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孙中山在其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逐步完成了从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的过渡，成为一个具有平民主义色彩政治家的话。那么老毛在其登上耀眼的政治舞台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反精英主义色彩，是一个纯平民主义政治家。老毛的一生对精英主义是极为鄙弃的，并且一以贯之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人为地割裂老毛的一生说他的思想出现转折，是一种明显的政客手段。相反，真正发生思想转折的，是那些在解放前夹着尾巴走群众路线的精英主义者。
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个平民主义者的话，老毛则是一个纯平民主义者。老毛一生的毁誉也与此密切相关，称颂老毛的功绩和成就是从平民主义（群众路线）路线出发的，对老毛的妖魔化则是集中于他的反精英主义色彩。
老毛的平民主义也是终生未改的，从人民战争到群众路线，从人民公社到文革中对精英主义和不平等的深刻追究，都是老毛的平民主义的体现。
老毛没有别的选择：要么是向精英主义者妥协让步使革命和建设事业失败（最终和老蒋一样一事无成），要么是改造精英阶层求取大多数人的共同社会进步。从中国精英的历史功过和今天海峡两岸精英的现实表现来看，不能说老毛是作了错误的选择。
一、中国精英的历史老底
中国的“正史”曾经被称为“帝王将相”的家谱，这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主义历史观。从司马迁《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无不贯穿着“精英主义者创造历史”的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历史的真实，由于中国精英的自私和短视，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不能负担领导民众的责任，历史在一种破坏性循环中演绎两千年之久。
在这样的史迹中，不仅充分披露精英主义者的无耻与荒淫，也造就了在“仁义道德”幌子下吃人狁血的丑恶。这些与中华民族的大多数是无关的，只是历代以来都只占“一小撮”的精英的专利权。
一部中国王朝替代史就是精英主义者不断被农民起义强制教育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只有个别精英愿意吸取这样的教训，想要“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二、纯精英主义和纯平民主义
和老毛相反，老蒋对精英阶层的妥协和让步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保甲连坐”的法西斯手段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在保甲连坐里已经看不到丝毫的民众利益，老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纯精英主义者。
在历代的农民起义中，从陈胜吴广开始，第一拨起义者大多数和旧统治者拼成“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结局，只有老毛和他的同志们取得了成功，笑到了最后并且笑得最好。
而在物质层面，只有老毛的条件最为恶劣，以前的起义者与统治阶级的武器差别，还只是“锄头镰刀对大刀长矛”的差别，而在老毛的时代这个差别已经扩大为“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在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按照老毛的说法是“小米加步枪”对“飞机坦克和大炮”。
虽然老蒋时代具有空前的技术优势，但是其失败却空前迅速。实际上“小米加步枪”是糊不住人的，不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将如此，真正厉害的是“上下同欲”。美国佬史迪威说共军之所以战斗力强，是因为共军军官总是说“同志们跟我冲”，而国军军官总是喊“弟兄们给我上”。实际上他只认识到了“上下同欲”的一个较低层面，而真正厉害的是“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就是老毛的“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
不仅在战争中平民主义具有如此威力，而且在和平建设时期也一样作用巨大。不仅用公有制方式克服了发展上的“软制约”，而且突破了几千年来传统农业中的“低成本运营方式”，非常迅速地推进了技术进步和实现了普及医疗教育服务，改善了人口中最大多数人的生存条件。有关这一点，参见拙文《中国和西方在国家管理上的根本分歧初探》中篇的内容。
脱离近代中国精英主义者在社会改造上的空前失败，就无法理解老毛在反精英主义上的真诚和不妥协。
三、老毛平民主义的一贯性
在战争年代，精英主义者也必须夹紧尾巴，与群众保持密切的“鱼水”关系，这种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没有“水”，“鱼”就不能生存。在内战胜利以后，当官做老爷的精英主义气象全面复辟，失去与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愿，只愿意与占人口极少数的精英阶层分享社会生产剩余和国家权力。而老毛并没有同时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才是党内分歧的根源。
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在建设时代，老毛都是“发动多数人、依靠多数人和为了多数人”，这与今天大陆精英主义者把民众视为某种边缘化的、拟物化的东西和对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今天的精英主义者看来，民众是“低素质的”“对中国发展只有负面意义的”的累赘，只有精英主义者才应该具有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如果可能大规模地减少人口也是一个隐含的结论。这一点在大陆的媒体精英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主流媒体对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选择性报道，与西方妖魔化中国人的主旋律没有根本不同。
