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靳大成先生的约请，让我写一篇《战略与管理》杂志创办经历的回顾性文章，靳大成先生说，回顾一下9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编辑与出版中的人和事，对后来者认识思想史当有一定的价值。我想靳大成先生的话应该是不错的，于是也就拿起了笔。但很快，我发现真实地记录历史如此之难，一想到那些人和事都还在继续活动着，一想到“为贤者讳”的种种内心忌讳，所谓真实地记录历史便几乎成为不可能。由此我也开始怀疑这篇回忆性文章的必要性，并进而怀疑所有当代人为当代人撰写的历史的真实性。
然而答应的事情又不能不做。在写不下去的时候，我重新流览了1994年至1998年的《战略与管理》杂志，我惊异地发现，那些自己曾经编辑过的文章竟然如此具有新鲜感，那些既往的话题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仍然具有极强的思想震撼力。这是为什么?我逐渐明白了，这恐怕是由于在90年代初我们编辑这本杂志所时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许多年前预言的事情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它们仍然不时地冲击和困扰着我们。这大概就是思想的魅力吧。
于是，重新动笔也就有了新的动力。既然《战略与管理》是一本以思想性见长的期刊，那么在世纪之交对以往的思想历程以及参与这一历程的人进行回顾和评价，或许对今天的读者更有启发。当然，涉及人的活动，就难免有个人的喜好和理解角度的差异，因此，这篇文章如果无意中说错了什么或得罪了谁，将主要是我的责任。
1、 杂志的问世
1993年8月，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秘书长秦朝英约我面谈，说是研究会有本会刊亟待创刊，希望我能介入。秦朝英是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的研究员，在国防战略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认识已有两年。他为人比较缄默，在公众场合很少说话，但私下交谈一旦深入，其思路的开阔和分析问题的锐利则会给人极深的印象。我们是在建国饭店见的面，秦朝英介绍了研究会的情况，介绍了这本杂志的一些手续上的情况，然后谈了他的初步想法。
由于秦是战略研究出身，他更关注国家发展目标的确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秦朝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小康社会固然是二个可以说服公众的国家目标，但从战略角度评价，这一目标并未给定中国未来20—30年内在国际社会中的目标定位。国家发展目标当然应有物质指标，但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的综合指标，换言之，中国通过综合国力的提高对自身和外部资源的控制力，应该是更重要的追求目标。秦描述说，从区域强国到超级大国，应该是几代人为之努力的方向。在这样的目标定位下，中国的经济改革才有方向感，中国的发展才能动员全社会的内在潜力。《战略与管理》杂志即应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在这一总目标确定的前提下，探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战略，从而为中国的执政党干部队伍提供战略思维训练和战略策略研究。
秦朝英的办刊想法很具鼓动力，长期从事新闻编辑的我很容易便被调动起想象空间。我带着莫名的激动离开了建国饭店战略研究会的办公室，开始了创办一本刊物的前期准备。
自1989年以来，我便开始从事《北京青年报》的理论编辑工作，1990年一1991年，又在《中国青年报》从事了一年左右的理论编辑工作，这期间组织过不少较具影响力的理论文章和学术会议，积累了一定的学术资源。我初步设想，这本杂志尽管偏重战略研究，但其价值判断一定会在办刊过程中引起争议，因此从开始组织编辑队伍时，即应选择不同价值偏好但又能够沟通合作的人进入编辑班子，使之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而从编辑工作的角度看，学术期刊仅仅选择学者型的人充任编辑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学者首先关注的是理论的完备和学术趣味的投合，而读者则首先关注的是各种困扰自己的现实问题。因此，这个编辑班子应该是北京报业中较具理论思维能力的编辑和北京学术圈中较为关注现实问题的学者。
在以上想法的支配下，一个后来证明是比较理想的编辑班子便迅速形成了。他们是——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青年教授 李书磊
北京青年报编辑 杨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王小东
中国青年报编辑 杨浪
人民日报编辑 尹智博
北京青年报编辑 邵延枫
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编辑 秦燕
这个编辑班子后来几经调整，但主体人员基本延续到1998年才发生较大变化。
编辑班子一旦组成，稿件的约组几乎没有太费力气，1993年11月，一本我们大家看着都比较满意的创刊号便正式问世了。
2、 林顿、拉鲁什为中国指出的另一条道路
1993年底，杨浪拿来一篇英文稿件，题目是《中国的复兴一未来100年的紧急计划》，作者是美国人林顿·拉鲁什，据译介者介绍，林顿·拉鲁什基本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容，他因主张本体经济学，对现存英国伦敦金融帝国主义势力和美国华尔街金融势力严辞抨击，并主张彻底摆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控制的现存世界秩序。因此，他被美国各主流媒体封杀，他的文章几乎不能发表。林顿·拉鲁什为此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席勒研究所，并积极组织政治活动，甚至准备参与美国总统选举。
