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曾经是中共领导人中最重视农民作用，也最关心农民状况的人。他在1950年、1952年、1953年、1955年曾多次直接干预过中共中央在粮食征购问题上的计划安排，要求压缩征购数字，以缓解农民生活困难问题，减轻粮食征购给农民造成的生存压力。但是，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却赞同了中央主管经济工作领导人的意见，支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此一政策不仅没有减轻农民的税赋，反而使农民在粮食问题上更少自主的余地了。促成毛泽东态度变化的重要原因，无疑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及其对粮食的现实需求。同时不能忽略的是，作为见惯了流血牺牲的革命党人，毛泽东本能地更看重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关键词：毛泽东　中央领导人　农民　粮食　统购统销

 

粮食问题，对于中共新生政权来说性命攸关。它不仅关系城市稳固、人心安定、生产恢复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且也直接关系到中国最大多数人口，即中国农民和共产党各级政权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党，它的成员，包括其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长期在农村中从事革命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靠在他们动员下投身于革命和战争的成百上千万农民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中共领导人多数对农民不可能没有感情。而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要求他们必须像重视城市工人一样，重视和依靠劳苦的农民大众。即使离开农村进据城市，他们也相信，并时时强调，新政权的基础在于“工农联盟”。他们的各种论说、宣传，乃至于具体的政策指导中，农民的作用和地位也都是得到突出肯定的。

但是，创建起一个国家政权，并成为执政党之后，共产党就很难简单地坚持其阶级革命的思想方式和方针政策了。在学习苏联共产党人重要的经验总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时候，毛泽东就特别注意到俄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推行的那个“余粮收集制”的办法，即政府对粮食全面垄断，禁止私人买卖，用行政措施把农民手中的余粮全部集中起来，交由国家储备并有计划地供应给军队和城市工人。[1]他对这套做法导致新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包括苏联农业发展长期停滞的后果，印象深刻，因而从开始就力图避免走到这条路上去。只不过，执政的现实却不容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当新政权同样面临粮食这一既涉及到方方面面民众生活切身利害，又关联到经济发展和国家前途的重要问题时，即使是毛泽东，也很难不改变他长期以为自豪的农民立场。[2]

可以想象，对于事实上建立在农民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感情上的，乃至意识形态上的观念改变，不可能是简单的和一蹴而就的。同样，即使在中共中央内部，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及其认识变化的条件与先后，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身为政治领袖，高高在上，统摄全局，更多着眼于政治方向和理想目标的毛泽东，与直接负责事务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看问题的角度、方法，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同与歧异。本文在这里试图考察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其他那些负责具体经济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在解决粮食问题时，面对作为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农民，他们在认识上有哪些不同，他们的政策观念又是如何相互影响和发生变化的。

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农民粮食问题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统购统销政策形成、制定经过和具体推行方面，这些研究对中共领导人内部意见、倾向的异同尚少有讨论，对新政权打破传统体制，被迫直接面对亿万农民征粮的困境与尴尬，亦鲜有注意。[3]近年来，虽已有个别研究论文注意到新政权建立初期因征粮而不得不与它本应依靠的农民发生冲突的情况，但仍然缺少有针对性的更具宏观意识的史实研讨和问题揭示。[4]本文固然也不能面面俱到，惟仍拟争取能稍做一点尝试。

 

一、农村粮食紧张问题对新政权是客观存在

中共进军全国所面临的头号问题，就是征粮。征粮除为保证军队用粮外，更多的实际还是用于占领城镇后供应居民生活，维持生产经营，乃至于赈济救灾。而且，当时新政权初建，全国尚未统一，人民币信用不足，再加上生产停顿，物价严重不稳，政府的财政收支，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公粮的取得。因此，新政府建政后发出的第一个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着眼点就是要把各地所收公粮“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5]