和精英主义者的短视和自私不同，老毛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宽广的胸怀，能够看到民众的力量，更为难得的是老毛知道如何动员群众，把他们从普通的具有自私和各种旧习气的人，变成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成就前人所成就不了的事业。同样是抵制侵略，志愿军能够在国门之外对优势装备的敌人战而胜之，而老蒋却在本土抗战中一败再败，如果换成志愿军的打法，就是1000万日本侵略军也一样能够送他们回老家。
同样的道理，脱离平民主义的现实成就，就无法理解老毛对平民主义的执着。正是因为老毛对平民主义深刻认识和真诚的实践，才使得老毛具有空前的感召力，取得划时代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正是因为对精英主义的深刻惕戒和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感，才使得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成为一个精英主义者空前失落的时代，正是这样的心灵旧创才导致精英主义者对老毛的无比憎恨和坚持不懈的妖魔化。
老毛的眼光和胸怀，是所有精英主义者都无法比拟的。老毛所看到的东西，是精英主义者拒绝承认的力量和平等对待的大多数。到目前为止，老毛比所有的批评者都要高明。和那些肤浅的道德爱好者和伦理批判家相比，老毛比他们深刻。和那些自己满怀“超英赶美”热望、却同时对别人吃饱饭有意见的精英主义者相比，老毛具有更深厚的道义基础。和那些职业批判家和文人（和学者不同，文人是以文为生的人）相比，老毛不仅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72年美国的费正清到中国旅行后，迅速得出结论，这已经是“崭新的国家和崭新的人民”，这对于毕生以“新人新世界”为己任的老毛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是真的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四、海峡两岸精英主义者的癖好异同
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个客卿角色，“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满足于一个参谋的地位，真正感兴趣的是“黄金屋、颜如玉和千钟粟”，是金子房子和美女。这种心态的形成虽与农业社会中人生经验有关，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个人的自私、懒惰和畏缩，是一种典型的傍大款心态。直到今天为止，海峡两岸的精英还没有完成心态调整，远远没有建立起自己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私和怯蠕心态妨碍了精英阶层进入社会角色，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成就。
从选举和民主来说，台湾的选举结果就有点教人看不懂。在美国无论选举的结果为何，上台的必定是一位白人民兵。而这次台湾的选举却不论是谁当选，都将会是白人民兵和日本右翼喝彩的人，充其量只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差。把这种事情说成是“暴民政治”把责任推到民众身上，是没有道理的。是职业化的政治精英有义务把民众的根本利益“讲清楚讲明白”，而不是在渴求选票的热望下，阿附人们的一般感觉和愿望。台湾民众不见得“心里想的全是别人、唯独没有他们自己”，都达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境界，一心一意要为美日反华势力付出代价甚至作出牺牲，把台湾变成美日军事同盟的缓冲地带，为了世界统一和全球化作出牺牲，响应陈水扁的号召去参与“文明的冲突”，为此付出自己的身家乃至生命。
和大陆那些喜欢做政治经济“现代化”白日梦的精英主义者不同，台湾精英明显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极大冒险性，这有可能导致葬送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牺牲几十年积累的发展成果和经济竞争力。
而大陆的民众质朴实在，在广东一个村子的村民选举中，大家用高票原来的村官留在台上。记者很奇怪，去访问村民为什么他们贪渎无比，还选他们。是不是他们已经改邪归正了？村民说反正他们在台上的时候，已经捞了不少成了“饱狗子”，不想再选一些“饿狗子”上台。那些对“轮流坐庄”感兴趣的精英主义民主货色，在大陆农民那里都已经彻底破产，其本质已经被乡巴佬看透，失去了任何可以蒙骗人的本钱。
两岸精英都必须重建自己的形象，完成心态转换进入角色，否则再好听的口号都不管用。要监督权力是非常困难的，不仅成本高而且收效也少（参见拙文《腐败难治的社会经济根源》），精英主义必须重建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有可以让人们信赖的自觉和律己精神，才能对社会对民族对他人从而对自己有所贡献。
和一些当权的精英主义者宣称的不同，应该如实承认，不是民众的素质不行而是精英主义者道德责任感低下，使得中国民主化具有无法克服的障碍。
五、毛泽东选择的纯平民主义：从大跃进到文革的“大民主”
今天“大跃进”被新右派作为一个靶子来攻击老毛，实际上邓小平时代的大跃进才是真正的超级大跃进，老毛时代还只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低水平大跃进。大陆积五十年大跃进之成效，今天大陆的铁路里程，刚刚够孙中山《建国方略》中设想总长达16万公里的铁路系统的三分之一，而且其中的川汉铁路和进藏铁路因为工程艰巨，到今天还没有开工。到底谁才是大跃进的大宗师。近代以来，无论是洋务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除了老蒋那样的孱头以外，经过百年屈辱的政治家，谁不憋足了劲要搞大跃进。汤因比在晚年重写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中，收录了北京街头当年的一幅宣传画，下面配的文字说明是“中国的大跃进：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考虑到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线精英化，毛泽东几乎是一个人肩负着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怀着光荣与梦想，竭尽全力地把国家推向光明和未来。
