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一方面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问题，积极推进农村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却在不断加重，农民对现代化并不感兴趣，甚至抵触和抗拒，以至于到新世纪初，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税费改革。
农民对现代化的抵触和抗拒，是否意味着农民的愚昧和无知？否！与其他人一样，农民对现代化是由衷地欢迎的；问题是农村的现代化同时意味着农民要尽可能多的买单。而对于脆弱的小农来说，实在是难以支撑得起一个成本日益提高的农村现代化体系。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最基本的方面却没有太大改变，这就是有限的耕地和主要使用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农业的剩余始终是有限的。由此便会产生有限的农业剩余与无限的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上世纪50年代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的基本考虑之一，就是能为工业化最大限度地向农村汲取资源提供最为有效的组织便利。这就是“一平二调”和“先交公粮，再交余粮，最后才是自己的口粮”的农村分配体制。只是政府通过这一体制拿得太多，农民的积极性都跑到收获属于自己的“三分自留地”那里去了，才有了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说到底，人民公社体制的坍塌实是脆弱的小农难以持久地为不断扩张的工业化体系买单。
尽管如此，毕竟中国还是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也因此喘了一口气。但大规模的现代化又很快将农民卷进一个新的买单过程中。这一时期，看起来农民为整个现代化作出的直接贡献愈来愈少，但小农却在为一个庞大的农村现代化买单，而农村的现代化却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总不能将农村圈在现代化的城市之外，隔绝起来吧！只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体系有两大特点：其一，它是依靠外部行政力量强力推进的；其二，它需要农民自己为现代化支付成本。而实行分户经营的农民更加脆弱，其产出仍然有限，实在是难以支付愈来愈高昂的农村现代化的成本。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普适性、标准化。以此衡量，农村距现代化最远，对此必须按照现代化的标准改造农村，农村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一浪高于一浪。最典型的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按照现代化要求，“普九”是绝对正确的，发达国家甚至达到普及大学教育。但是，中国特色的“普九”却是国家制定标准，主要由农民支付费用。而小农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付“普九”成本，农民负担因此加重（农村部分孩子入学难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前不久，国务院已明确提出“到2007年，我国将不让农村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据统计，农业地区乡镇财政负担的60％以上是教育费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现代化对农村的改造，农村的发展有目共睹。但是农村的行政化倾向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小小的乡镇不仅机构林立，还根据专业化分工的方式设立了所谓“七站八所”，村官也不再是拿误工补贴，而是拿固定工资的准政府官员，民办教育、合作医疗纷纷转制成了国家的事业性机构。所有这一切国家行为如果都是由国家支付成本那是再好不过的事，问题在于这一切都需要农民买单，而脆弱的小农实在是难以承受高昂的行政成本。如一个公办教师的工资、福利等费用可能相当于5个民办教师。
现代化与市场化总是相伴随的。中国农村很有意思，市场化不是首先发生于农村内部，而是农村外部。这种行政性的外部市场化会迅速增加农民的负担。一是地方性政府成为经营者，其主要职能就是收费，并形成一个怪圈：政府干什么？收费；收费干什么？养人；养人干什么？收费。“七站八所”也是如此。教育、医疗的市场化更是大大增加成本。当前农民的状况可以说是包产到户使他们“吃得饱饭”，而外部的市场化则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现代化与消费需求的无限扩张总是相联系的。农村现代化不仅扩张着外部成本，而且扩张着农民的需求。各种广告每天都在告诉农民追赶消费新潮流。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有限的农业剩余实在难以跟上消费需求的扩张。表面上看，农民的收入在增长，但往深层次看，农民的需求增长更快。作为理性的人，农民更愿意首先满足自己的需求，并对各种政府收费的合法性产生质疑。
出于稳定的大局，中央决定推行税费改革。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但是从长远看，我们要重新认识农村现代化，重新认识农民。
如果由国家确定标准的农村现代化由国家支付成本，农民肯定会举双手欢迎。如果是由农民付费，则需要十分慎重。因为，当今的农民从本质上仍然是剩余十分有限的小农。他们维持简单的再生活和再生产已不容易，更遑论还需要扩大再生活和再生产呢？他们能够提供的贡献实在有限。如果国家难以支付农村现代化的成本，便需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根据农民的支付能力来推进农村现代化。假如国家单方难以支付“普九”成本，可否在农村选择普及三或六年义务教育？事实上，就当今大多数农村自身的实际需求来说，小学毕业已基本够用，更多的学习和付费是满足农村外部的需求。在利益单一化的纯农业地区，有必要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政府体系吗？政府将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维持好，其他事务尽管放手让农民自治，可能是成本低、收效好的选择。在国家无法支付农村现代化成本的条件下，尽可能挖掘农村内部资源，根据实际能力自我满足其公共产品需求，可能会更好。如低成本的民办教育、乡土医生、小型水利等。它们尽管难以达到以城市为标准的现代化水平，但对农民实用。
总之，单靠脆弱的小农是难以支撑一个庞大的农村现代化体系的。在现代化浪潮方兴未艾并成为强势话语的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为农村现代化重新定位，特别需要从有限的农业剩余这一基本的农村实际出发，重新构造农村现代化的理念和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