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尤其是经过八年抗战和将近四年的国共内战，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自然更是每况愈下。再加上近代以来人口增长过快，虽有持续战争和灾荒，人口增长仍大大超过耕地扩大和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因而从晚清至民国，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却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中共进军全国，粮食进口几乎断绝；民国年间政府主要靠市场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来获取粮食，抗战后期改取田赋征，实即强制性征粮后很快即激起大量官民矛盾冲突，直接损害了国民党政权的稳固。中共政权进城后将地主阶层一概打倒，也采取了由政府面向所有农民征粮的做法，更是不可避免地要直接面对数以亿计的个体小农。不难想见，中国农民的生活本来就苦，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新政权建政伊始即靠一纸命令，通过征公粮的办法开始硬性从农民手里取得粮食，不仅会造成农民负担畸轻畸重的情况，肯定要严重影响到农民对新政权的观感。

对于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并非毫不了解。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就明确讲：经过十二年战争之后，人民的购买力大大降低，灾情频发又使粮食减产，还有四千万灾民需要救济，在这种情况下征粮畸轻畸重，地方干部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再加上各种税款负担和公债推销的不合理，都可能造成社会问题。[6]基于此，中共中央也注意采取了一些区别性的政策，并且三令五申反对干部的命令主义和强迫行为，但用这种行政命令的下达任务数字的方式来进行征粮工作，还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在新解放的地区，征粮行动对农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农民自杀、反抗之类的事件一度广泛发生。[7]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新中国建政之初，广大新区的农民，包括大批贫苦农民，并没有因为共产党的到来而迅速获益。相反，因为粮食问题，农民和新政权的关系一度还变得十分紧张。

新政权所以建政伊始就诉诸强力向自己的基本依靠力量农民征粮，根本上还是一种现实的生存需要，且因为国家粮食产量总体上严重不足。中国的产粮区面积虽广，但各地区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县、同一乡内，村与村之间也往往存在着产量高低和粮食余缺的很大差异。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或一省范围内，无论当年丰歉，每年春夏之间总会有不少农民因旧粮接不上新粮，被迫逃荒，甚至饿死的情况。这种现象民国年间即存在，共产党当政后仍旧持续着。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持续发生春荒的情况，即使通过中央机构非常不全面的春荒统计数据，也可见一斑。

由表1不难了解，光是因头年秋粮不足，次年春夏新粮收获前断粮断饮，农民被迫逃荒，甚至于卖儿卖女的情况，在1949年后还是年年都在发生。因为缺粮以至于饿死人，同样也是年年都有，有的年份内死人的数量还很大。因饥饿造成的这种“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最少的年份如1953年、1954年、1957年，依照官方统计，每年也有几百人之多；最多的年份，像1950年土改期间、1956年合作化高潮期间，直到1958年“大跃进”当年，这种非正常死亡的幅度，多数年份都在近万人，甚至数万人的水平上。并且，从表1还可以看出，这几年里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和国家的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和缺粮人数多少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春荒看似最严重的时候，死人未必多（如1953年、1955年、1957年）；春荒看上去不严重的时候，死人反而可能很多（如1956年、1958年）。除了土改结束后的1953年、1954年，以及中共中央集中力量整风和反右的1957年，死人数字有所减少外，其余年份，如土改期间，合作化高潮期间，以及1958年“大跃进”当年，都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而且新中国成立后愈久，非正常死亡人数还有愈来愈多的严重趋势。

除了粮食生产条件差异很大，产量高低、粮食余缺的情况极端复杂，会持续造成部分地区农民生存条件恶劣，每年都会因缺粮发生春荒，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外，中国的粮食生产还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制约。即使是粮食丰产区，粮食产量和农民的生活，也一直毫无保障。因为，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各地插花式的局部性的各种水、旱、雹、霜、虫等灾害，年年都有，极端落后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使农民几乎无力抗拒灾害。仅以官方统计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年水、旱、雹、霜所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和损害情况，即可看出此种灾害对农民伤害的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重。

