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源自佛教、原本虚拟的“世界”一词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开始指称实际的全球，进而成为国人看待中外关系的重要概念。在此基础上，以列强推行“世界政策”造成激烈国际竞争为基本内涵的“世界大势”论风行于清季十年，从日本传到国内，从宏观判断到聚焦中国，由应对列强扩张而呼吁国内改革。梁启超倡导于先，留日学生群起呼应，国内士人鼓吹于后，最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层面，造成依据“世界大势”来变革中国的浓厚空气。“世界大势”论标志着士人的对外认知从局部、方面上升到全局、整体，同时又赋予“世界”观念以焦点和重心，对于近代中国“走向世界”一大跨步的辛亥鼎革，起到驱动作用。其笼罩性和规定性作用显示，在列国并立的时代，外部环境、士人意识、民心向背之于国家兴亡、政权存废的举足轻重。
“世界”一词源自佛教，兼具时空含义，在近代以前只有虚拟或抽象的含义，与现实的地理、国家无涉。其取代“天下”成为指称人类活动全部范围的主流名词的同时，更成为一个关乎近代中国人认识中外关系、谋划国家前途的重要观念。近代中国人运用“世界”观念，看待自身在全球中的位置，思考自身与他者的关系。“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已经乾坤颠倒，国家目标日趋外倾。辛亥鼎革堪称该进程中标志性的一大跨步，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终结了两千年来的帝制，还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共和政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固有思想和制度的付诸实践或更新迭变，这是外来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的第一次实践。罗志田曾在时人认识基础上深刻揭示出，辛亥革命是“士变”而非“民变”，是以憧憬为基础的革命，士人对朝廷、对世局、对世界的认知都是促成变革的重要因素。风行于辛亥革命前十年亦即清王朝的最后十年的组合概念“世界大势”，可谓对这一憧憬的宏观概括和集中浓缩。留学生、立宪派、革命党甚至朝廷等各方面共同使用，具体认知和主张或有不同，却常常都将“世界大势”作为立论的出发点。“世界大势”论对于近代中国的“世界”观念认知和“走向世界”行为实践，具有双重枢纽意义，既标志着国人域外认知程度的提升，又折射出清末新政这场全面变革的外在规定性及其成败得失，更提示着思想革命、人心向背的巨大力量。
一、宏观判断：“世界大势”与“世界政策”
经历甲午的惨败，国人向西方学习之心更加迫切，由器物至于制度，康有为的变法设计，托古改制的老调之外有了“仿洋改制”的新取向。以戊戌为转折点，体制变革从求诸内转变到求诸外，由效法历代变为取法外强乃至以夷变夏。清末新政与戊戌变法一脉相承，全面延续了后者的变制方向。求诸外，自然要以知外为前提。清廷在退避西安期间颁发的新政上谕，即要求内外大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就政治制度、吏治民生、教育文化、军事财政等各方面“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份新政官方宣言提出的“取诸人”理念，实际成为这场全方位变革的基本方向，“世界”也就愈发重要。此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将“世界之国”分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将“世界之政”分为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将“世界之政体”分为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立宪政体，是他对“世界”的观看与划分。他还断定“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则是对时代趋势的认定。作为官员的立宪建议，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1901年6月奏称：“横览世界，殆无无宪之国可以建立不拔之基业，而幸致富强者矣。”面对内忧外患，“横览世界”才能找到解决之道。
