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过去接近30年了，由于现实政治的限制，国内对文革设置的禁区还是太多，还谈不到实质性的研究，目前的文革研究工作，多数属于探索、提出问题和史料整理性质。

文革研究涉及到许多高层决策，这一部分的档案还没有开放，一些对于高层决策活动的研究，不免出于断章取义式的武断加上某种性质的猜测，最常见的叙述模式是按照特定的政治需要，在把某些人说成是坏人的前提下，给这些人找一些做坏事说坏话的证据，大量的所谓高官回忆和名人访谈，都是这样一个模式下运作的。海外的“正经”文革研究者，很多人得到课题经费就是为了弄清楚中国高层的内幕，恰恰就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很难得到基础性的材料，因此不能不陷入猜测和任意发言。

在没有大量档案材料的支持下，做文革期间的高层政治研究如果不是出于“结构－功能分析”，肯定就无法得到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做“结构功能分析”的前提是要有适当的阶层和集团区分和冲突理论做支撑，这一部分理论和基础认识，要么被否定了，要么是一般性的归纳研究都还没有进行，因此几个洋人做出来的“喜欢在高层决策上打转”的所谓权威文革叙述，就不能不充满了主观臆断和妄说。

其实文革最具有标志性的特色，是广泛和深入的群众运动，这一部分的研究实际上还没有开始。亲历者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多数没有被记录在案形成文字材料，无法进入学者的研究过程。这需要大量的访谈和整理功夫，而且由于文革发动之日至今接近40年，许多重要事件的决策者和参加者已经弃世，一些宝贵的现场历史资料就这样损失掉了，活着的人也多数垂垂老矣，记录这一部分资料已经具有抢救历史的价值。

口述史的优势是在于能够给人们一个相对完整的视野和场景，对于文革这样的政治博弈过程，没有当事人的切身感受仅仅依靠文字材料，是根本无济于事的。老田自己尝试过单纯依赖书面材料，结果是各种材料平平板板，把材料拼接起来获取一个运动过程和印象，简直是不可能，对文革政治博弈的深入认识，是在与大量的当事人访谈之后，才得到一个关于政治博弈和运动起落的印象，对于阅读时间有限的现代“忙人”来说，口述史能够迅速还原历史场景的优势。口述史的优势很明显，问题出在依赖个人的记忆，除了大量的错漏难以避免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序列中间，许多当事人的思想发生过转变，并在不知不觉中间反复过滤了自己的记忆，出于自保、遮丑或者其他原因，口述史的过滤现象就更难以避免了。

由于网络的兴起，在管制依然严厉的纸媒体之外开辟一个传播阵地，因此一些地方的文革群众组织活动资料，在部分热心人的努力下陆续整理上网。老田在几年时间里，已经通过网络积累了数百万字的材料，也通过网络发布了数十万字的材料。正是依靠网络阵地的支持，文革的研究才得以艰难地在民间进行着。

也由于今天与文革的距离太近，利害关系牵连还很多，不仅因此存在着现实政治上的诸多忌讳，而且还有很多现实的“非官方政治”难题。文革期间的政治整合与分化深入到民间，特别是表现在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与合作上，对于重大相关事件的发生原因以及是非曲直，在不同的群众组织之间往往有很大的争议。例如老田整理的重庆文革口述史中间，八一五派的一些人士，对反到底有利的叙述就极端不满。相关人士在“指谬”名义下进行反驳的时候，多数“上纲很高”，很有“话语权” 垄断和舆论争夺的架势，迹近于文革期间的派性舆论――巴不得对方闭上嘴。八一五派不服气的先生们，完全可以把黄廉访谈录带来的刺激当作一个动力，快速把自己的记忆和叙述拿出来，一方面帮助积累重要的文革史料，一方面也要相信读者的判断能力，统统交由读者去评说。在今天，良好的“治史态度”是参加进去，而不是自己“偷懒”站在一边指责别人，企望着由别人的工作去体现自己的意志并讲述自己要说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既无价值也不明智。

