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28日各媒体报道《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警方网上通缉（实为发出刑事拘留决定）以来，短短四五天中关于记者被打、被抓、被喝止、被威胁的新闻多得有点反常，较新的一个事件是相声名角郭德纲手下人8月1日殴打北京电视台记者。在7月28-30日的前三天内，就有三家财经媒体因记者采访而生出是非，有人因此称之为中国的“记者劫”，以至于一种说法再度流行起来，即记者是危险职业，甚至是高危职业。

说记者是高危职业，此言差矣

一个门户网站做了一个专题策划，名叫《记者缘何成为高危职业》，专题的开篇语是：“记者，一个被人们誉为‘无冕之王’的职业，充满了光荣与梦想。他们记录现实，书写历史，用手中笔杆为大众揭开社会一层层黑纱。在这些光环背后，记者职业也是一个‘哪里有风险，哪里就有我’的高危职业，然而，现实却使他们常常陷于尴尬。在非军事职业中，除了矿工最危险的就是记者……”

笔者自然体察到新闻媒体所承载的社会期待和某种爱戴，打内心里感到从事舆论监督的媒体和记者受到舆论的力挺是社会的文明表现和当下的一个进步。但是，如果就人身安全而言，说记者是高危职业，此言差矣。不久前一个关注新闻工作者的外国来宾问我这方面的情形，我说我作为一个前记者和媒体研究者，希望国际上了解，中国记者人身安全状况相当好，至少至今为止的十多年间中，我所听闻的记者因职务行为所导致的绑架、重伤、暗杀致死事件一宗也没有。

我这样说，心里的参照系有三个，一是中国的其他职业群体，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的个人职业生涯，三是世界上的一些同样进入社会转型期国家的记者。以同期的《新京报》为对象，我们可以看到，7月28日以来，除了军人和矿工以外其他职业群体的死亡数字（尽管这种统计不尽科学）：28日，南京化工企业爆炸，至少有几名工人身亡。29日，北京一电信工人下井中毒死亡。29日，纸老虎集团董事长胡忠在北京被扎身亡。30日，长沙一税务大楼被引爆致4名税务人员死亡。31日，山西翼城县矿工宿舍爆炸17人亡。8月1日，北京一工人施工时触电身亡；山东即墨市以职工宿舍被纵火致5名工人死亡。7月31日到8月1日，山东济南有8名环卫工、农民工、其他户外劳动者热死。

这样一对比，多名记者虽然也遭遇险阻和殴打，但是一比较就不难看出还算是轻度和幸运的。而且我相信，有关媒体和记者被社会势力打压的新闻基本上是有闻必录，上述对其他职业群体伤亡情况的报道却一定是不完全的。《新京报》好报道，8月2日，北京一交警被无牌车拖行400米受伤，这样的危险和后果也不是记者常遇到的。

新世纪以来，我所知道的媒体业者被打死事件仅为一宗。当时国内外普遍误认为该人是因公殉职。王克勤等记者的调查表明，该人进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才半个月左右，是典型的打着记者名号去索取企业钱财的案例，结果不幸被施暴致死。我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因职务行为被打成重伤的案例（前几年南方有一记者被剁指，实为个人原因所致）。至于记者受到地方势力打击报复被捕、被判刑的倒是有几宗，包括《南方都市报》在揭露孙志刚事件内幕后被抓的三名高管（其中二人被判刑），以及在揭露运城水利工程弊案后被判处12年监禁的山西记者高勤荣。

再以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为例，他的近十年职业生涯历经艰险。据我所知，他的最危险的经历是在十年前揭露兰州假股市将许多股民骗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有人声称出500万元买他的人头，因此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近年来他又从事了包括出租车业黑幕、河北邢台艾滋病和定州血案、四川地震后灾民状况、湖北巴东邓玉娇事件、山西疫苗乱象等重大事件采访调查，至今可谓毫发未损。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山东临沂被身份不明者打了两拳两脚。

再与转型国家同行相比较。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欧洲国家俄罗斯、拉美国家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以及亚洲国家菲律宾等地，记者才是危险职业，媒体从业者绑架、重伤、暗杀几乎是家常便饭。从1997-2005年，拉美共有106名媒体人殉职，其中高居榜首的哥伦比亚为60人。2000年以来，墨西哥已有60多名媒体人被杀害，年均6人以上；墨西哥现已取代哥伦比亚而成为记者的“坟墓”。2009年11月23日，百余人在菲律宾南部马京达瑙省劫持大批政界人士和记者，46人遇害，其中因多名记者被杀而成为史上记者伤亡最多的惨剧之一。

在我们的邻邦俄罗斯，1992-2006年有63名媒体人死亡：叶利钦时代（1992-1999）为41人（其中21人死于战地采访），普京时代前6年（2000-2006）22人。要命的是，2000年以来俄罗斯没有大的战事发生，却有多名非常有声望的媒体人被暗杀或死因可疑，而且官方永不破案或偶尔编造案情。他们中包括国家杜马议员兼记者、知名记者和私营媒体巨头、“最佳电视记者”、美国籍知名外国杂志俄文版主编，以及享誉世界的女作家兼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她在自家门口电梯中遇害后被国家新闻学会追授为第51位世界新闻自由英雄。而王克勤则因为他的知名度，在各地采访中虽有障碍，人身安全反而受到保护。

中国记者的职业风险表现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记者不存在职业风险。恰恰相反，除了人身安全，中国记者所遭遇的职业困境并不比任何国家少，甚至更多。它们主要表现为各种不良政商利益集团对媒体的拉拢腐蚀和威胁打压，以及媒体内部的腐败—包括政治腐败的两种类型即勾结型腐败和勒索性腐败，而且越演越烈，花样翻新。

新闻媒体和记者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特殊行业和职业，既受体制的管辖（为党政机关的下属单位），又得到社会大众的期许（传播新闻信息和开展舆论监督），还囿于市场法则的制约（靠发行、广告等收入谋生）。社会腐败加剧了媒体腐败，从“红包”、车马费到和媒体自列的广告客户保护名单，再到“有偿不闻”的“封口费”和打着记者与媒体的名义操作的敲诈勒索甚至充当黑吃黑的文字打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媒体的腐败为全球第一。

因此对于记者这个被视为“良心职业”的工作来说，经常意味着两种可能：坚持职业操守和不要底线、寡廉鲜耻，出卖媒体公信力去寻租和被收买，在社会普遍的物欲和生存压力下捞取非正当利益，通过这个一度貌似崇高的职业去迅速致富。前者是艰辛而需要智慧的，但是要克服各种从采访、报道到发稿的各种阻碍和薪酬低下的惆怅才能获得职业光荣，而后者才是记者这个职业的真正危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