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大国，5000年的历史，中国人无不为这世界独一无二的文明而自豪和骄傲，每当讲起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汉唐盛世、康乾盛世的时候，无不眉飞色舞，甚至不禁有些颐指气使起来。可是到了近代，不仅令中国人自豪和骄傲的东西少了，就是历史的本身竟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的确，自打1840年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之后，一场又一场的败仗，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近代的中国简直就是弱者的象征。于是，一部近代历史也就成了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大事年表。当一百年的屈辱历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回眸再望，细心的人就会发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除了外国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这条线索之外，实际上还有一条线索，即冲破封建的羁绊、走向世界不断尝试，也就是利用外资的理论和实践。 这两条线并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是互为因果。我甚至认为，中国在第一条主线上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二条线上的失败，即不开放、没有利用好外资，结果错过了主动走向世界的机会。

一、“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

前面已经谈到，对外开放是利用外资的前提，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的具体化。好象还没有人专门考证过开放一词的起源，也不知汉语中这个词有没有古老的根基。《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它有四个解释，其中第二个与我们这里讲的开放有关，曰“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 对外开放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词汇，有的学者经过考证后指出，“对外开放的概念是邓小平1980年在会见外宾时提出的。他说，现在带来的问题是怎样利用外资，如何对外开放。同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进一步正式使用了对外开放的概念。他说：‘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政策，要总结经验，加以改进。’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概念后，很快为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所采用，对外开放一词由此流传开来。” 外国人将对外开放一词翻译成非常直接、同时也很形象的“开门政策”（“open door” policy） 。

显然，开放是针对“关门”而言的。总体上说，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内向型的，而到了清朝更是实行了闭关自守的政策。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曾生动地说，当时的中国把自己当作“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

平心而论，东方国家中最早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的还不是中国，而是日本。1603年德川家康获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并在江户建立幕府。德川幕府在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统治时期（1623～1650），日本“开始驱逐萄、西等国的商人，除中、荷两国外，禁止外国船只在长崎、平户两地以外停泊。1633年，决定驱逐欧洲人；同时禁止本国人出国，已在国外的不准回国，违者处以死刑。1639年，幕府下达最后的‘锁国令’，禁止与外国贸易，各国商人教士等都被驱逐，只许中、荷两国在长崎通商。日本维持锁国政策二百多年，直到1853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才重新开放。”

中国的“锁国”在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的，比日本的“锁国”稍晚，但从内容上则极为相似。最初是为了防止罗马教皇干涉中国的内政而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即如康熙所谓的“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同时，为了反对东南沿海特别是占据着台湾的明朝残余势力，统一整个国家，清政府还实行了海禁，“寸帆不许下海”。不过，1681年平定了“三潘之乱”和1683年统一了台湾之后，康熙于1684年又宣布开放海禁，允许商民出海。同时，清政府还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四个监督管理对外贸易的关口，即粤海（广州）、闽海（漳州）、浙海（宁波）和江海（云台山，在连云港附近）四关，加上陆路的恰克图，共有五处与外国通商的口岸。到了乾隆年间，一方面由于国内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另一方面由于外国殖民者在沿海地区的骚扰不断加剧，清政府遂于1757年关闭了闽海、浙海和江海三关，只留粤海一关作对外贸易的唯一海关口岸。“就是这个一口，还给以种种限制，如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清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馆中，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或为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妇女不得前来广州等。”

从根本上说，闭关自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保守性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映。虽然在何时为中国封建社会开端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最长，却是一个事实。若以范文澜提出的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就进入了封建时代的话，那么到1840年为止，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800多年。 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封建国家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有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 以农业为经济基础。“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自春秋战国始，逐渐形成以小农

经营为主体的单一农业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中，由于农业本身生产最必要的生活产品，较长的农业生产周期又为农民提供了大量闲暇从事家庭事业和手工业，其结果造成千万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以此经济为基础，中国完全可以在对外封闭的情况下解决自我生存问题。” 这种经济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一是重农抑商。“社会视工商为末业，国内有限的市场和贸易不能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上冲开缺口，反只成了千古不变的社会体制的补充；与外部的朝贡贸易关系只是为了天朝恩威而不是追求利润，只有政治意义而无多大经济价值，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并没有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由内向型变为外向型。”

二是重陆抑海。对此，有的学者是写道，“周初姜尚受封于营丘滨海处，春秋时齐国依海而立，但姜尚与管仲只不过将海洋视为‘通鱼盐’的处所而已，对于发展海运绝无考虑。中国古代的城市虽然发端甚早，但主要建筑在山地、丘陵与平原，海岸型的城市（如泉州等）直到汉唐才出现，而且久未发展充分。在文人骚客的笔下，有关大海的吟咏，大致不出‘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的范围，视大海为神秘莫测之乡。他们全力描写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刃山’的内陆壮观景象。”

