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一个有很大风险的行业，特别是在记者说真话、揭真相的时候。《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披露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的关联交易，揭露该公司董事长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这家公司在浙江省遂昌县，于是该县公安局发出对仇子明的全国通缉令。7月29日，遂昌县所在的丽水市公安局在调查之后，责令遂昌县公安局撤销刑拘令。追捕记者的事件在6天之后结束。

但是，这件事不应该结束，也不会结束。它只是一系列类似事件中的一个。2009年3月，一位在上海的河南青年在网上发文，批评家乡的政府违法征地，结果河南警察迅速反应，赶到上海抓捕他。他经历了两地的牢狱之灾。此后，“跨省”成为网络新名词。在南京大爆炸事件中，江苏的官员训斥省电视台记者：“哪个让你直播的？”这句话及其衍生品正在成为网络新词。钳制言论自由是某些官员的工作，因为他们和他们商人的事迹需要谎言来遮盖。

本报记者仇子明受到通缉，因为他揭发了数亿国有资产流失，大约相当于每一位国民损失5毛。名义上，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因此，凯恩股份的行为损害所有国民，他们让当地公安局发布通缉令，不仅仅是为了报复记者，更是为了掩盖他们的黑幕交易。中国重新开办股市以来，各种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在操纵之下，行情大起大落，最终遭受损失的大都是小股民，他们的钱进了操纵者的腰包。股市不是唯一的财富转移中心，房地产等市场也是如此。

通缉记者的事件表现出权力的蛮横，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探讨滥用公权力的危害。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写过一本书《国家兴亡探源》。公司与权力机构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官商一体。他们共同组成了强大的分利集团。因为权力可以轻松地为他们带来别人的财富，占有股民的利益、公民的利益，这些集团失去了创造财富的兴趣，失去了创新的动力。为了保障既得利益，保存既有的权、利分配格局，他们需要保持稳定。因此，分利集团不仅获取不当利益，还必然窒息国家的活力。在研究了多个发达国家之后，奥尔森认为，分利集团的大量存在是国家衰落的充分必要条件。至于欠发达国家，分利集团是百姓持续贫穷的主要原因。

分利集团有两个发展方向。一种在民主制度下，分利集团通过资助、游说，获得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另一种在专制制度下，原来集中的权力分散，落入各级统治者手中，公权力化为私有。无论在哪一种制度中，分利集团都会导致社会的僵化。在权力私有化之后，真正危害现有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人，尽管他们赞美体制，因为他们的利益是通过腐蚀体制才稳定地获取的。批评者反而是制度的维护者，因为他们期待通过批评改善现有状况，使之维持下去。

为了保持活力，一个国家必须具备自我更新、自我净化的能力。失去了代谢能力，有机体必然迅速腐烂。既得利益者需要稳定。与稳定相比，中国更需要变化。缺少公平与正义的稳定必定是压迫的结果。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他们注重“变易”——这是《周易》的主题。只有理性的变化才能避免王朝兴衰的规律，而言论自由是理性变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社会由一个个的个体组成，因此，社会的有效运作依赖个体之间的充分交流与合作。信息流通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信息甚至就是宇宙。近年来有一个很受重视的科学假设：整个宇宙是一个信息系统，物质的本质是信息。因此，信息的自由流动具有普世性。压制言论自由不仅违反人的天性，也在对抗宇宙。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人将失去百万年来的进化成果。人的智慧与愚蠢，差别只在获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国家也是这样。压制言论自由必然制造大量愚民。封闭的头脑不可能有创新，甚至连守旧都不可能做到，国家必然僵化和退化。在中外历史中，我们看到过太多的例证——进步从来不是先天预定的。

幸运的是，言论自由的空间在扩大。因此，真正的学者有可能发出更多的声音，取代喧嚣一时的“砖家”，给我们带来较为准确的信息。在以下这一组文章中，不同领域的学者谈论言论自由的价值，那是他们的亲身体会。其实，每一个领域的正常发展都离不开信息的自由流动。言论自由不是一个空洞的价值。言论自由将带领我们走出蒙昧，创造并维护我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