拉鲁什的文章标题有些危言耸听，但其内容即便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力。他认为，中国繁荣的光环并不应该使人们忽略这样的事实：“财富正在从内地农村地区转移到沿海地区，并输出到国外；与此同时，内地却在渴求投资。中国的根本问题一劳动力以农民为主的前工业结构，基本的基础结构亟需现代化一仍未解决。与此同时，“很快富起来”的思想到处遍布，腐蚀了国民精英的道德，减弱了他们推出这个大国赖以立国的长远决策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正当中国农民需要对农田大量投资的时候，他们的购买力却急剧下降。”拉鲁什认为，与欧美相比，中国在关键方面落后了不止一百年。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劳动力大军在工业中就业的比例早在十九世纪70年代就比中国今天的还高，德国1880年城市化的特征就比今天的中国强得多。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中国人有26.3％生活在城镇，而1877年德国已达39％。
1994年1月我们刊发了拉鲁什的文章，2000年末，当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中国的经济迟迟滞留在缓慢回升的阶段时，回顾他的文章仍然不无启发。从大的方面看，近9亿规模的农民不具备购买力，是导致3—4亿人口的城市工商社会生产剩余找不到出路的根本原因。所谓内需不足，其实就是农民需求能力不足，而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需求不足的根源，乃在于近几十年来对于中国农村与农业社会基础投入的严重不足。中国现代化是个百年梦想，但对这条现代化道路而言，8—9亿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不能解决，则城市社会的任何现代化都只是一个外壳或装饰而已。
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拉鲁什主张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放到与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世界银行一关贸总协定所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通过以能源密集、资金密集方式重建和扩大全国的物质基础结构，从而彻底转变就业结构，将千百万失业和未充分就业人员吸收到日益技术型的活动中来。拉鲁什总结道：“总的来说，需要做的是回到古典的民族经济原则上去，这些原则是德、美、法、日和其他国家崛起成为工业强国的基础。”
拉鲁什文章发表之际，正是1989年政治风暴过去之后中国社会内部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相对沉寂之时。未来的方向已经确定，与国际主流文明融合占据了决策集团和各主要利益集团的思维空间。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也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拉鲁什所主张的“民族经济”的各种有效屏障，将民族国家的统治集团逐渐贬斥为国际资本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从更现实的角度评价，由于中国的外部环境相对和平，民族经济发展所赖以进行内部动员的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加之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瓦解，希冀中国走上另一条发展之路的劝诫无异于梦想。
新的世纪开端之际，回顾林顿·拉鲁什文章的价值在于，如果中国沿现有经济发展之路难获成功，或者更具体地说，如果现有发展之路不能解决8—9亿农民的现代化，不能够使他们在摆脱土地的同时在城市社会获得较为广泛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则开辟另外一条道路的历史性课题就必然摆在面前。那时，拉鲁什警告的现实意义便会格外凸显。
值得一提的是，林顿·拉鲁什此后还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一些文章，1994年第六期上刊发了农业部农村政策中心研究员温铁军在访问美国时与拉鲁什的对话，在该篇对话中，拉鲁什预言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总体危机即将到来，他认为，世界金融市场正在新一轮动荡之中，而西方金融资本的卫士却宁愿听任牟取暴利的少数人在金融帝国的空中楼阁倒塌之前捞上最后一笔，然后将货币体系崩溃的恶果转嫁给社会公众，尤其是依靠西方主要货币进行贸易的发展中国家损失会更为惨重。拉鲁什断言，以伦敦一纽约为轴心的金融帝国，正在极力地把刚刚解体的苏联和正在发展的中国纳入病人膏肓的西方货币体系，吞噬这些国家的血来使西方垂死的金融资本回光返照。
就我的记忆而言，这是最早预言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面临危机的警告。此言出后不久，墨西哥金融风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天，美国金融资本市场的累累险象仍让人们担忧不已，拉鲁什的预言如果真有一天不幸彻底言中，则不但中国已日益国际化的经济结构将遭遇沉重打击，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重新笼罩的前景也决不是危言耸听。
对比一下各式各样的经济学派，林顿·拉鲁什的“丑话”值得中国人认真听取。
4、 自由派与新左翼在民粹主义话题上的微妙心态
1994年8月12日，《战略与管理》召开了一次研讨会，题为“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这一会议开的并不非常成功，此后刊发的一组文章也没有产生预期的强烈反响。但从今天的视点去看，其中的许多内在价值仍然应该引起重视。
民粹主义的话题在90年代中期的社会语境中与80年代完全不同。“八九”政治风波之后，执政党内部的一些青年才俊检讨这场风波的政治原因，迅速提出了共产党要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性课题，他们要求共产党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传统革命思维，进而吸收历代帝王“马上打天下，而不能马上坐天下”的政治经验。按某位干部子弟的说法：“六·四学生闹事都是共产党自己教育出来的。学生们唱着共产党的歌曲要推翻共产党。”在这种经验教训的总结中，进而提出批判民粹主义的学术命题，要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哲学思想基础进行彻底清算，并由此反省俄国民粹主义历史传统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遗产。
