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时代到来之前，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正当的。在当今世界上，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在盛行之时，民族主义还具有反对西方“白人种族主义”的正义性。

一、民族主义根植于平等理念

民族主义根植于平等理念，排除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适用。如果承认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就无从立足，如果所谓的美国民族主义具有正当性，则所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都缺乏正当性。

即使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也明显需要区分正当的利己主义的合理界限问题，一个人的正当利益是需要以他人的正当利益为限度的，而且正当的利益比不正当的利益优先。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比西方的所谓民族主义正当。

和中国那些拼命为美国涂脂抹粉的精英主义者相比，西方最著名的策士亨廷顿则坦白得多，直截了当地宣称“帝国主义是西方普世主义的逻辑必然”。实际上所谓的西方普世主义不过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的美化版，否认这一点的人特别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相信也并非出于无知和轻忽。

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内在对立

在精英与平民利益严重分化的发展中国家，指向“精英优先”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与民族主义的目标，在国内和国外都存在着深刻矛盾。这就是老毛所指出的知识分子“软弱性、依附性”问题产生的根源。

西方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民主主义”，其落实到社会现实中就是“精英优先”，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只可能是仅仅达到“精英优先”，而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或者说成是“在社会上中产阶级占多数”）。因为共同富裕超过了资源和环境所能够支持的限度，毕竟经济增长不是可以无限制进行直到覆盖所有人口，正是资源和环境决定了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人口，能够在富裕和发达的状态中生活。西方竭力扶持和拉拢中国的精英主义者，不是没有道理的，精英主义者也不是和西方没有利益共同点的。不仅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的最重要的思想来源，而且西方确实是真诚地与他们具有共同利益，精英主义者完全有理由信赖美国和西方，那确实是他们的救世主和最可靠的盟友，而中国民众则不是。

所以精英主义者抨击民族主义者反民主，应该说是具有理论根据的，而王小东先生认为受到冤枉，“我是赞成国内民主的”的辨词，是王小东先生自己没有认真理清自己的思路，“逆向民族主义”的概念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不能够很好地概括精英主义者的思想实质。在发展中国家，许多精英主义者都具有反民族特点，这才是逆向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是特殊的阶层利益决定，而不是某种认识错误导致了这一偏差。

正是那些被艾奇逊称为“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的群体，充当了西方“不战而胜（尼克松曾以此命名过一本书）”的主力军。房宁指出“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对苏联解体动力的调查：苏共上层精英中，76.7%赞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普通公众则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我对苏联解体的解释是，苏共上层精英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与黑社会、富翁、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结盟。他们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相映成趣的是，纪军在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厂长经理等经营者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异化为一个有独立利益的特殊的阶层。这是东欧社会主义瓦解的极其重要而深层次的原因。’”

三、精英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对西方利益的巨大支持

西方主张“精英优先”的发展道路，落实到实际中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高度一致。这一点目前还很少为人们所认识。从表面上看，工业化和城市化会导致与西方争夺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但在实际中不可能作到，虽然中国具有巨额外汇赢余，但是中国也没有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采购能源的事实，就雄辩地证明了没有技术垄断地位、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垄断利润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与西方争夺资源。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必须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故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最后发展的结果是产业结构重复，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相互竞争态势，最后以竞争性低价格向西方提供资源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以垄断价格购买西方的所谓“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在产品结构上的雷同和形成相互竞争，不仅促进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获取巨大低价利益；而且经济上的相互竞争和疑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分化不能团结一致，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本来就大，发展中国家的分化适足以导致发达国家各个击破；而且由于在市场上可供选择的产品来源多，发达国家得以利用贸易倾斜作为政治干预手段使用；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成长起来的精英阶层，是西方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同路人，自动地为西方的利益和国际秩序长治久安服务。从经济利益到战略利益层面，西方至少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中获取四重好处，对西方国家贡献最多的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为西方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首先中国以几乎无限的人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世界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并且可以断定如果中国继续实施这一发展战略的话，则世界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可望一直保持在目前的低水平上甚至进一步下降，其中受益最大的无疑是西方发达国家，受损害的无疑是我们的竞争者和战略盟友---第三世界国家。今天西方国家能够轻易应付石油价格的暴涨，能够轻易地向第三世界国家转嫁石油负担，与中国竭尽全力发展外向型产业结构有关，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曾经导致西方世界发生滞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当时饱受危机之苦承担连带责任的主要是美国的后院---拉美各国；而九十年代西方则对石油价格应付裕如。而与中国产业结构类似的东南亚国家则陷入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这决非偶然。同时也应该理解：中国为什么忽然陷入第三世界国家的深刻疑忌和排斥，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号召力，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排斥甚至超过了对西方的排斥，因为中国确实是让他们经济利益受损最多的竞争者。

