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在网络中成为一个热门的争论话题，然而争论的双方不要说形成共识，实际上连基本的意见交流都谈不到。笔者不揣鄙陋，再次就这个热门问题提出一己之见，任方家评说。
一、中国精英主义是否在现实中必然地走向极端化，从而必须在源头上抑制精英主义？
由于物质资源的增加总是赶不上欲望的前进步伐，现实总是为稀缺所制约，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因此在别人的欲望被满足之前率先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成为必要和绝对必须。为此必须制造社会分化和阶层鸿沟，排斥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保证少数人的欲望被当代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全面满足，基于人类自然属性而产生的消费主义，在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没有实现的前提下，就必然引发精英主义。由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示范效应，每个人都希望进入“欲壑先填”的阶层，因此保持阶层稳定防止阶层对流，就非常必须，而且由于分化和鸿沟越深，对弱势阶层的吸引力就越强，突破阶层稳定形成无序对流的冲动就越强烈，为维护精英主义秩序有组织地使用暴力就不可避免了，国家因此步入历史的前台，精英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度化了。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暴政”和“专制”，其实都是精英主义的极端化，是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中典型的极端运用方式，所追求目的也仅仅在于：维护特殊精英阶层的利益和优势地位不受侵犯。
想要出人头地，想要飞黄腾达都还不能说是精英主义，但是如果因此而漠视其他人的正当利益，就是一定是精英主义了；如果走到敌视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的地步，就是精英主义极端化。在极端化精英主义的泛滥之下，社会协调的基本底线会被彻底葬送，社会资源会在居于优势地位的精英阶层的主导之下，无限制地向精英阶层倾斜，最终会破坏弱势阶层的生存条件，引发社会动荡、起义和革命。最后极端化的精英主义，总是在遭遇到强有力的“武器的批判”而瓦解。
精英主义极端化是资源不足和矛盾无法向外转嫁的条件下，精英主义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精英主义极端化不仅要排斥阶层互动和对流，而且需要保障和缩小精英阶层和富裕人口，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少数人利益。这种“个人至上”主义，使得精英主义者最后一定要发挥全部优势，去追逐小群体利益最大化，直到排斥弱势阶层生存利益的地步。精英主义极端化是所有暴政和专制、起义和革命的最后推动力量，也是中国历史陷入“一治一乱”循环的根本原因。
鲁迅先生有言“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初用了大量的木头，结果却只有一小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精英阶层和精英主义在历代农民革命中，都曾经被周期性地总清算过，每一个革命之后的开国时代，总是一个“小康治世”，这个治世就是新的精英阶层在农民起义的提醒之下，放弃精英主义极端化的努力，主动地与弱势阶层进行协调的结果。旧精英阶层的悲惨命运对新精英阶层是一个强有力的提醒，“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内府烧成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过程，就是对精英阶层如醍醐灌顶般的提醒。精英阶层也能够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最低的底线是不能漠视弱势阶层的正当利益，更不能敌视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就是这样的简单的教训，也都是经过惨痛的改朝换代战争来换取的，而且又总是不能够让精英阶层长期记住，“大量的木头”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去换取同“一小块煤”。对于中国精英主义者来说可怕无比的“武器的批判”过程，又总是在中国历代精英主义者的主导下，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周期性地重演。
今天我们所能够运用的技术手段远远不是古代民众所可以梦想的，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均资源不足，而且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被动接受国际分工，也无法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把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即人地矛盾）对外转嫁。因此中国的发展即使在遭遇资源不足的硬性制约之前，就已经全面遭遇资源不足的软性制约---即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而且中国人口密集，环境容量不足，也会使得资源加工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积累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引发环境问题。而中国被动接受国际分工，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也会导致环境问题先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到来，而资源的大量流出，无疑会更进一步加重人地矛盾。