在毛泽东革命和建设时代里，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空前突出，而且中国积贫积弱已非一日。毛泽东除了放手发动群众之外别无出路，除了号召人们发扬精神克勤克俭之外，别无可供使用的人力物力。韩非梦想实现的“国家战备动员体制（养耕战之士、去五蠹之民）”和孔孟的“道德克己”，孙子的“上下同欲”，实在是老毛最得心应手的意识形态。
老毛不仅在读书方面一边倒地向中国古圣先贤倾斜，而且在理论应用上，马列的理论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在他那里看不到充分表现，毛泽东很有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味道。如果说文革时期的“道德主义”还掩盖在“政治挂帅”里面的话，配合道德发挥作用所必须的舆论控制还在“大民主”的外衣掩盖之下的话；那么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已经是直接地、公然地向古圣先贤吸取精神财富了，并通过这样的运动在全中国进行社会思想动员。
老毛的纯平民主义道路不仅遭到中国精英的抵制和反对，而且他以前的同志们也往往变成野心家来投机，或者是成为修正主义者背弃了在战争时代曾经一体遵行的群众路线。而沉默的大多数不仅需要被领导而且需要带领，否则就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来完成安全和民生改进任务，这样建设国家的艰巨领导任务本身，就足以产生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导致精英主义的死灰复燃。老毛除了发动“逆向管理和监督”的群众运动和加强舆论控制的作用以外，好象在东西方都没有现成的思路可供选择。
舆论控制、经济控制和司法控制一直是三大社会控制手段。在毛泽东时代，经济控制无法实施，因为需要进行高积累，人们的收入已经被压制到生存保障线的水平上，这样再进行经济剥夺就成了生存剥夺；司法控制的条件也不好，而且司法体系本身就是精英主义者的天下，西方的司法体系也一样无法有效抑制精英主义。
所以舆论控制手段几乎成为唯一的社会控制和国家管理手段，舆论控制若要取得实效，就要求被管理者敢于进行“逆向管理和监督”，这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实质；而且防止管理者对这种逆向管理的反感和报复也是必须的；而舆论控制本身的非专业非精确特征，也要求舆论控制的结果不能够精确应用和作为唯一的依据；所以根据老毛的总结，舆论控制的特点和规则有以下三条：一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二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三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而言之，舆论控制最后必须以“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方式进行，而且在三种社会控制手段中也只有舆论控制能够比较好地抑制精英主义，而不会被精英主义者所利用，反过来制造精英优先，而经济控制和司法控制就可以被精英所利用。
应该如实承认舆论控制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专门针对精英（地富反坏右）的，精英主义者对“大民主”式的舆论控制的恐惧心理是有现实根据的。而且由于舆论控制的不规则性，甚至具有一定的突发性，精英阶层对文革具有整体黑暗记忆，也大体上符合事实的逻辑（而非事实本身）。精英主义者喜欢把这种特殊阶层的黑暗心态说成是全民感受，则是出于捏造和妖魔化。实际上文革的秩序消失，给了精英以非常机会，许许多多的精英非常努力地把握了这一机遇。直到今天北大许多当年的文革积极分子，再一次成为改革时代的积极分子，为改革鼓与呼。当年动手打人的今天是名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北大的朋友评论说“这些人不是等闲之辈，是‘人精’和‘人尖子’，无论在老毛还是老蒋时代，他们都一样能够脱颖而出。和他们的人品相比，聂元梓并不是最坏的”。
实际上文革的重灾区就是这些“人尖子”集中的地方，如文化部特别是文联的相互攻讦和揭发，简直是文革的经典，还有大学和科研机构。文革大革命确实是一面“触及人们灵魂”的照妖镜，终于让人们看见人性中的自私、丑恶和卑鄙，这大概是精英们在对文革的恐惧心理之外的另一种最重要的心理感受。梁晓声就公然宣称是“和婊子混了几年”，很显然不容易在他那里寻求到正确答案的问题是“谁才是真正的婊子”。最常见的状态总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宣称自己是受害者。一些新右派人士和伤痕文学作家，就明显具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确实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的特征---简单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倒是十分突出。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确实不是西方左派的路线，也不是新右派所攻击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专政，而是中国古圣先贤“复三代之盛”理想的实践。在毛泽东时代，不仅根除了盘踞在农村社会中上千年之久的宗法势力，而且基本从整体上消灭了社会丑恶现象，危害中华民族上百年的大烟毒害被迅速根除，妓女消失，性病也被消灭，并提醒人们要时刻提防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复辟，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的接近于大同理想的“小康社会”。这种社会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境界，而是一种道德境界。毛泽东时代的晚期，基本上达到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的“天下太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