔（Henrietta），这兄弟俩异乎寻常地早熟、聪明。宝拉的丈夫理查德·彼冉尼（Richard Biranne）就和屋大维·格雷（Octavian Gray）和约翰·杜凯恩（John Ducane）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以浪荡子而闻名，两人已经离婚，人人都觉得是宝拉主动提出离婚的。实际上，彼冉尼的罪恶恰恰对于宝拉有一定的吸引力：“贞洁、装酷、才华横溢的宝拉发现丈夫沾花惹草的花花肠子本性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快乐之源。”（147）离婚的起因实际上是宝拉与另一个男人埃里克·西尔斯（Eric Sears）有了私情，灾难性的结果是埃里克逃离这个国家。埃里克写信说他会回来，但是，宝拉其实不想让他回来，她现在处于旋风之中，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对付他。
杜凯恩本人正在追求凯特·格雷（Kate Gray），虽然这种关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种私情，更像是最纯粹意义上的柏拉图式爱情，两人从来没有比接吻更亲密的举动，“凯特最美妙之处就是她可望而不可及，这让他永远保持自由的状态。”（104）而且，屋大维对杜凯恩与妻子凯特的关系则心知肚明。事实上，我们了解到屋大维和凯特都对她和其他男人调情感到兴奋异常以至于谈论此事竟然成为两人亲热之前的标准动作。
杜凯恩与凯特的关系却因为下面这个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杜凯恩本人试图终结和年龄小很多的艺术教师杰西卡（Jessica）的恋爱关系。杰西卡的“道德观表现为对普遍意义上的传统观念的蔑视，瞧不起固定的、永久性的、一成不变的东西”，随着她本人逐渐长大，这种蔑视变成了一种深刻的恐惧。所以，是对绝对性的某种糟糕的、未经训练的渴望必须以隐姓埋名（Incognito）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毕竟绝对性才是最固定、最古老、永久性的、一成不变的观念。（84）在她看来，杜凯恩就成了绝对性的化身，她爱他到了五体投地的崇拜地步。但是，杜凯恩对她的爱并没有回应。
杜凯恩本人在很多方面是个好人，但他面临“道德上的最大悖论之一，也就是为了成为好人，或许需要设想自己是好人，但这种想象或许恰恰成为令修身变成不可能实现的因素，要么因为隐蔽的骄傲自满，要么因为以错误的方式思考善造成的亵渎神圣的深层传染性。”（77）
正如我们简要的回顾所暗示的那样，人类性行为的威力和问题是梅铎小说的常见主题，这些也明显出现在她个人的生活中。实际上，这与梅铎在专业上契合柏拉图主义密切相关。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警告我们，“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死亡。”（斐多篇），他的意思是哲学探索的生活就是要致力于超越个人的肉体欲望。与此同时，柏拉图作品包括《会饮篇》在内充满强有力的性爱描写，这些影响了我们对性和爱的理解，从但丁到现在为止都是如此。《理想国》认为，对于哲学家国王和王后来说，一夫一妻是不明智的。（曼哈顿的一个换妻俱乐部（现已解散）甚至自称“柏拉图的静养居所。”）由于受到圣奥古斯丁的影响，柏拉图有关性和爱的观点成为基督教传统的主流观念。奥古斯丁是遭遇性困惑的另一个伟大哲学家（他在自传《忏悔录》第二卷中不无警惕地写到自己在公共澡堂里遭遇阴茎勃起的尴尬时刻。）
正如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小说的主题之一是区分好和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故事的背景基本上属于英国，但这个特别主题对美国人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教训。有人曾经说过，美国人的真正宗教是乐观主义和拒绝评判。我们常常将“积极的”和“不做判断”“容易相处”混为一谈，总之就是统称为一个字“好”——也就是好人。但是，好和善绝非一回事。
凯特这个人物很好，但是，这个好天生拥有虚假的因素。杜凯恩说，“她的观点是我们的关系应该单纯和充满阳光，我必须忠实地使其变得单纯和充满阳光。”（138）如果恶魔存在，他毫无疑问也是好人啊：而且在诱惑我们做坏事时做得更好。相反，为了对你好，善人有时候粗暴生硬，有时候迟钝直率，有时候狠下心来，似乎冷酷无情。梅铎也教导我们，善良不是完美无缺。威利·科斯特（Willy Kost）拒绝了年轻的芭芭拉请他做私人教师的请求：他的动机是好的，但这种好是因为他意识到他必须保护她，而他本人则有接近年轻漂亮女士的个人动机。（182-185）
如果这本精彩小说中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其最终结论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对于一本将焦点集中在描述人类面对诱惑是多么脆弱的小说而言，这样的批评听起来或许非常奇怪。小说中嬉戏调情的内容很多，有时候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但人们似乎获得这样一种意识，即这种情况难以避免，只要我们相互宽恕对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能做的是就是不断注意到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做坏事，要约束自己，要后退，调动自己的优势克服自己的弱点，召唤或许我们只知道名字的美德。我们不是好人，我们能希望实现的目标不过是变得更温柔一些，尽量宽恕对方，宽恕过去，也说服自己接受这种宽恕，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美好的、意料之外的陌生状态”（198-199）。我们人类十分脆弱，宽恕如小说暗示的那样美好，但是，人们还是会感到纳闷，这些真理是否已经成为理性化的算计，最终将导致人们萎靡不振无精打采。威利的警告是“在地狱里，人们缺乏做出任何向好转变的能量。这的确是地狱的含义所在。”（283）（梅铎本人的生活或许就充分展示了这种危险。请参阅令人动容的电影《长路将尽》Iris [2001]。）
梅铎的杰出见解之一在于她对宗教传统保持的开放态度，无论人们是否信仰宗教，它都可以成为精神灵感的源头。我们这个书评以回顾耶稣拯救妓女，使其免于被乱石砸死的场景作为结尾或许是非常合适的：耶稣向人群提出挑战，“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约翰福音第8章第8节，第177页。——译注）（宽恕来自于爱）。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他对妓女说的最后一句话，“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同上，第178也。——译注）（伴随着法律而来的严格要求。）
译自：Why Are Platonists So Horny？ By Bryan W. Van Norden
https：//bryanvannorden.substack.com/p/why-are-platonists-so-horny
作者简介：
万百安（Bryan W. Van Norden），美国瓦萨尔学院哲学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座教授，著有《中国古典哲学简介》(Hackett Publishing， 2011)、《多元文化哲学宣言》（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7）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