执政党内部的这次检讨运动影响较大，它在不同层面被其后的领导人所吸收，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较具说服力的理论工具。然而在90年代中期，这一理论命题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由于“六·四”风波，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遭到动摇，一向反对民粹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愿卷入这种理论反省。在对民粹主义的态度上，自由派知识分子心态十分矛盾，他们一方面认定民粹主义是反现代化的一种思潮，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是希图不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痛苦而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理想国的乌托邦，“文化大革命”便是民粹主义的典型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与现政权合作，在批判民粹主义的同时巩固现行社会的秩序。
其次，对新一代左翼知识分子而言，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所显示的贫富差距和严重不公正，社会主义价值仍然是他们内心极力捍卫的理想原则。而就中国的现实经济发展模式而言，事实上却早已远离了他们内心的原则。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态度他们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批判民粹主义为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辩护，另一方面他们也时时发出警告，当资本主义的绝对不公正造成社会的内在分裂时，民粹主义的思潮就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在“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一组文章中，王小东的文章给我的启发最大。王小东平素就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他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几乎从不顾忌时间、地点和环境，这大概也是他的理论更加彻底的原因之一。王小东为他的文章取题为“在平民与精英间寻求平衡”，他以广义的精英与平民之分来定义民粹主义，他写道：“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方面，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开启的平等与公正的价值观念一它开启了现代民粹主义思想，并且仍旧包含在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思想之中一的许多部分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公认的准则，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它确实有多少不合理、不切实际之处，不管你如何理解‘历史的进步’这个字眼，都是一样。”“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完全遵照民粹主义的准则运行，则只能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失控与混乱；另一个是社会因不堪福利的重负而停滞。相反，如果完全忽视民粹主义要求平等与社会公正的主张，也只能有两个结局：一个是控制不住而陷入混乱；一个是控制住了，但社会因完全丧失活力而停滞，如同前现代社会。”
9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真正的社会分化，地区之间、城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实实在在地拉开了。与此相伴随，是新左翼思潮的空前活跃，话剧《切·格瓦拉》的出现令人目瞪口呆，仅仅20年时间，在80年代几乎被批倒批臭的左倾社会价值观，便重新博得年轻观众的狂热喝采。这种短时间内历史快速重演的活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100多年来中国几代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现代化目标(包括富国强兵、平等公正这两项主要诉求)并未实现。历史仍然在反复提出前辈人早就面对的问题。
“社会转型与民粹民义”，当1994年我们讨论这一命题的主要内容时，它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便得到了印证。
5、 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观——从“眼睛向内”到“眼睛向外”的一次重要讨论。
1995年8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殷弘寄来一篇不到2000余字的稿件一“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章是手写的，稿纸很薄，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动则上万字的作者来稿中很不起眼，但我们大家还是一下子被它吸引住了。该文声称要探索国际政治长周期的世纪性规律，并呼吁中国战略学界研究并形成中国今后50年的基本外交战略哲学。
文章开篇的问题十分锐利：“就当今的中国而言，人们必须回答三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一，中国是否大致全面地加入美国为首的由主要发达国家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二、如果中国处于该体制之外，或者局部地加入该体制，那么分别就中短期和长期而言，其利弊得失如何?三、如果中国大致全面地加入该体制，那么应当以及能够在其中采取怎样的基本态势，争取何种角色位置？”
在发问之后，时殷弘以乔治·莫德尔斯基的近现代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为依据，总结出近500年来国际政治的三个规律：第一、近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第二，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国家，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重要伙伴；第三，挑战者的合作者一般将随挑战者的失败而遭遇厄运。