四、民族主义是进行心防建设的重要手段

这体现在军事战略上，处于进攻态势的一方和处于防守态势的一方，在心防建设上的要求完全不同。由于处于进攻态势的一方，通常具有装备优势和选择权（即选择战争手段或者和平，以及何时进行战争），所以无须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心防建设更是显得多余。而处于防守的一方则与此相反，必须进行心防建设，由于技术手段的差距，在战争准备上先走一步是必须的，做到“以有虞备不虞”。毛泽东时代以社会主义埋葬资本主义的宣传，对内可以达到抑制精英主义，对外能够促进全民心防建设。

中国在古代就在军事上存在着“步兵对骑兵”的劣势，所以全民心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古人常常提到的“华夷之辨”，就明显具有这样的作用。而顾炎武说“仁义充塞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是唯匹夫有责尔”，说明的也是同一个道理。

五、民族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必须确立“民族共同发展”的目标

民族主义对外要争取独立发展的平等机遇，对内必须抑制肆无忌惮的精英主义，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精英对全球化和民主化精英政治的卖力鼓吹，对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异乎寻常的偏爱，完全看不到任何对普通民众利益的关怀，完全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旧路。何清涟女士以道德批判为主要手段，呼唤体现“精英优先”的政治民主，其人文章不仅看不到丝毫学术良知，常常给人以“吃人的礼教”改头换面又回来的感觉。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对外形成一致认识要容易得多，而对内实现利益协调就困难无比。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完全漠视民众的利益和愿望，热中于建立起“精英优先”的政治经济体制，让有限的资源无限制地向精英阶层倾斜，足以剥夺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利。农民负担问题已经叫了多少年，但现实却是愈演愈烈，中国精英的顽固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实现民族主义根本任务的难题，不在于西方如何对待中国，而在于中国精英能否向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进行妥协，实际上也是向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妥协，因为中国精英是没有单独发展的能力的。中国的发展必须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而不是买办精英与跨国公司的共同发展。

中国在社会中可以向精英阶层进行分配倾斜，但是必须在不妨碍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前提之下。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的管理中，在工业和城市中应该适用西方的效率中心准则和经济自由主义；是在中观层面上就应该向充分利用资源的目标倾斜；在宏观层面必须实现成本分摊和利益输送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则资源充分利用的目标就缺乏经济上的可行性。精英无限优先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绝对化倾向，必须在中观和宏观层面上加以限制，而且是要给予比西方国家所限制的，施加更多更广泛的限制。否则无法实现在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容量限制下，实现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乃至生存。

总之在“人均资源少、环保压力大”的现实中，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裕发达是一个虚而不实的美梦。无条件的精英优先，落实到中国现实之中，只可能是一部分人“超英赶美”，多数人辗转沟壑间，如同老蒋时代的中国一样。所以反对“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具有特殊的实现民族整合方面的意义。这也是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一项最艰巨的任务。

六、民族主义的刺激性问题

有人认为选择民族主义就是和西方对抗，实际上不选择民族主义一样是与西方利益有矛盾，正如一个著名的白人民兵的名言“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而著名的西方的战略家西格尔宣称“中国拒绝融入国际体系”，西格尔没有明确告诉中国人的是：在西方刻意建立的金字塔型的国际体系中，中华民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才合适。对于富裕和发达的俱乐部，中国人显然是不能够破门而入的。

而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压制，已非一日，从洋务运动开始，所有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曾经经历过西方的打压，任何使中国前途呈现希望的政治势力，都会遭到帝国主义者的打击。帝国主义需要的是走狗，而且是最驯服的那一种。1913年，国民党大佬陈其美领着几个议员在上海汇丰银行门口苦苦守侯几个小时，试图阻拦“善后大借款”的合同签署，这一借款就是袁世凯用来准备对南方的战争的。袁世凯和当时的国民党相比谁更能代表进步，对那些新式“文明传播者”的无耻谰言，是非常容易证伪的。

毛泽东非常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帝国主义者的嘴脸，提出为什么“先生总是打学生”的问题。由于地球资源有限，我们又不幸地和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特别是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的进步再也没有回避的可能。毛泽东曾经用景阳岗上的形势做比喻“要么把老虎打死，要么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幻想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用的，所谓刺激和不刺激都是那样，不会有根本的区别。

和平和共存是有可能的，但是需要争取而不是等待恩赐，所以毛泽东始终准备着、并指出“中国人民两样都行，战争也可以和平也可以”。而且战争与和平的发球权不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一向都是处于接发球的位置上，今天仍然如此，如果中国以落后的技术经济力量，再不加以妥善应对，就存在着“被老虎吃掉”的现实危险。如果我们妥善应对，也仍然存在着“教会老虎不要以吃人为生”的困难和风险，必须凝聚全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不懈毅力来做长期努力，并联合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来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创造一个相互尊重、相对平等、长久和平与共存的世界。

