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中国农村研究著名学者徐勇在中国农民政治、乡村治理和村民自治以及现代国家建构等领域的 研究作了较全面的概述和评析。文章指出,徐勇的中国农村研究引导了中国政治学实现从庙堂到田野再回归庙堂的辩证扬弃过程,在对基础性政治社会持之以恒的观 察基础上,提炼出了一系列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创新性分析框架、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文章结合中国农村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讨论了徐勇的学术实践和重要 观点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学术贡献和价值。
关键词：徐勇;中国农村研究;农民政治;基层民主;现代国家
徐勇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政治现代化中的农民政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和现代国家建构等问题。此外,徐勇还根 据长期研究的经验,讨论了政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并据此对中国农村研究的长远发展做出了富有远见的学术规划。本文主要从上述五个方面对徐勇在中国农村研究 领域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就进行概述和评析。
一、农民政治---中国当代政治奇迹的创造主体研究
徐勇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政治学界较早从宏观的政治理论研究转向微观政治,尤其是农民政治研究的学者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激荡的时代氛围中,他在如饥似渴地追逐学术界不断变幻的理论热点和政治争论的同时,逐渐开始了自己对农民政治的自主思考。
1.双层政治结构论
徐勇首先埋头扎进中国基层政治和社会史料的文献梳理中,希望解答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一个长期困惑的历史谜团:中国历史中围绕上层国家政权的 变动和争斗异常激烈,王朝更替频繁,权势翻转翻云覆雨,直至近代以来依然如此,但是与其相对的基础性社会则表现为长期的停滞。徐勇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政 治形态是一个国家整体层次权力结构的高度大一统与国家之下政治社会的极度非均衡的结合体。据此,他提出中国的双层政治结构论,即中国的政治体系可一分为 二:一是上层国家权力体系,二是基础性政治社会。而且,后者更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必须深入到这个基础性政治社会中才能切实把握中国 政治大变革的脉动。徐勇发现,城乡分离分治和国家与基层乡村社会相互隔离是中国历史政治的一个重大特征,而要实现现代政治的目标,即城乡一体化和国家一体 化,亦必须从这种政治体系的结构断裂处进行研究。至此,农民政治的研究主题及其价值和意义被徐勇敏锐地捕捉住,这开启了他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学术生命。
2.农民历史主体活力观
上个世纪70年末和80年代初,具有深远影响的农村改革和包产到户被徐勇作为进入农民政治研究的切入口,进行了系统的史料梳理,完成了《包产到户沉浮 录》。徐勇以严格的著史要求,详细回顾了包产到户的发展历史,展示了围绕其形成的高层博弈、决策论争以及农民群众独特的历史创造力。作者深刻指出,中国共 产党在革命时期正是将农民作为具有创造力的历史主体,而非一般现代化理论中的“历史弃儿”才赢得农民,取得政权。而建政之后忽视农民政治的基本逻辑,试图 全面改造农村社会的政治实践却一再带来灾难。这一历史的警示告诉世人,农民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创造性的历史主体,理解并尊重农民政治创造力才是共 产党治国理政成功的基础条件。2
3.社会化小农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农村改革所释放的发展能量逐步达到饱和,三农问题逐步突出。徐勇将研究视野从农村基层政权扩大 到作为整体的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体。徐勇及其同事们组织开展了密集的农村田野调查和社会实验工作,为认识农村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和转型期农民政治的性质积蓄 知识资源。进入新世纪以来,徐勇组织团队对农民就业与增收、乡镇改革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等前沿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后指出,当前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 一般进程和独特遭际的产物,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首要在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公民权益建设问题。基于此,徐勇批判了解决三 农问题的冷酷的放任主义思路和回归中国古代旧传统或革命新传统的民粹主义思路,主张现代化导向的农村建设思路。(此期间,也是中国的三农问题研究成为炙手 可热显学的时期。尽管多学科的研究者大量涌入,发表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但是却缺乏对当前中国农民社会之变迁性质的理论把握,大量研究停留在就事论事的 层次上。徐勇将研究的视野放在农户层面,敏锐地指出,农户是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和交往单位,也是国家对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单元,是认识中国农民和农村社 会的一把钥匙。他发现,一些立场对立的研究者评论农村问题时,其未言明的假设前提是中国农村仍然是小农社会,小农经济依然是农村经济的根本特征。单就农户 土地和组织规模而言,农户的确是不折不扣的“小”农,然而,在经历了革命化改造和新时期以来的市场经济深度渗透之后,中国的小农正在发生深刻地变化,小农 户面对的不再是静止的自然经济社会,而是一个生产、生活和交往高度社会化了的大社会,农户愈来愈广泛和深入地进入或被卷入到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分化了的 社会中。而这种全新的历史状态既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使得小农户在其中可以汲取力量,大大提高了其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另一方 面,社会化了的小农也面临内在矛盾。)因此,无论是仅看到小农之“小”而意图强制改造的理论指向,还是无视小农面对的大社会而以回归小农的传统福利生活为 指向的理论构想,再抑或是自由放任主义的“解放”农民倡导,都是对农户生存境遇和欲求的误判,更会对农村发展方向产生误导。