面对国际政治世纪性规律，中国如何选择？时殷弘回答说：“中国有三大可供选择的世纪性战略。第一是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所谓‘自助’，亦即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大前提出发，依靠自身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努力来保障安全、独立与强大，特别是依靠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外部威胁的国家来对付这类威胁，争取造就或维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国际均势。第二是所谓‘不出头’，它例如体现在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之中，近几年来我国的‘韬光养晦’外交也含有这个意思。第三是历史上由来已久，但迟至近年才由国际政治学界加以理论研究的‘搭车’战略。”时殷弘的主张十分明显，中国应采行“搭车”战略。
由于时殷弘文章涉及问题重大，我们破例将不足2000字的该文放在1995年第五期的头条，并配发了编者按，编者按写道：“一个历史上与文化上的大国与强国，怎样才能成为现实中的大国与强国，怎样才能避免追求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失误……这些问题是世纪之交有远见的中国人必须搞清楚的重大问题。”编者按号召读者参与讨论，共同探索这一外交战略哲学问题。
如同编辑预期的那样，文章刊发后引发强烈反响，一时间成为国际政治学界、战略学界包括外交界的热门话题。为了深化这一主题，编辑部又召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邀请社科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外交部、安全部等部门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进行讨论，并将时殷弘专程从南京请来。研讨会的氛围是相当热烈的，学者们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对时殷弘总结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提出置疑和批评，并对中国的世纪性战略选择的各种可能性进行利弊评价。时殷弘则如通常所见的那种能够进行独特理论建树的学者那样，激烈地反驳各种诘问，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立论。
客观地评论“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观”的这次讨论，它的意义有以下几条：
首先，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一直遵循邓小平“眼睛向内，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战略指导思想，咬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通过十几年的积累和发展，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台阶。到90年代中期，中国与国际经济政治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进入新的层面，单纯地“眼睛向内”已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外部环境对内部发展的制约已日益凸显，中国已不仅需要搞清自己的事，更需要搞清外部的事。
第二，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规律发生根本性转变，特别是1989年之后，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更是日见险恶。此刻，探索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国际政治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国际政治的长周期规律，就显得意义重大。而中国的大干部阶层，事实上并未能适应急剧变化的部环境，在政策指导、战略研究的层面，基本还停留在将外部环境仅作为一般参考要素的段。
第三，中国崛起，这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但只有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崛起所需遵的基本国际经济和政治规律、中国崛起所应择的长时段战略指导方针才显得真实和迫切来。迄至今天，中国的长期战略指导思想事实仍然未能成型，在时殷弘所描述的“自助”、“出头”和“搭车”这三种选择之间徘徊莫定。这然是由于客观情势使得中国尚有犹豫和徘徊空间，但对战略研究者而言，尤其对战略制定和指导者而言，战略指导方针和战略哲学思的确定，已具有了影响中华民族在21世纪崛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根本性意义。
正是在上述三个方面，《战略与管理》最提出了这一战略哲学命题，而这一命题的解决还有赖于成熟的战略家和思想家的出现。
五、“什么是文明”——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自身话语权力的努力
盛洪是我接触的学者中最具学者气的一个，说他具学者气，并不是指学究气，也不仅是儒雅等学者风范，而是指他的思考总能与时代的主脉膊切合，是指他遭遇各种攻击时总能以坚定不移的立场和冷静谦和的方式作出反应。
我曾编辑盛洪的多篇文章，而且一般而言刊发之后总会引起较大的反响。《什么是文明》《为万世开太平》是我分别编辑于《战略与管理》和《北京青年报》的两篇文章，它们都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争议，并连带引出《东方》等杂志的连琐反应。
《什么是文明》刊发于1995年第五期《战略与管理》杂志，在相近的时段，盛洪又于《东方》杂志刊发了《经济学挑战历史学》一文，为此，两家杂志社于1996年1月联合召开了研讨会，专门讨论盛洪的文章，并分别刊发了讨论文章。在 1995年末至1996年中的一段时间，盛洪无疑是北京学术思想界的一个焦点。