除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分别之外，一个群众组织内部对同一事件的认识也非常不同，例如武汉“钢派”群众组织对于1969年的“反复旧运动”的必要性，在认识上面就不那么整齐划一。“钢二司”的学生部分头头认为不应该“上街”，要以革委会内部的合法斗争为主；一个工厂的老劳模（也是钢工总的勤务员）说反复旧就是针对百万雄师的人“要翻案”搞的；多数人的说法是造反派头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间，受到军代表的不公正打击，所以有意见；钢工总的组织部长本人则认为是林彪集团的人把军队放到地方来夺权，群众代表成了他们夺权的障碍，因此就遭到他们的打击。同样是钢派组织的人，因为处在不同的位置上，接受的信息不同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表述的内容就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是钢工总组织部长的说法，除了包含他当时个人的感受和把握到的信息之外，很明显还叠加了后来的历史认知在内。在一个派别内部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差异，相互冲突的还不算多，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对照一下官方对武汉反复旧运动的定性和说法，也是很有意思的；1969年九大之后周恩来主持作出的“五二七指示”，把武汉的反复旧定性为造反派“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 ，周做的这个中央指示，明显是为了捍卫革委会的工作权威、并为此剥夺了造反派经由“大民主模式”进行反抗的权力；而文革后的官方说法是：造反派要趁机打倒一大批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这个叙述就把革委会的威信问题丢到一边去了，与周恩来当时努力的目标明显不同，只体现了80年代“党内在位者”感受到的造反派带来的政治压力。

历史材料的选择性和过滤机制，恐怕难以避免，研究者需要追求多个方面的材料，来增进自己对问题的把握和认识。因此每一份材料、每一个方面的材料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恰恰是在这些选择性和过滤标准的背后，有价值的信息恰恰存在于这些相互矛盾的材料中间，可以看到相关政治群体的政治认知和诉求，不宜以麻烦和累赘来看待，这显然是研究者必须把握的、特别有研究价值的方面。特别是在文革这样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很难存在各个方面都能接受的口述材料，也不存在四平八稳的叙述模式，要求什么差错也没有的“信史”，只能说明作者对从事真正的政治和历史研究毫无兴趣，暴露了自己热衷于垄断文革叙述和要当权威的不自量，最好明白做政治和历史研究不同于政治局作决议，不要求什么都是一致通过。

除了在史料问题上对立之外，研究文革更重要的分歧是在“史论”方面。这个分歧是十分公开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分化和社会阶层对立性质的判断，与六中全会决议就完全不同，这个分歧大致上可以概括在文革研究方面两派的“史论”分歧。六中全会决议的基点，是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化理论作为依据的，把生产资料占有作为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唯一依据，去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把毛泽东说成是“极左路线”的决策者，说他关于中国社会的判断是脱离了中国现实。跟着政治决议的调门来表现自己比毛泽东高明的“文革研究人员”着实不少，又太平又实惠，就跟文革期间某些地方保守派跟着当权派围剿造反派，每天得十块钱报酬一样明智。毛泽东则认为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还必须实现权力公有和话语权公有，否则必定会因为占有权力和话语权产生与平民阶层对立的精英阶层，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不仅与平民阶层的利益相对立，而且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和话语权具有太强大的力量，可以借此轻而易举地“复辟资本主义”，让平民阶层失去基本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在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方面，其主流认识倒是支持毛泽东的论点，承认权力和话语权本身带来社会分化，许多小右派喜欢重复番邦蛮夷的话“权力带来腐败”，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充分承认这一点的――“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占有本身带来社会阶级分化”，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社会分化的规则是“当了大官比资本家还厉害”“上了大学就不想跟工人农民划等号”，而且毛泽东比西方社会学愿意承认的走得更远一点，他认为基于权力带来的社会分化产生的精英阶层，与多数人利益是绝然对立的，按照他自己对矛盾性质的划分是属于“对抗性矛盾”，因此平民阶层即便是付出再大的成本，也必须去尝试自己掌握政权和话语权，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夺权”要“占领上层建筑”。

与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相对应，在文革的群众大民主实践中间，也有非常不同的认识在起作用。例如精英阶层的思想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仅仅是出于小生产的自发性吗？仅仅是出于对旧社会的记忆吗？坏人是服从社会分化的规律新产生出来的，还是因为“钻进来、拉出去”的结果。表现在造反派和保守派群众组织对运动重点的分歧上：文革斗争的矛头是针对“黑五类”还是针对“当权派”？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来讲，被斗争的“坏人”和运动对象应该是新产生的，“坏人”的意识形态也是服从社会分化规律的结果。但是在文革中间，就已经产生了坏人是解放前留下来的，是异己阶级“钻进来拉出去”的结果。虽然也说要“斗私批修”，但是“破四旧”也针对从前的东西。毛泽东自己在内部讲话中间就自己说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要挂在旧世界的残留上，这些问题的实际存在带来了很多研究和认识上的混淆。