4.创造性政治与农民理性扩张
经过多年农村田野调查和思考,尤其是观察到中国农民在创造改革以来“中国奇迹”过程中发挥的历史创造作用,徐勇开始从分析范式意义上来思考中国农民政 治分析的新框架。徐勇从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分析出发,提出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分散的小农与行政强制国家的关系,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压 迫与反抗、顺从与叛乱。在农民政治的理论分析范式上,就形成了农民作为沉默的依从者和暴烈的反抗者两种分裂形象。这种经典理论其实基于两个共同的理论预 设:一是农民与国家的对立,二是农民是历史被动客体。徐勇通过对农民行为的分析提出了创造性政治和农民理性扩张这两个新的农民行为解释框架。所谓创造性政 治,是指这样一种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既非与国家之间的根本对立,亦非简单地顺从,而是采取一系列的自主行为促使国家改革政策和体制模式;农民在被迫 接受国家体制的安排后,持续不断地以自己的零散行为冲击和突破不合理的体制,从而创造出新的体制和行为模式。
那么这种创造性政治又是如何造就改革以来的“中国奇迹”的呢?徐勇开发出了农民理性与市场理性叠加从而形成农民理性在现代制度转型条件下出现理性扩张 的分析视角。他指出,改革开放之前,农民理性与传统社会农业社会长期形成均衡格局,这构造了特别强大和成熟的传统农民理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工商业 社会,农民获得跨越经济结构藩篱,向非农领域流动的机会。在面对工商社会时,农民依然会按照其在农业社会中长期形成的理性行事,农民“生存”理性的强大动 力与工商业社会提供的广阔的、无限制的经济增长空间相结合,释放出了在传统农业社会和一般工商社会都难以出现的巨大能量,产生出巨大的“叠加优势”,从而 造就了30年中国奇迹。同时,徐勇也评估了改革中后期农民理性逐渐进入收缩期所可能产生的“劣势叠加”的效应。
概括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农民大国,农民政治是中国政治的基本底色。徐勇高度重视农民作为具有活力的、能动性的历史创造主体角色的理论预设,是中国农民政治研究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命题。
二、村民自治---基础性政治社会的民主建构分析
民主是现代政治学的全部内容。然而,较之于从理论上论证民主之可欲和必欲而言,如何在中国现实土地上建构可行的民主,是近代以来中国朝野有识之士的共 同追求。徐勇以村民自治作为中国民主建构的现实起点和实践基础,进而在民主实践中将民主从书本上和墙上嵌入农民日常生活的理论追求,是这种寻求可行民主的 努力的一部分。
1.民主挫折与重心下沉
上个世纪80年代,长期被抑制的政治参与热情在改革开放的相对宽松环境中迸发出来,恢复重建的政治学也当仁不让地以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作为自己的研究 对象。然而,与重大路线调整和充满激情的大变革相对应的,是学术界激情想象多于扎实论证的浮躁风气。这种激情但是不无危险的学术和思想气氛,在一定程度上 也应该为80年代末那场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政治风波负上思想责任。政治风波之后,政治学陷入低谷,这既是政治学的重大损失,也为政治学界深刻反思偏 重“应该怎样”的政治理想主义带来的政治激情有余而政治理性不足提供了契机。徐勇在1991年发表的《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适时地预报了这个 阶段的来临。他指出80年代的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上层,对社会基层缺乏应有的关注。随着社会思维从亢奋走向冷静,学术研究和思维亦应该更多地由国家 向下延伸,从简单地讨论“应该怎样”转向重视“是怎样”,强调思维的具体、精致和客观。8徐勇从国家上层民主建设挫折中看到,缺乏基层社会民主支撑的上层 政治变革,既可以急风暴雨而来,又可以风卷残云而去。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进程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民主如果想要深深植根于这块土地上,就必须使得民 主的精髓、方式、规则和程序深入到社会大众之中,从抽象的理念和法定的权利转变为须臾不可分离的日常生活方式。
2.村民自治的制度与实践
村民自治是徐勇的学术研究中最为光彩夺目的领域。由于在这方面的长期研究和丰富成果,他被称之为“中国村民自治研究第一人”。徐勇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是徐勇在深入10多个省的乡村田野进行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最早系统总结了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村民自治的专 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该书被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公认为研究村民自治的权威性著作。徐勇运用制度分析和过程研究的方法,客观分析了村民自治作为国家规划性 制度变迁的产物,有其特定的发展路径,也必将在快速发展的农村改革实践中面临各种内在矛盾和外部体制局限。
二是徐勇提出了“乡政村治”的新时期乡村治理架构。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村民自治逐 步取代原有的农村生产大队体制。全国也逐步恢复了乡镇建制,从而事实上建立起了一套乡政村治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但是,在一个集权的行政体系的末端设立自 治机制,不仅行政体制本身难以适应,而自治体自身也面临相当多的困难。11徐勇的创新性看法在于,从国家与社会分权的角度看,两者的这种角力和互动能够激 发双方的活力,并在相互适应中提高农村民主的质量。