由于把矛盾向外转嫁是要遭遇风险的，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这种转嫁是不可能成功的。实际上晚清和民国政府的选择，就是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向外转嫁矛盾的风险无法承受。去掉被西方转嫁矛盾成为殖民地的枷锁，独立的结果是需要和民众同甘共苦走平民主义发展道路，当然这个选择也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难以容忍的，最后的结果是选择得过且过的买办化道路，最后矛盾的积累结果是平民革命的爆发和成功。中国精英阶层在洋务运动、改良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彻底丧失了独立和主导民族命运的信念，这其实就是蒋政权的选择。表现在中国知识精英身上，是五四以降的思想文化“就位”过程，即全盘西化理念背后的思想意识的殖民地化和头脑边缘化。1980年代再次重复发生这一个“思想就位”过程。“逆向种族主义”其实就是知识精英在明知无法向外转嫁矛盾，转而接受殖民地地位，借以保持精英主义制度并且力争自己成为本国日见狭小的精英阶层（殖民地的特点就是资源流出，整体富裕程度下降，富裕阶层缩小）中的一员，从而在殖民地内部取得和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的思维。
由于无法获取充裕的资源以支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人与人关系的缓和就必须成为一个人为的自觉政策选择，而不能象西方那样寄希望于实现共同富裕和发达，用人地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关系，用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资源和环境负担输送的扩大化，来解决本土资源不足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印证了中国精英主义必然走向极端化，走到破坏和侵害弱势阶层生存利益的地步。精英阶层如果为了自己实现富裕和发达，处心积虑地甚至是要借助外来的力量，把弱势阶层的生存状况极端地边缘化，直到威胁到弱势阶层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步，这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最常见的买办精英主义了，买办精英主义的特点是协助进行外部矛盾内部化的过程；为了自己的富裕和发达，把内部矛盾外部化，这是第一世界最常见的精英主义，常常具体表现为对外的种族主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穷国，精英主义是非常容易极端化的。
二、抑制精英主义的有效方法除了强化群众舆论作用之外，是否别有替代方案？
舆论控制、经济控制和司法控制一直是三大社会控制手段。在毛泽东时代，经济控制无法实施，因为需要进行高积累，人们的收入已经被压制到生存保障线的水平上，这样再进行经济剥夺就成了生存剥夺；司法控制的条件也不好，而且司法体系本身就是精英主义者的天下，西方的司法体系也一样无法有效抑制精英主义。毛泽东难题就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通过说服和教育、甚至是通过发动群众使用“批判的武器”来促使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避免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发生的、对极端化精英主义进行清算的“武器的批判”过程。
所以舆论控制手段几乎成为唯一的社会控制和国家管理手段，舆论控制若要取得实效，就要求被管理者敢于进行“逆向管理和监督”，这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实质；而且防止管理者对这种逆向管理的反感和报复也是必须的；而舆论控制本身的非专业非精确特征，也要求舆论控制的结果不能够精确应用和作为唯一的依据；所以根据老毛的总结，舆论控制的特点和规则有以下三条：一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二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三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总而言之，舆论控制最后必须以“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方式进行，而且在三种社会控制手段中也只有舆论控制能够比较好地抑制精英主义，而不会被精英主义者所利用，反过来制造精英优先，而经济控制和司法控制就可以被精英所利用。
应该如实承认舆论控制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专门针对精英（地富反坏右）的，精英主义者对“大民主”式的舆论控制的恐惧心理是有现实根据的。而且由于舆论控制的不规则性，甚至具有一定的突发性，精英阶层对文革具有整体黑暗记忆，也大体上符合事实的逻辑（而非事实本身）。精英主义者喜欢把这种特殊阶层的黑暗心态说成是全民感受，则是出于捏造和妖魔化。实际上文革的秩序消失，给了精英以非常机会，许许多多的精英非常努力地把握了这一机遇。直到今天北大许多当年的文革积极分子，再一次成为改革时代的积极分子，为改革鼓与呼。当年动手打人的今天是名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北大的朋友评论说“这些人不是等闲之辈，是‘人精’和‘人尖子’，无论在老毛还是老蒋时代，他们都一样能够脱颖而出。和他们的人品相比，聂元梓其实并不坏。”
三、精英阶层是否必然地忠于精英主义？
