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表现，并非文化最集中的表现；政治是各路英豪为了利益而相互勾心斗角的场所，不是文质彬彬的君子舞台。用政治作为主要证据来攻击中华文化，是一种情感和意愿先于理智和逻辑的思维，论者目的和态度是明确的，手段是方便的，而且除了政治领域以外，也不见得论者找得到更好的证据，服务于论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实际上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由其政治领域之肮脏的论据来加以贬低，如果这个论据可以同等使用的话。
一、政治排除通常的道德准则
政治之肮脏，古今中外皆然，非独以中国为甚。
政治领域之排除通常的道德准则，古今中外即使相互对立的思想家也早有一致认识。孔子说“君子”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孔子的对头韩非也坚持“人主”“奚待不欺之士”；西方的柏拉图和马基雅维里，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即使从天下为公的观点出发，政治也必须排除通常的道德准则起作用。政治家经常必须在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作出取舍，优秀的政治家也往往难以避免必须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正如民间象棋战略所言“丢车保帅”是正当的。
从常识和局部利益出发，诉诸道德批判，历来是政客相互攻讦的一种官场手段。而在攻击完政敌以后，又不得不捡起那些被自己在口头上所唾弃的准则行事。所以经验丰富的西方民众总结出经验“政治家是职业的说谎者”。
把政治群像作为讨论文化的证据，恐怕不能说是出于无知，而是一种有意或者无意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之先是有个人偏好和立场在起作用的。
文化影响一切，当然会对政治发生影响，但是在政治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在不能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中，人们的自私自利之心，是会在一切领域中表现自己的，它会冲击一切游戏准则。马克思曾经说过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就敢于践踏人世间的一切法律，甚至冒杀头的危险。而政治是利益更为集中的领域，勇敢的政治家决不会输于资本家的勇气。
认为文化直接决定政治，是不能成立的，文化只是远远地照应着政治领域。实际上在政治领域，无论是为公还是为私，在重大利益取舍面前，道德和其他善良风俗往往要退出台面，由利益准则来发挥作用，所不同的是：有时是必须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以违背道德准则，而另外的时候是个人的私利在起作用。
二、西方的个人自由与“小政府”传统
西方在封建时代，王权的基础是不牢靠的，常常缺乏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西方文化中丛林规则广泛起作用的结果，在社会中竞争和利益规则先于道德和克己精神起作用，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优先，秩序和权威不容易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小政府”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在“小政府”的条件下，西方的政治生态与中国古代大异其趣。“大家一起哄，国王就下台”是英国光荣革命的真实写照，并非国王勇于克制自己，善于妥协。1789年，法国巴黎民众筑起街垒，相互扔几块石头，兹事体大，所以载入世界历史，号称“大革命”。而在大革命中，一个青年将领把大炮推上街头，对准人群开炮，此真非常人也，后来成为欧洲的绝代枭雄，他的名字我们也不陌生---拿破仑。
法国的王党复辟，相信那些拼命美化西方政治史的人比我更加熟悉，决不会是出于无知。
中国古代政治组织强有力，那也不是由于皇帝的自私和能干就能够发展起来的。在古代中国北面长期存在强大的游牧部落，对定居民众的威胁太大，皇帝无论为公为私都必须解决这样的棘手问题（有关这一点参见拙文《长城的兴建和退役》）。而中国大陆处于季风气候区，水旱灾害频繁，也常常严重威胁到民族的生存，皇帝想要长治久安，也必须集中力量防范。这两件事在今天来做，都良非易事。在古代劳动效率低下技术手段有限的情况下，更是必须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来解决，在这样的过程中，国家必须建立有效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适应这样的重任。如长城、运河和其他的水利工程，就是作为中华民族向这两大目标努力的结果。
中国古代帝王的统治基础，就是在解决安全隐患和兴建重大工程的过程中被反复加强，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赋税制度也都比西方要完善得多，皇帝也容易集中足够的力量维护自身的统治。所以在中国古代要改朝换代，其过程艰难曲折无比，战争往往进行许多年，而皇帝之强大，非到神怒人怨、天下离心，达到孟子说的“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的程度，起义者就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以推翻之。
改朝换代过程的血腥程度和破坏程度，只与旧势力能够集结的力量有关，和旧势力的道德水准和政治意愿无关。西方的政变容易成功，并非国王愿意下台，而是无法继续恋栈，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三、中华文化对政治的影响
在中国，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是非常突出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道德自觉和克己精神应用到政治领域，就会产生秩序偏好和服从权威。
直到今天在日常生活各个领域，东西方的差别仍然非常明显。如在悉尼奥运会的入场式上，中国队入场秩序井然，朝鲜和日本的队列也很齐整；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队伍最乱七八糟。西方人藐视秩序不把它当一回事由此可见一斑。
