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作为一种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制度万能”早已经成为一种迷信。主流经济学家们从西方进口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大馅饼理论”以告诫国人---经济增长最终会使馅饼做大，每个人最终都能从中受益，当然条件是弱势阶层要忍耐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因为不公平就是对精英阶层保持足够物质刺激的必要条件，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只有效率最终会带来“馅饼做大”的结果。总而言之，只有精英主义才能救中国，民众的努力是毫无意义和可有可无的，中国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精英阶层的积极性发挥上，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裕发达的唯一希望所在。
为了这个“大馅饼”，必须放弃技术开发、发挥比较优势搞自由贸易（张五常，林毅夫），必须搞“新圈地运动”（厉以宁），必须“象戒除毒瘾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张维迎）以便跨国公司来中国发挥垄断效益，为了制度建立过程顺利进行必须付出必要的代价去和权力交易（张五常、张维迎、张曙光），“必须对既得利益进行‘赎买’”腐败是“帕累托次优”（张维迎），必须根本改变毛泽东时代的“负帕累托过程”（秦晖），私有化就是万应灵药“企业再不卖掉就一钱不值了”（樊纲），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具有足够多的事实，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解剖一下，近20年来主流经济学家的“大馅饼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过程。
一、国际垄断利益同盟的代言人是如何误导中国改革方向的？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发展的问题应该在于如何有效地整合资源（资本、土地、人力资源），用有效的方式来发展中国经济。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以国家政权力量，充当唯一经济发展整合角色的现状需要改变的话，那么第一位的改革任务应该是寻找和建立新的整合方式和力量，来更好地担任这一角色。无论如何，不能干那种破坏旧的整合力量，同时又不建设甚至是妨碍新的整合力量出现的事情，我们最近2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在这一极其错误的轨道上---只有改革没有建设---运行的，最后的结果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失去必要的支持和立足的余地，权力资本的恶性介入，就是跟这个企业经营的严重困难局面相联系的。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主流经学家的主导下，把全部视野都局限在产权和制度改革上，局限在如何给精英阶层以物质激励和充分自由上，局限在如何完全彻底干净地破除“旧体制障碍”上。
作为这种理论指导的一个政策后果，1984《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今天改革的出路根据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已经是必须“砸破三铁卖国企”了，面对这样的政策后果必须进行反省，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那些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代言人的主流经济学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至少要先闭上嘴睁开眼睛，来看一看中国的经济现实。而不是象樊纲说的那样要下定决心继续瞎说：“我们这些理论工作者所做的一切事情，写文章、做报告、出书，都是为了缩短这个过程，为了政府能够更加理性、科学，企业家和老百姓头脑更加清楚、思想更加解放。”
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民众，但是却摊上了全世界最糟糕的精英阶层；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勤劳节俭的一个群体，在中国如此薄弱的经济水平之上，中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今天中国居民存款已经突破7万亿元，这是非常充裕的可用资本。中国人勤劳睿智人力资源丰富，土地和资源开发利用也还是大有潜力的，中国本来应该具有潜在能力把经济发展水平推上一个新台阶。但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研究如何使用这样的资本存量，来整合其他资源并用于发展经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都是西方垄断利益同盟所关心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和全球化等一类“先进”问题，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学术地位被国际承认，在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下，充当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代言人角色。
1、一个案例：二滩和三峡水轮机组国内外中标企业的竞争条件比较
在企业竞争力的背后，是需要社会力量支撑的，今天的市场上已经难有成功的孤胆英雄。从二滩和三峡水轮机组的中标企业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没有政府、银行和社会舆论支持的中国企业，生存处境是多么的恶劣。
