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子明事件等来一声迟到的道歉，留给人们的思考却并未停止。
尽管被认为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这一事件并不是一个“断片”。在仇子明之前，有朱文娜被进京抓捕，有《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青年报》记者家属被撞车；仇子明之后，有《华夏时报》记者遭袭，有《每日经济新闻》被冲击。或许，今后不可避免地还将有更多类似事件发生。
新闻及新闻从业人员的悲哀就在这里。一面铁肩担道义，为他人、为公众利益奔走呐喊，一面当自己陷入类似陷阱时却又苦于维权无门，于法无依。多年来，由于新闻法的缺位，这个被冠以“无冕之王”称号的群体，其合法权益仅仅依靠位阶相当低的部门规章获得些许保障。
每当此时，我们深切感受到新闻法的必要和重要，然而这部法律多年来千呼万唤却始终不出来。其实，我国宪法早就明确，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但大陆法系的成文法惯例，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出现类似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法案”，因而必须以一部新闻法来依法管理和保障这个行业的正常运行。
事实上，有关新闻法的研究制定早在建国初期就已启动，只是其后几番提及又几番搁置。据称，当时一种重要的意见认为，立了法就要依法办事，自然就束手束脚，而不立法则可便宜行事，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
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设定。没有新闻法，我可以翻开刑法按你个“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也可以照民法通则治你个“诽谤”；没有新闻法，我可以用金钱物质诱使你放弃对真相的追求，也可以让你或你的亲人经历一场撞车惊魂；没有新闻法，我可以要求你这个不准报那个不准报，也可以在你正常采访时当头一声暴喝：哪个让你直播的！……
总之一句话，我就是法，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总有一招可以治你。这在仇子明等诸多媒体事件中不是已经有了很好的体现吗？可以说，新闻一日无法，则仇子明们将一日不得安宁。
而对有些人来说，不立法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我做了上述之种种，你还拿我没办法。我的官照做，我的钱照搂，大不了道个歉嘛，我又不犯法，不可能受到法律制裁。
每念至此，尤觉“无冕之王”的悲哀愈甚。然而，有识之士必须看到，正如对上市公司的舆论监督，当前证券市场的空气多少才得到一些净化。在许多领域，正因为有媒体和媒体人的冲锋陷阵，公众利益也才有了一个看守人，尽管这个看守人自己是如此地弱不禁风。
革命年代，新闻与宣传画上等号，一切服从于革命事业，自然矛盾较少，一团和气，不立新闻法倒也罢了。然而，改革至今，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必须看到，新闻行业的健康发展，包括新闻法在内的传媒管理体制的构建和完善，对改革、对市场经济发展都善莫大焉。
相反，新闻法千呼万唤不出来，其后果已经日益显现。“扣帽子”、“抡棒子”、“捂盖子”一次又一次发生，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遭到破坏，种种不法行为得不到及时监督和纠正，公私利益都受到侵害。社会矛盾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加激化了，民众对于社会的焦虑不是减轻了，而是加深了。
可以说，在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形势下，无论是从民众的要求出发，还是从我们的整个事业发展出发，都对新闻法的出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呼声。
至于新闻立法的技术环节，其实并非不可解决的难题，难就难在总有一些人想当法外的皇帝，总有一些“老子就是王法”的思想盘踞。
改革至今，那么多难题都攻克了，然而改革的阳光至今还照不进新闻法的制定和出台的现实，这不能不说是改革的一大缺失，也是整个社会继续前行的力量的一大缺失。
由是观之，如何遵循宪法精神，结合当前情势，尽快推进新闻法的制定和出台，该到了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