三是重守抑攻。小到那无数的城墙、城郭、城隍，大的到那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无不为了防卫而修造的。东南西北，中国人都不曾越雷池一步。中国离太平洋西岸不过千里之遥，却不曾有自己的出洋基地；相反，远在万里之外的俄罗斯却从欧亚大陆的西端一直扩张到东端，将原本是中国的大片领土划为已有。当然，这样讲绝不意味着对俄罗斯强盗行径的褒奖，而只为中国失去了向外开拓机会而感到遗憾。

第二， 以专制为政治基础。自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近4000年。从政治学上说，所谓君主制(monarchy)，指的是与共和制(republicanism)相对的一种政体形式，即由个人掌握最高国家权力，其特点是世袭制和终身制。君主制又分为三种类型，即等级君主制、君主专制制和君主立宪制。前一种君主制盛行于13～16世纪的西欧，后一种存在于现代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数千年来，中国实行的是与前面讲的两种都不一样的君主专制制。在这种体制下，君主掌握着无限的权力，他个人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所有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一方面依靠君权神授这个统治人们的精神枷锁（在中国君主也就是皇帝）自称为“天子”；另一方面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对反抗者进行残酷的镇压。所以，政治(politics)一词在古代中国绝没有“古希腊的城邦中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种种公共生活的总和” 之内涵，而是君主对人民的统治，是人民对君主的服从。康熙说的一段话对此是最好的佐证，“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

第三， 以自大为心理基础。《史记·西南夷列传》有“夜郎自大”之记载，说的是在汉

朝西南各邻国中，夜郎国（即今天的贵州西部）最大。有一次，夜郎国的国君问汉朝的使臣，“你们汉朝大，还是我们夜郎国大？”后来在汉语中，这则故事成了形容或嘲笑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的一个成语。其实，比起其它国家来，封建社会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自古以来，中国人一始终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其它民族全都是些未曾开化的生番，把东边称为夷，西边的称为戎，南边的称为蛮，北边的称为狄，全都带有贬低蔑视之意。清朝宣布闭关时，冠冕堂皇的借口是自己“物产丰盛，无所不有，不需借外国货物以通有无”。

在夜郎自大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792年。为了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开展通商往来，英国政府借乾隆皇帝83岁生日之际，派马嘎尔尼率700多人的外交使团来华。清政府认定这是英国要臣服于已，是向大清帝国朝贡来的，他们带来的丰厚礼物不过是贡品，于是要求英使团向乾隆行三跪九叩之礼。马嘎尔尼等不肯，乾隆还特地让负责接待的大臣开导他，其意思是这样的：“凡是四方藩封之国，前来天朝进贡和观光者，不但陪臣必须向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使是该国的国王亲自来朝，也必须躬行此礼。尔自应遵守天朝法度，如果是因为尔国有用布带扎腿的习俗，不便跪拜，那何妨在叩见时暂时把布带解开，等觐见之后再把布带扎上，也属甚便。如尔等拘泥本俗，不行此礼，那就不能表示尔国王遣派尔等航海远来归顺的诚意，不仅各藩国使臣会讥笑尔等不懂天朝礼仪，恐怕我朝官员也不会允许。” 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建交和通商自然都谈不上，马嘎尔尼们两手空空悻悻而归，而乾隆们仍旧做着夜郎大国之美梦。

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马克思说，“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存在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这样一种封闭保守的封建专制社会虽然也曾创造出一些领先于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最终还是阻碍了中国的主动地开放、主动地走向世界和主动地融入现代化大潮之中。对于什么是现代化，中外学者们各有各的解释。中国著名的现代化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提出，所谓现代化(modernization)，“指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推动力，引起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 从内容上看，现代化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一是经济生活的工业化，即社会经济由以农业为主转变到以工业为主；二是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即人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化、行政管理的法制化；三是精神生活的世俗化，如普及教育、提高识字率等等。

然而，现代化的这三方面内容恰恰受制于上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特点，因为前者所需要的前提是开放性，而后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则是封闭性。正因为封闭，中国古代的科学进步、商业往来乃至封建社会中所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均属臣服于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婢女”，不可能冲出封建专制的“围城”，所以也就不可能走出一条英国、法国那样的“先天内发型”现代化之路，即靠自身内部工商业的发展而走上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对此，有的学者深刻地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借助于14世纪以后的科学革命的威力而最终在18、19世纪把西方文明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工业时代；在中国，自14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停滞却使得孕育已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从获得巨大的活力，以致始终处于‘萌芽’状态，而不能构成一般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强大力量。”