根据报章报道：四川二滩水电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刘俊峰，抨击中国的分包企业---哈尔滨电机公司信誉极差。在这件事上，刘总经理的批评是有依据的。二滩公司通过国际招标方式向国外采购水轮发电机组6台，最后是加拿大GE公司中标。因为国家指令要求国外中标企业向中国公司同时进行技术转让，哈尔滨电机公司和四川东方电机公司被指定为分包商和技术接受方，各承担部分部机件配套和最后两台机组的国内制造合同。在合同执行的过程中，哈尔滨电机公司出现严重资金困难，当地银行和政府均不予帮助，最后只好求助于业主---要二滩公司提前支付部分货款以解燃眉之急，因此引发了刘总经理的强烈批评。
从刘总经理的批评里可以看到，即便是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和行业，最终不会缺乏支付和还款能力的超大型国有企业，在残酷的国内市场竞争中，也一样是“单打一”的纯市场主体：一没有政府的资金扶持，二缺乏银行的信贷支持，三没有本国的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援。处于一种求告无门的尴尬境地，是单枪匹马地与西方有组织的力量---受到政府和银行鼎力扶持的巨型垄断企业进行竞争。
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同一个GE公司在三峡的表现，在三峡左岸14台水轮机组的国际招标中，加拿大GE公司牵头的VGS联合体中标6台。全部中标合同由西方国家政府和银行提供11.2亿美元融资额度，其中政府提供的出口信贷7亿美元，还款期19-21年，商业信贷4.2亿美元，还款期15-17年。如果说这样的支持还显得比较商业化的话，时间还可以继续向前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当时加拿大政府给中国政府3000万加元的赠款，用于进行三峡工程的国际平行论证。这笔费用后来用于组建“加拿大长江联营公司”，这个联营公司的核心成员就是这个GE公司，实际上在最后参与三峡机组投标之前的十多年，GE公司就已经在政府的经费帮助之下，着手进行技术准备和人脉发展工作了。西方社会不仅早已经完成了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过程，而且国家政权和工业资本的结合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而中国企业恶劣的竞争环境是中国企业所特有的，也是那些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代言人的主流经济学家所极力主张的。很显然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还嫌中国企业不够孤立无援，需要进一步促进它们竞争态势的恶化。中国那些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言人如张维迎、樊纲等人极力宣扬，所谓市场化就是要减少政府干预，企业竞争力完全在于员工的积极性，员工没有积极性的关键在于产权不明缺乏硬约束，所以要坚决地“砸破三铁卖国企”，对照一下西方企业和政府的合作水准，再回头看一看我们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是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
2、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常用竞争手法
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方略上，几乎没有跨国公司是使用成本价格优势来竞争的，甚至不是产品和技术优势的发挥，而是刚刚好和主流经济学家宣扬的竞争理论相反，使用的是制造垄断地位的手法。这种方法的采用，与中国企业实力弱小，没有得到适当的政策保护、金融支持乃至社会舆论同情是分不开的。而跨国公司的优势不受限制地发挥的---完全是资金实力和资本运作的成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建立过程，是受到中国主流舆论和主流经济学家的高度赞扬的，也是受到各地政府基于税源理由而高度扶持的。
○1宝洁洗头水模式---广告轰炸培养品牌忠诚度
广州宝洁公司通过巨额广告投放，在社会上鼓吹出一个知名品牌效应，以此作为主要竞争手法来获得自己的特殊市场地位。在这个市场地位上，宝洁公司的利润竟然达到50%的惊人水平，而且是在大手大脚花钱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典型的美国广告文化的成功经典。这一切都是因为资本实力的优势，宝洁公司的产品在技术和档次上，和许多国产品牌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区别。
○2利华冰淇淋模式---收购竞争者
联合利华旗下的和路雪公司，是冰淇淋的生产者。在进入上海市场之后，因为长期市场占有率无法赶上本地企业，所以索性出高价把那家工厂收购。收购成本最后当然要有上海的消费者买单，从此上海人吃冰淇淋都必须为和路雪的垄断地位支付垄断价格，和路雪不过是资金雄厚提前垫付收购费用而已。
○3百威啤酒模式---契约排除法
美国百威啤酒公司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啤酒厂之后，向武汉的大小餐馆赠送桌布和酒杯、餐具等，条件就是接受者不得经营其他品牌的啤酒。这个大赠送的成本最后也是消费者支付的，而且这个成本极其高昂，百威啤酒的出厂价格和前人相比因此飙升400%，而且百威和中德啤酒厂的生产工艺相比，是采用“后稀释”工艺，生产成本实际上大为降低。
3、金融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问题
金融业是集中分散的资金，形成经济资源以支持企业和事业的发展。是社会资源有效集中和分配的一个关键环节和强有力的杠杆。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7万亿，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却没有能力，把这些资金引导到合适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却极力鼓吹引进外资，要千方百计把内资推到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长期误导之下，中国改革的方向被锁定为产权制度方面，真正的经济运行环节被忽视和冷落，实际上中国改革的主要对象和最后目标，都是必须通过健全和弥补这些运行环节上的缺陷和不足才能解决。
