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思想史中，乌托邦指的是“美好的乌有之地”，兼具理想与幻想的双重维度。然而20世纪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对这一概念进行重释，以布洛赫、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形成了一股乌托邦的思潮。他们试图将乌托邦与社会主义等同，这种举动不仅是荒谬的，他们“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发展”，“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而且是徒劳的，任何复兴乌托邦的主张都只是一种狂热的幻想。
乌托邦重构的背景
20世纪初，在西方思想界，一批自由主义的理论家掀起了反乌托邦的浪潮。在他们看来，名为“乌托邦运动”的历史行动，没有带给人们它所允诺的幸福，反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沉重的几起灾难。由于他们将乌托邦与社会主义画等号，因此不仅让乌托邦的到场变得可疑，而且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也遭到侵蚀。作为一种反驳方式，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廓清社会主义与乌托邦之间的界限，而是试图赋予乌托邦概念以合法性，本末倒置地开始了他们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救赎”。
传统的乌托邦理论执着于具体而精巧的政治设计，以共同体的善的名义规划了许多滑稽的“社会蓝图”。“乌托邦人”整齐划一的服装、太阳城华丽的城市规划、法郎吉餐桌上十二道精美的菜肴，从法伦斯泰尔到小伊加利亚，这些“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都在提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乌托邦原本就是“乌有之乡”。他们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却以自欺欺人的方式解决——既然传统的乌托邦是虚幻的，那就重构一种新的乌托邦取而代之。
布洛赫、马尔库塞、詹姆逊等人都竭力想要在马克思主义和虚幻的“乌托邦精神”之间建立起联系。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乌托邦的积极意义仅仅在于它是曾经启发了工人觉悟的宝贵材料。换言之，只有在史前史的意义上乌托邦才是合法的；但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乌托邦变成了“万能的灵药”。在理论层面上，他们无视乌托邦的虚幻性，只承认其理想性，乌托邦之概念成为评价一切的价值尺度。在现实层面上，这些新“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单纯通过对乌托邦精神的唤醒和激进的文化批判去改变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人类生存状态。
乌托邦重构的三种基本方式
大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三种方式对乌托邦概念进行重构。
第一种方式是思辨性的“本体论”重构，通过对乌托邦与乌托邦精神的现象学还原来完成。在布洛赫看来，人之所以产生行动，乃是由于受到冲动的驱使；“饥饿”是人最为基本的冲动，因此人总是“期待”某物来消除“饥饿”；当“期待”的事物是现实中“尚未”存在之物，这种“期待”就是“希望”。布洛赫认为这种指向“尚未存在”的“希望意识”乃是乌托邦精神的核心，作为一种产生人类行动的本能结构，历史上出现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思想与行动都是“乌托邦的”。但是当布洛赫断言“冲动”先于“肉体”以本体论的方式存在时，就已经埋下了二元论的唯心主义“祸根”。乌托邦精神或许以一种精神涌流的方式潜藏于过往的历史之中，但真正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只能是现实的物质力量。
第二种方式是精神性的“审美”式重构，通过营建批判性的审美乌托邦来完成。马尔库塞认为，西方的社会之症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额外压抑”，技术上创造出一种外在的强权反过来奴役和压迫人；消费上制造虚假的需要刺激人的欲望；其实质是额外压抑限制了“爱欲”的活动范围，因此人的解放就是“爱欲”的解放。在如何实现“爱欲”解放的问题上，马尔库塞搬出了“乌托邦”作为“法宝”，提出了以审美乌托邦重建为核心的本能革命理论。一方面，审美乌托邦是精神性的，表现为推翻机械刻板的、可复制的艺术创作模式，恢复艺术的独特性与“灵韵”。另一方面，它又被作为政治行动的纲领和原则，如无产阶级革命被“本能革命”“文化革命”所取代。结果这种审美乌托邦无法改变现实，因为单纯的审美救赎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物质生活的改变缺乏根本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被颠倒了。同时，它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批判和超越，因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同质化的社会现实不能给可期待的超越预留空间。
第三种方式是概念性的“转换”式重构，通过玩弄概念的游戏来完成。拉塞尔·雅各比认为“蓝图派的乌托邦主义”已经耗尽了力量，但是“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却应当被复兴。自由主义批判所指向的对象都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蓝图派”乌托邦传统。在犹太教反偶像崇拜的传统中孕育着另一种特殊的乌托邦范式，它不描绘具体的社会蓝图，拒斥语言、拒斥图像，以否定性的方式来描述理想的生活。然而这种一味坚持否定的乌托邦，回避任何积极的政治纲领，事实上同样使人陷入政治冷漠和无能之中，这种缺乏建构意义的乌托邦理论也比传统的乌托邦更加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根基”。
乌托邦重构的批判与反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以何种方式对乌托邦进行重构，其基本立场都是“乌托邦式”的，即虚幻且狂热的。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如果历史是可预测的，那么历史已经在资本主义的时代画上了句点；如果历史是不可预测的，那么一切社会理想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迷思”或神话。但这种主张的问题在于，后资本主义时代所允诺的“地上天国”才是真正的幻想，现实的社会历史轨迹已经表明历史远没有终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也已被客观的事实所证明。因此，反驳自由主义的控诉并不需要一条通往乌托邦的道路，乌托邦的重构只有在自觉意识到乌托邦所具有的“虚幻性”的前提下才值得肯定。否则，所谓乌托邦的重构就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曲解，割裂了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根本联系，夸大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重构是针对20世纪西方社会主义批判的回应，但无论哪种重构方式，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们依然将乌托邦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脱离了现实历史发展进程所设定的空洞目标。因此，相较于“古典乌托邦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重构在破除了政治设计局限性的同时，也陷入了更深的“通达困境”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传统的乌托邦理论缺乏对手段的认识，因而它是空想的。与之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乌托邦更加没有通达的可能。在艺术、审美、建筑、宗教等领域复活的乌托邦，要么以疲弱的乌托邦精神的方式存在于一切现实的新事物之中而无须考虑实现问题，要么在指向未来的空洞理想中耗尽自己最后的力量。
这些“新乌托邦主义者”意识到了20世纪针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是荒谬的，来自自由主义的攻击无论在理论还是事实上都经不起推敲。但这些理论家却选择了一条本末倒置的“捍卫之路”，以乌托邦的合法性的伪命题取代了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的真命题。乌托邦作为美好但不切实际的梦，只能是一种有趣然而小众的文化分支。这些“新乌托邦主义者”本质上只是用意良善的梦想家，尽管他们的梦里不再出现具体的景象，而是被泡沫和朦胧的幻象充塞。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