复述《什么是文明》等文章相当麻烦，此处仅引用几段文字，以便读者理解该文引发争议的相关内容。
“文明的主要内容是人与人的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技术 （即人们利用自然的方式）的发展水平并不是文明程度的指标。”“因此，用以解释自然界的达尔文主义不能评判人类文明的优劣。它往往使人们作出相反的判断。如果把武器作为一种杀人工具或杀人技术的改进当作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显然违背了人类文明的基本精神。”“武器先进者胜只是西方文明的衍生的规则。西方文明的扩张性说明，它并没有解决好它内部的利益冲突问题。这是因为，向外扩张是缓解和解决一人群内部利益冲突的最后方式。”“所以西方文明的规则只有在个别民族或国家实行，而其它民族或国家不实行时才(对实行者)有好处，一旦所有民族或国家都实行这一规则，就会利弊参半。”
评论盛洪文章的是与非不是本文的任务，作为编辑，我以为将该文置入9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中考察，或许更有价值。
第一，盛洪刊发此文之际，恰逢中美两国矛盾愈积愈深之时。从1989年以来，美国因意识形态而制裁中国，此后逐渐演变为“凡是中国的，美国就反对”的冷战状态，从“银河号”事件，到奥运申办失败，从中国输出导弹技术的报道，到中国介入美国竞选的喧嚣……美国国会和美国舆论所营造出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事实上已将两国间的意识形态争执，上升为对一个民族情感的整体攻击。
在中美矛盾冲突中，人们时刻可以感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某种恐慌感，即面对一个年均增长两位数的东亚大国的崛起，以重商主义和殖民征服起家的央格鲁·撒克逊人感到威胁来临。美国人隐约地感到自己的历史逻辑已在中国的发展现实中得以重演。因此，撇开所有意识形态的喧嚣，撇开所有现实利益的争执，90年代中期所爆发的“中国歇斯底里症”实质上是美国人对于自身霸主地位的潜在忧虑。
从这种角度观察，盛洪的《什么是文明》应该视为对这一现实冲突的某种回应。盛洪在该文中主要解构的是西方文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性质，“以武器先进者胜”为逻辑构造出来的现代世界体系从总体上看是不文明的。盛洪的文章，事实上在东西方两个大国紧张对峙之际，从文明与文化的学理层面，回答了思想界和当代中国青年最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第二，经历了80年代全盘西化的强大浪潮之后，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中国知识界开始尝试在西方强势话语下建立自身的话语逻辑，这当然也与中国经济的强势增长有关。有了物质财富的增长，有了十多年对西方社会的切实了解，具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开始觉醒。这种努力体现在90年代一系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中，而盛洪的《什么是文明》等文章，不过是将中国人面对西方强势而重新进行历史和文化解释的努力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盛洪的文章当然可以挑出许多毛病，但他的努力是中华文明重新确立自身历史文化主体性的工作之一。这一工作不会中断，可以预料，只要这一工作一日不能完成，类似盛洪的中国知识分子就会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地继续将这工作推向前进。
六、赶超战略引发的争议
在编辑《战略与管理》的四年多时间里，“赶超战略的反思”这一专栏是延续时间较长的讨论之一，从1994年第六期，一直延续到1996年第一期。这次讨论起因于林毅夫等人的一篇文章“对赶超战略的反思”。林毅夫是北大教授，在学术界有相当影响，并活跃于国际国内各种学术场合，迄今为止仍然是主流经济学界的代表性人物。
林毅夫等人在文章中认为，自1949年建国以来实行的以重工倾斜为主要特征的赶超战略，通过扭曲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并保证资源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中国的确实现了重工业优先于其他部门的增长。然而通过考察各国经济发展成败的经验和教训时发现，凡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都不理想。因此，归根结底，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于所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不同发展战略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不同。林毅夫在文章中建议道：“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停留在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上的修修补补，而必须在宏观政策上有根本性的变革，即转而实现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林毅夫文章涉及发展战略的重大命题，编辑部上下十分重视，我们准备就这一课题展开讨论。为了造成讨论的氛围，我们将编辑部的一篇存稿与林文并列发表，这即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力群的文章——“重工倾斜政策的再认识”。在编发该文时，我特意加了一个副标题——“兼论赶超战略”。
刘力群是北京学术界的一个奇人，有人称他为“铁嘴”、“国侃”，意指其聊天能力极强，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温铁军曾说过一段与刘力群聊天的往事。在共同赴东北开会的24小时火车旅行中，刘力群从上车伊始便开侃，一直侃到下车为止。让人既服气又恐怖。我与刘力群接触较多，对他的记忆力和思辨力非常佩服，对他的学理思路也比较信服。