三是通过对影响村民自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徐勇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学术观点,有力推动了村民自治理论的增进和实践的深入。首先是运用国家与社会 关系理论将实践中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划分为“代理人”和“当家人”。一些研究者从民主的理想出发,看到的更多是村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而牺牲村民自治,另 一些研究者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出发,忧心于追求自治的村庄可能影响国家法律制度和统一管制能力,导致乡村社会黑恶势力攫取国家政权。徐勇的研究表明,这种 困境和矛盾性视角的出现,主要是人们没有能够深刻观察到村干部角色冲突背后国家与社会、行政权和自治权的冲突,这导致村干部的角色定位始终在代办乡镇政府 任务的“代理人”和管理村庄社会的“当家人”之间游移。村干部将两种角色混为一体,便不可避免存在大量冲突。徐勇认为,这种冲突性角色关系并非非此即彼的 零和博弈关系,它能够在村民自治的发展中通过改善宏观环境,规范政府行为,调整政治体系,提高村民自治能力等方式,实现双重角色的合理调适。12其次,徐 勇以行政权与自治权的二元冲突与调适论阐释了村民自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难题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三农问题日显严峻,与此同时村民 自治也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但是并不能阻止基层政府对农民权益的侵害。因此,学术界不少人转而质疑村民自治的价值。徐勇撰文指出,村民自治成长的空间在于 国家的行政放权。但是,行政权又是由多级政府行使的,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与不同层级政府权力下放的内容和力度又紧密相关。由于我国县乡基层行政体系同时承 担多种行政目标,而有些目标的实现又与民主方式不兼容甚至直接冲突。13
这导致行政权往往将自治组织的自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压缩村民自治空间。同时,民主自治的能力建构又是在具体的乡村社会基础中成长的。改革开放 以来,农村社会基础虽然发生了深刻转型,但是在社会公共精神和自组织建设方面,还存在较大的落差。这使得生长其中的村民自治制度难免遭遇困境。14
3.草根民主的价值阐释
村民自治的发展一直般伴随着理论和实践部门对其价值的质疑。15作为村民自治研究的领军人物,徐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释了这种草根民主的价值、限 度与发展途径,从而廓清了村民自治的民主内涵。他指出,20世纪中国民主进程屡受挫折,其原因有二:一是民主没有进入民间大众,只是上层政治动员的工具; 二是民主长期停留在理念层面,没有可行的制度和规则支撑。村民自治这种起源于农民的利益独立和经济自由权延展的日常生活的民主建构,是随着农民社区公共生 活而发展的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建构,具有深厚的草根基础。国家的法律规范与农民对自身权益的追求两者的博弈和互动,既能确保这种民主深植农民社会之中,又 保证了民主的经验和创新的不断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是一种有效的民主建构路径。然而,村民自治毕竟只是社会领域的民主,其范围局限在村庄之内,因此难 以抵制超越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侵害。而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农村社会中,从形式民主到实体民主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个操练过程。16此外,村民自治也是中国宪政制 度的一种创新,形成了一种上层间接民主与基层直接民主、国家代议民主与社会直接参与双重复合的特点,是一种复合民主制的创新性制度构造。17
4.村民自治的发展机理
三十年村民自治研究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缺乏对村民自治发展与中国政治发展历史逻辑之间关系的思考;二是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已经相对完 备,民主的发展面临“发展的困境”和“成长的烦恼”亟待化解。徐勇集多年田野观察和理论研究的功力,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回答。首先,徐勇引入现代国家建构 的分析范式,为村民自治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进行了定位。他指出,中国村民自治的背景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建立起国家权力纵 向的集中和向乡村社会渗透的治理体制。这一体制虽然将农民带入政治中,但是却是以否定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为代价的,而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村民自治则是 建立农民的主体性,建构农民政治主体意识,从而保持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历史选择。因此,将农民吸纳到政治体系中,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制,就 需要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同时,由于村民自治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组成部分,这也决定了其发展必然是一个不断建构制度、推动示范和实践创新相互结合的过程。而 其克服现实中的问题,走向未来的途径则是整合国家的权力资源和农村社会内生的社会自治资源,实现社会与国家更有效沟通,建立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相互支撑的乡村治理体制。