表2中的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大陆地区每年因水、旱、雹、霜而受灾的耕地面积，几乎都在亿亩之上，最少的1952年都达到1.37亿亩。成灾面积每年都在数千万亩到一两亿亩上下。其中1951年最低，为5663万亩；1957年最高，为4.37亿亩。以平均亩产100斤计算的话，1亿亩耕地成灾就相当于损失粮食近百亿斤，在粮食产销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就相当于3500万农民几乎损失了一年的口粮。而且，如表2中统计的，这些灾害还会直接造成农民人身和财产的损害。每年倒塌或被淹毁的房屋几乎难以计数，多则达上千万间，少则也有二三十万间。每年因受灾死亡的人数也都在数千人左右，1950年最高，约为2.3万人；1953年最低，也有近3000人。每年损失如此严重，再加上每年三四千万农民严重缺粮，再不加区别或甚少区别地向农民硬性摊派征粮，其后果自然可想而知。

新政权的粮食征、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影响到农民的生活，表3应该能够有所说明。[8]

表3显示，新中国成立后，粮食产量是稳步增长的，粮食征购量也在增长，但两者增长不仅完全不同步，而且征购数字表现出极大的跳跃性。不仅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两年，包括1953年，即实行统购统销的第一年，征购率的增长幅度都很大，以后又不得不连续两年下调征购量。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年在征粮工作上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征购数量及其政策都极不稳定。

依据多年征购的经验，毛泽东后来曾经讲过，只要征购额不超过粮食实际产量的1／3，农民一般就不会“造反”。[9]表3显示，统购统销第一、第二年度的征购比例都已超过30%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农村反响极大，农民闹事现象频发的一个原因。当然，征购量大，并不见得一定会直接造成农村的饥荒现象；征购量小，也不一定就能让农民吃饱肚子。因为它还和政府对农村的粮食返销量有关。对于这里面的一些复杂关系，我们把表1、表2、表3抽项合并起来加以对照，应该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

 

由表4可以发现：

第一，粮食增产对农民因灾或饥饿死亡的多少不发生任何影响，持续的粮食增产并没带来农民死亡人数的必然减少。粮食持续增产，农民因饥饿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却几度大幅增多。

第二，自然灾害的轻重与春荒断粮程度及农民非正常死亡多少，并不发生直接的因果联系。即自然灾害重，春荒不一定重；春荒程度轻，农民因饥饿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却不一定少。除1950年春荒和农民非正常死亡人数上升可能与1949年自然灾害较重，同时战争尚未结束等各种因素影响有关外，其他年份的情况就看不出这方面的因果关系。如1954年全国性水灾，当年伤亡人数很大，但次年却并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春荒现象，尤其是没有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同样，1956年受灾面积较大，因灾死亡人数也较多，当年春荒是开国以来倒数第二轻的，农民非正常死亡人数竟破了万。尤其是1958年，无论受灾程度，还是春荒程度，看起来都是开国以来最低的，当年农民非正常死亡人数却是前所未有的多，竟然达到了将近5.8万人。

第三，征购量比重的高低与春荒程度及农民非正常死亡数量之间也不必然构成正比。1957年度的粮食征购量可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1958年农民非正常死亡人数却空前的高。1953年、1954年两年的征购量都超过当年粮食产量的30%，但这两年，包括1955年，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却并不多。当然，陈云当时有过一种解释，说是“一九五三年统购粮食的时候，农民手内还有过去若干年的粮食积蓄”。次年粮食虽然更紧张了，农民还可以杀猪宰牛把饲料挤出来并卖些钱出来换粮食。[10]但只要了解新中国成立初年粮食征购比例之高，注意到1949～1952年度农民非正常死亡的高数字，就会发现，说1953年时农民手里还有若干年粮食积蓄可用，未必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由于表4依据的农村因伤害死亡和饿病死亡的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极不全面的统计数字，因此它比较得出的相关性或因果性肯定不会十分准确。但从比较可靠的粮食征购数字和气候资料都可以肯定，1956年度、1957年度粮食征购量是不高的，自然灾害的程度相对也较低，政府相关部门却统计出农民因饥饿而死亡，以及牲畜死亡，都双双创下了历史性的纪录。这一关系情况还是可以提醒我们，在粮食征购问题之外，一定有更严重地威胁到农民生计的其他因素存在。