专门论述“世界大势”最显著的代表，还是梁启超。1902年2月，他以美国人灵绶《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洁丁士《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日本人浮田和民《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理想》等书为基础，在《新民丛报》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指出，“近世列强之政策，由世界主义而变为民族主义，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皆迫于事理之不得不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梁氏在题记中称此论宗旨在于“综览现今世界各国之大势，推原其政略所从出，及其所以集势于中国之由，而讲求吾国民应变自立之道”。列强的“政略所从出”和“集势于中国之由”二者相互关联，构成了“世界大势”的基本内容，其内在要求就是要“讲求吾国民应变自立之道”。梁氏此论实奠定了整个清季十年“世界大势”论的基本内涵。
仅仅两个月后，梁启超将该文改题为“现今世界大势论”，并修改题记，次月由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附录《灭国新法论》。在题记中更明确道：
然则今日中国之人士，不能反观内省竭精虑以图张国力养民德者，得毋因其于天下五大洲之形势见之有未察耶？使其能游目于本国之外，观他国所以自强之道，及其所以谋我之术，一一探其朔烛其微，而因以自审焉，当必有瞿然汗流浃背，剑及屦及，以从事于世界竞争之舞台者。然则语国民以现今世界之大势，其亦非词费也。
最后特别强调，其“意不在客观之世界，而在主观之中国人也”。恰恰是“客观之世界”规定了“主观之中国人”的行动方向，“世界大势”之要紧由此而来。
改名后的《现今世界大势论》迅速风行，两年间四次付印。温州士人张?读后叹为“痛切之谈，石人下泪，任公真有心人哉”。谭延闿也曾向友人借阅，而在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中，《现今世界大势论》更成了超越造枪炮和化学矿学等层面了解洋人，以求知己知彼，讲求新学，力图自强的代表性读物，让人感慨“于今才算得个人，以前真是糊涂得很”。更有人断定，史论一类书中“以《现今世界大势论》《东亚将来大势论》《中国现势论》三书为特优”。
以上可以看到，梁启超以外人著述为基础，撰成专文在颇具影响力和标志性的报刊发表，又发表单行本，传回国内，在士人中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渗透到地方，融汇进小说。几乎是一出手，梁氏就以“世界大势”论，激荡着国内与留日两面的思想界。此外，他在《新民丛报》上的多篇论述都涉及“世界大势”，侧重点各不相同。对于生计学，他指出中国土广人众而财用不兴，习而安者却不明就里，以为只是天运循环，只能听其自然，“及一读生计学之书，循其公例，而对照于世界之大势，有使人瞿然失惊汗流浃背者”，“世界大势”是认识中国的重要参照物；对于日本历史，他认为华人不必措意，“因其与数千年来世界之大势毫无关系也”，“世界大势”成为检验诸国重要性和中国人学习必要性的标准；在《释革》中，他不满于有权势者因误解而窒遏摧锄变革，从而“使一国不能顺应于世界大势以自存”，认为国人“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世界大势”更是中国改革的重要驱动。
