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互证”是指人类社会中三种首要关系之间的互为联系和作用，这三种主要的关系是：人地关系、人与人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由于人们不能象植物那样直接汲取阳光的能量过活，人们必须依赖自然界的物质和能源，而由于物质和能源的供应是有限的，而且使用物质和能源的共享性也非常有限，因此就必然地决定了在物质利益上，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是人际关系竞争的基础，为了更好地进行竞争，人们需要合作，合作起来的群体发挥出来的力量，对非合作的群体就具有“竞争优势”，最重要的人类群体合作关系体现在国家关系上。当然在竞争与合作竞争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方面，人与人互为最重要的背景，人际合作能够消除人际竞争的消极方面，改善人们生存的软环境，在基本生存需要被满足之后，合作制造的“软环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会急剧上升。
“三维互证”是在宏观视野里对宏观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进行对照和验证，这个验证过程要求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成本、资源在经济体系中的分配过程及其后果，目的是检验宏观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能否实现社会管理稳定和管理成本最小化，并以最小的有形资源损耗增进国家安全，从而得以集中资源促进一国社会福利最大化，“三维互证”就是这样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验证过程和程序。
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经济发展将不得不依赖于对资源利用规模的扩大。今天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除了决定于本土的人地（资源）关系之外，日益与该国在全球资源分配格局中所占的地位紧密相连，这两者共同决定了一国可用于发展经济的资源数量，并进而决定了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人与人关系如何定位，具有非常不同决定因素、决定模式和作用过程，并从根本上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管理成本和国家管理模式，一个国家内部人与人关系如何合理定位，是国家政治体系所必须完成的功能。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经济学不仅首先是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必定不是单纯的国民政治经济学，而是全球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由于经济规模庞大（在资源禀赋和生产者、消费者群体规模上都是如此），对国际市场上的产品和要素均衡价格的扰动作用强大，显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就不能把国际市场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对待。对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分工体系底层这样一个位置来说，需要谨慎评估在国际垄断价格盘剥下，中国资源的净流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但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应该有足够的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具有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分析工具和关于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历程的经验总结，这是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的方面；第二个层次是意识形态的内容，述说的是第一世界国家的优势阶层---资本家阶层---的思想意愿，关心什么问题以及倾向于如何采取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这个方面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第三个方面是第一世界的竞争方略，反映的是在一个资源和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日益紧密的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达国家如何在全球资源分配中为自身争取更大分额经济利益的竞争方略，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竞争对手意识，绝对不能盲从。
一、按照重要问题展开“三维互证”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由于中国本土人多地少，人均资源不足，而且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能力把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对外转嫁，因此中国用于发展的可获得经济资源是有一定限度的，在中国实现普遍富裕发达的可能性是没有资源支持的。因此中国就无法选择西方那种把人与人紧张关系通过物质财富充裕来加以缓和的出路，中国把握人与人关系时，就不能采用西方那种放任精英主义的道路。
中国近代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是在中国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国内阶层矛盾高于民族矛盾，因此中国精英阶层主动选择在新旧殖民主义体系内部就位所引发的，在殖民主义体系下就位，中国成为列强的分赃对象和资源严重净流出地区，结果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阶层矛盾，最后使得维护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成为不可能，结果引发革命。革命则是阶层矛盾激化之后的一个用“武器的批判”的方式，对阶层矛盾进行强制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使经济发展具备基本条件的。因而经济发展过程的平稳进行，需要阶层矛盾与国际矛盾比较缓和的内外环境，借以减少在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成本和资源消耗，集中资源用以改进国民福利。经济发展过程都是在上述前提下，资源开发利用规模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富裕发达，同时就是一个人均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
1、中国的本土人地关系