 

查1956年度、1957年度造成农村恐慌性危机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兴起，和群众性因对高级合作社不满而发生的退社风潮。毛泽东1959年批评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说公社化至少有“十统”，统税收、统统购、统积累、统生产费、统公益金、统管理费、统工业、统文教、统收入，不算各种义务劳动，光这些就把农民收入统得很少了。[11]这话虽然是两三年后说的，但不难想见，这样的情况在1956年～1957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其实就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并造成了相当负面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研究合作化运动的著作中已经有所披露。[12]

二、中共中央对农民粮食问题的认识

在中共中央，需要直接面对农民粮食问题的，首先是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开始如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以后是由地方调京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副总理，主管经济或农业工作的李先念、谭震林等。而受命主管全局性的经济工作，也就决定了他们是最早依据自身工作职责，而非基于政治立场，来面对农民粮食问题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1950年3月20日，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和薄一波曾针对许多地方担心可能发生严重春荒电告各中央局领导人说：去年水灾全国淹掉耕地12156万亩，比1931年大水灾少淹地3629万亩，灾民估计4000万人，也比1931年要少1271万人。而去年全国收获粮食则比1931年多收获72亿斤，故“可以说今年粮食供求情况，将不比一九三一年坏”。除市场调剂以外，国家还可以拿出90亿斤粮食在关内出售，如以每人每年粮食消费为264斤米，即每天7两半计算，仅此一数目的粮食即可供3400万人的全年食粮。“关内全部城市人口不超过九千万人，而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人口由国家供应粮食，在公粮征收之后，国家以如此大宗公粮供应市场，保障民食的办法，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没有过的。”因此，他们相信，“即令今春迟雨，只要不是大旱，则我们以为今年春荒可以渡过。即令今春大旱，则粮食的最大困难，也不在今年，尚在明年，还有时间来解决明年的困难”。[13]

从经济工作的角度出发，具体说明粮食问题的现状，让各地党政领导人明白中央对全局掌握的程度，这是陈云和薄一波等领导人分内的工作。而值得注意的是，电报中看似不经意地提到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农民吃粮是有弹性的，粮贵就会吃少，吃粗，吃稀”，却清楚地表现出作为中央一级经济工作主管，他们自新中国成立伊始考虑这类问题的侧重所在。

当年年初，中央政府即已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公粮。作为共产党的政权，公粮征收规定是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的。通常情况，贫农只需要负担其全部土地常年总收益的5%～10%，中农15%～20%，富农25%～35%，地主40%～60%。[14]但公粮总的征收额却很高。政务院明文规定，中央政府征收的公粮应占农业总收入的17%，地方政府附加公粮应为15%，两项合计等于占到农村实际总收益的32%。对个别富裕农户，如地主等，“最高者不得超过其农业总收入的60%”，特殊者应控制在80%以内。[15]

此一征粮比例的规定，显然是中共中央主管政务，特别是主管经济财政工作的领导人，基于中央及地方政府现实需要制定的。他们并非不了解社会大众生存状况。政务院的文件就公开讲：目前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全国人民经过了十二年战争和通货膨胀之后，生活已极困难”，因此一切工作都要从稳定物价、恢复经济着眼。[16]陈云也如此看，但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他更多注意的却是对政府来说更具积极意义的一面。比如他也讲十二年战争的影响，而他讲的意思却不一样。他指出：“十二年战争之后，全国农田产量降低了，民间粮食的存底也薄了。但又要估计到，由于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城市人民为了减少货币跌价的损失，大多购存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就粮食的消费说，因为长期战争造成的贫困，人民吃粮的数量是有弹性的，在粮贵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吃得粗一点，稀一点。”[17]

所谓主管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其实就是管钱、管粮。新政权刚刚建立起来，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战争还在继续，再加上天灾不断，灾民数量巨大，到处都在向中央要钱、要粮，陈云最缺的也是钱和粮。他这时除了当救火队长，帮助必须救助者协调调集粮食外，所能做的，就是告诉各地，也是告诉中央其他领导人：城乡居民多半是能够想办法自助的，无非是“吃少，吃粗，吃稀”而已。

