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台北的中心区，最大的好处是，不经意间，就可以看到许多政府机构。台北的政府机构的建筑，都是日据和国民党威权时代留下来的，几乎个个高大、雄伟、宽敞，跟大陆没多少区别。但除了建筑之外，以一个大陆人的眼光，所有的官衙似乎都不怎么像政府。

没警卫的官衙门

大门槛外，没有戒备森严的警卫，缺了站岗的兵。威还在，但武没了。好容易才在房子的角落里，找到一个警察，这个警察还经常溜号，就连他们的“总统府”也不例外。每个大门槛，随便都可以进去，没人管你。“总统府”限制多一点，周一到周五，上午9-11点开放参观。这些政府机构，“总统府”带头，都在为台湾的旅游默默作着贡献，好些大陆来的陆客，都要求进大门槛看看。但是如果没有跟团走，单个的旅客也许会错过—旺报的社长跟我讲，就有大陆游客投书，说是到了台北市政府门口，硬是找不到，因为人家没有站岗的。

我们这些大陆人，平日里见惯了高大威猛的政府大楼、政府广场，见惯了戒备森严的门卫，听惯了门卫厉声的呵斥，一旦见了没有门岗的政府大门槛，还真就不习惯。其实，这个世界上好些国家的政府机构，都是这个样子，别的地方，有的连高大的房子都没有，寒酸得紧。

有卫兵的大门槛也不是没有，台北至少有两处，一是“国父纪念馆”，一是“中正纪念堂”。两个地方，都有一坐姿相似的铜像，一为孙中山，一为蒋介石。两座像前，各站立一持枪的兵，一动不动，妻还以为是蜡像。过了不多久，到换岗时分，蜡像居然动了起来，虽然动得跟机器人相似，但可以看出，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实际上，这两处的岗兵都是礼兵，不是站岗，而是在表演一种礼仪，每天例行的换岗仪式，跟英国白金汉宫和美国阿灵顿公墓一样，无非是吸引游客的杂耍。一边换岗，一边玩玩花枪，让人看了好玩。

在这里，我注意到两岸的礼兵，礼服正在趋同，但戴钢盔的方式却大不一样。我们这边钢盔是正扣在脑袋上，前面微微上翘;而他们这边则反之，前面的帽檐儿，压得很低。据说，非止礼兵，连正经的军人，台湾这边戴钢盔，也是这般，而我们则相反。

懂军事的人告诉我，压低帽檐，冲锋时可以减少伤亡，但的确不怎么好看。看来，即使礼兵，这边也不肯将就一下美观。不知是因为被共军打怕了呢，还是人家一切从实战出发?

昔日禁地今成市民活动中心

不过，今天的这两个纪念国民党大人物的场所，已经变成了市民的活动中心，“国父纪念馆”尤甚，到处是背画夹子的儿童，跳街舞的少年，还有盘旋的鸽子。“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大牌坊，已经在民进党当家的时候，改成了自由广场，原来的“中正纪念堂”五个字被凿去，改成四个颜体的大字—“自由广场”，纪念堂上的匾也被拿掉。国民党当家，说是拨乱反正，也只是换回了堂上的匾，广场上牌坊上的字，却还依旧。

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自由”两个字，是具有天然合法性的，一旦刻上了，谁也不敢轻易拿下。可怜当年老蒋对“自由”两字深恶痛绝，虽然没有写过《反对自由主义》，但也有专门的文章，批评自由在中国的泛滥，进而痛骂五四新文化运动教坏青年。在他治下的台湾，最稀缺的，恰是自由。今日却让他老人家的坐像，天天面对广场上“自由广场”四个大字，真是情何以堪。还不如民进党的办法，在他的坐像前，弄上好多飞来飞去的虫鸟，让他老人家死活看不清广场牌坊上的字，似乎还更人道些。

至于国民党自己的办公处，已经变成了民间团体的所在。我为了找辛亥资料，来到国民党的党史资料馆，这个馆，今日缩在台湾的船业大王张荣发的基金会大楼里面，随便报上名来，连证件也不需要，就可以进去查资料，我查了他们可怜的馆藏，什么也没有找到。

百姓有了选票，原来威武的衙门，都失了精气神，里面的官员都要讨好选民，更何况建筑?原来威权的纪念物，也在悄然之间，改变了性质，开始为人民服务，虽然多少有点转变过程中的小小尴尬。大门槛，已经没了。