不仅如此，由于极端封闭的社会结构，中国甚至没能走上日本那样的“后天外发型”的现代化之路。前文讲到，日本闭关锁国比中国还早，直到1853年7月才被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司令官佩里率领的舰队撞开，史称“佩里叩关”。此后的日本一度也陷入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境地。不过，一方面由于“兰学”，也就是了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学习、研究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等等，即使在闭关锁国期间也没有中断过；另一方面极端保守的德川幕府统治结束之后，明治政府于1868年实行了维新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于是，日本由被动变主动，在保持自己的基本道德水准的同时，借助于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有名的“东洋道德西洋艺”的发展模式。

腐朽、没落处于“衰世”但自我感觉又十分不错的大清帝国被西方国家连拖带拉、连打带压走上了另外一种“后天外发型”的现代化之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怪谁呢？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的康乾朝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二、 丧权辱国的被迫开放

讲到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要明确，本书不是在为资本主义唱赞歌，但是，从社会发

展史角度必然承认，资本主义无论在哪方面比起封建社会都是进步的。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充分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封建社会而言的进步意义。

具体说，第一，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第二，它冲破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

第三，它建立了世界经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所以，每当回首充满屈辱的近代中国历史的时候，除了谴责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之外，恐怕更要反思、谴责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保守。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国家与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国家抗争，如果不失败那才怪了呢。 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讲这番话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谴责资本主义，相反是赞扬它。也正因如此，“西方文明既然同鸦片和大炮一起进入中国的，它到底是毒品还是营养品，是具有先进性还是具有侵略性，在中国一直争论不休。这种争论进行了一个世纪，一直到20世纪末还没有结束。”

我认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悲剧既在于外国列强的侵略，同时也于孱弱的中国没有走出去。尽管心里是苦涩的、心酸的、屈辱的，我们终究不得不承认，是外国列强打开了中国的紧闭的大门，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法国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白吉尔在其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一书中说，“中国迫于西方压力而实行的开放政策，具有相当的开创意义。虽然中国有时奉行的是与开放相抵触的政策，但正是这种与开放相关联的发展，使中国到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到20世纪初期，逐渐产生了某些现代意识。” 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大体上是认同白吉尔的这种观点的。

中国紧闭的大门是在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国使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的。以后，随着外国列强侵入的不断加强，中国的开放“力度”也不断地加大，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危机更不断地加深。为什么会出现外国的侵略与中国的开放成正比，而中国的开放与它的发展又成反比呢？根本原因就是这种开放是消极被动的，是以丧权辱国作为基本代价的。在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碰撞过程中，一方面腐朽、没落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并没有在战火中彻底死亡，而是以卑躬屈膝、割地赔款来换得苟延残喘；另一方面新生、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始终没有能确立起来，而是在内部封建制度和外部列强的内打外压之下奄奄一息地挣扎着。古老的中国没有成为一只涅磐的“火凤凰”，相反成为一头昏睡不醒、任人宰割而麻木不仁的“狮子”。

无论列强的入侵，还是中国的被动开放、丧权辱国和民族危机，都集中地反映在一个又一个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上面。一本书的编者这样写道，“对于炎黄子孙来说，1842年8月29日是一个极其屈辱、苦痛的日子，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国耻日。这一天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列强套在中华民族脖子上的第一条锁链。它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了一百零七年之久。此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据统计，清政府统治时期签订了五百多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签订三百多个，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签订二百多个，总计签订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那些条约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国攫取了侵略利益，具有不平等性质。” 今天回过头看，其实，生机勃勃的强者与腐朽没落的弱者之间是绝不可能有什么“平等”的条约。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是一个非常残忍、但又无法更改的规律。当时对清政府来说，“闭关者难保国门，最后仍然是开放，不过是被动的、屈辱的开放。”

因此，这些条约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划为相互联系着的两方面，“丧权辱国”和“被迫开放”。

就第一方面内容而言，主要包括割地、赔款、出让主权等等。所谓割地，就是将中国的领土暂时地或永久地划归外国。“自《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政府后，中国的领土逐渐被各列强蚕食鲸吞。葡萄牙强占澳门，日本割得让湾和澎湖列岛，英、俄、法、德等国也分别租占了九龙和威海卫、旅顺和大连、广州湾、胶州湾等等。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共吞并中国领土达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此外，各列强还先后在上海、厦门、广州、福州、天津、汉口、重庆、杭州、苏州等十六个以上的通商口岸设立租界三十余处，形成‘国中之国’”。 所谓赔款，就是各国列强以战争为手段对中国进行的敲诈勒索。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比较大的对外赔款主要有八次。《南京条约》定中国赔款的数额为2100万两银元，《北京条约》定为1670万两银元，《天津条约》定为67万两，《伊犁条约》定为900万卢布（折合白银3000万两），《马关条约》定为2亿3千万两，《辛丑条约》定为4亿5千万两，本息共付9.8亿两，《拉萨条约》定为50万英镑，《烟台条约》定为20万两。“以上总计为19亿5千3百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1901年全国工矿总资额的82倍。” 所谓出让主权，就是各国列强在中国攫取的某些特权，如外国公使干涉中国内政、领事裁判权和中国海关实际上由外国人控制等。