三、县乡治理---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1990年代末期,在进行了大量村民自治案例研究,尤其是在经历一场规模较大但结果并不成功村治实验19之后,徐勇等参与者深刻反省到,如果不将县乡基层治理体制纳入村民自治的研究中,单纯在村级发展民主自治是难以取得重大成效的。
1.从村治到乡政徐勇认识到,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困境和问题要求我们的研究视野不能只局限于村一级,而是要根据村级治理的需要,扩展村民自治的研究内 容。其中一个方法是将对村民自治的关注提升到对乡村互动的层次,要研究村民自治所引发的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尤其是乡镇层次如何应对其治理基础的 变化。他指出,虽然改革以来的乡政村治格局为村民自治建构了基本的体制空间,但是这个体制也存在内在的矛盾,即村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其授权机制和责任机 制逐步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乡政的管理机制本身却缺乏相应的变革,延续了全权全能的传统体制,行政管理和利益诉求日渐脱离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资 源的抽水机,这种状况不但极大地压缩了村治的空间,而且严重制约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20
2.县政、乡派、村治新世纪初以来,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变化,在财政压力下,全国普遍进行了新一轮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围绕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学术界产生较大的争议。21
实践中则由于改革方向不清晰而致使改革经常翻烧饼。22(徐勇指出,乡镇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设定,必须与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和需求相适应,整体规划,以 实现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散”、“统”、“分”的不同阶段,正在走向由分化到整合的新阶段。在治理结构上,根据这一新阶段对农民合 作和地方自治的需求,改变责、权、利分离的县乡村自上而下的治理体制,实行“县政、乡派、村治”。所谓县政,就是建立中央权力对县级制度化下放和民众对县 域治理更大的参与相适应的强县自主权和强县级民主相结合的体制,将“地方性复活”与国家一体化诉求凝为一体,从而改变县政脱离乡村社会的趋向,有效地整合 乡村社会。23
所谓“乡派”,就是将职能残缺、功能异化的乡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既可精简机构,又能专注于处理行政事务,指导村民自治。24最后,所谓“村 治”就是为村民自治确立良好的体制环境,提升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和民主合作能力,最终达到县乡村均衡的权责配置,政治、行政和社会自治之间形成有效的制约与 良性互动。
四、现代国家---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与趋向
从村庄开始的中国农村研究,无疑更多地看到社会的层面,国家则往往被拆解为零散的层级官僚和机构。以此为视点的农村政治研究虽然实现了对原有的从书本 到书本研究模式的突破,但是也易于陷入从事实到事实的简单堆积,而难以开发出农村政治的学理性框架。徐勇以其引导学术风气之先的气魄,在建构学理性框架方 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引入乡村治理研究领域,以解释从20世纪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变化的历史动力及其变化的规律和特点。
1.从田野到庙堂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学理阐释与社会实践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的过程。与1980年代的学者动则站在历史潮头纵论天下、眼中有“国家无社会”不 同,1990年代之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大行其道,“发现(发掘)社会”成为农村研究者建构学术规范,进入现代学术论述门槛的必经之途。徐勇是这 一框架较早的倡导者,并以此为基础对村民自治的分析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随着农村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农村研究也成为一时之显学,其中学术泡沫膨 胀,而真正建立在扎实深厚的学术根基之上的学理积淀短缺。徐勇认识到问题导向的农村研究之限度,遂努力在学理建构方面有所贡献,提出了回归国家和现代国家 建构理论框架。2003年他撰文分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的根本问题,即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的非均衡性。他认为要实现两者的均衡发展,需要国家一 体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双重化建构。25
现代国家建构是社会从前现代走进现代的核心历史动力,它以两种力量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即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中国近代以来被迫进入世 界,其根本主题就是建构现代国家。但是,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政治社会的全面崩溃,使得现代国家的缔造者主要致力于国家权威和主权的建构,忽视甚至压制公 民权利的发展,造成了两者发展的严重失衡。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发展表明,没有民主-国家的建构,民族-国家也缺乏稳固的基础。26村民自治就是在这样一个 历史机制中产生的,其发展的社会基础是由这一历史大趋势所缔造的,而发展历程也必然受到这一历史大趋势所深深影响,而呈现出独特但是有内在逻辑的道路。 27田野和殿堂再次被紧密地拉在一起,从殿堂对田野的宰制,到埋首田野对殿堂的解构乃至嘲讽,再到回归国家的视角认识田野的价值,中国农村研究的这个辩证 循环,是有着深刻内涵的。