刘力群这篇文章写作较早，他本人对现在发表并没有太大的动力，但不曾想却因为林毅夫等人的新作而激活了旧作。刘在文章中认为，“依靠革命而独立的国家所产生的全社会动员，使之能够提高积累强度，并早日建成作为国民经济动力和装备部的重工业，这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能否成功的关键。”在针对进口替代战略和赶超战略成本代价太高的批评进行回应时，刘力群写道：“虽然进口设备便宜，负担轻一些，但如果本国的重工业发展资金流向国外，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则本国产业结构将永远落后。”刘认为：“过去我国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得益最大、发展最快、水平最高的就是机电部门。实际上军工高精尖部门的水平距发达国家水平是很接近的。”
林毅夫和刘力群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在经济学界引起较强烈的关注，针对各方面的反映，勤于笔耕的林毅夫等人又写了一篇“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与此同时，王小东(笔名石中)也相应撰写了争鸣文章。在新的文章中，林毅夫等人再次重申“赶超战略不能导致经济发展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压抑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以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强力推荐“比较优势战略”。“所谓比较优势战略，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比较优势战略的核心是国内不同资源的相对价格的对比，而不是同类资源相对价格的国际对比。所以，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并非一定要依赖对外贸易”。“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幅员越辽阔，地区间资源禀赋的差异越显著，对内贸易越活跃，发挥比较优势的含义就越丰富。”
王小东在批评林毅夫的“不应把比较优势的逻辑推向极端”一文中则认为，“当我们谈论赶超战略的巨大代价时，我们不应忘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一个大国为了其长远的生存与繁荣而必须付的代价，或曰长期投资。如果我们不愿付出这个代价，那么我们将在其他方面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自1840年开始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支付这种代价。”王小东同时尖锐地批评比较优势理论的某些观点：“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一个部门有没有前途，并不取决于其产品的单件相对价格，而是取决于其在整个产出的附加价值中所占的份额。”中国的问题是，那些目前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已面临生产能力庞大，但需求弹性小，附加价值低的窘境。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抱着现有的比较优势不放的话，已经走不了多远了。”“中国如果不搞赶超战略，就很有可能被新的技术革命再次甩到后面(不幸的是，可以预见，今天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很难逃脱这一悲惨命运)，这次很可能比十九世纪更惨。”
此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李力，社科院拉美所江时学、上海复旦大学国政系胡伟希等人也分别发表文章参与讨论，他们的文章各有侧重，价值偏好也不相同，但其论述深度均超出了编辑原有的期待。1996年第一期，林毅夫等人又撰写了回应文章——“资源结构升级：赶超战略的误区”，此次讨论就此基本告一段落。
此处之所以大段落地引用讨论双方的观点，乃在于这一问题迄今仍未能有结论，它们仍然在深层次上困扰和影响着中国宏观战略的制定者和决策者。
客观评价，林毅夫等人是具有从战略上观察和提出问题能力的学者，对于体制改革仅从微观层面和资源配置层面入手的现实弊端，他们较其他主流派经济学家更能敏锐地从宏观战略层面着手分析。回顾和检讨一下90年代初、中期中西部地区出于赶超东部的急迫愿望而盲目上马的一大堆项目，林毅夫呼吁以比较优势而确定各地区、各国的发展战略，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但林毅夫等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仅从经济学层面剖析发展战略的优劣，而忘记了在一个以民族国家划界的世界上，尤其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中，经济战略从来与国家安全等政治战略密不可分。这方面，离开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显得十分无力。
反观王小东、李力等人的文章，其中的许多断言已被当代社会进程所验证。90年代后期东南亚国家的一厥不振，中国低技术生产能力的全面过剩，已经一再警告战略决策者和制定者，没有清醒的国际政治经济比较，没有方向明确的发展战略，市场机制既使确立起来，也会带来大量问题。
七、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一个敏感的话题
在所有批评《战略与管理》的意见中，对《战略与管理》集中讨论民族主义火气最大，观点也最尖锐。迄至今天，这种批评仍然不绝于耳，既便《战略与管理》此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民族主义的文章，也无法消除一些人心中的怒气。这一话题似乎造成了一种使批评者具备道德优越感的氛围——鼓吹民族主义便是当局的帮凶，鼓吹民族主义便可能导向法西斯主义。
回顾起来，《战略与管理》曾先后两次讨论民族主义，一‘次是1994年4月进行的“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民族主义”，一次是1995年11月的“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其中又以后一次讨论规模最大，涉及问题最多，影响最持久。
1995年11月，我们邀请了近40位各种观点和各学科领域的学者聚集深圳，专题探讨民族主义问题，这也是我主持过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的动机在1996年第一期《战略与管理》“编辑手记”中有较详尽的表述，此处引述如下：