金融系统必须能够充分和企业实现融合，能够提供企业需要的资金支持，能够建立和运行良好的日常监管制度，最后的目标是要能够引导中国大量闲置资金，进入适当的投资渠道。同时这也是中国改革所必须着力解决的企业经营环境改善问题，必须有机构在国家放弃对企业的资金扶持之后承担起这样的职能，银行首先必须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职能。“无锡新兴非法集资案”和“北京长城非法集资案”背后的启示意义在于：我国有许多资金在寻找有利的投资渠道，但是现行金融系统却无法提供这样的服务。这种投资意愿和没有有效的监管就导致了这样的恶性案件发生。
银行应该经营两种东西，一个是真钱（信贷），一个是假钱（信用），因为银行信用高于企业信用，以银行信用替代商业信用，就能够降低社会商品流转和结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不仅是一种风险，而且在经济学上讲，风险就是一种成本。提供信用就是银行获取商业利益的一种无成本方式，因为银行具有广泛的信息网络，通过资信情况的调查，比商业伙伴更能够防范、了解和降低所承担的风险。一些对于企业而言是无法预测和评估的风险，银行通过发挥自身的行业优势，应该有能力把它变成一种可管理的风险，但是今天中国的银行对信用经营完全是避之惟恐不及。
改革后的银行更象旧式钱庄作风，2000年银行资金周转速度为1.02次，1978年银行资金周转速度是每年2.98次，现周转速度下降到原来的1/3。1983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和拨改贷，是财政由“建设财政”变为“吃饭财政”的转折点和真切体现。1988年银行结算制度改革，推行所谓的“三票一卡”制度，笔者从商10年，从来没有见到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汇票，现在被人们称作“银行汇票”的东西，实际上等同于西方的保付支票。正是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中国企业既失去了政府的长期扶持，也失去了银行的稳定扶持，企业的经营条件急剧恶化。失去外在支持的企业无所归依，权力作为资本开始介入企业经营和市场运作过程的内外部条件具备了。
银行贷款长期是按照逐笔审定方式，国外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主力银行”和“授信额度”经营理念，银企相互配合和长期合作、深入了解和有效监管制度无法有效建立起来。“一次到位、一次收回”的信贷制度，只能够与远距离商业批发业务的经营流程相适应，而企业正常经营方式下的资金是一个无法中断的循环，无法适应这样的信贷经营方式。同时一次到位的大笔信贷款项，加上漏洞百出的监管，常常是诱发金融诈骗的诱因。
所谓的“产权带来约束”是一种纯理论假定，“广信破产案”的结果表明，没有日常监管制度的落实，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和制度改革都是无效的。制度的效果必须体现在体制下的主体---人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上获得突破，这种突破不可能寄希望于外围和遥远的制度如产权、民主和法制，首先是、最后也仍然是要落实到日常管理制度上来。
4、企业改革要在企业日常监督管理和纪律约束上下工夫
困难在日常管理之中，但是经济学家却要通过产权和制度改革来解决它。日常管理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什么法律和民主的外在制度来解决的，私有化也绝对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取消企业日常管理中所面临的问题。所谓的股份制企业一样问题丛生，毛病依旧，关键在于日常管理的薄弱局面并未改变。解决企业激励和约束问题，本来就是出在日常管理和监督上，必须头脏了洗头，而不是头脏了洗脚。企业内部问题必须在企业内部解决，是无法外化和转移的。
“中国的改革改的不仅仅是１９４９年之后的３０年里形成的东西，那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同样存在的转轨问题和体制问题。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对象，那就是成百年甚至上千年里形成的东西———民主法治传统稀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难题。转轨问题和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改革异常艰难”（樊纲）。这种“庄生活鲋，水必决于西江”式的漫无边际的思维，主导了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全部头脑，把微观管理问题无限制地宏观化，进行不知所云的推论和言说，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也深刻地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家“立场在先、问题在后”的研究模式，他们所关心的全部问题和出发点，都在于在中国建立精英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典型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和意识形态工作者。
5、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思想被边缘化和意识形态化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继承五四以来的西化学风，继续走向精英主义化，脱离中国的实际和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现实，只反映少数人的特殊愿望，是文化殖民地化的继续。这样的主流学术在中国现实面前显得“持论疏阔、不着边际”。
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头脑被殖民化和边缘化之后，不仅丧失独立的研究与思考问题的能力，也丧失了独立的价值判断和立场。这集中体现在对知识经济和高附加值---实质是垄断利润---的谀颂上，也体现在对所谓民主和减少市场管制的着力鼓吹上。中国实际上就是西方跨国公司垄断价格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最迫切需要限制垄断公司不法竞争行为的国家。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功，都不是什么竞争与市场带来的效率，恰恰相反主要是因为具备了排除市场竞争者的资本实力。