同时期《新民丛报》上的其他文章，也强化了“世界大势”的重要性。蒋百里论述军国民教育，提出要“参世界之大势，定一国之方针，翻过去之历史，按将来之政策”。嘉纳治五郎与杨度谈论中国教育问题，主张“宜审度世界大势以养成国民适宜之性质”。梁启勋以日本《独立评论》第2号之《太平洋海权问题》为主要资料，专门论述“世界大势趋集太平洋之原因”。俄国经营西伯利亚，被认为是“见世界大势渐移于太平洋以东”而起的野心，蒋智由感慨“世界大势，其奇幻固有如是者耶”，强调的都是世界竞争乃至国际冲突的重点所在。可以说，《新民丛报》成为当时“世界大势”论的渊薮。
梁启超关于“世界大势”已转入民族帝国主义的判断，大体符合当时列强之所为。对此日本人感受更为强烈，1903年1月3日，上海《外交报》刊登译自日本《太阳报》的《论世界政策》，首先解题：
世界政策，原文作Weltpolitik，德人最所喜用之新字也。此字创见未久，其解说言人人殊，与所谓Imperialism译为帝国主义者相似，或谓殖民，或谓保商，或谓侵袭工业，或云扩充属土，甚有谓兼此数端者，临机应变，惟务其宜，盖千变万化，未有定法也。
接下来说，各国承袭和发展19世纪之经营事业，国际联系日益密切，国家无论大小贫富，“莫不出而与世界相周旋，则世界政策正为今日根本政策矣”。“世界为运行之场，国家亦生动之物，立于运行之场，持此生动之物，把持之，旋转之，掀翻而簸弄之，因之而发展其国力，增益其民福，得以雄视宇内，抗衡列强，何莫非世界政策之效也。”
该文提出“立世界政策之基础，定世界政策之方针”，具体而言，“曰工商业、曰海运业、曰殖民业。三事既立，于是讲求外交政策以疏通之，修明海陆军备以保护之，本末轻重，权衡悉当，此施行世界政策之关键也”。进而追溯德国“世界政策”之由来：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迅速发展，“洞见二十世纪之大势，不可不讲求世界政策”，于是大力振兴实业教育，为工商业竞争之准备，至今其贸易之盛殆将驾英法而上之。最终落脚在日本本国：“数千年闭关自守之国，世界大势既不相问，国民知识又无素养”，维新之后，举行新政，殖产兴业，有一定成效，但“以民族主义自足”，今后应该“亟行世界政策”，才是奋起之道。论述思维跟当时中国人十分相似，都是先来一番闭关锁国的悔之无及，再来一番展望未来的热血沸腾。又拿“世界政策”的先进美国做对比，赞赏其改变孟禄政策，兼并哈湾那、斐利滨两群岛，“谋一世界贸易根据之地”。还提及老牌帝国英国“亦一变百年以来自由贸易之计，一俟属地关税同盟告成，即专行保护政策。世界商场，恐仍以英国执其牛耳”。正由于此，日本更不能自失其时，故而大声疾呼，“凡政府、政党、实业家、教育家，上下一心，通力合作，以全国之精神，贯注于世界政策”。最后，为了让国民了解到底何为世界政策从而支持之，该文说道：“西乡、木户、大久保诸先辈，其胸次孰无一进取之念，惟以国力未充，不过悬诸理想而不能见诸实际。此言进取，彼言世界政策，盖名异而实同也。”将“世界政策”与进取精神画等号，强化其正面价值。
20多天后，留日湖北学生创办的《湖北学生界》第1期亦刊登这篇文章，特别说明翻译时“语气悉照日人原著”，大意相同，语句略异。又过了将近20天，同样在创刊号上，浙江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重译该文，并附有译者按语：
吾译世界政策，竟不禁万虑丛生，百感交集，其脑若错，其魂若失。噫嗟，东方之老大帝国乎，生焉息焉酣焉嬉焉，眛于势，暗于识，重于奴隶根性，梦蚩蚩，犹演太古野蛮时代之剧焉，而不知世界之舞台已开，战斗已酣，灭国之方法愈新，生存之竞争愈烈……去民族主义者不知其几千万里，又何足以语世界政策。虽然，世界政策者，民族的国家所用之政策也，今日我之所遇，皆民族的国家也。不知外不足以语内，吾译世界政策，吾愈感民族主义之必要。
作者明确表示“世界政策”是民族国家所用的政策，越是注目于“世界政策”就越是感到民族主义的必要。