就第二方面内容而言，最典型的是开放通商口岸。马嘎尔尼来华时就曾提出中国开放天津、宁波和舟山等口岸的要求，以后英国又多次派使团来华交涉，希望打开中国大门扩大贸易往来，但均被清政府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能有无”为由而拒绝。 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列强在以武力为后遁同清政府签订的各主要条约中，都把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作为首要的条款。先是迫使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以后又迫使中国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汉口、九江、烟台、天津、重庆等一大批沿海和内地沿江城市为商埠。到1911年，中国被迫开放的城市已经达到82个。另外，从1898年到1924年，为了进行正常贸易和避免更多的利益损失，中国又主动开辟商埠32处。在这些开放的口岸，各国商人可以自由地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而不受清政府的任何限制。在这些开放的口岸，各国列强在向中国输入商品的同时，还输入资本，开矿办厂，设立学校，同时也享有种种特权。

对于中国的被迫开放，许多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籍比较强调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政治侵略、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 在情感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是，如果从中国现代化角度考虑问题，就不能不承认即使是被动的开放也有两重意义，其中积极的方面可能更大一些。对此，一本书是这样写的，“明清以来，封建王朝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终究被资本主义的大炮轰开了国门，开始是被动的，后来是比较自觉地卷进了世界市场的漩涡。我们在谴责资本主义列强肮脏交易的同时，又清醒地看到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人类社会自大工业产生和发展之后，先前分散的孤立的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逐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性的经济整体所取代。” 另一本名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的书，列举了360个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还是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西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

中国近代利用外资的理论与实践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

三、 一脉相承的利用外资思想

一位专门研究近代中国利用外资的学者在其专著中写道，“近代利用外资思想是指中国

近代人物提出的引进和利用外资的一系列主张和观点。它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近代利用外资思想萌芽于19世纪中叶，形成于洋务运动，发展于甲午战后，完善于20世纪30年代，补充于清末、北洋和国民政府时期，长达数十年之久，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这样概括是否科学和准确可以不去讨论，但它完全可以说明近代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一脉相承的利用外资思想。

走出封闭、了解世界是利用外资的基本前提，而最初这样做的主要是一些站在抵御外国侵略前沿的人，其中林则徐最具代表性。1839年受命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刚到广州时也和号称“天朝”的清政府所有高级官员一样对世界并不了解。然而与那些迂腐的士大夫又不同的是，林则徐现实地意识到，要彻底查禁鸦片、阻止外国对中国的侵害，就必须要真正地了解别人，因此主张“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事例就是林则徐组织人翻译并亲自审编了《四洲志》。此书是根据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的。该书作者慕瑞在书中介绍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四洲志》成为中国认识世界的第一个窗口，林则徐也因此成了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就是在这过程中，通过了解，林则徐认识到西方国家不仅仅是侵略者，而且还是先进科学技术的掌握者。因此，他主张在抵御外国侵略的同时，还要与其交往，要区别对待西方的商人，需要孤立和打击的只是那些贩运鸦片的不法商人。更为重要的，林则徐在中国最早提出了“师夷”，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思想，“以通商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非浅鲜矣。” 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正常贸易往来，然后利用从正常贸易往来中的赢利和从西方学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中国的坚船利炮，增加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实力。

将林则徐这些想法说得更加明白的人，是鸦片战争期间任两江总督裕谦幕僚的魏源。据说1841年夏天，林则徐在赴戍途中在京口（即现在的镇江）会见了魏源，两人志同道合甚是投缘，同睡一室彻夜长谈。临行前，林则徐将有关《四洲志》的所有资料都留给了魏源，嘱托他将其扩展为《海国图志》以全面地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基本情况。魏源不敢怠慢，很快就在次年冬天将《四洲志》扩编成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46～1847年和1852年又分别增至60卷本和100卷本，进一步开阔了林则徐打开的中国认识世界的窗口。与此同时，魏源还进一发展了林则徐的“师夷”思想，明确提出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是“为师夷长技而制夷”。在“师夷”的具体做法上，魏源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工业技术，自己办工厂但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生产出中国的“坚船利炮”；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利用外国先进的技术、机器设备甚至“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来生产民用产品，“凡有益于民者，皆可由此造之”。这样一来，魏源就改变了过去把外国的产品看作“无用之物”，把外国的先进技术视为“败坏风俗人心”的“奇技淫巧”的迂腐和保守思想，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夷者，外夷制之”。