2.“国家下乡”的历史与未来
徐勇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正式的政权组织体系与非正式的权力网络共同构成,而前者并不深入乡村社会,是依靠杜赞奇所谓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来沟通 和相互联系的。这种传统政治与社会的离散和隔绝,虽然统治成本较低,但是却难以适应现代政治的挑战。尤其是在废除科举之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中断,国 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被地方军事实力人物和土匪接管,从而造成了全面危机。解决危机的当务之急则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并向地方社会渗透,实现对社会的有效 治理。然而与国家下乡伴随着是暴力强制、无度需索的掠夺下乡,造成“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这是晚清和民国国家建构失败的根源。共产党汲取过去的教训,利 用政党组织体系自上而下地打通了上层政治与基层政治之间的断裂,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建国之后,这种单向的政党和政权自上而下的渗透机制不断没有减弱, 而且以更为严密地科层体系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不断增加其能量,并且走向与农民利益的对立28这是农村改革从对农民放权让利和经济自主权利确定为开端的历史 逻辑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模式正在调整,一方面更加强调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以此作为整合乡村社会的体制 基础,另一方面则在赋予农民经济自由权和政治自主权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从而推动国家一体化建设与农民政治认同一体化建设之间的相对均衡。在 这一进程中,无论是单方面强调国家政权建设还是社会自治和民主参与建设,都是不够的,需要的是两种政治价值之间的适度调和与互为强化。29民主之建构需要 现代国家的权利保障正如现代国家之持续需要民主机制所制造的公民政治认同一样,两者唯有均衡推进,方可相生共荣。据笔者所知,徐勇对此问题的系统研究已经 酝酿数年,并将于近期面世,值得学界期待。
五、扎根田野---中国农村研究的方法贡献与宏伟规划
立足田野,心系国家是徐勇中国农村研究的基本立场。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创造了中国政治学的“三实”风格,探索了中国农村研究方法基本历程和发展目标,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长远规划。
1.中国政治学的“三实”风格
自上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徐勇为代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全国本专业领域率先走出校园,脱离了“唯上唯书”的解经政治学 和书本政治学研究,紧紧围绕和跟踪农村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进行社会调查、乡村实验并参与农村改革实践,形成了 “三实(实证、实践和实验)”的研究风格和特色,强调实际先于理论,事实先于价值,实验先于方案。30他们不仅将研究视角引向实际问题,率先将实证研究方 法引入政治学研究;而且,还选择一些地方进行实验。早在1997年,中心就在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在湖北黄梅县水月村进行村治实 验,探索如何进行村民自治和村务规范化管理工作。此外,徐勇等研究人员扩大研究范围,在全国选择了上百个村进行乡村治理和民主制度建设的田野个案观察,最 后形成了多本专著。在农民流动、公共产品、乡镇改革、农户经济以及村民自治状况等的研究中,采取大规模问卷调查方法,以求论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这些方法 及其实践引领了中国农村研究领域的风气之先。进入新世纪以后,徐勇又深刻反思了农村政治研究方法存在的缺陷,如缺乏理论预设、缺乏长时段跟踪观察、缺乏科 学规范、数量分许不够以及理论提升不够等,指出经验研究的方法论限度,31推动了“三实”研究风格和方法的自我批判和深入发展。
2.中国农村研究的宏伟规划
在反思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农村研究中的问题的基础上,徐勇提出,要实现“三大目标”的转型,从“五个转换”着手提升实证研究水平。所谓“三大目标”, 一是建构连接实证与理论之间的科学通道,解决学理性建构不足额问题;二是搭建具有对话功能的学术平台,解决知识生产的多学科对话的基本规范和科学准则问 题;三是建构具有基本共识的研究范式,解决学术对话的知识增量发展机制问题。要达到这些目标,需要实现“五个转换”,一是从权力政治延伸到日常生活政治, 二是从狭义田野走向广义田野,三是处理好质性与量化研究的关系,四是搞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五是加强对长程政治变迁的研究。32
为此,徐勇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方法方面做了两大规划,一是推动中国农村田野调查的精致性、连续性和系统性,启动了“百村十年观察”项目,在 全国选择220多个村开展为期十年的连续性跟踪观测和田野观察,作为农村政治发展晴雨表观测点,系统观测农村的基本状况及变化走向,形成“中国农村调查和 信息反馈系统”,实现“百村观农”。二是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于农村研究,建立“中国农村数据库”,不仅能够集中数据,而且能够建立分析模型,实现“一 库知农”,真正打造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农村数据资料库。目前这两大工程正在迅速推进,将为未来研究及其提升提供基础性条件。