毛泽东一直把知识精英和官员阶层，作为将来肯定导致“红色江山变色”的开路人来防范和教育的。毛泽东希冀通过知识精英自身的认识进步和外在的思想斗争手段，达到使精英主义者自觉放弃精英主义思想的目的，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而使得中国的平民主义革命遗产能够流传下去，并实现良好的社会阶层整合，真正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和革命的再次发生。毛泽东断定中国精英主义者会“为着自己的本性跳出来”自我证明之，最终也为中国主流精英在八九十年代的行动所全面证明，这个证明过程还继续在精英主义者的进一步努力中逐步深化。
在1949年中国解放时，中国所面临的三大任务是：民生极度困难、需要继续争取和保卫国家独立、需要创造民族工商业成长的机会。这三大问题的解决，中国最终都是依靠最大多数民众的自觉和热忱。毛泽东用事实证明：国家安全也可以过非军备竞赛方式得到加强，这就是国土防御战略与人民战争的配合，万众一心和众志成城的无形资源可以替代有形资源的不足。同时坚定的战略意志和战略决心，也可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同样是重要的威慑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有利。而中国的农业条件改善从而在民生问题上取得的决定性进步，国家安全态势的改善，工商业的顺利发展，都是通过社会底层民众动员来解决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独特的成长轨迹足以从根本上证明：精英主义者基本上不能左右和创造历史。
和西方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其出路都在于排除精英主义。换言之，中国民众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有待于防止精英主义制度化。今天，中国精英主义者鼓吹的什么现代化、民主和法制，都是没有现实社会根基的，鼓吹民主与法制的实际着眼点在于取消有效的日常监督方式。他们极力推荐的国家发展目标，社会前进道路和研究方法与思想资源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都是假的，只有这些东西背后的利益分异是真的。因为社会分层就是利益（或者社会资源分配）向少数人手上集中的必然方式，从而是有利于精英阶层而不利于广大民众的。
四、文革中的暴行，谁是真正的责任者？
精英主义的敌人是平民主义，这一点中国精英主义者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主流知识精英中，在伤痕文学中，精英们喜欢控诉的对象是基于平民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并认定这是造成文革中假丑恶现象的渊薮。但是在笔者所读到的伤痕文学作品中，为非作歹的主角没有一个是基于理想和信念而作恶的，走上歪路把人往死里整往往都是基于私利和私欲的结果。这些伤痕文学的主角，在其作品的现实生活基础上揭示的其实是“斗私批修”的现实重要性，实际上描写的也是“形左实右”的人，在那里拿着“红色教条”搞“白色恐怖”，以极左的面目进行投机借以谋取私利或者以逞私欲，他们描写的事实与毛泽东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
实际上文革的重灾区就是这些“人尖子”集中的地方，如文化部特别是文联的相互攻讦和揭发，简直是文革的经典，还有大学和科研机构。文革大革命确实是一面“触及人们灵魂”的照妖镜，终于让人们看见人性中的自私、丑恶和卑鄙，这大概是精英们在对文革的恐惧心理之外的另一种最重要的心理感受。梁晓声就公然宣称是“和婊子混了几年”，很显然不容易在他那里寻求到正确答案的问题是“谁才是真正的婊子”。最常见的状态总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宣称自己是受害者。一些新右派人士和伤痕文学作家，就明显具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但是伤痕文学作者最后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谴责理想主义和道德情怀，借以谴责平民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信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倾向于原谅那些基于私利和私欲的恶人，并为他们制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借口---上了意识形态宣传的当，宣称那是在“全知、全能、全在”那样一个上帝的控制之下所做出的违心错失，所有的行为都由另外的责任人负责，跟行动者本人没有关系，或者行动者不需要负主要责任，一些精英主义者甚至进而宣称：原谅所有的人和所有的行为，但是不能原谅那个时代。做一个通俗的比喻就是：因为每年发生许多凶杀案，而且这些案犯多数是使用刀子或者其他钢铁制造的武器作恶的，所以中国精英主义者的一致结论是必须炸毁所有的钢铁厂，并永远禁止生产钢铁，而且因此断定所有的杀人犯都是无辜的，错误和罪责应该由钢铁厂来承担。因而对文革的具体认识分歧显然在于：精英主义者认为要由当时的社会体制或者是领导人来负完全或者主要责任；而对垒的一方则认为当事者个人必须为出于私利和私欲的行为负责，而无论犯下罪责者是否以左的面目出现。
中国精英主义者假定文革的目的，是必然而且自动地实现的，这在现实中是不是可以成立？文革作为一个反对精英主义的运动，是否足以具备现实条件，排除被精英主义者利用以实现其私利私欲？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是否必然一致，换言之，即“路线纲领”与“操作执行”是不是总是能够自动保持一致，这其实也是一个管理是否总是必然达到其效果的问题，一个普遍的经验却是：现实和微观管理总是有改进的余地和必要。对于反对精英主义的宏观道路选择而言，比放任精英主义的道路更加会遭遇精英阶层的反对和破坏，这一切不仅会在宏观层面反映出争执，也必然大量地要在微观管理和政策执行过程中体现出来，而现代国家管理的专业化和体系化特征，使得社会管理不可能不依托精英阶层进行。另外，在微观层面的“操作执行”方面出现问题，有没有就地解决的必要？是不是必然地要归结到宏观战略层面和“道路选择”，并进而要求做出宏观选择的变更，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全部人类历史和现实经验中，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还有没有能够成为够得上一种选择的宏观道路存在？