承认外国的物品和技术都先进于己并有志于学习则是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和使中国由此走向世界的基本前提。如果把林则徐和魏源“师夷长技”的主张比作春风，虽然沁人心脾，却不足以将昏睡已久的中国人唤醒的话，然而，接连两场的鸦片战争的失败则如同狂风暴雨把更多的中国人浇醒了，促使他们瞪大眼睛向外部世界张望，开始琢磨别人为什么如此强大，自己怎样也能强大起来。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恭亲王奕欣、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左宗棠、两广总督张之洞等。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及其发端的洋务运动大概是最有争议的。过去从阶级斗争角度进行研究的人，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大体持否定态度。如一本辞书是这样解释洋务派的：“清末买办封建官僚统治集团。1860年（咸丰十年）后，清政府中央以奕欣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主张依靠外国援助开办近代军事工业，镇压人民反抗，保持封建统治。被称为洋务派。”与此相适应，在解释洋务运动时，持这种观点的人都认定它是以失败而告终。 今天从现代化角度进行分析的人，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大都持肯定的态度。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洋务派力求用自觉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自强，并以此阻止西方列强的咄咄进逼。顽固派抱残守缺，一厢情愿欲以封建主义来打败资本主义，以伦理道德来回击坚船利炮。两者之间的分歧已非传统的内圣、外王之辩……范围，而是包含着现代化动力因素与障碍因素的矛盾斗争。”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格局来观看洋务运动，它理应承担的历史任务是在中国前现代化社会中引入并聚合现代性因素，实现现代化的最初启动，至于启动后发展则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应该承认，洋务运动大体上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我在这里对洋务派的功过是非不做详细的评价，但基本上同意第二种看法，并且在此基础之上重点介绍一下他们利用外资的思想。从总体上说，洋务派比顽固的保守派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因此都致力于学习、利用西方先进的东西来尽快地使中国也步入现代化的行列，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资夷力”、“师夷智”等主张。具体到每个人，奕欣说，“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曾国藩认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李鸿章提出“我们要驭外之术，只有力图自治，修改阐明从前最好的制度，不使它有名无实；而对于外人所长，亦不分彼此，不设障碍而把自己置于绝境，这就是道器兼职备”， 这也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不过，在洋务派当中，最明确地提出利用外资的具体主张的当属张之洞。他不仅提出利用外资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做法设想。除了向外国借款、建铁厂、修铁路之外，张之洞还提出中国与外国合资开办矿业，认为“华商既无百万巨资”，“又无数十年之矿学”，所以“莫诺议与洋商合办”。“采矿招洋股”实际上也就是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对于这样做的好处，张之洞认为，既可以弥补中国建设资金不足的缺陷，又可以防止外国掠夺中国的资源，一举两得。当然，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基本前提必须是保护“华民之计，中国之权”。

除了上述这些“大”洋务派以外，还有一些“中、小”洋务派更详细地阐述了利用外资的思想，并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比如，被称为洋务派思想家的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出国留学返乡后入李鸿章幕僚帮办洋务的马建忠系统地论述了学习西方与利用外资、利用外资与增强国力、抵御外国侵略之间的有机联系。1879年他在《铁道论》、《借债以开铁道说》等文章里“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利用外资发展资本主义的系统理论”；当时在台湾任巡抚的刘铭传则提出“借债修路”、“利用侨资”、“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等一系列具体利用外资的方式。

