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往往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建设也面临新的使命和要求，即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对内传播世界知识。这样的双重使命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学科发展的综合与融合。
在政治研究中综合多重学科
一直以来，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谱系主要起源、依托于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国家”“民族”“权力”“制度”“战争”等概念与问题的理解和关注，均深刻植根于政治哲学与比较政治学。
在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发展稳步实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向前推进。这不仅需要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继续展开交流对话，还需要国际关系学应有更宏大的综合力。例如，对外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总结中国经验，而要讲好中国的减贫、共同富裕、产业升级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成就，任何一个单一学科均无法穷尽，包括政治学的理论与视野。再如对内传播世界知识，需要熟悉了解世界各地历史文化、各国现代化经验教训、全球事务热点等问题，这也是单个学科无法描述的。中国的对外实践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传统社会科学，也迫切需要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哲学、宗教学等诸多人文学科的支撑，同时还受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俄罗斯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等区域国别研究的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长期依赖政治学学科滋养的国际关系学应该依托新发展格局，展开超越政治学的新一轮知识融通。
在中国视角下整合世界知识
理论范式的选择显著影响学科知识体系、学术方向及其对是非曲直的判断。由于学理背景、成长经历、国家利益不同，不同国家的学者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历史文献、当代资料和当前动态的归纳与总结均有差异。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角色逐渐发生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时间，中国学者重视世界知识的“引进来”，重视与国际学界“接轨”，那么时至今日，作为世界知识创造者的中国学者，日益重视让中国学术“走出去”，这就需要其“重新开眼看世界”。
伴随新发展格局的推进，民众对外部世界的关切日益增强，关注外部世界的经济机遇、政治局势及社情民意。同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兴趣也日益提升，关注新型举国体制的成效、科技自立自强的进展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完成好“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对内传播世界知识”的使命，需要以中国自身为本，用中国的视角整合、融合既有的世界知识。对国际关系研究者而言，就是要用中国视角重写国际关系史、重塑国际关系理论、重新讲述世界发展的故事，进而用新的视角与知识来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为世界提供替代性的选择方案。
在学理探索中融合政策主张
学理探索、企业实践和政策主张泾渭分明，标准各异。国际关系学界服务于政策实践、企业发展，同时还保持了自身的学术关注及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感。大部分研究者热衷于追求理论的简约、自洽与精致，却忽视对现实政策的观察和理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积极有为的政府，发展过程中行之有效的政策主张具有理论凝练与推广的价值，可以成为提炼学术语言和规律总结的理论来源。在新发展格局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型举国体制”实践、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等都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提供重要支持，也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学理探索空间。
在实证经验中整合理念规范
长期以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是相互分离的。一些国际关系研究者认为，一个价值中立，摒弃理念、规范的国际关系学才足够“科学”。因此，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致力于揭示国际关系的经验事实，力图展示全球事务究竟“是什么”，而不是“应当如何”，“实然”和“应然”的分割被奉为圭臬。
在新发展格局下，日益崛起的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分工，积极履行自身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承诺。中国文化、中国理念、中国规范日益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历史上，中国“和为贵”“中庸”的传统理念，中国共产党人对霸权强权的反对及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当代中国领导人对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都体现在了中国的对外实践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倡的“亲诚惠容”“与邻为善”“正确义利观”等规范与理念付诸实施，从者如云。从亚太经合组织到亚投行，从上海合作组织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中国理念与方案逐渐转变为有效实践，落地生根。中国式理念规范经由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检验并提炼，融通“应然”与“实然”，进而促进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既“可爱”，又“可信”。
在普遍规律中融合民族特质
现代社会科学推进的显著标志是“科学化”。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强调精确、简约，还要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以便能解释更多的现实问题。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国际关系学亦是如此，以追求探寻国际现象中存在的普遍规律为己任。
随着新发展格局的深入推进，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促使中国政府、企业与个人积极参与到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实践具有显著的优秀传统文化特质，如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时，这些包含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性的中国主张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政府引导、发展导向等。崛起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日益意识到在挖掘普遍规律中有效融合自身具有历史感及鲜明时代性的“民族特质”。这些“民族特质”既是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民族特质”，也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的“民族特质”，注定将引领世界和平发展。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不断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同时吸收好、借鉴好、扬弃好世界文明多样成果，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好新一轮高水平的综合与融合，以更好地为新发展格局服务，也能更好地为全球繁荣发展服务。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