秩序偏好对社会稳定、降低统治成本的好处是很大的。缺点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不容易落实。道德的泛化还会导致面子主义，这对接受监督也是不利的。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四、权力监督的困难与道德和克己的价值
马克斯-韦伯精辟地指出“权力消除混乱，带来秩序”。权力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必须以损害公平为基础，从而得以压服不同意见，统一行动的目标和方向，并能够以有效的手段驱使人们按既定的道路前进。
从权力的本质属性来讲，权力是难以或者说不容许被监督和制衡的，否则就难以很好地实现其功能。陈水扁就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休想把政府变成立法院的行政局。
许多人从道德批判出发，来批评政府腐败。实际上腐败有三个要素：损害公平的权力、自私心和监督的困难（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腐败难治的社会经济根源》）。这三个要素若有一个可以去掉，腐败就能够根治。实际上这三个要素一个都没有办法去掉，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民选体制还是非民选政府。所以腐败在东西方都是共同的难题，而且是看不到根治希望的难题，除非共产主义实现使废除私有制成为可能，那么人们的自私心就会荡然无存，腐败也许就会失去存在意义而自然消亡。
江泽民说“腐败的实质就是权力和金钱做交易”。实际上在私有社会里，对人们有广泛吸引力的东西，如名誉、地位、金钱和美女，不仅是社会评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都会参与腐败过程，不过权钱交易是基本型，权名交易和权色交易是衍生型。
美化西方的制衡机制是没有事实基础的，即使在西方对监督权力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而成效也是非常有限的。这从克林顿的桃色事件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杰出的检察官斯塔尔耗费纳税人的几千万美金，历时数年的调查，若非偶然因素起作用，莱温斯基在被美国一些人指斥为女巫的那位女士的怂恿下，保留裙子不洗，斯塔尔就肯定会一事无成。
所谓“制度性腐败”在美国也是广泛存在的，这是因为在所有社会中都难以排除的利益原则在起作用，所有的社会认同都难免要向名誉、地位和权力（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倾斜。与此相反的只有文革期间，北京的小学生曾经告诉外国友人：只喜欢正直和勇敢等美德而不喜欢金钱和美女。在古代，孔子周游列国阅人无数，最后也哀叹“未见好德如好色”。何清涟女士不见得特别喜欢回到文革。
正因为外在的监督困难，成本高而且收效少，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只能起一个最后的威慑和救济作用，只能是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慎用手段。把它作为无所不能的首要手段来使用，必然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在中国古代，信奉法家理论的秦始皇，其统治根基的快速破产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正因为外在的监督困难，剩下的就只好指望人们的道德自觉了。也是因为如此，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总结先民道德主义黄金时代的宝贵遗产，所产生的儒学理论，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在本世纪的西方也仍然激起广泛的回响。
而儒学在中国能够长期占有统治地位，为人们所接受所信奉，也与中国现实经济中的强化因素分不开。几千年来，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而公共工程的兴建和管理只有政府机构才能胜任，人们的切身利益和安全问题必须由集中的力量来解决，皇帝在生活中是一种普通人做不到的力量的化身。中国古人把“无君无父”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而且实质上“君权也是父权制度的发达体”，而忠臣也常常出于孝子之门，现实政治体制被道德和经济因素强化。所以中华文化的核心---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能够代代相传。
中国传统的结合了伦理道德的政治体制，确实没有到达理想的境界，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此作出努力，希望“复三代之盛”，恢复人们心中道德的神圣地位，实现“大同”。然而在私有制的幽灵产生以后，道德常常受到自私的破坏。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却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生存了几千年之久，其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道德主义结合政治以后，秩序的维持成本大大降低，易于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有利于解决共同面临的安全和生存大计。
五、精英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地位
精英主义曾经被称为右派，但右派的政治意味太强而且容易引发中国精英的旧创；也常常被人称作自由主义者，实际上精英主义只对能够快速撮取优势的体制感兴趣。精英主义者不是等闲之辈，不能被埋没必须出人头地，应该具有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优势。总而言之，精英主义对平等不感兴趣，他们和平民是完全不同的上等人。反平等才是他们的具有压倒一切的属性，其他的称呼都不能正本清源。
精英主义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最讨厌的人是毛泽东。因为道德和克己对精英主义是一种潜在威胁和制约，平均主义更是他们的死敌，搞平均主义最彻底的老毛更是古往今来的第一号敌人。实际上老毛就是传统文化的最后产物，根据老毛的钦定接班人、著名权威林彪的说法：老毛是“假马列之名、行孔孟之实、执秦始皇之法”的。总之传统文化对精英主义者的风险不小。
不管怎么说，在古代精英主义者即使一时落泊，但在理论上还是存在“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的美梦，在毛泽东的时代，连梦都做不成了。最可恨的是老毛还用一顶大帽子盖住他们，把“地富反坏右”作为阶级敌人严加看管，不能乱说乱动。