旁听台北市议会

8月份台湾“立法院”开临时会，但去旁听，却赶上人家表决，只欣赏了一下搭棚子抗议的一群老头、老太太。进入9月，立法院依旧没有开会，但台北市议会在开，朋友告诉我，今天下午(9月7日)，市议会台北市政府总质询。这一阵，台北市市长郝龙斌陷在新生路高架桥和花博会采购弊案的风暴里，质询一定有戏看。于是，依照朋友的指点，我准时在下午两点到达了台北市议会。

台北凡是公家单位，房子都很雄伟，市议会也不例外，一栋很厚重的白色大楼，走廊十分高大宽敞。台北的政府机构，除了正门之外都不挂牌子，我一个外来人，当然摸不准哪个是正门，结果进的是后门，后门里面有个警察，但见到我这样东张西望的可疑人员，既不阻拦也不盘问，听任我绕到正门，跟志工会合。办理旁听要登记，拿出我的大陆同胞证，办事的小姐看都没看清楚，就在旁听证上写上“张鹏”两个字。证件后面有不干胶，撕开粘在衣服上就可以进去了，就这样，我顶着张鹏的名字，旁听了将近两个小时。

旁听席在四层，可以居高临下地看下面的议会大厅，但隔着厚厚的玻璃，可以看见里面的人的动作，却听不见声音，好在旁听席有大屏幕，声情并茂，可以同时看见张牙舞爪的质询者和垂头丧气的市府官员。这一次是总质询，市政府主要官员几乎倾巢出动，连7个顾问都到齐了，坐了黑压压好几排。但是，质询议员一方，却只有3个人，其他议员一律缺席，一排排的空椅子，不，沙发。

虽然只有两男一女三个市议员，可发起声来，却震天动地，连珠炮式地交替发问，一会儿放PPT，一会儿展示文件。总共两个小时的质询，质问的话题转换了无数次，但没有一个话题是有答案的，市府这边刚要回答，就被打断。议员叫谁上来，谁就得上来，上来之后，明白人不许回答问题，不明白的，却非要站在那里被问。7个顾问都被像过堂一样提过来，但却一个问题不提，依次点名之后，又一挥手让这些人下去了。刚刚提了一个建客家文化中心的问题，然后就放PPT，说是让郝龙斌市长好好看看，我以为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没想到，放出来的却跟刚才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是大陆电视台采访副市长的画面，说她明明是副市长，被人称为市长却不更正。我看出来了，原来所谓的质询，质询者只在意“质”，而没有“询”，他们根本不希望被质询者回答问题，自己问完了，也就完了，所谓的问，其实就是指责甚至羞辱，羞辱完了，也就完了。让我这个旁听的人，连一个问题都没弄明白—不是我的智商低，或者不了解情况，问的问题都很简单，但我就是不知道真相。整个一下午，只有两个小问题，我似乎是听出了点头绪，一个是市府号召公务员跳花博舞，一个是市教育局发文让中小学号召学生参观花博会，似乎两件事在办的过程中，都有点强人所难的意思。但是，质询者对这一点，恰恰没有穷追猛打。反而在如果买花博会的预售票丢了，要不要给赔偿的荒唐问题上纠缠不休。

没有新闻价值的质询会

偌大的旁听席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二楼的记者席，也没有几个人，几台摄像机早就架在那里，记者们懒洋洋地三三两两坐着，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议事厅发生的事情，即使在议员有意向他们呼吁的时候，记者们也无动于衷。我知道，他们见的世面太多了，市议会的这点事，又算什么呢?媒体宁可报小偷偷空调，也不热衷报这个。

听完之后，我跟陪我的志工讲，如果我是台北市市民，我会对这样的场面很不满意，因为听了半天，没有一件事我能知道究竟的。我看到的，只是党争，只是作秀，而没有质询，没有真相。感觉三个议员痛快淋漓地骂了一阵，市府官员唯唯诺诺，吭吭哧哧一阵之后，这个过程就结束了。志工说，没有人会满意和不满意，因为，没有人来旁听，媒体基本上也不会报，除非其中爆出某些值得娱乐的话题。

记得看1910年清朝资政院的会议记录，看到那些民选的议员议事，也争，也吵，但每个议题都争得明明白白。历史总是会进步的吗?我真的有点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