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战、认知战、公共外交、软实力等议题的出现，意味着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之间事实上的交叉融合。而在理论、学术和学科建设方面，这种交叉和融合也早已开始。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伯纳德·科恩出版的《新闻与对外政策》，最早开启了对两大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学者陆续加入研究行列。此后的相关研究不再停留于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囿于传播对国际关系或外交的影响，而是介入对具体现象的探索，比如对外宣传、国家形象、战争报道、外交决策、公共外交、国家软实力、话语权等议题的出现。
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两大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不断走深走实，极大地拓展了两大学科的研究范围，构筑起新的研究领域。在学科建设方面，中国一些高校不甘落后，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展了相关探索，比如在政治学教研机构下设置国际传播专业，在新闻传播学框架下设置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甚至直接设置“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等，二者交叉学科建设呈现欣欣向荣的面貌。但是，回顾近30年来这一交叉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发展历史，除了要看到以上的成就之外，更要看到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特别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迭代和传播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进一步校准这一交叉学科的学科归属和发展坐标，思考其学科建制，探索研究深度与广度，拓展更多的思考空间。
学科交叉的必然性。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有其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必然。
首先，两个学科的交叉是知识累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历史上本来没有学科之分，后来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分化出数学、天文学、文学等极少的学科领域。近代以来，学科概念才正式确立，学科体系逐渐成熟。学科的建立是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学科的增加因科学研究、学术活动突破了原来的领域。没有一个学科是封闭的、能够独立存在的。每个学科只有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知识、介入其他研究领域，才能创造新的知识。国际关系学和传播学均面临这样的发展走向，因此两大学科的交叉、借鉴、互通、互用是自身发展的自然结果。
其次，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学科交叉是时代对学科发展的要求。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要下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对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作出重要指示。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明确设置“交叉学科”门类，这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同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指出“交叉学科是多个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形成的新学科，具有不同于现有一级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已成为学科、知识发展的新领域”。学科交叉从制度上开始得到落实。在更深层次上，交叉学科建设是适应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状，响应国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求，是积极拓展新知识领域，也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必由之路。目前，关于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之间能否设置交叉学科的判断为时过早，但在两大学科间开展交叉研究是既成事实。随着学科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二者间的融合也将进一步深化。
最后，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学科交叉是国际形势变革、媒介技术发展及传播环境变化的综合反映。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媒介技术变革日新月异，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给全球传播带来全新的环境、模式与理念。面对这些新现象、新态势、新理念，实践性较强的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需要作出积极回应。
学科交叉存在的问题。尽管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学科交叉研究早已起步，但三十多年来的发展结果并不乐观，既有不足与问题依然存在，并随着时代的进步愈发凸显。
一是交叉学科建设不够深入。此类现象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却具有典型性。一些高校曾在国际关系学科下开设国际传播专业，为当时的国际关系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后续为成立新闻传播专业学科点，国际传播专业随之又被分离出去，致使初具交叉学科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科点恢复了旧有面孔。这种情况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高校对学科交叉融合认识的不足。
二是知识壁垒高筑，传统学科领地意识浓厚。开展学科交叉领域的问题研究需要研究者掌握足够多的跨学科专业知识，否则就会流于表面。实际上，不同学科之间确实存在知识壁垒，不越过这个壁垒，就无法有效地开展交叉领域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虽然理性上接受学科交叉的现实，但传统意识强烈导致研究者本能地拒绝与其他领域的融合，这种学科间的疏离阻碍了学科交叉高质量发展。
三是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议题创新性不足。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软实力等话题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两大学科交叉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相关研究并推出较多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旧有议题，创新性概念、理念及方法依然缺乏，甚至无法跳脱西方知识框架，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形成有效支撑。
学科交叉理路设计。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学科交叉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进步的要求。解决上述学科交叉研究存在的问题，改变目前国际舆论场力量结构的对比，需要从新的高度重新设计两大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逻辑及路径。
首先，在制度建设和学科管理方面树立学科交叉的意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对交叉学科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确立了交叉学科放管结合的设置机制和调整退出机制，意味着我国交叉学科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融合，能否参照“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设计成一级学科？二者融合后的研究方向、专业课程如何设计？诸如学科设置、课程设置、学位管理、学科归属、知识体系、师资管理、人才培养等问题，都需要研究者按照有关精神树立一定的学科交叉意识，积极开展对学科交叉可行性及逻辑性的研讨。
其次，鼓励从事学科交叉教学研究人员的智力资源融通。近年来，国际秩序及全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带有“传播介入”的转向，国际行为体从国家转向社会与个人，传统安全转向包括信息流动与媒介工具的非传统安全，领土政治转向包括国际舆论的非领土政治等。这种转向明显表现出跨界传播的色彩，因此，要积极鼓励国际关系研究者学习掌握传播学的相关知识，传播学研究者也要主动汲取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资源，倡导两个学科的研究者自觉运用跨学科理念解决问题，在研究材料上互助、研究方法上互通、概念理论上互借，最终达成学术交叉的融会贯通。
最后，打破学科壁垒，从更高维度把握两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对于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融合，不能看作两个学科知识的简单相加，也不能仅停留于传统研究维度和研究主题，只在概念、内容、方法及理论方面进行连通与借鉴，而是要把“国际关系”和“传播”上升到历史与文明的高度来看待。国家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国家间的交往。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关系”就具备了新的意义，也打破了国际关系启于“三十年战争”的西方话语体系。传播作为人类的社会本能，其每一种形态的变更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高度。国家、国际关系及传播在人类文明史的初期就建立了联系，我们只是在今天重新发现了彼此的交叉与融合。这种交叉融合是历史的主坐标和主线索，理应指导两大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指导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