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的维新派在积极推动变法的同时，也大力提倡利用外资。康有为把利用外资作为变法的一项具体措施。面对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梁启超、郑观应等人更是提出，中国抵御外侮的唯一出路就是发愤自强，而自强则必须发展工业。由于“我国之土地劳力皆居优胜，惟苦乏资本”，而且“事属创办，非洋工程师有股不能洁已认真，亦非洋商有股不能招徕生意”，所以，他们主张搞“华洋合股”，也就是发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此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利用外商开拓市场。至于利用外资应当遵循的原则，维新派提出一要“以最小之劳费得最大之效果”，即讲究经济效益，二要“主权操之在我”，即维护国家主权。所有这些在梁启超写的《外资输入问题》、《借债平议》、《利用外资与消费外资之辩》等文章中得到充分地论述。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以后，利用外资的思想在力主“实业救国”的大实业家张骞和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等人身上达到了顶峰，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张骞在1913年撰写的《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在前人已经有的利用外资思想的基础之上，他们进一步详细地提出了利用外资的原则、目的和方式，从而使“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思想更加系统化、具体化。关于利用外资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当时尚处于手工业生产阶段，其水平与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远。要改变这种状况，单靠中国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于外资大规模地开发中国的资源，全面振兴中国的实业，特别是矿山、铁路等交通能源部门。关于利用外资的具体方式，除了向外国“直接交涉借款”之外，他们的主张一是“招股修路，华洋办公司”，即创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二是主张外商独资办企业，“外人输工商事业，乃定一定之限，届期由我收赎”；三是由外商承包工程，比如修筑铁路，“凡有资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四十年后收归国有”；五是引进侨资，欢迎海外华侨“热心回国经营实业”，“为宗邦效力”。关于利用外资应当遵循的原则，他们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四条，一是维护主权，“惟发展之权，操之我手则存，操之人手则亡”；二是平等互利，中外合作者必须“遵正当途径”，“履行义务”；三是发展生产，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必须用于生产项目上，改造国内落后的手工生产；四是掌握先进技术。在对外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只有遵循这些原则，中国才不至于吃亏，才能“驰骋于今日世界之场”。

近代中主张利用外资的人肯定不止上述这些，但是，他们无疑是不同时期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上面所讲述的也未必包括了他们全部的利用外资思想，但是，这些无疑是他们利用外资思想中的最精华部分。综合起来，我们不难看出，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中国必须开放，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来发展民族工业这种思想，是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全面。所有这些都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积极意义。

不过，我们还应认识到，近代中国虽然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利用外资思想，但是它始终没有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会这样呢？传统的观点强调的是所谓这些人自身的阶级局限，即要么站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立场上，要么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如此等等。我虽然对此不敢妄加评论，但总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只有少数先进的中国人主张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并为此而奔走呼号；而主要的当政者对此却不以为然，甚至不容并斥之为异端邪说，广大的人民群众又麻木不仁，对此不理解。总之，对外开放、利用外资这种本应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实际上只是一股“支流”，只能附于正统的专制保守思想旁边并尽力与之抗争着。

四、 作用有限的利用外资实践

尽管是一股“支流”，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思想在其所能波及的范围之内都有不同程度

上的“物化”，这就是中国近代利用外资的实践，而这种实践所表明的恰恰就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然，相对来说，利用外资的实践落后于利用外资的思想，直接利用外资的实践落后于间接利用外资的实践。在近代中国，利用外资的最早实践是洋务派向外国贷款，也就是从间接利用外资开始的。

根据中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洋务派举借外债的目的、规模和结果在不同的时期都不一样。 19世纪60年代开始对外借款的时候，洋务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比如，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三次借外债以购买外国的军事装备；为了镇压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起义，左宗棠两次借外债作为“西征”的军需开支。这时期借款的总量大约在400万两白银左右，主要来自于英美等国的商贸洋行。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的“内忧”有所缓和，但“外患”的压力增大。面对着沙皇俄国在西北地区的威胁和法日等国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威胁，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对外借款的主要目的开始转为对外防御。比如，为了阻止日本对台湾的侵略和扩张，清政府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为了抵抗和征讨沙俄支持的侵入中国新疆地区的阿古柏匪帮，左宗棠先后四次向外国银行借款达1375万两；为了广东海上防御需要，张之洞等人在中法战争前后多次向汇丰银行借款500多万两。到了19世纪80年代，出于这种目的的对外借款共13笔总量达到2135万两。真正为了振兴实业（包括建立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而对外借款，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但主要发生在80～90年代。借款者主要是洋务企业，如招商轮船局、湖北织布局、开平煤矿、平度煤矿、石门煤矿、湖北铁政局、上海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等等。此外还有洋务派为了修建铁路而举借的外债。债主是英德等国的银行，其中最大的债主是英国的汇丰银行。这样的借款前后大约有15笔左右，总金额为690余万两。“总的说来，在洋务运动时期即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举借外债40笔左右，共计约3200万左右。”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张之洞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清政府对外借款高达36000多万两。这些借款主要用发展近代工业，其中两个最大的借款项目，一是铁路借款33000万两，二是汉冶萍借款2000余万两。

