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过后，有许多人写文章诉苦，说自己受到了非人的虐待和迫害，并在这个基础上，顺利地转入政治控诉过程。有些人虽然明确承认自己对政治一窍不通，但是往往不能免俗，常常借机发表一通政治见解，甚至要求就此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安排。
有一点我倒是非常同意，文革期间许多人真受迫害，确实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事件，而不是法律认定或者法律执行上的错误。相反，许多人把这样典型的政治问题，转换成为法律问题来叙述，并因此去抨击所谓的“极权体制”，我个人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并非出于作者自己对事实的误判，而是别有用心，他们不仅仅是要以此来丑化毛泽东和共产党。精英们广泛滥用这种非历史的叙事，更重要的用心在于通过“抨击体制”去“解脱个人”，把那些在文革期间明明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去打击别人的特定群体，从“罪人”的位置上洗干净变成“无罪羔羊”，而为维护这个特定人群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服务，因此这个典型的“体制批判与体制负责”的主流叙述本身，恰恰也是在从事一种政治活动。
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安排应该如何，不是本文的主题，只是希望提醒人们注意，政治也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一样是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的，一样是不能不懂装懂的，即便是把些自认为有道义高度的“受迫害者”本人。
一、 夸张四人帮制造冤案能力的不同目的
有的人借着批判四人帮去批毛，这是“非毛化”事业的一个要点；另外的人借着数落四人帮制造的黑暗和冤案，实际上是批共，目的是把共产党抹黑；一般而言，今天的精英们喜欢说，没有一个好制度，好人办不成好事，只能是坏人当权好人受气，这样一来就把硬性把四人帮作为社会主义的象征，作为他们否定新中国历史和社会主义成就的要点。
这些批判四人帮的努力过程，经历过几个不同的阶段，在1980年前后进行审判的时候，说四人帮他们在文革期间迫害了很多人，制造了很多的冤案，随着批派四人帮的升级和批判目标的逐步放大，冤死的人数也节节攀升。最开始在两案审判的时候，是说林彪四人帮集团迫害人数73万，致死数万人，牵连的更多。西方那些认为中国人离开他们就活不下去的人，把文革期间冤死的人数继续放大，说死亡人数在40－50万之间（费正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采取的数据）；海外以反共反华为生存方式的著名精英丁抒，搞了一个“翻两番”运动，把冤死人数扩大为200万；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死得起，所以今天的精英们，开口就是“文革冤死几千万”。有了这样强有力的数据，要抹黑毛泽东、共产党乃至社会主义中国，道义基础就有了。
今天的精英们在讲述四人帮的时候，从他们嘴里出来的那些骇人听闻的“冤案事业”，很难让人相信这些仅仅是四人帮的功劳。在精英们嘴里那种规模的冤案制造事业，除非是整个国家的党政军人财物权力全部控制在四人帮手里，否则绝对是作不出这么多坏事的，因此很容易让人轻而易举地联想到这其实是指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力量所在。
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党内高官的什么回忆录之类，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在那里坐证四人帮的冤案制造功业，把文革期间的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四人帮主导的结果，特别要指出这样的说法可不是要为毛泽东做开脱。例如，官员们的回忆录往往把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破坏活动，也说成是林彪、四人帮主导（或者采取一个含糊的说法“极左思潮”影响）的结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归类叙述，结果当然是指证林彪四人帮长期决定和左右着一切。
总而言之，反共反毛的精英们和那些不负责任的老官们的回忆录，共同制造了一个神话：四人帮几乎控制着中国的一切权力而且从来没有干过好事。如果说有例外的话，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也只是进行过几次徒劳无功的所谓“抗争”，或者去做一些“违心的事”说一些“违心的话”。就这样，共产党自己用中央决议的方式，全面否定文革和大跃进的所谓“极左”，从而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共产党领导；海内外的精英们接过共产党的决议，官员们用自己的回忆录进行“现身说法”，三个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目标下进行的努力，最终是共同抹黑了新中国的全部历史。因此海内外的精英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方便地展开他们的“非毛化”“非共化”乃至“非社化”事业了。
二、 文革初期迫害事件的历史责任
就文革期间的冤案和打人事件的发生时间看，在文革初期的官办红卫兵运动中间，抄家、破四旧活动的历史责任在于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及其组织和指挥下的红五类红卫兵，这一份历史责任与林彪四人帮无关。在文革武斗期间的伤亡，主要保守派组织所为，针对的恰恰是造反派，死伤的也主要是造反派，而造反派通常是被归结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因此这一武斗过程的死伤责任也与四人帮无关。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间，受审查的也是造反派。
真正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有关的暴力活动，是在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自反路线之后，到1967年二月逆流之前的“揪斗老干部”中间，这个过程固然有一些暴力和违犯政策的事情，比如喷气式和戴高帽等，但是造成的伤害远远不能与保守派的历次暴力高峰时间相比，估计造成的死伤行为（例如邓朴方的跳楼），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保守派造成的，不到整个文革死亡数量的1％。
特别要声名一下，这不是要为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进行开脱，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明他们的影响力和主导能力极其有限。四人帮这几个人，在老干部群体和军队干部群体中间，都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自己的管理能力极差，既不能团结人，也不能鼓动人；而被指为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造反派头头们，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没有几天掌权的日子，在政治舞台上从来就是处于边缘和受打压的地位上，毛泽东为他们讲情也只是要官僚精英们“高抬贵手”而已，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和能力，去制造太多的冤案和政治迫害事件。