一篇文章短期内出现三个译本，分布于国内外，可见时人之重视，而上海首发则反映出国内思想界的敏锐，已经不在留学生之下。再过20天，留日归国学生于上海创办的《大陆报》以原文为蓝本，其中部分语句完全照抄，但将立论角度由日本转换为中国，称所谓“世界政策”，西文名为Weltpolitik，“为德意志人近日所习用之新名词”，“自此名词出现世界以来，不知几经淘汰，几经撰择，而卒为政界学界所共认，则其适应于现今世界及将来世界，不烦喋喋也”。各国“所执之根本政策，则同归于世界的而非非世界的”。因此“达观通视世界之大势，觉立国于世界之上，万不可不筹适应世界大势，超乘世界大势之策”。中国“惟有闯入世界政策之门户”，“显其世界政策之本领”，并“确立世界政策之基础，规划世界政策之方针”，否则无以自立。并特别强调“世界者，变动不居者也。世界大势之进步，又与时偕行，无一息之停顿者也”。
这一轮国内国外围绕“世界大势”“世界政策”论述的传递与互动颇为生动，揭示出列强推行的“世界政策”正是“世界大势”的主要内容，也是东亚国家如中国如日本考虑政治改革的大背景乃至出发点。此后，“世界大势”论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思想巨子梁启超持续发声，留日学生则充当了传播和鼓吹的基本力量。
二、由远及近：“世界大势”与中国前途
《浙江潮》的第1期除前引转载发挥“世界政策”外，还有3篇与“世界大势”相关，除一篇讨论日本政府和政党由于对“世界大势”的不同理解导致不同主张外，其余均意在中国。“社说”的《论国魂》一方面对何为“世界大势”给出“帝国主义哉，帝国主义哉”的概括回答，一方面更明确提出“陶铸国魂之法所当预备者有三事，其一曰察世界之大势，其二曰察世界今日之关系于中国者奚若，其三曰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极为简练地将“世界大势”与中国情形紧密连接。《盎格鲁索逊人种之教育并中国今日教育之方针》则称：“凡天演之理，国民之品性，其合于世界大势者存，其不合于世界之大势者亡”。还有人在论述俄国的东亚新政策时，先论“竞争之种类及世界之大势”，认为列强由政治竞争转为经济竞争有两大原因，“其一曰关系于世界之风潮，其一曰关系于中国之内力”，前者即“自立宪政治之确立，人民之幸福日益增进，于政治界上无重大之问题，于是举国民之心思才力，一归之于实业，而工商业日益发达”，后者为“义和团之反抗力”，则中国的情势亦牵动“世界大势”。
《浙江潮》从第2期开始在“大势”栏目下开辟“世界一般大势”专栏，《二十世纪之太平洋》指出：“今日之所谓帝国主义者，非无意流行之名词，而人类社会紧切之事实也。所谓世界政策者，非政治家之野心梦想，而时代之精神与国际政局之警语也。世界大势既准加速度之例，以日逐于文明之竞场，而列国乃以国家为生存竞争之本位。”第5期强调地理知识之必要时则云：“观夫世界大势之所趋，而后有以晓然于国家民族之关系，宜何如而获占一席于大地，于是爱国爱种之念愈根深蒂固而无可撼也。”第6期强调义务教育即国民教育的重要，不满于那些“世界大势进化原理皆瞠目而未之闻”者，而要悉心考察“本国之对于列国之地位境遇”。
《湖北学生界》亦不甘落后。有人痛斥当局者“惟恐学生一识国家内情与世界大势而不利于国者然，是则日日唱开民智而日日禁开民智”，反映出“世界大势”既可以是开启民智的重要内容，对于专制统治者而言，也可能是洪水猛兽。结合该刊的革命倾向以及留日学生逐渐形成的反清意识，这一点尤其意味深长。7月，改名《汉声》后，有人警示为经济前途计，必须“鉴于一国之地位与夫世界之大势，而求一适当之方针”，则“世界大势”与国家命运的相关性不言而喻。
此外，直隶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直说》刊登浮田和民《国民教育论》，称“地方教育之方针者，常视一国之大势为标准。国民教育之方针，又必著重世界之大势以为眼目”。而“世界之大势，无日不居于竞争之内”，且不仅为生存竞争，还有为攘夺利益、膨胀权力竞争，经济及政治上之生存竞争比物质上更烈。1903年8月，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游学译编》刊文宣称“欲个人之成立，不可不通世界之大势，不可不练政治之能力，不可不尽公众之义务”。陕甘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关陇》第2号刊出《新关陇》有言：“以世界而论，中国者，东方之老大帝国也，关陇者，又中国之老大土地也”，去半开化之程度尚不知其几千万里，更不足以语世界之大势，但“世界之舞台已开，战斗已酣，灭国之方法愈新，生存之竞争愈烈”，不能无所作为。