“放眼世界，民族主义思潮产生的影响日益波及冷战后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在转型国家，亦即人们通常指称的从中央计划型体制向市场型体制转变的前苏联、东欧地区，民族主义思潮伴随着各种意识形态正走向社会政治生活的前台；在广大的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于内外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正成为地缘政治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即便以世俗政权为主导的穆斯林国家，其政权的民族主义性质及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特征，也在左右着阿拉伯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政治走向；在发达的第一世界，保守主义思潮裹挟下的西方右翼势力纷纷抬头，面对西方秩序主导之下的世界的各种跨国性课题，诸如自由贸易、移民、犯罪浪潮、环境保护，其民族利己主义倾向愈益明显。冷战之后，憧憬全球化新秩序的人们迎来的却是一个民族纷争、种族仇杀的冰冷现实，这一点，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刻的思索。
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不仅有其国际政治方面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它还与后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关。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既要完成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任务(以工业化国家的价值标准完成传统社会的改造)，又要捍卫本民族的利益(不完全以西方价值为转移)，这种内在的紧张导致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政治选择，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的民族主义运动便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与此同时，评价和考察这种民族主义，也便成为后进国家现代化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
民族主义话题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是我事先没有准备的，这也与我的知识储备有关。在最初筹备这一专题时，我个人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进行思考，其他方面只有一些朦胧的感受。通过深圳的研讨会，通过此后刊发的一系列讨论文章，我的视野也为之大开。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政治革命自欧洲逐步向全球扩散，其重要的伴生现象便是欧洲范围内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和世界范围内殖民体系的确立。在欧洲，现代民族主义成为摧毁封建主义的重大推动力量，而在全世界，欧洲的民族主义则成为殖民主义体系的帮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而言，现代民族主义从诞生之日起便具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是自我觉醒、抗击外侮的重要精神资源；另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必须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制度来实现民族利益的维护。回顾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凡与世界进步潮流吻合的便多得到历史的肯定，凡不吻合者则多遭到历史的淘汰。
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在结合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种具备了国际主义价值的世界潮流之后才获得最终的成功，从一开始，它便超越了朴素的民族主义而具备了超越一民族、一国家、一地区的世界观。这种结合了社会主义价值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第三世界广泛的民族独立潮流。从此，世界殖民体系彻底瓦解，世界从此迈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冷战之后，旧的世界秩序瓦解，新的世界秩序重新酝酿。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挟民主、市场经济的价值观而欲构筑一个全球一体的西方世界秩序，另一方面，是中国、俄罗斯、印度、阿拉伯世界欲在这一新秩序构筑进程中探索对自身更为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于是，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成为世界范围内随处可见的汹涌潮流。
世纪之交，当北约飞机无端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发生之后，此前国内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议事实上被暂时划上了句号。现有世界秩序的实质赤裸裸地显露在中国人面前。
对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而言，论述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已经是件不需花费太多气力的事情，而问题的另外一面在于，这种民族主义迄今仍然未能找到国际主义的普世性价值观，它仍然停留在自我利益维护和自我意识觉醒的朴素阶段。对比西方民族主义(其表象一定体现为世界主义)的民主、市场经济价值观，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缺乏灵魂，缺乏超越一民族、一地区、一国家的国际主义世界观。
从这个意义上评价，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来源:《天涯》2001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