但是，毛泽东就不同了。作为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这时并不具体负责经济工作，他管的是更大的全局，是主导一切的政治方向和政策问题。熟悉历史的他，深知开国之初总要轻徭减赋，与民更始，不仅为赢得民心，更重要的是要让久经战争之苦的百姓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因此，当他发现公粮征收比重太高时，马上就表示反对。注意到中央财政部提出1950年公粮征收额要超过1949年80亿斤，达到259亿斤的计划，他即直言批评，称此一计划“包含着严重错误，应予取消”。他据此明确告诉陈云：“今年夏征要减少，秋征也要减少一点。至于税率，我看在三、五年内，一般的不提高，一部分还可能略为降低一点。”[18]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央财经委员会不得不调整了公粮征收比例，并再度经由政务院公告，说明中央政府征收额度将不超过13%，地方则不得超过15%，总额下调到28%。[19]

不过，这一年秋冬抗美援朝战争就打响了，中央原先的财政预算被大大突破，为解决凭空增加的宠大军费开支等问题，中央财委马上想到了提高征收总量的办法。面对各方疑虑，陈云解释说：“增加公粮附加，征收契税，酌增若干种货物税、进口出口税等等，共有几十亿斤小米。这些大部都落在农民头上，农民会不会不满意？这是必须考虑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认为，只要“加强对贸易部门和合作社的领导，并且发展农村信贷，向农民赊购，用农民的钱来给农民办事”，农民增加一些负担就不会出问题。[20]因此，1951年国家财政除了多发大量公债以外，农业税地方附加又增回到20%的水平了。[2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经济工作领导人除了相信农民口粮的伸缩量很大外，还相信如果能够帮助农民把占其总收入15%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卖出去，即还可从农民手中换回15%的粮食，这是他们当年认定可以解决新增预算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促进农村贸易，帮助农民出售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办法也确实见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在粮食总产量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并不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军费开支浩大，工业建设的发展促使工矿区及城镇人口在逐年增加；一方面是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中央政府必须到处救灾，必须要掌握到相当数量的机动粮并储备起来。不仅如此，1951年5月，陈云还相信：土改会促进粮食产量的迅速提高，因为，按以往老解放区的经验，“农民分得了土地以后，舍不得穿，舍不得吃，尽一切力量投资到生产里头去。农民有了牲口，有了水车，再加上劳动互助，生产就发展了”。他并且设想过国家不要搞那么多仓库，尽量藏粮于民，说“储备粮食，最主要的是靠老百姓。年成好的时候，就号召大家多积谷。每个农民积十斤就是四十亿斤，积十五斤就是六十亿斤”。[22]而半年后他就发现，情况完全不是那样。农民分得土地，生活条件改善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多吃”。最让他吃惊的，是农民有了钱，“没有粮食的要多买一点粮食，有粮食的要多吃一点，少卖一点。结果我们越是需要粮食，他们越不卖”。1952年到1953年一年左右时间政府粮食销售增加了一百多亿斤，都跑农村去了。照他的看法，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农民“每个人每天多吃一两粮食，全国农民一年就要多吃一百亿斤”。[23]

1952年，陈云就已经注意到农民消耗粮食大幅增加的迹象，开始派人着手调查。薄一波还亲自带人去他工作过的华北老解放区做了几十天的调查，并得出了与陈云印象相同的看法。他交出的报告说：“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24]粮食部的调查结果也证实，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不过370斤，1952年却增加到440斤，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0斤。仅此一项就多消耗了350亿斤粮食，相当于1952年粮食总产量的10.67%，比1951年国家公粮征收的总额还多。[25]由于相信农民完全可以“吃少，吃粗，吃稀”，挤出多生产的粮食给国家，故还在1952年初，陈云刚一发现这种情况就已经认定，不能让农民这样消费粮食，一定要用行政手段把粮食全面控制在政府手中不可。他明确提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26]