促使士人在“世界大势”论的眼光下思考中国命运的重要契机，则是1904年爆发的以中国的土地为战场的日俄战争。战争初起时，日本宪政党组织的清韩协会在早稻田大学成立，宪政党领袖大隈重信演讲《日本在东亚细亚之势力》。他认为日本已经是“世界之强国”，即“对于世界之问题有发言权”。大隈还界定战争之性质，预判战争之结果：“今也俄罗斯以亚细亚的之旧势力，而盘踞欧罗巴；日本以欧罗巴的之新文明，而崛起亚细亚。两造相见于疆场，而亚形欧魂者，竟非欧形亚魂者之所能敌。此虽似不可思议之现象，实则与进化原则相符，真理之不可逃避者也。”关于中国，大隈认为所谓保全支那开放支那之主义，“非日本之主义，而世界之主义也。今若反于此主义，而使支那人自今以往觉日本之不足信恃，则将来于政治界必生大变动，而世界之平和将从兹破坏焉。”又说：“吾日本将来一面以满洲还中国，一面劝告支那皇帝使行善政确立全国之秩序，且博采列国文物制度，与世界之文明同化，务使其与列国同立于物竞场中，得居适者生存之数。”
梁启超特意嘱托《新民丛报》的同仁摘译其要领刊发，并作评论。在他看来，大隈的演讲比照门罗宣言“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也”而来，话里话外均透露出“东亚细亚者东亚细亚人之东亚细亚也”的基本论调，同当时东京的各大媒体一样，称之为“大隈主义”。梁氏认为此番演说，是在日本野心暴露失去中国信任的情况下，重新寻找道路获得中国信任以取得利益的典型，大隈主义倡导之保全论，其实与瓜分论无异。同时又指出中国无法瓜分以及“国有自亡而他人莫或能亡之”的道理值得国人深省。
以相近故，中国常常被纳入有关战争的论述中，国人、外人皆然。1904年5月，林乐知就认为“今世界之中，二十周之间，无自主无进步者”，只有中俄。“如日本能抵制俄国，略缓其东渐之势，中国乘机变政，则东方之大局可得平安”，所以“全世界之安危，以中国为枢纽”。国人借此战“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认为欧美之形势由普法之战而成，东方之形势由中日之战而成，虽关系重大，但“皆无如此日俄之战之所关为尤重大也”。一经此战，过去种种思议“皆成往事，又有一新世界出矣。然此新世界必须日胜俄败而后出现，若俄胜日败则世界不能更新”。“此战于世界最大之关系”有二：一为黄种将与白种并存于世，颠覆黄白优劣天定之说，二为确定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的定例。因此时人常常以为“世界视线无不注集于极东之战”与“中国为各国众矢之的”相辅相成。无怪乎岑春煊在奏折中提出“自此次日俄事定，世界大势必为一变，积弱之中国适当其阨，以后艰巨之事必倍蓰于目前”。
“世界大势”论的先导者梁启超始终保持着敏感。还在战争进行之时，他就选译矢野文雄之文，再“以彼论为前提，更述鄙见，推论日俄战役后中国所受于世界大势之影响，与夫中国之影响于世界大势者”，以《世界将来大势论》为题在《新民丛报》发表。后来，他追溯近年以来之政论，认为不出“以种界为立脚点者”和“以国界为立脚点者”两派，批评前者注目于君位，立志灭绝君统，“强易以民主”，而罔顾国民程度以及历史事实之根源，赞扬后者“惟以国界为立脚点，故惟选择适于国家生存发达之政体而求其实行，使国家种种机关，各有权责，尽其职以发达，而元首一机关之为世袭为选举可勿问，其属于国中某族某姓之人可勿问，而常审察世界之大势及吾国在世界上所处之位置，以研究所以外争自存之道”。
日俄战争的刺激以及日本人的鼓吹，再加上梁启超和留日学生群体的相互激荡，让“世界大势”的感召力大为增强。在西乡隆盛与英国驻华公使巴古士的对话中，是否“明世界大势”，成为判断一个人水准高下的要项。据称，日俄战后，各国将撤退或减少驻北京公使馆之守备兵。“各公使之所以愿撤退者，今日居清国政府之要路为庆亲王、瞿鸿禨、徐世昌、张百熙、铁良等，皆能通世界大势，持进步主义。”如此，则通晓“世界大势”还能博得列强善意。相反，不知“世界之大势”则成了对官员最有力的抨击。