今天人们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分为五种：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中国五种资源形势都不乐观，而且资源的相互配合状况不好。中国本土人地关系紧张，人口分布密集，环境容量有限，在经济发展遭遇资源短缺的硬性制约之前，已经遭遇资源短缺的软性制约---土地报酬递减强烈作用（这是资源不足制约经济发展的先期作用方式），发展成效一方面被土地报酬递减所引致的成本推进所抵消，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均福利增加，在另一方面也被严重的环境污染带来的负面效应所抵消。
迄今为止，所有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过程，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就是人均消耗资源增加的过程。人均福利的提高固然要求增加对资源的加速开发利用，但是资源被加工利用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副产品，反过来对人们的生存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这个负面影响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人均福利的净抵消。
由于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不仅福利上升过程是一个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过程，而且资源利用在环境和生态上造成的负面抵消作用，相比较福利上升的速度而言却是一个加速过程，因此随着资源消耗增加人均综合福利上升的曲线，是一条斜率逐步减小最终趋向水平直线最后变成下降的曲线。这就是说，伴随着对资源利用规模的加速扩大，福利净增加会赶不上负面的抵消作用。所以在一定时间和发展水平上，即使对资源开发利用增加，人均福利也将不再增加甚至开始减少，这个临界点就叫做资源开发临界点。对所有的国家来说，资源开发的临界点迟早都会到来，对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均环境容量不足的人地关系而言，这个临界点会先于欧美诸国提前达到。
2、中国在全球资源分配格局中的可能与现实地位
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无比，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均衡点，因此中国无法全面依赖全球分工，在资源禀赋上也无法指望海外。如果中国能够取得垄断利润，同时把欧美日一齐边缘化，那么中国就能够在全球资源分配地位上取得决定性改变，由中国作为主要资源进口国，占用全球大部分资源，实现全民族的现代化。
对于今天的国家而言，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影响，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发临界点，会先于自己本土资源的开发临界点，提前到来；而发达国家由于有垄断利润的支持，能够通过国际分工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开发临界点会后于本土资源的开发临界点推后到来。中国人均资源和环境容量不足，加上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会使得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空前显著，使得资源开发的临界点先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到来。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要求中国必须先于欧美诸国做好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提前抛弃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采取适度发展战略，在开发临界点到来之前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3、中国人与人关系的把握
中国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以支持中国实现在消费主义基础上的全面现代化，没有物质财富的充裕，人与人关系特别阶层矛盾无法自动实现缓和，中国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矛盾在非控制状态下，会自动地向对抗性方向发展。
从经济学的视野看，资源不足最显著地体现在资本积累过程无法顺利进行（这体现在中国工业的普遍的边缘化上），同时人均资源不足还明显地表现在无法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上，由于资本积累速度慢和资源不足，无法推动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结果资本长期处于短缺、劳动力长期处于无限供给态势，那么市场就不能带来利润率下降和均衡工资上升，实际上就是在中国不具备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均衡”条件，因此阶层矛盾在非人为自觉控制状态下会自动走向激化，以至于带来深刻的阶层对立甚至引发革命。
4、可获得的经济资源决定经济发展水平
如果“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不被有效突破，那么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将取决于其从本土和外部所能够获得的、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总量。也决定了一国的资源应该用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生产为谁的问题。在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与国际接轨”的背后，是中国少数纯粹消费者群体的消费意愿的强化表述，他们所主张的“消费大跃进”在中国实际购买力不足的现实中（实际上是资源有限不足以支持高标准的必然反映），带来了市场上严重的“假冒伪劣”。
中国市场上的“假冒伪劣”：翻开中国任何一本国家强制性产品质量标准，几乎每一条产品标准都是宣称“等同或者等效采用国际标准”。要马上就实现现代化和国际标准接轨，不能说是坏事，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广大的消费者却没有能够在一夜之间具有国际标准的购买力，因此企业在市场上只能是以中国水平的价格出售其产品，最后这个价格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全面支持国际标准的生产成本的，因此企业最后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是放弃实质性指标还是放弃形式性指标，由于国家强制标准的存在，恐怕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好满足对成本影响小的形式标准而放弃实质标准，这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广泛存在的经济根源。现代化的国际标准多数是中国的纯粹消费者群体（如大学教授、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等）和部分买办性比较强的企业共同制订的，既没有与行业内的多数企业所具备的生产条件对照，也不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适应，表达的是一小部分依靠财政转移支付而先富起来群体的消费意愿。这个顽固的意愿通过国家政权机构的强制力量，逼迫中国生产企业花费大量投资以具备国际标准的生产条件，也逼迫消费者被动接受不与自己购买力相适应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相统一的适度产品，而是以形式标准替代实质标准的不合用产品，降低了消费者所应该达到的福利水平；在宏观上的合成后果是实现既定的实际福利水平，而在生产设备投资和为了使得产品适应形式标准耗费了过多的资源。