修建铁路是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一环。自从英国于1825年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即斯托克顿到达伦敦铁路之后，欧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都陆续开始大规模的铁路建设。19世纪60～70年代英国人曾两次想在中国修建铁路，一次是1865年在北京皇城前建了一条半公里多长的铁路，另一次是1876年建造在上海至吴淞口之间的铁路，结果都被清政府强行拆掉。然而，许多有眼力的中国人都意识到了铁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因此力主修建。如，李鸿章就认为，“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比犹居中古以后而摒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 在他的力主并支持下，英国人金达为总工程师指导修建的全长9.7公里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正式通车。不过，由保守派上奏说机车的声响会震坏清东陵而冒出的黑烟有伤庄稼，清王朝决定用骡马拖带列车行驶。这种用中世纪与现代“联袂”的滑稽闹剧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落后的东西毕竟阻挡不住先进的东西。此后不久，修建铁路就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方面。1886年李鸿章将唐胥铁路延到大沽口和天津，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与此同时，各地掀起了筑路高潮。不过，修建铁路需要大量的资金，指望腐朽的清政府拨款根本没有可能，于是就出现了“借债修路”。甲午战争以后到19世纪末，“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一时期共借用外债10笔，分别用于津芦铁路、芦汉铁路以及关内外铁路建设，”总计5000多万两。“从1900年到1911年，清政府举借用于铁路的外债27笔，其中有数笔由于种种原因而未借成。尽管如此，但这一阶段的铁路借款仍高达21笔，总计为2亿8千余两……这些外债主要用于粤汉、正太、沪宁、汴洛、道清、京汉、广九、津浦、沪杭甬、新奉、吉长、川汉等铁路建筑或赎回的经费。”

汉冶萍借款指的汉冶萍煤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向德、英、日等国举借的外债。这个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远东都是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以大规模举借外债而闻名于世，从1898年到1911年向英、德、日、俄等国共举借外债达2980余万两，其中以借自日本的债款为最多，计达1940余万两，占借款总额65%。到1930年，它的外债总额达5800多万，约合4200多万美元。其具体过程及详细情况这里就不多说了。

辛亥革命胜利后到1927年，“北洋统治的16年间，共举借2.3亿余银元的铁路外债，年均举借1400万余银元，其中最多时年借5000万余银元，最少时年借270万余银元。然而，尽管举借了这么多的铁路借款，新筑的铁路却不多。从国内情况看，这是因为北洋政府将不少铁路借款挪作他用。”

1927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这个时期国际和国内、政治和经济情况都比较复杂，特别是随着日本加紧对华侵略造成的中华民族苦难的加深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变幻不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之前、期间和之后举借外债的数额和目的以及债权国都有很大的差别。但就总体而言，“国民党统治初期，一方面戒惩于北洋时期滥借外债的祸害，对借用外债曾一度持有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因北洋时期大借外债无力偿还而使中国债信低下，一时难以借到外债。于是，采取‘整理旧债，恢复债信’的政策，为其日后推行‘建设必求助外资’的方针作了准备。从1933年起至抗日战争发生时，外债呈现日益增加的趋势。其中用于内战，巩固其统治的政治军事债额占居很大比重，而用于实业的外债所占比重并不大……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所举的外债多服务于抗战事业，尤其表现了军事的意义……至于抗战之后，因内战发生而使期间的外债更高达50多亿美元，多为军事性借款。”

以上就是近代中国间接利用外资的基本情况，“如果将近代中国成立的所有外债加在一起，据估计有659笔，共计62亿多银元。其中真正的实业性借款在25%左右。”

对中国走向现代化影响比较大的还是直接利用外资，即举办各种各样的外商投资企业或曰涉外企业。

严格意义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但此前在通商的五口已出现外国人经营小型的现代企业15家。从归属上看，英国人的有11家，美国人的有3家，葡萄牙人的有1家。从行业上看，船舶修理最多，共8家，印刷所3家，机械制造2家，食品制造1家，报刊出版1家。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外一些商人开始在轮船航运、棉纺和缫丝等行业进行合伙经营，于是先后出现了诸如美商花马太与华商李振玉共办的清美洋行、华美商人在广州合办的厚益纱厂之类的早期中外合资企业。又过了10年，一些这样的企业纷纷公开打出了“合资”或“合办”的旗号，如1872年成立的华利银行、1877年中德商人合办的烟台行丝局等等，类似的企业在上海的棉织、船舶、银行等行业还有一些。只是由于李鸿章等洋务派坚持“借洋债以兴大利”，反对“招洋股”举办合资企业，这时的中外合资企业不仅处于“不合法”的状态，因而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

外国在中国投资办厂完全“合法化”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根据“利益均沾”的“最惠国待遇”，其它西方国家也都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同等特权。于是，先是在各通商口岸以后又在内地沿江城市出现了许多中外合资经营的火柴厂、缫丝厂、轮船公司、玻璃厂、煤矿、煤油公司。一方面是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自己的实业，清政府于1888年颁布了《矿务铁路公共章程》，规定中外可以合办矿山铁路，以后又在1902年、1904年和1908年多次颁布“华洋合办”铁路和矿山的规章，在各行业对外商都“开了禁”。此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便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据统计，1895～1913年外商在华投资的厂矿企业共136家，其中英国37家、日本49家、俄国17家、德国12家、美国8家、法国6家、其它国家共有7家。从行业上看，这136家外商投资企业中矿冶32家，食品39家、水电19家，纺织16家，机器制造7家，其它行业29家；从地域分布上看，江苏44家，奉天38家，吉林15家，直隶13家，湖北10家，山东6家，其它地区10家。