对于文革中出现的错失，即使在考察政府体制或者执政党所应付责任的过程中，也显然有必要问一个这样的问题：是共产党党纲有方向性错误？还是共产党党员自身素质有问题？如果是共产党党员的问题，显然解决的方式应该学习---改进---批评---提高，或者是更换政策执行者；如果是共产党党纲出错，那么就应该改弦更张。反过来如果是共产党党员有素质问题却无原则地更改方向正确的党纲，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使问题更严重。
五、文革是理想主义者的莽撞实践，还是现实主义者的真诚探索？
非常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从理论和原则出发来发动文革的。
文革不需要乌托邦理想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从中华文化的“合作改变命运”的人生道路出发，或者是基于“竞争改变地位”道路的危险，都能够通向文革。就西方的人生道路而言，在竞争超越对手，在一个规模不同的人群系统中，去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是决定性的。而竞争总是在追求优势地位，一个是相对优势，一个是绝对优势，相对优势通过超越对手以取得，而绝对优势则是通过排除对手获取优势地位的可能。在资源充裕的条件下，追求相对优势是有出路的，反之追求绝对优势则成为第一选择。追求绝对优势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精英阶层通过有组织少数来排斥无组织的多数，或者通过组织程度良好的少数，去排斥组织程度较差的多数。最常见的组织就是政府机构和垄断企业，最常见的“排斥手段”就是政治权力和具有不对称的优势谈判地位。此外一些特殊部门，无疑也是具有这种条件追求并利用优势机会的，如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医生和老师利用各种机会索取好处，已经是世界许多国家最严重的社会公害。
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许多根本问题的远见卓识，并不是什么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或者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结果，恰恰相反，是因为毛泽东非常熟谙“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才富于洞见的。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中华文化（基于农耕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基于游牧生活方式），是对照极为鲜明的两种文化，虽然景色各异，但是门户相通，西方的异端思想就接近于中华文化的“王道思想”（如马克思），而中华文化经过长期流变由“王道”“治道”而“礼教”，礼教就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可以相互观照和对比（都把社会教化作用或者所谓的“合法性问题”放在第一位），由此开辟了一条现代新儒家们的“谋食之道”。因此真正明了中华文化的人士，必定对西方文化不陌生，相反那些贩卖或者依靠玩弄意识形态为生的人，反而在“体制化迷信”的“当局者迷”陷阱里不能自拔，甚至是达到了“溺爱者不明”的地步。
毛泽东的眼光和胸怀，是所有精英主义者都无法比拟的。老毛所看到的东西，是精英主义者拒绝承认的力量和平等对待的大多数。到目前为止，老毛比所有的批评者都要高明。和那些肤浅的道德爱好者和伦理批判家相比，老毛比他们深刻。和那些自己满怀“超英赶美”热望、却同时对别人吃饱饭有意见的精英主义者相比，老毛具有更深厚的道义基础。和那些职业批判家和文人（和学者不同，文人是以文为生的人）相比，老毛不仅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确实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的特征---简单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倒是十分突出。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确实不是西方左派的路线，也不是新右派所攻击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专政，而是中国古圣先贤“复三代之盛”理想的实践。在毛泽东时代，不仅根除了盘踞在农村社会中上千年之久的宗法势力，而且基本从整体上消灭了社会丑恶现象，危害中华民族上百年的大烟毒害被迅速根除，妓女消失，性病也被消灭，并提醒人们要时刻提防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复辟，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的接近于大同理想的“小康社会”。毛泽东本人在晚年把文革说成是他一生中所办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领导建立新中国），毛泽东毕生努力的目标，体现的是中华文化所主张的“合作把握命运”的人生道路，所否定的是西方基于丛林法则的“竞争改变地位”的道路，这才是毛泽东喜欢说起的“两个阶级（阶层也许更合适一些）、两条道路”。
毛泽东虽然自己坚定不移地主张走“合作把握命运”之路，但是他对“竞争改变地位”的道路也非常清楚，至少比那些从西方贩卖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精英主义者要清楚得多，而且也有证据显示毛泽东比西方一些著名的“白人民兵”更加明了竞争的“排斥法则”。