时人认知中的“世界大势”经历了一个从欧美到日本的由远及近的过程，所谓“大势”，包括现在的大致情势和未来的主要趋势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前者更多是客观描述，后者则体现出主观能动，相当程度上前者规定着后者。所以有人高举“逆世界之大势者必亡，顺世界之大势者必昌”的大旗，论述“中国之前途”，却“劈头即言外患”。理由是“以中国处于现世界之位置为彼列强竞争之烧点”，“一举一动不仅关系于中国，抑且关系于世界，不仅关系于中国之存亡，抑且关系于列国势力之强弱”，盖中国“已非中国之中国，实世界之中国”，故“所持之手段亦当以世界之关系为标准”。
三、中心扩散：“世界大势”与变革呼声
“世界大势”与自身命运息息相关，兴亡之感萦绕时人心头。有人对此颇为纠结，认为中国实处兴亡之间，兴亡之兆各占一半，而将“朝廷已鉴乎世界之大势，厘革百度，更张庶政，楚材晋用，取长舍短”视为兴兆之一。清廷开启新政的确是对“世界大势”的因应，尽管被迫，毕竟实际上全面铺开。贝子载振提议派遣“三品以上大员出洋游学，使之周知世界之大势”。而新政开启以来的译书办报、开学堂、设演说会等种种刺激人心的举措，“不外使国民知有世界之大势，与夫优胜劣败之危机，而踊跃以赴之”。
关注“世界大势”，源于关切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意在改革中国旧政。1905年3月，刚从日本考察教育归来的沈恩孚等人在上海发起教育研究会，宗旨包括“研究世界之情势以求教育之进步”。5月，有人批评“专制之政体利民之愚，不利民之智，为之民者，但知安分守己，饱食酣眠，不复知有国家之思想、世界之大势，故上之抚治也易，而下之发达也难”。8月，就俄国将设立国会事，有人指出“今世界所谓强国者，无不借国民之力为政府之后援”，对于“迂陋之儒眛于世界之大势，以为专制政体而果不能行也，何以历久相传而未见其大害也”深表不屑，以“闭关自治之时代与今日世界交通之时代不同”一语轻易击破。
社会既已形成风潮，朝廷亦有触动，不再支支节节，试图洞达原委。1905年7月16日，清廷发布上谕，派遣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戴鸿慈拟定考察方针，包括“立宗旨：欧美进化，实擅专长，合炉而治，陶铸乃良”，“广搜罗：寰球一览，目力其劬，赖有图籍，菁英是储”，归来后又在出使日记序言中提出：“萃群族之所长，择己国之所适，文明输入，而不害于国粹之保存，所以得也。”载泽在密折中以立宪为“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可以使革命者词穷，跟从者无据，在《考察政治日记》的序言中，又特意就“世界”论道“人与人相续而成世，相交而为界。同居世界，必有同相维系之谊。种族风土各殊，而心理则一”，强调各国富强均以民德为基础，伦常道德不可变更，而法制、政教、兵农、工商应当变易。端方上奏实际由梁启超代笔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更是开宗明义，以“胪陈世界大势中国前途，请定国是以安天下”为题，结合世界形势指出中国立宪必要性的套路。朝廷钦命的大臣与流亡中的通缉犯，在“国是”上有如此合作，且以“世界大势”为题眼，最能反映那一时期朝野各方对“世界大势”的共同注目。
9月1日（农历七月十三），清廷明发上谕，鉴于“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的内外情势，以及载泽等“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的陈奏，决定实行预备立宪。郑孝胥欢呼：“今日我等所处之地位，与七月十三日以前已如隔世，真堪为中国贺”。而在更清醒的人看来，立宪之举不过是“剥肤于敌国外患，被动所生，而非主动”，“朝廷所以主张立宪者，意在救亡，实灼然于制治之旧不足以肆应于世界大势之新”。当然也有从正面说的，如后来预备立宪公会颂扬慈禧和光绪“超秩全球”，“洞观世界大势，折中中外，决然授我民以与闻政事之权”。
