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9年3月2日发表陈述先生文章，《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陈先生说：“关于长沙建没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历史界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有，作者更得意的依据大概就是毛泽东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表，说 “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
毛泽东究竟是哪一年加入中共党的，似乎不必太当真，反正，毛就是中共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自己在1945年筹备党的七大时也回忆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一版，第291页）毛泽东这段话很朴实，讲到党创建时的情况是可信的。他入党没有介绍人，入党具体时间他也没有说。
五年前，笔者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王炯华作访谈。王先生是李达专家，从事研究二十多年了，著有《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达评传》等专著。我们这次访谈题为《李达与毛泽东、陈独秀》，发表在2004年第七期《书屋》杂志，就涉及到了毛泽东入党时间问题。
李达从1921年2月起曾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集中共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中共一大召开就是他发的通知。因为是秘密的，开什么会自然没有说明。李达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其中给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信就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63、79页）1957年“七一”同武汉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座谈时，李达说到毛泽东参加一大的情况。1962年“七一”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又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两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 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或者说，这样的“小组”还没有达到建党的层面，上引毛泽东所述“我们……是很小的小组”，这个“我们”，应该是就全党而言的，并不一定专指长沙。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
李达的这个说法，还有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可以印证。萧三1954年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书印出来了，后因故没有发行。在该书第六章三一节《可纪念的“三十节”》中，萧三写到一大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开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时说：
“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彭为湘乡人，1924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引者注）、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 （ 转引自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24—325页）
有关“三十节”的事，据萧三说，是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易礼容也有同样的回忆。其实，易礼容1979年9月11日接受胡庆云、高军、邵维正、周子信访问，后由访者整理出《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1980年4月又经易礼容本人修改定稿），文章与萧三说的略有不同：
“毛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当时因为社里人很多，谈话不方便，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他说成立共产党，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3000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30个人，救70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我说：瓜熟蒂落，就干吧。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当时我们怕被敌人发现，没有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有材料说湖南有个三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不过那时不叫做三人小组。时间是1921年九十月，即在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名单我记不清了，当时新民学会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李达曾说过，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只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是对的。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的共产党核心，这是毛建党的重要力量。但讲事实，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一版，第282—283页）
对照来看，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开会”的大致时间是相同的——一大以后，“开会”的地点和形式也是相同的——协操坪、树林下，边走边谈，只是参加人数多少各人回忆不同。但不影响得出这个结论：湖南党组织是一大后建立起来的。
1920年，毛泽东到底忙乎些什么，现在无从考证，但从《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二版）附篇《毛泽东生平大事简表（1893年12月—1920年11月）》中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这一年，毛泽东除了到北京、上海跑了一趟，编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两本外，主要做了以下这些大事：一是成功地推动“驱张运动”（“张”即“湖南省督军张敬尧”，百度上搜索的“张敬尧”词条说，张“因遭到当地军阀、土豪的反对被迫辞职”，其实这是不确切的）；二是创办湖南文化书社；三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发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全自治”与“半自治”》、《反对统一》等多篇文章，主张制定“湖南宪法”，建立“湖南共和国”；四是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就有较详细的记载，说“毛泽东积极地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对象”。当时，第一师范有个叫张文亮的学生（后来这个学生并未参加革命，成了神经失常的人），接受了毛泽东建团的任务。他在1920年9月至12月的日记中（这本日记是从贺尔康烈士家中得到的），简略地记录了这件事情的经过——“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找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最确切的记载”。以下摘自张文亮的日记：
“1920年9月10日。至通俗教育馆，通俗报明天出版。何先生（按：指何叔衡）要我投稿，我已当面允诺。
回师范，晚与毛泽东谈事颇多。
9月25日。昨日泽东哥来邀我，今天下午赴游江之约。抵文化书社，会见杨开慧君。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按：即萍乡之行），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12月7日。到文化书社见泽东、殷柏。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转引自《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19页）
从以上日记可见，这几个月毛泽东用心最多的是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到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写信时也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陈仲甫”即陈独秀。这表明毛泽东知道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建共产党，也表明他本人或长沙方面当时还没有组建共产党。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说：萧子升“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68页）。” 毛泽东“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又提出‘有组党之必要’”，大家并“达到了完全一致的认识”。（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17页）所有这些都表明，说毛泽东是1920年入党证据是不足的，即便毛泽东自己填写了，也只是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