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举步维坚，是因为中国产业技术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边缘化地位所带来的，中国的企业的生存状态就是与此地位相适应的一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而且得不到银行的有力支持，如果没有政府的适当支持，则其生存状态必定是由市场上的强势竞争者安排。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西方跨国公司的强大实力和技术垄断优势之下，其企业是没有市场生存机会的，唯一足以对跨国公司构成限制的力量是国家政治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鼓吹“要象戒除毒瘾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张维迎），就具有额外的现实意义了。
在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重要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都不能解释过去，也不能分析现在，更不能指明未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现实中，确实是一门显学，唯一的社会功能性作用就是为精英主义制度化提供一个合理性的说法，由于其明显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尾巴日益暴露在人们眼里，因此呈现一种明显的日薄西山的气象。因为意识形态要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必须是以“公正”“科学”的面貌出现，并给大多数人以乐观发展前景，才能具有说服力，否则意识形态的作用就难以发挥出来。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只能告诉人们，你的生活状况不行是因为你的竞争力不行，这等于以前民间宗教要农民相信“生来命不好”“前生有过错”“为来世幸福受苦”一样。
二、中国最近二十年的发展成就和发展方向述评
关于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成就，正面的表述非常多，但是在总结教训方面明显不足。笔者认为最近20年的进步是非常可观的，但是主要体现在高收入阶层生存状况改善和高档消费品进步方面。在如何引导中国继续前进的道路上，有一些非常不利的后果，有些甚至已经构成对国家战略安全和民族长远发展目标的根本障碍。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方面，都有一些根本问题，值得每一个真诚关心中国未来者的深思。
1、中国农民和农业的根本出路丧失
在分田到户之后，中国农民和农业走回传统，失去未来。中国农民已经永远丧失了以拖拉机代替手工劳动的可能性，中断甚至是逆转了已经在1970年代开始起步的农业机械化进程。在几千年来，农民和农业的两大问题一直都是：劳动繁重、收获不多，对应的派生问题是农业没有抵御饥荒的能力。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努力方向是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一条路在30年的实践中都曾经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农业的水利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抗旱排涝能力有重大进展，而且农业机械化在许多方面也都有进步，分田以后，基本农业经济单位急剧减小，机械化和水利化都有大退步。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分田符合农民不愿意接受外在管理的愿望，但是却完全葬送了农业品种改良、耕作和灌溉技术进步，包括采用机械替代繁重劳动的前景也没有了。毛泽东主席本身也是职业农民出身，他曾经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说过：农业要发展就无法照顾农民的当前意愿（大意，不是原话）。
近些年在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主导之下，舆论宣传完全是从理念出发的，实际上在理念上都是不成立的。如宣传口径定位在：分田调动农民积极性---所以农业有效劳动投入增加---产出增加。实际上在1977年大陆农村人口就突破8亿，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就是劳动边际产出为零，所以干活偷懒是具有道理的，但是双抢季节农民干活还是很卖力的。所以在这个层面再回头看社员“平工”时劳动效率低下，就具有其合理性而且不构成一个实际问题，因为没有什么好干的。当时的棉花是要锄7次的，秧田除草也完全是人工进行，稻田冬季普遍种植绿肥，实际情况是：生产队时期每单位面积投入的劳动远远多于分田之后，今天的农民已经开始使用号称“植物界杀手”的除草剂了。
由于农业利益具有维持基本生存、而且农业收获无法精确重现，实际上在农村进行利益协调和输送是极其困难的，如土地平整和改良就经常要涉及相邻的田地，这不仅耗费工时极多，而且成效却难以迅速实现，因此单个家庭不仅没有可能与邻居进行协调、在经济上没有投资能力，也因此不可能有这样的积极性，分田以后这样的工作实际上就完全停止。还有水利事业的兴办和管理，都需要很好地协调不同的利益单位，否则就难以发挥很好的效益，今天的水利事业退化失修，不是没有深层次原因的。
“三级所有”最大的功能不是因为公有制调动了社员积极性，而是因为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好协调的管理机制，在这样的机构里，可以大大推进“自给自足”的层次和范围，如：生产队杀牛社员每家都能分到几斤牛肉，果树种植能够让农民吃上免费的水果，但是在改革后几乎所有的山林都被剃了光头，这也很正确：毕竟家庭难以具备足够力量看护山林保住果实，而司法救济的成本太高。实际上农村教育也是自给自足方式办起来的，今天失去了这个依托，农村失学儿童急剧增加。
在单产没有提高，技术没有进步的情况下，能够扩大基本经济单位的规模，突破“低成本运营方式”---拒绝一切风险与创新，因为这是与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无法担负任何风险的现实所决定的，是笔者认定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在中国社会已经起作用数千年之久。而生产队突破了这个障碍，这个原因是毛泽东时代耕作方式进步，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卓有成效的基本保证。