5、阶层矛盾向非对抗性转化有赖于经济发展水平
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已经在当今技术水平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消费水平上生活，但是维持他们的生存状态仍然不需要排斥本国民众的生存利益，因此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不会走极端的现实经济条件。同时西方国家由于劳动力均衡工资的上升，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中产阶级占多数，因此相对于社会的上层来说，中间阶层势力的崛起，使得社会利益格局和政治分层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工人已经有能力支付长时间的教育费用，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而且美国工人也能够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完成自组织过程并维护自组织的正常运转，因此具有了对于精英阶层的监督和谈判力量。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已经具有不必走极端的现实经济条件，平民阶层有能力完成自组织，从而具有对精英阶层的监督和谈判能力，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这其实就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条件。或者说西方民主的基础，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均衡”实现；而法治的基础显然也是精英阶层具有一定程度的“不走极端的自觉性”，以及平民阶层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组织和谈判乃至监督能力，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西方的精英阶层才会认可“游戏规则”并遵守之，在这样的基础上法治才具有可行性。
国家管理手段需要针对阶层矛盾的不同程度来决定，如果阶层矛盾没有缓和与转嫁渠道，那么就必须采取直接手段去缓和阶层矛盾，最低限度是防止阶层向对抗性方向转化。西方国家是采取放任精英主义，同时把阶层矛盾缓和依托于对外转嫁，目前应该说西方国家在转嫁矛盾方面是取得了成功，从西方垄断资本对全球控制和吸取资源的规模看，西方对外的矛盾转嫁确实已经达到最大限度。因此西方的国家管理模式不仅没有推广意义，而且即使局限目前的小范围（欧美日）里都已经难以维持的。
失去了底线稳定预期的中国精英阶层：中国由于人均发展程度不高，中国精英阶层的现代化欲望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是有冲突的，这与西方精英阶层已经在当今技术水平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消费水平下生活，仍然不需要排斥弱势群体生存的经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中国精英阶层对于独自现代化的追求，带来了蔑视一切游戏规则的“唾沫效应”，在社会财富分配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美国，这带来两大后果：一是中国精英阶层极度狭小，落入精英群体之外的机会就大（风险大），而且由于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距导致机会成本也高，因此中国精英阶层倾向于阻断一切精英生成通道，维护既得利益和现有优势地位。也由于中国精英阶层拒绝与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使得中国弱势阶层没有任何最低限度的保障，举凡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等，都存在覆盖面狭窄的问题，因此中国精英阶层自己也失去了稳定预期，变得充满恐惧和忧虑，缺乏信心和稳定的未来预期，使得他们更加难以摆脱自己的狭隘利益视野，更加重了他们对积累流动性强和最容易独立控制的金钱的偏好。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社会精英群体，会象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者表现的那样，金钱对他们产生如此之大的魔力。同时，极度自私、拒绝社会责任、敌视民众和民族利益，藐视一切“游戏规则”，也在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群体中间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压迫阶级意识。
6、近代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酿成
近代中国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矛盾深重，特别是在接受了新殖民主义和旧殖民主义转嫁过来的矛盾之后，使得国内阶层之间的矛盾更加趋于激化。国内阶层矛盾激化不仅增加了管理和秩序维持成本，而且精英阶层对国内的阶层矛盾重视程度和顾虑也远远高于民族矛盾，酿成国家安全问题。精英阶层在国内矛盾突出时，往往选择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这就更加促使国内矛盾向对抗性方向发展，导致了1840年以后的长期国内战乱，最后是在平民革命的成功中彻底清除了精英主义之后，才使得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近代中国精英阶层在新旧殖民主义体系下就位：老蒋有名言垂世“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以当；亡于共产党，我连亡国奴都当不成了。”这其实也是慈禧太后选择“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精英阶层的力量不足（其实精英们内部还有时存在着卖国竞争，其实慈禧太后在准备签署“辛丑和约”之时，还面临地方与中央政治精英进行卖国竞争的压力，如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就和外国搞了一个“东南互保”），本身不具备对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动员民众力量，必须精英阶层放弃既得利益以与民众协调一致，从而妨碍精英阶层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因此中国精英阶层总是具有必须把阶级矛盾放在民族矛盾之先来考虑的“不得已”。四一二大屠杀就是中国执政精英阶层，决意拒绝对民众的生存利益进行妥协，决意在美国“华盛顿公约”新殖民主义国际体系下就位的表现。对共产党的屠杀，和林冲上梁山入伙所必须的“投名状”一样，就是告诉美国，国民党人决不会为了民族利益和民众利益而与西方冲突，是西方可以信赖的中国管家和政权代理人。对共产党的屠杀和对苏联的决绝，就是一份是美国可以信赖的决心书；当然蒋政权对待旧殖民主义也是一视同仁，在北伐期间发生的“济南惨案”，老蒋熟视无睹，这是对日本的旧殖民主义表现充分容忍和涵养的一个重要事例。其实历史上的南宋偏安政权和明末满汉地主合流以镇压农民起义，也是这样的先例---国内阶层矛盾高于民族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