为了多收粮食，中共中央相关部委其实想过各种方法，有从水利建设上设法的，有从农田耕作技术上设法的，财政部参照苏联经验，原先也通过核定全国耕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征收数额的所谓“查田定产”的办法，想以此来从农民手里找出和挤出更多可能被“隐藏”起来的粮食。[27]很显然，鉴于以公粮形式征收的农业税最多时几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少时也占到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几，[28]中共中央提出的任何一项计划，都需要靠财政部想方设法来筹措金钱予以财政方面的保障，因此，负责财政工作的领导人职责所在，只能竭泽而渔地用尽一切手段。而他们转经中共中央下发指示，各地负责干部千方百计超额完成中央税征收任务，也就在所难免。

只不过，这种财政观点，并不是毛泽东这时看问题的角度。不仅如此，毛于百忙之中偶得一空，注意到农业税负担问题，每每还疑窦丛生，并发出种种反对的声音。

比如1953年4月15日，财政部长薄一波正式报告，请示1953年征收农业税概算，考虑在1952年实征数348亿斤的基础上再加征22亿斤，同时并发行40亿斤的公债，以满足该年度的国家财政开支所需。[29]第二天，毛泽东就做出批示，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毛反对的基本出发点是因为他注意到当年春荒情况相当严重，较上一年来得早且影响面广得多。[30]年年发生春荒现象，且今年情况如此严重，这让他在思想上对农业税负担问题倍生疑问。为什么1952年粮食明明增产很多，前度也已经减低了征收额，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仍旧解决不了呢？在这一年春荒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他不仅认定粮食税绝不能再加征数量，而且相信在粮食税征收过程中，尤其是在各地反映强烈的查田定产评定公粮征收数量的工作中，一定存在不少问题。因此，他很严厉地批示道：“农业税中存在的问题很严重，据湖北报告，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春荒断粮。大概全国农业人口中有四千万人左右到春季都要闹荒，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年年如此。必须从今年征粮中开始认真解决此问题。今年是否应比去年加征十六亿斤和发四十亿斤公债，也值得再考虑。”[31]

因为毛泽东的反对，财政部不得不把1953年预算中农业税方面的数额，大体仍旧维持在1952年的水平上。6月5日，经财政部上报，以政务院名义发表的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1953年的农业税税率，一般仍按1952年的税率执行。”指示特别批评了此前征收工作中“不实事求是地按照政策办事”的做法，强调凡“不实事求是地按照政策办事，无论达到或超过指标数字，或达不到指标数字，都是错误的”。指示还在事实上叫停了财政部用查田定产挤压农民手中余粮的做法，提出：“今后征收公粮必须按照各地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在未完成或未进行查田定产地区一般应停止进行查田定产工作，公粮征收标准可根据各地土地改革时群众评定的和历年征粮工作中初步调查的田亩产量材料，参照当地当年生产丰歉情况，并通过群众民主评议，加以调整和规定。在已推行查田定产的地区，过去定产有畸轻畸重以致引起群众不满者，需加调整，过低的可以提高，过高的必须降低。”[32]

 

三、毛泽东减轻农民负担的尝试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毛泽东，给人的印象十分激进。从1956年反“反冒进”，到1958年“大跃进”，他似乎处处都表现得十分亢奋冒进。但如上述可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当中却明显地是属于稳健派，而非激进派。包括在粮食问题和在对农民的态度问题上，他都曾经表现得比较谨慎小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最重要的策略思想，就反映在所谓“不要四面出击”的主张上。他的基本观点很清楚：“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33]

1950年4月，毛泽东在谈及经济财贸工作时就发出过类似的指示，即提出：“不要垄断一切。”他的意见是：“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即可。[34]他并且已经注意到许多干部在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强迫命令，作风恶劣，因此特别提醒各中央局领导人说：对此必须严加整顿，否则“即将脱离群众”。当他看到河南淮阳地区征粮工作中干部硬性摊派，迫使农民卖牲口、卖树、卖青苗和四处借债的报告材料，也马上批转给各地，直至省区地市党委，要求他们高度重视这类“极端恶劣现象”的发生，“引起极大注意”。[35]