徐勇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应该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事实为基础,强调实践理性,避免理想主义、教条主义。在中国,只有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只有理解农民行为逻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轨迹。
注释
（1）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的比较》,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2年。
（2）徐勇:《包产当户沉浮录》,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3）徐勇等:《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前沿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4）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学术月刊》2006年底7期
（5）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的超越》,《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6）徐勇:《农民理性扩张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7）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8）徐勇:《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社会科学报》,1991年11月14日,见《徐勇自选集》,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7??328页
（9）徐勇:《国家政治与社会政治:政治体系的二分法》,载《徐勇自选集》,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9??332页。
（10）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徐勇:《论乡政和管理和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12）《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以湖北省杨村村委会选举为例》,香港《二十一世紀双月刊》第42期,1997年8月号
（13）徐勇、黄辉祥:《目标责任制:行政主控型的乡村治理及其绩效---以河南L乡为个案》,《学海》2002年第1期
（14）徐勇:《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进程的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15）见原文
（16）徐勇:《草根民主的崛起:价值与限度》,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季号;《中国民主之路:从形式到实体---对村民自治价值的再发掘》,《开放时代》2000年第6期。
（17）徐勇:《村民自治:中国宪政制度的创新》,《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8）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
（19）这里的村治实验是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于1997-1998年在湖北黄梅县水月村进行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的村民自治实验。
（20）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1---122页
（21）徐勇、刘义强:《湖北新政与中国乡镇政府改革实践研究---兼论中国现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构建》,见徐勇主编:《中国农村研究》2005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2）吴理财:《我国乡镇政府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翻烧饼:谷城县乡镇改革述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3）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徐勇《国家化与地方性背景下的双向型县域治理改革》,《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1期。
（24）徐勇:《在乡镇体制改革中建立现代乡镇制度---税费改革后的思考》《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25）徐勇:《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26）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27）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
（28）见徐勇著《现代国家、乡土社会和制度建构》第四篇《现代国家与乡村治理》的相关篇目。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09年。
（29）徐勇:《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等,载徐勇著《现代国家、乡土社会和制度建构》,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09年
（30）张厚安:《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性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31）（32）徐勇:《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实证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程》,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