辛亥革命以后，外商投资企业不仅数量大大地增多了，而且合作的主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由最初的中外私人资本的结合发展到了外商与中国的官僚相结合，一些大的合资企业都是由中国官僚资本与外商合营。“据历史记载，在45个主要的北洋军阀官僚中有37人与外资结合，举办合资企业。其中，至少25人与日资相结合，23人与英美资本有关系。”比如，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同日商合办三兴煤矿公司、埠阜宁造纸公司、中日实业公司、满州铁路株式会社，段祺瑞、黎元洪等人与日商合办的中华汇丰银行、中东海林采木公司，冯国璋、黎元洪与美商合办的中华懋业银行，黎元洪、齐跃珊等人同美商合办的中美国实业公司等等。 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相结合，是中国近代直接利用外资的一个特点。

国民党统治时期，受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直接利用外资没有太大的发展。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全力向中国扩张，其中在经济方面就大办中日合资企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方面以“收买”为名，大肆吞并原来的中日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份或其它国家的股份，如唐山的华新、上海的振华、同昌、天津的宝成第三、裕元、华新等纱厂就是被日本企业以这些方式兼并的；另一方面又与汉奸傀儡举办“合资企业”，或者强迫华人创办为其侵略中国服务的“合资企业”。用“合资”或者“独资”的方式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并且作为掠夺中国资源、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是近代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另一个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对近代中国直接利用外资情况做一下总体概括。 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分布在被迫开放和被列强瓜分的地区，如东北的沈阳、营口、本溪，华北的天津、烟台、河北，华中的上海、湖北、江西、安微，华南的广东、台湾等地。此外，西南的四川、云南，西北的西安、兰州等地也有少量外商投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中外商人合办的规模和投资总额都是比较小的企业，主要分布在纺织、食品、制革等轻工行业；而中国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合办的投资总额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铁路、煤矿、电气、航空等交通能源重工行业。在经营方式上，有的企业是中方出资本，外方进行管理；有的企业是中方出资，外方提供技术人员和机器设备；还有一些是外商自己投资经营的独资企业。

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呢？

首先，应当充分肯定外资的积极意义。“近代工厂矿山的建立首先从外国资本投资开始，外国资本开始在中国创办工厂的主要行业有：船舶修造业、缫丝业。后来又在中国兴办制茶、制糖、制革、食品加工、制药、印刷、卷烟、以及一些公益性事业：电灯厂、水厂、煤气厂。在上述行业中，大都引进了西方当时的新技术，对中国生产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世界上现代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机器设备、管理经验等等，大都是伴随着外资而进入中国的。与此同时，外资进入中国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的“后天外发型”现代化的轨迹。“外国资本的投资和经济扩张，固然出于帝国主义列强无厌的贪婪，但这些经济活动却又逻辑地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动力……由外国资本投资兴建的巨型船坞、发电厂以及面粉、榨油、碾米、卷烟、纺织等各类工厂，本身就是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有机构成，它们与中国人自己兴办的工矿企业一起，构成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恢宏场景。对于以小生产的传统社会而言，其破坏力是无言而喻的。”

其次，必须指出外资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之所以如此，是由半封建半殖地社会性质决定的。一方面，近代中国一半是封建的，即资本主义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没有能够战胜封建主义，对外开放弱于封闭保守。由于利用外资的思想只是依附于专制保守“主流”身上的一股涓涓细流，所以，统治阶级所能认可的利用外资的实践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已经十分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而不能将利用外资真正作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另一半是殖民地的，即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是被迫的，是不平等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中国利用外资，不如说是外资利用中国。恃强凌弱的“外资”又怎么能成为中国“富国”、“强兵”的工具呢！

总之，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100年，正是西方国家完成两次工业革命的

时候。在不得已被动开放、“非主流”的利用外资思想、领土和主权都不完整的社会这种大背景下，外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作用，但更多的成了外国列强在经济和政治上控制中国的手段。这样一来，中国没有能搭上现代化的头“两班车”，也就是没有跟上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步伐，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最初潮流当中去。中国没有能像日本那样，在大门被外国列强打开之后，自己能主动变革，在明治维新后用了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了200年才走完的现代化之路，相反，变得不伦不类起来。正如鲁迅先生在《热风·五十四》中写的那样，“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