毛泽东这时对农民负担问题表现得很重视。同在4月，通过民主人士得知浙江、苏南出现灾情，他不仅去电华东局了解情况，而且还将来件批给主管经济财政工作的陈云和薄一波，特别提出：“浙江、苏南以不征夏收（粮）为好”，“其他灾情严重区域是否征夏收（粮），亦请考虑”。[36]

5月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写信给他，对苏南三县灾情严重，当地干部“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的情况，表示颇难理解。毛得信后，也是马上去电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要他派人来京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种种情况，向中央做出详细报告。[37]

毛泽东这时已是高高在上，上述意见或表示，多半都是从民主人士或群众来信中得来然后转发并建议，他本人虽相信确有其事，但他的意见却并不都能被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或主管地方工作的领导人所接受。中共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负责干部，对于任何来自于那些被认定为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的意见和反映，更是不以为然。就像被黄炎培告状的中共苏南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对中央负责的，不管这些民主人士讲什么，其结果都是一样，我们该怎样做还要怎样做，中央是信任我们的。[38]

不过，涉及到一些一望而知必定会增加地方，特别是要增加农民负担的做法，毛泽东有时还是能够反对到底的。

如前述中央财政部计划1950年征收农业税259亿斤粮食的方案，他就坚决表示了反对。他随后还将此事在1950年5月20日特别电告了各中央局负责人，说明：此一计划“超过今年实际征收额八十亿斤之巨”，且“未经中央及中财委批准，包含着严重错误，应予取消”。他特别强调说：战争刚刚停下来，一切百废待兴，“今年夏征要减少，秋征也要减少一点”，要给农民恢复和喘息的余地。他对粮食问题的意见，就是要“少征多购”。[39]在他看来，征是从农民手里白白拿走粮食，拿得越多，就越招农民反感。苏联的“余粮征集制”，就极大地恶化了政府和农民的关系，造成了苏联粮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他坚决反对多征。至于购，他认为是政府和农民互利互惠的事情。因为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买粮，只要价钱公道合理，农民肯定是愿意卖的，至少不会有被人白白拿走粮食的感觉。

基于这种心态，毛泽东对中央下发的任何涉及农民负担问题的文件也都会格外注意。如中财委1950年5月草拟、政务院准备下发的有关夏征公粮决定的行文，他就敏感地看出问题来。他为此很不客气地函询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说：“此两件你是否看过？其中未规定不许各级层层摊派负担，并且说‘各大区提意见报中财部备案即可’，是否又有层层加重的危险？是否有去一电叫各地不要层层加重之必要，请酌办。”[40]

毛泽东所以会担心地方钻中央文件的空子，层层加码，加重农民负担，根本上是因为他早就意识到很多地方上发生的恶性事件，往往并非中央政策所导致，多半是地方利用中央政策指导上的疏忽，层层加码的结果。问题是地方政府有权自行征收附加税，中央虽下令降低过征收比率，但政策上并不反对超额，甚至因中央财政紧张，还鼓励超额。因此，对于地方层层加码，中央实际上根本无法有效控制。毛泽东批评归批评，类似的事情照样还在发生。

财政部一年后的总结报告即承认说：1950～1951年度各地征收的农业税，因政务院规定涉及具体税率可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拟订，报经政务院核准即可，结果，本年度全国农业税的征收任务比去年增加了10%，新区税率比中央分派的任务更高了不少，一般超过中央所派任务的5%～20%。“今年农民负担加重不只10%，新土地改革区下层群众加重尤多。”[41]

在1951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很少再继续跟进监督农民负担问题的具体处理结果。因为，从1950年10月开始，对外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对内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援外作战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连两年不曾消停，毛泽东关注的重心也不能不发生了转移。但他对陈云抗美援朝开始后提出的增加农业税和号召战争捐献的意见，还是表示了不同看法。[42]1952年上半年上述事件和运动稍有停歇，他就马上又开始注意起农民负担问题来了。