近代中国“世界大势”论的兴起，与日本关系密切，“世界大势”认知聚焦于立宪后，依然如此。1907年10月，政闻社机关报《政论》在东京创刊，编辑同人“以日本大隈伯爵为世界的政治家且其政治的才略常依于政党，代表民意以行，乃胥谋而乞序文”。大隈重信毫不客气地指出，“世界之大势，以雷霆万钧之力相压而来，故非善应此大势，则其国不能以图存”，中国“既处于四面楚歌之中，放眼览世界之大势，见其滔滔相逼者，殊未知所届”，“拥四亿万之民众而教育未普及于一般，人民纽于旧习，其能洞世界大势者，落落若晨星焉”。最后，他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语告诫中国人，“欲为政党者，其党中之分子，皆不可不明世界之大势，谙本国之现状，能定将来之大方针，而示国民以所向”。犬养毅出席政闻社成立大会并演说“立宪党与革命党”，亦认为中国如今“亦迫于内忧外患而在世界文明潮流之中”。编辑则在案语中呼应道：“吾国今日自然之理势为无论汉人满人，无论君主人民，皆当承接世界文明之潮流，以规律的合成意力，组织一最良之法制国，然后对于世界国际之竞争，立于优胜不败之地位”。
士人论述立宪的必要和实施的办法，亦常常以“世界大势”为依据。熊范舆论立宪精神，强调“以世界趋势进步之故”，专制之国不能留存，“生存于今日之世界”全赖立宪政体能否实现，立宪的形式则“由于国情之差异，历史之推移，与夫世界大势之变迁因国而各异”。天津自治研究所编辑的《立宪纲要》则要求“学识本国掌故、世界大势，固当周知无遗”，才能养成议员资格。
朝廷有预备立宪的表态，社会上对于开国会的期待更为热烈，常常以“世界大势”作为论据，希望能对朝廷构成压力。1908年1月，《中国新报》刊登的《请开国会之理由书》认为开国会后，“则人民知世界之大势，察国家之安危，有征收则输助争先，无饷需不足之患，有战争则父子相勉，有杀敌致果之气”。《国会期成会意见书》更带有警告意味：“举一国人而不知己国与现世界之关系者，国必亡”，“当此弱肉强食之世界，其能应此潮流以内固国本而外抗列强者存，否则亡而已”，“外观世界大势，内察己国实情，知政治之所以不良，实由政府不负责任。政府所以不负责任，实由无国会”。江苏、山西甚至八旗的国会请愿中，都以“世界大势”为依据，论说“无国会之害，与有国会之利”。选举作为国会的源头和任务，也被认为是“今日世界大势之所趋”。
面对朝廷立宪的虚情与假意和社会上开国会的热切与焦灼，革命党人冷眼旁观。《民报》痛斥清廷振饬军备等新政举措，并非“真恫于世界之大势，非武装不足以维持和平”，而是矛头向内，“以汉族之民气郁郁葱葱，大非往日比”，唯恐被推翻，于是“巩固已得之势力，为走险负嵎之举”。同盟会河南分会在东京创刊的《河南》刊出《警告同胞勿受要求立宪者之毒论》则称“若以一布立宪，中国即臻富强，国民即脱奴籍者，在学究肉食，不明世界大局，岌岌于立宪一途者，亦固其所，无足深诧。独有智非不辨种族学，亦略通内外，而醉心顶蓝翎红，遂不惜坚癖其说，诡异其论”。
换一个角度看，革命和立宪的主张固然针锋相对，以“世界大势”为参照系和出发点，则是共同的思维。这显示出“世界大势”不仅是客观存在，更是主观判断的结果，由此实际上更加增强了“世界大势”论在时人心中的分量和流行的程度。在此前后，在立宪问题这一中心焦点之外，士人有关“世界大势”的认定和论述，涵盖经济、教育、军事各个方面，形成全方位的声势。早在1902年，就有人将“世界之大势”与国家之原理、国家与国民之关系、国家与朝廷之区别、今日中国为何等国等问题一起，作为官员应该知晓的重要内容。“世界之大势”还与国家之学理、国民之公义、豪杰之责任并列，对其“懵乎未有知”成为指责士人腐败的原因。这些言论，对于特定的对象，或许是名副其实的指责，对于社会全体，则造成整体的提倡风气。
“世界大势”论有了立宪这一焦点之后，各方的论述围绕救亡改革，在各个领域将“世界大势”作为重要观念，呈现出中心扩散至全面的局面。留日学生鉴于“世界大势既集注于东”，中国“乃适当万目炯炯群虎争噬之位置”，为恢复海军募捐。协助海军会则计划“往各处演讲世界大势趋重海军之要旨”。工部主事刘樳建议“饬令各劝学所，将外国实业所以扩张、吾国实业所以窳败之故，编成浅说，家喻户晓，使人人知世界竞争之大势”。论社会改革者呼吁“鉴于世界大势之趋向，审吾国人心败坏之由”，从而“新天下之耳目而图国家之进步”。论贸易者提出“贸易家之必知外国语实今日世界大势所不可违者也，故即不能通数国语言，亦必善操英语作英文而后可”。整顿女学者，更将“世界大势”摆到和先儒义理同等重要的位置。国会请愿代表团希望借助商会力量壮大声势，则以“现今世界大势，渐趋于经济主义，我国政府之于商团，注视尤勤”为辞。这些例子实在不胜枚举。最能反映时人对于“世界大势”这一概念情有独钟的是，有一创刊于1893年的美国刊物英文名为Outlook，字面上实在跟“世界大势”相去甚远，一般译为《展望》或者《瞭望》，而时人却称其为《世界大势报》，关注到罗斯福为其作文《中国之醒》。