2、为什么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与西方如此不同
现代化作为19世纪末第一次西式乐观主义的思想遗产，它提供给人们这样的一个启示：传统农业是无法带来富裕和发达生活的，只有近代工业化才能带来现代化。在工业化的机器作用方面，无疑能够使得人们能够摆脱传统的繁重体力劳动，摆脱对自然条件的过分依赖，获得更好更轻松更稳定的生活。
这个过程的背后隐含了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即在西方工业化时期，除了机器大工业能够增加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之外，工业品对农矿产品的交换是能够提供剪刀差的，所以工业在对社会富裕方面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农业。任何事情都有其反面，机器加工能力的进步和膨胀，使得人们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能力大幅度提高，有限的地球资源已经不能够按照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来满足全部人口的富裕愿望，技术已经日益成为一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杠杆。相应地排斥人口中大多数在技术进步中受益，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刻意安排，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
精英主义和社会分化是中国现代化和实现整体技术进步的主要制度障碍，没有谁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更需要技术和机械力量的帮助了，但是他们已经永远地丧失了用拖拉机耕地的希望。没有谁比中国精英阶层更不需要技术进步了，但是中国正在发展私人轿车工业来促使他们更上层楼。市场排斥了我们能够做好的事情，但是市场又要求中国做那些做不好的事情，这样的工业化过程怎么能够不碰壁？中国的工业化就在这个“会做的不肯做，肯做的不会做”的怪圈中徘徊，剩下的就是人家不愿意做的我们拣来做。
在最近20年的外向性出口导向型政策的作用之下，中国的外贸出口数量急剧上升，外贸依存度急剧提高，外向型企业群体的总规模非常可观，但是这样的工业化结果连城市化都无法带动，更不用奢谈其他的社会发展目标乃至现代化了。因为在边缘化的工业化企业中，是难以在产品的市场实现上获得剪刀差的，因此这样的企业不仅不能给工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机会，沿海人数众多的打工一族，就是在“外面的世界没有家”的一族，而且是永远失去了家园的一族，因为也不再愿意回老家种田了；而且这样的企业本身也无法实现自身的积累和健康发展；国家为了扶持出口对它们实行税收优惠，连增殖税都免了。这样的企业除了能够给跨国公司提供垄断利润之外，给发达国家提供廉价的消费品之外，无法达成中国的任何发展目标，国家、投资者和工人三个方面，都无法在这样的企业经营过程中，获得应该实现的最基本利益。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就是因为处于边缘化的企业群体极其庞大的缘故。大批出口导向型工业企业的生存状态边缘化，甚至已经无法实现把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进城的最低目标---给打工一族提供安身立命的机会，这其实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彻底破产。在这样的严峻现实面前，一些人还要继续鼓吹这种错误理论继续误导国家决策和公众舆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的行为动机了。
3、中国国防工业装备能力的下降
反对发展战略产业，反对发展高精尖技术，主张中国集中力量发展那种边缘化的出口导向型工业，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理论特色。张五常和林毅夫就极力主张什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的国防装备能力急剧下降。这也是要求战略产业必须市场化，自求生存之路的改革政策的结果，国有的兵器工业不得不转行生产大量的民用产品来求的生路。最为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运10飞机已经实现正常首飞，却由于利益部门的作梗而夭折。
4、中国科技力量的流失和科研“个体户化”
在改革之后，象“两弹一星”那样的大规模联合科技攻关工程再也没有了，科技创新工作缺乏产学研的联合攻关，研究成果“纸面化”。中国科技力量出现严重的三重流失现象。
○1人才向外流失，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是中国技术边缘化地位被确立，技术研究发展的投资和垄断利润一起集中到发达国家，中国培养的高精尖技术人才就跟随这股潮流，和高收入一起顺序流动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
○2人才向内流失，下海当外国公司的买办人员，边缘化的技术能力正是合适的二传手---做产品技术推广和市场技术服务。
○3人才向虚流失，由于缺乏协作和应用的结合，也由于缺乏足够的经费完成研究的适用化过程，研究成果“纸面化”，无法进入实际经济过程。最后科研成为一种无须实际检验的纸上谈兵式的学说，成为一种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和摘录，最后当然应该服从言论自由原则“在瞎说面前人人平等”，“假冒伪劣抄”与真工夫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实际差别，主要就是服务于评职称。在无须经过现实检验的论文面前人人平等，是“假冒伪劣抄”科技成果泛滥的心理前提。研究缺乏务实精神，缺乏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联合实验过程，使科研走入泡沫化轨道，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