一般而言，精英主义者对国民党右派是有好感的，因为国民党是非常乐于向具有社会优势德精英阶层妥协的。同盟会时期的“土地国有地权平均”，正式组建国民党时改为“社会经济政策”，在1924年一大上“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最后蒋介石实施的却是“保甲连坐”，国民党最后的宗旨是完全非平民的精英主义宗旨，所以国民党垮台空前的快。但精英主义者并不在乎，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失落的天堂。
台湾白先勇先生最近出了自选集，其中就有一篇是《永远的尹雪艳》，在老蒋时代的大上海，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尹雪艳小姐的芳容的人，不是工人和农民毫无疑问，也不会是忙忙碌碌的商界人士，只有“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被共产党宣称的蒋家王朝的唯一政治基础。虽然一般的精英阶层没有这样的机会，但那是他们的梦想。历史没有吊诡，那些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阶层，其利益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维护；他们的愿望和偏好，总是和大多数人有距离，这一点不可能随着实践的流逝而有丝毫的改变。精英阶层走的越远，越没有克制，离被民众彻底抛弃的日子就越近。
何清涟女士断言“贫民主义”只有破坏性而没有建设性，那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有明确的分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肩负专职“建设”义务的人是精英阶层，而贫民的义务是劳动生产并供养精英阶层；劳力者的义务是履行得不错的，而劳心者的义务根据何清涟女士的说法，也要由劳力者来“建设性”地完成，那精英主义者在社会中确实是有些多余，在社会上是确实不应该有任何位置的，做个普通劳动者也是应该的，老毛的“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做法，看来可以由何清涟女士予以印证。而揭竿而起乃是活不下去的劳力者的最后权利，孟子也是予以承认的，对精英阶层来说那毫无疑问那是可怕的。
毛泽东至少在1936年接见斯诺的时候，就已经与精英主义划清了界线，终其一生老毛对精英主义是非常鄙视的，认为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反复提到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依附性”的问题。非常遗憾的是从蒋介石、汪精卫这样的著名精英分子以降，精英主义者不仅好事干不成，连坏事也干不彻底。直到今天的大陆的精英主义者也仍然不能够自拔，还在继续反复地验证老毛的论断，不仅脱离群众更脱离实际，只知道一味地发泄那些不切实际的愿望。
精英主义者表演的越多，就越让人看不起，许多网友早就开始破口大骂那些精英主义者卖国。实际上他们卖国的能力是没有的，充其量只是在对西方的富裕发达的顶礼膜拜的热望下，配合妖魔化中国人的行动而已，多数情况下是免费或者是收不到报酬的。
六、何清涟女士的吊诡文读后
看一看何清涟女士的文章，就知道强烈的愿望超过理智有多远。古人说“溺爱者不明”，过分强烈的愿望，好象总是要排除理智和逻辑的。
何清涟女士的文章旗帜鲜明，意在笔先，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要以西方社会为圭臬的。但何女士满篇使用道德批判的笔调，难免不让人误解是要“复三代之盛”。何女士文章给人的印象似乎希望以传统熟悉的方法，生产一个盎格鲁-萨克逊婴儿。何清涟女士在对中华文化的否定之余，却又对“湖湘文化”唱了一通赞歌。让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个“湖湘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底蹦出来的吗？
中国的过去与西方不同，现在也不一样，我个人相信中国的未来也必定与西方的现在大不相同。那些以为“经济私有化、政治民主化”就能解决中国所面临问题的药方，在八十年代曾经对我很有吸引力。但在九十年代经过国内外这么多重大事件之后，再也没有当初的说服力了。以美日为代表的富裕和发达是没有普遍意义的，港澳台已经抓住了这样的机会，相比较而言，大陆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也有这样的前景，但作为整体的中国和中华民族是没有这样的前途的。无论中国人多么喜欢西方的富裕，都是不可能有所改变的。这是有资源和环境容量所硬性决定的。实际上在这个地球上，能够享受富裕和发达的，在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制约之下，也只可能有一小部分人口，大约能够达到地球总人口的1/5-1/4，其余的绝大多数将会和中国的多数人一样，只能是在低得多得水平下生活。
其实中国的条件是比较好的，虽然发达和富裕不可以指望，但是小康水平还是可以的。要实现小康水平，也必须艰苦奋斗突破目前自然的限制，毕竟中国地域辽阔，还有可以让我们去努力的机会。指望象日本和四小龙那样，通过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快速致富，是不现实的。西方以“资源依赖进口、产品依赖出口”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只有在世界市场上确立了竞争优势的少数地区能够维持。象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是必须立足于自身的条件来进行可持续发展道路，自己解决工业发展的市场问题。中国产品在西方所遇到的遭遇和入世的曲折，应该能够让那些肯于面向实际的精英主义者清醒一下。
要以“扩大内需”的战略来拉动经济发展，靠减低存款利率是没有作用的，这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必须让占人口70%的农民富裕起来，农民富裕了才能为工业品提供市场；工业成长顺利，高科技才有立足点。农民的富裕不在于制度的限制，不在于素质的差距，唯一重要的问题是要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要提高到让农民能够负担机械的费用的时候，工业的成长才会有新的空间。否则就无法走出目前在民众普遍贫穷的背景下，工业品普遍进入市场饱和的困境。
中国经济出路的不同，政治制度也必须与之相配合而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