尽管清季十年的“世界大势”论为各方共享，但朝野之间还是存在显著分别。大体而言，“世界大势”主要是民间，尤其是那些关心国家命运、视救亡为急务、多方谋求改革的士人的呼声。朝廷方面，出洋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曾奏称“旷观世界大势，深察中国近情，非定国是，无以安大计”，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曾以“世界大势趋重商战”故，奏请往暹罗派遣使臣。总体上，官方文献中的“世界大势”相对于民间仍不成比例。很早就有人谈道，对于“今日世界之大势”，“稍阅报纸者当能言之”，报纸等社会舆论工具才是“世界大势”论的主要传播载体。这一情形贯穿整个清季十年，不仅与“世界”观念本身自下而上的传播路径相关，也多少折射出朝廷与社会的隔阂。
结语
近代意义上的“世界”不只是一个客观单纯的地理概念，而凝聚了主观判断和价值内涵，对于近代中国的对外认识与自我规划具有总体导向性和根本制约性。“世界”涵义的古今转变，根本上取决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外形势和格局的巨变。固有的天下体系解体，华夷秩序崩溃，近代中国人由被动而主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和“世界”概念完成含义古今转换并产生现实影响的思想历程，实为一体两面。作为对“世界”的总体判断，清季十年间风行的“世界大势”论，在日本发其端，梁启超居首功，向士人展示出列强激烈竞争、推行对外扩张的“世界政策”的严峻国际形势。留日学生继起于后，更由于日俄战争的刺激，将“世界大势”与中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世界大势”论的兴起，是“世界”观念的衍生，更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实践的产物，标志着士人的对外认知从局部、方面上升到全局、整体，同时又一步步将宏观的“世界”认知凝聚化、抽象成制度规划的蓝本。
清季十年，自上而下的改革全面铺开，后期更触及根本政治制度的变革，士人的各种倡导常常将“世界大势”作为立论依据乃至出发点。如果说清末新政之前，是中国与世界相接触的过程，在此之后，则是中国真正处于世界之中，“世界大势”对于内政的影响，不再限于某一方面，也不再限于具体措施。预备立宪期间，由立宪、开国会这一中心议题扩散开来，国内各方积极呼吁，热切奔走，造就依据“世界大势”改革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浓厚空气。具体主张各有不同，甚至相背，但包括反对立宪的革命党，都以“世界大势”为立论的出发点和参照系。就此而论，“世界大势”堪称辛亥鼎革的强力驱动，尽管路径和目标不同，在各方合力作用下的辛亥鼎革，“世界大势”认知都是极为重要的思想因素。而清廷虽亦有积极的应对，相较于民间的热情与期待，却始终稍有逊色，最终被辛亥革命这场“士变”而非传统的“民变”推翻，被“世界大势”裹挟而去，显示出士人意识之于政权存废的举足轻重，更反映出“世界之中国”的时代，国家兴亡之所系与往日独尊之时有着霄壤之别。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世界’观念研究”（18CZS03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学术话语古今演变研究”（22JJD750042）的阶段性成果〕
余露，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