非常明显的是：解除思想武装的中国才更容易成为西方的猎物，因为在利益和风险的对比上，风险之小与利益之大不成比例，西方的决策意志甚少受到考验；而建立起思想武装的中华民族则是不可制服的，在利益和风险之间，风险的分量会急剧上升到西方难以忍受的地步，最终只有放弃。这明显可以从中国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安全态势变化过程中得到印证，从戴高乐的“五个世界”说和尼克松“五大力量中心说”中得到印证。

对中华民族而言，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解除思想武装的逆向种族主义是最危险的。

七、世界业已进入第二个核战争高危时期

实际上，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第二个核战争的高危时期。目前这一次核战争高危态势，是由于常规军力严重失去均势和平衡造成的，均势的丧失导致使用武力的倾向日益加剧，政治协商制度和联合国的空心化一直伴随着这个过程。对伊拉克和南联盟的军事打击，就很好地凸显了这种现状。应该看到不是正义标准的变化而是均势丧失导致了这样的事件发生，对于中国人过去经验而言，“人权高于主权”算不上是一篇多么杰出的战斗檄文。

正是因为常规军力的严重失衡，所以核武器作为常规力量不足的“平衡器”（美国前副防长阿莱-阿斯平语）作用因而凸显出来。1993年俄罗斯宣称准备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发誓要用核武器“反制侵略”。

第一个高危时期是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当时的核战争高危态势，是由于苏联力量逼近美国霸主，并以实际行动发出挑战而引发的，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较量。在六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核战争的高危时期，当时双方执行的是“恐怖平衡战略”，美苏规划的战争成效是要求“确保相互摧毁”，实际上是以“全面核战争”为主要特点（美国卡特时期曾经宣称准备局部核战争）。正是因为全面核战争没有赢家，所以反而在对垒的双方中反而产生了共同利益，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说人们“在核时代都处在同一条船上”。

和第一次核战争高危时期的“全面核战争”不同，在九十年代的世界军事战略中逐渐地浮上台面的是“局部核战争”。俄罗斯宣称要以核武“反制侵略”，这个战略的实质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对美国例外”，因为小小寰球除了美国以外，再不会有一个敢于侵略俄罗斯的国家。这个战略的实施，等同于以“全面威慑”为基础，立足于“局部核战争”以抵消美国的常规军备优势；是以冒全面核战争的风险为代价，解决一个永远也无法拉平的常规军备差距问题。

尤其不应该忽视的是：由于全面核战争的特点，所以战略启动的门槛非常高，这也是世界终于安然度过那一个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由于常规军力失衡导致的军事冒险极度提高，作为应对措施的局部核战争爆发的几率大为提高，最终由此而引发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也要远远高于第一次核战争高危时期。

俄罗斯和美国都已经启动了向新时代进军的步伐，而中国政府似乎还在彷徨和忧郁之中，还显得心有不甘和有所等待。俄罗斯的局部核战争战略的调整，美国TMD和NMD计划的出台，都是绝无可能逆转的进程。老虎已经爪牙毕露并开始了追赶时间的进程，而我们的政府依旧还在寻寻觅觅，这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的最大功勋，因为正是他们利用对政府决策所具有的无可争辩的影响力，又为美国立了一功。

笔者也是主张“等效核威慑”战略的，反对任何常规军备上的赶超和追赶战略，对中国而言常规军备只能是保持必要为原则，中国需要以局部核战争战略应付世界军事变化后的新局势。任何常规力量方面的赶超战略，都将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心地位的严重偏移，脱离中国人均资源少的现实，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等效核威慑战略的实质非常古老，来源于孙子“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效核威慑战略就是要和中华民族的敌人比一比“谁更不怕死”。只有这样的战略安排，才能兼顾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和安全态势恶化的现实。有关这一点参见拙文《从三峡大坝安全看中国必须实施等效核威慑战略》。

从过去的经验看，我们的敌人一向是“铁多气少”（志愿军战士总结的经验），我们没有理由为此感到气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终于让西方死心，承认必须和中华民族和平共处，从戴高乐到尼克松都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这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宝贵思想遗产。实际上正是美国的愚蠢的“绝对安全”要求，给中国和俄罗斯一个建立世界均势的机会。在美国预备进行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中，轻率地挑起对原子弹的重视，美国愚蠢地失去了两个大洋的屏障作用。要知道直到今天跨越大洋的大规模常规攻击力量对中俄而言，仍然不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

基本上可以肯定，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想要和中国人玩战略游戏，还差了2000年涵养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