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很明显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也有中国革命的“翻烧饼”成就不容否定的现实政治需要，这两者在文革当时都不可能进行彻底推倒和清算，因此在理论上和操作上的“错误”或者“转移斗争大方向”就很难于避免。除了这两者在人们思想上的强大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现实的政治策略需要，文革的诸多文件都是强调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但是绝大多数干部对文革是很抵触的，或者说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这个政策和现实的差距，可以合理地解读为是在政治运动中间“网开三面”，避免把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多数逼到墙角，争取并等待干部队伍的分化，从而使得“教育干部”成为可能。这个“干部95％是好的”的判断，如果真的是在现实中间成立，势必就否定了文革的必要性，不仅群众“大民主运动”的高成本和必要性就失去了现实基础，而且采取大民主这种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是毛泽东自己在1958年5月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间把大民主定性为“对敌斗争手段”的。在群众组织的舆论策略上，很明显地要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进行捆绑，把自己要捍卫的和要打倒的东西，都与中国革命的成果和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挂起钩来，这样去加强自己的政治竞争地位，规避政治竞争的成本和风险，这个策略造反派和保守派、当权派都曾经运用过，问题只是在于对造反派不那么有利。政治策略需要、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阶级理论以及中国革命的成果不能否定，这三者使得文革的基础理论只能是遮遮掩掩地加以表述，在执行上也是首先要服从现实政治需要，因此文革大民主运动就无法在“纯而又纯”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

文革的史论分歧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在文革晚期运动也明显走偏方向，这也与今天文革史论上的分歧和困难相对应。在1967年4月28日，中央发出（机密）中发（67）96号文件，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以机密文件的方式发到县团级，各地当权派都是非常积极地支持贯彻这个文件的精神，鼓励造反派群众组织去“依样画葫芦”，湖北的张体学在武汉720事件之后还亲自动员并向造反派提供历史材料，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一个很大规模的“揪叛徒”风潮，造反派对准“走资派”的矛头被成功转移，这和“文革初期五十天”以及“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一样，都是要把“坏人”的历史追溯到解放前去，这都是在事实上与“继续革命理论”下的社会分化认识相左。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还把刘少奇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完全不管他决策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实，这个政治处理很明显是违背了文革的理论基础，把刘少奇说成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坏人，也是在重大事件上应用了与毛泽东社会分化认识不一致的逻辑。

文革实践最后走偏方向的问题，干扰了对文革本身的认识和研究，使得一个本来相对明确的继续革命理论，反而因此显得云遮雾罩。在文革后来走偏方向的问题上，有几种可能性，研究者其实都可以设想一下：一是官僚精英群体的强大，迫使文革无法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下去，只有转移目标，草草收场；二是文革派人物主导局势的能力不足，无法继续主导运动的潮流和方向，结果运动受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群众舆论策略的主导，自动走入偏门；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运动本身的成本和风险，超出了原来的预期，决策者特别是毛泽东感到难以承受，临时放弃了目标转入撤退；还有一种可能是受形势发展的干扰，是内忧外患的现实，逼迫文革运动在达到目标之前强行结束。

从政治竞争的功能分析上看，把文革的重点转入“清查历史问题”，明显是最有利于“历史最清白”的政治群体，最不利于历史难于说清楚的旧知识精英和地下党干部，在当时的政治现实中间是有利于军旅出身的官僚精英群体，因为中国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恰好这些人也是党内强势群体，在三结合的革委会中间也是他们占据主导地位。不管这个方向的走偏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政治强势群体主导的必然，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这使得文革前后期运动呈现截然不同的分野，带来对文革实践总结上的一个难题，这是今天文革研究者所必须谨慎对待的课题，任何简单的处理方式恐怕都难以说服各方人士接受，真正的答案也许要在研究普遍和深入之后才能得到，甚至要等到档案公开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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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