老实说，我个人认为四人帮工作能力是很差的，不仅不能与周总理相比，就是与邓小平这样的人比，差距也不小。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各地造反派头头愿意追随四人帮，四人帮也从来没有找到过整合造反派成为一股政治势力的方法，所以他们即便是在文革期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四人帮不仅代表不了共产党，更代表不了社会主义时期。即便是把四人帮和造反派加在一起，充其量也只是未曾得到充分表达的某种意志的象征而已。
三、 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下“干校”（就是“牛棚”）
自称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进牛棚”的人，他们不满意的境遇，其实差别很大。就他们“进牛棚”的原因进行分类，大致有如下三种。
文革进行到革委会成立之后，各级党政机关都实行“一元化领导”和精简原则，国务院机关由原来的五万多人缩减到不足一万人，武汉市原来的党政干部两千多，革委会成立之初工作人员不到一百人，这样大批原来的干部就失去了相应的政治地位和利益。在后来的“斗批改”阶段，武汉市革委会就组成多个斗批改大队驻扎农村，这就是通常的“受迫害”叙述中所谓的“进牛棚”方式之一。
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发生之后，国家实际上逐步转入战争动员状态，在1969年的中央“828指示”之后，各地开始大批进行疏散。首批被疏散的有大专院校教职员工和部分干部，疏散的地点多数位于农村。为了防范战争袭击所进行战备疏散过程，这就是进牛棚的方式之二。
在1969年的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决定，国家领导人也要进行战备疏散，叶剑英去长沙，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刘少奇去开封，陶铸去合肥。对于在位的领导人和被打倒的，在战备疏散问题上是一视同仁，都要迅速离开北京。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时要求机关干部轮流下农村和工厂，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多数发生在仍然在位的干部职员身上。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下去江西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小女儿李讷还是在干校里恋爱、结婚和生子的。这是在通常的受迫害叙述中间“进牛棚”的方式之三。
因为机关精简、战备疏散和轮流劳动涉及的人数非常多，几乎是原来干部队伍和知识精英的大多数，因此这个“受迫害”的层面就极为广泛。文革后控诉迫害的事件，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在“牛棚”中间受迫害叙述模式，给人的印象几乎是人人有份。在这样的“受迫害叙述”中间，虽然原本区别非常大，但是竟然都作为迫害事件进入一种历史叙述，而且没有什么人愿意出来辟谣。精英们其实大多都是实际情况的知情者，在人数上也应该是占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大多数。知情者如此众多，而谎言的流传却如此深远，这除了足以表明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们的政治信誉和个人品德之外，还能说明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内部已经形成高度的共识――我们参加生产劳动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无论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其他原因。因此在这个叙述得到高度发挥的背后，实际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在控诉自己在参加过体力劳动过程中间感受的痛苦和侮辱，自己这些上等人怎么能够和贱民阶层在一起过活呢？在他们看来这就够了，难道还有什么道理和事实好讲吗？
四、 “五不准学习班”和专案审查
对干部的迫害，除了造反派的揪斗之外，最严重的事情是发生在审查历史阶段，许多的专案设立就是在革委会建立之后。这个时期的迫害案件与造反派基本上无关，这个时候主持工作的多数是军队干部。军队干部主持党政权力的时间，从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起，到1973年支左军队干部离开地方政权机构时候止，大量的专案审查和所谓的迫害案件，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各地掌权的军队干部，基本上都是不受四人帮支配和影响的，由于他们也把造反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还因此常常与四人帮发生冲突。许多军队和地方干部常常把造反派“桀骜不逊”的原因，归结到四人帮把持的造反有理舆论上，往往与四人帮有相当程度的对立，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对张春桥集体发难。换言之，在冤案发生最密集的时期，实际掌权的群体根本不受四人帮控制，也很难说这些人是受了林彪治下的军委办事组控制或者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控制，这些人为了自己权位的稳固，出于自身权力竞争需要，采取不正当手段去驱除“三结合的革委会”其他两种成份，或者通过设立专案审查等方式去矮化参加三结合的干部和造反派代表，以增强自身的控制权。这些人应该为自己不正当的权力诉求承担责任，从这个诉求出发而进行各种排斥行动他们当然应该自己负责。
其实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不是刘少奇“受迫害致死”，而是造反派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这个案件被冤枉的人数，全国合计超过1000万。仅仅湖北省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的人数，就超过了60万；在湖北参与制造“五一六冤案”的是军队支左干部主持，专案的具体经办人员（当时称为“动力”）往往是原来的干部和保守派群众，在文革期间就是造反派的政治对立面，这样做目的，显然就是利用文革期间的派性，去作为压制造反派的政治力量。
说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把这个政治上的“迫害”词汇转换成法律术语显然就意味着“谋杀”，这是典型的政治栽赃手法，刘少奇被平反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现或者披露杀害刘少奇的凶手和有关犯罪事实。而根据最权威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传》，刘少奇是死于多种疾病的长期折磨，死时的寿命已经超过当时中国人均寿命了。1969年10月进行战备疏散，刘少奇被专机送到开封之后，还有北京的医生同机抵达，随同救护，而且是在教会驻军医生对刘少奇的抢救方案之后，北京的医生才离开。如果这个传记没有造假的话，那么刘少奇临终前显然是享受到远远高于普通人的医护水平，完全不存在任何“迫害”和“谋杀”情节。另外，说刘少奇政治上下台是“最大冤案”的说法，隐含的是一种“官本位”思想和标准：只有大官才算是人。
来源:三农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