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只知道一味地鼓吹竞争会导致竞相追求相对优势---从而带来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最后带来结果“公平”（假定资源足够，共同富裕倒也不是没有可能实现），而完全忽视或者根本想象不到“追求绝对优势”也必然导致“排斥对手”，从而引发精英主义极端化，而极端化的精英主义必然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极端化的精英主义在追逐利益时，必定要达到其力量所不足以保护的地步，损害别人利益的结果是引发别人的反击，损人利己越多其对立面就会越强大，从而引发强大的对立面的奋起反击导致崩溃，中国历史两千年的治乱循环，就是精英主义极端化直到损害弱势阶层生存利益，最后周期性地引发农民起义的结果，二战中日本和德国的崩溃也是基于同一原因。正是因为十分清晰“竞争”的游戏规则，毛泽东在1936年会见斯诺时，就十分准确地预言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一步步与英美发生矛盾引发太平洋战争，从而最后引发日本的决定性崩溃，而中国的抗战将是一场持久战。与此同时，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直到1940年底才明白日本最终是要南进（而不是北进），从而必然地与美国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底，罗斯福才开始支持陈纳德组建“飞虎队”帮助中国抗日。而此前数年，美国一直给蒋介石政权施加压力，不让中国政府对日宣战，以避免造成美国必须实施“中立法”对交战双方实行禁运，损害美国的商业利益，美国一心要当婊子最后却要蒋介石帮助他们立牌坊---通过不宣战方式使得美国无须对日本适用《中立法》（即禁运）。最后在美国长期供应日本钢铁、棉花等重要战略物资的数年之后，日本终于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努力搬起石头的结果，总算是重重地砸了自己的脚。也正是因为对竞争规则和内涵的深刻把握，毛泽东非常清楚“先生为什么总是打学生”的道理，也非常清楚中华民族（因为人口规模巨大）不可能被接纳成为世界分赃集团的成员，中华民族显然也没有实力和条件把现在的世界中心边缘化同时自己占据世界主导地位，所以中国未来命运是与全人类的绝大多数紧密相连的。那些今天还在巴望着“垄断利润”（即知识经济和所谓高科技高附加值）流三尺长口水的专家教授，仍然不明白第三世界意味着什么，第三世界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不仅不可能对外转嫁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而且还要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垄断利润与中国无缘。这其实就是中国发展为什么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根本原因。
1940年代，是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代，百年的积贫积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列强的分赃对象，中国精英阶层彻底丧失主导民族命运的意志，所以必须依靠底层民众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来改变中国的命运。这在客观上必须要有相当一部分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明知没有报酬和补偿的情况下，进行长期坚苦卓绝的努力，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出水火，这才是毛泽东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里主张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现实依据。中国革命只能是平民革命，而且平民革命也必须成功，这也是中华民族中必须有一部分必须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革命前途的艰难与曲折，而必须为之奋斗和努力的唯一出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真正独立还仍然有待于突破美苏的“雅尔塔安排”（这个突破实际上在1970年代才真正实现），才能取得独立地位；中国独立地位的维护和巩固，都需要一个独立的基本完整工业体系（中国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也是在1970年代才初步建立起来，今天中国的工业技术和经济体系已经被边缘化）作为国防事业的基础；而民生困难的根本解决，也需要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以抵抗频繁的水旱灾害，更需要强有力的工业支持（如化肥、农药等），正因为如此，新中国采取的快速工业化道路和高积累政策，也不是一个自由选定的、可以在许多方案中任意选择的道路，而是具有走投无路的不得已。总而言之，在中国的革命时代，现实要求有一部分人必须做到个人利益为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牺牲，这是为打倒共同的敌人实现革命目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新中国的建设时代，个人利益不能比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更加优先，而只能是在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去把握个人利益，这其实就必然通向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因为个人利益在整体利益的实现过程中无法精确计量与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