1952年上半年，在毛泽东亲自督导的“三反”运动中，他就发现各地方财政系统和军队后勤系统中太多“随意增派公粮”和“乡村的摊派现象”，各地公粮超征数目巨大。[43]对此，毛几度批示整治，中共中央基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需要，也迅速进行了配合。故1952年6月16日，政务院即就新的农业税征收工作发布指示明确宣布了新的决定。即“全国各地农业税的地方附加，一律取消。今后对农业只由中央统一征收一道农业税，不再附加”。新的征收方法，应“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新解放区马上开始施行统一全额累进税制，累进税率从7%起到30%止。老解放区1952年暂仍采行比例税制，1953年改行累进税制。[44]

政务院所规定的新的全额累进税率的征收比率从7%起可以到30%，实际征收额度并没有较此前真正有所减少。因此，问题依旧不断在出现。如1950年毛泽东曾关心过的浙江、苏南受灾应否减免夏征的问题，在1952年10月的时候又浮现出来了。起因还是陈云转来一份材料，内中提到，苏南青浦县有个小蒸乡，农民负担太重，急需解决。[45]毛泽东因此想起当年浙江、苏南受灾地区减免问题，找来薄一波当面询问后来的处理结果。薄报告称，1950年受灾的浙江、苏南两区，虽根据毛的建议当年针对具体灾区有所减轻，但次年征购时两地的政府为了把头一年的亏欠补回来，盲目加大了征购量，引发了大量农民抗议，甚至发生了自杀事件。1952年初华东局也了解到这一情况，并根据中财委的意见，决定退还农民一部分粮食。但从小蒸乡反映的情况看，这件事似并未落实。

毛泽东听后即致信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的谭震林，要求华东局马上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到几个县调查十几个乡，专门了解农民欠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回答退还多征农民粮食的决定落实了没有：“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他再度强调说明：“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46]

毛泽东因为从来反对单纯从经济、财政观点看问题，因此，他在面对这类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态度，与直接负责具体经济、财政工作的陈云、薄一波等人就明显不同。一旦认识明确，他所提的解决办法就会十分爽快、彻底。与1950年他要求削减农业税任务指标，要求减免浙江、苏南两区夏征公粮任务一样，1953年春天，当他注意到一些地方灾情严重，基层政府照旧基于任务观点不惜向困难中的农民超征超购时，他的反应就是要“减”和“免”。他为此不仅严厉批评了财政部1953年度的加征公粮计划，而且毫不含糊地提出：对所有受灾地区应该“大批减，大批免”。他并且直言提醒薄一波等人说：这次要吸取1950年浙江、苏南不彻底减免的教训，“不应再有犹豫”。[47]

1953年农业税征收政策因此有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与改变。政务院当年的农业税征收工作指示宣布：今后要坚决实行“种多少田地，应产多少粮食，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负担政策。且“今后三年内，农业税的征收指标，应稳定在1952年实际征收的水平上，不再增加”。目的在于“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48]这一新政策的实施，明显地减轻了多数农民的负担，其效果也直接反映在当年许多地区的粮食产量和农民对征粮工作的态度变化上。以上海郊区为例，当年粮食和棉花耕种面积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年都要少，但是单位产量和总产量却比前几年都有较大提高。农民交粮时，也再未发生几年来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的普遍性的拖延和反抗现象。[49]

 

四、“一五”计划实施后毛泽东态度开始变化

不过，中国粮食紧张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毛泽东这种简单的干预得到改变。减也好，免也好，在粮食产量增长有限而工业建设大量上马的情况下，只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和粮食分配困难。1953年农民负担相对减轻，政府的粮食销售和市场供应就迅速出现了问题。当年夏秋，由于市场粮食供应紧缺，中共中央高层开始一致忧心粮食发生问题，要求统购统销，学苏联全面垄断粮食的倾向立即在党内占据了上风。这种情况也使毛泽东原有的农民立场，开始发生改变。

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之年，五年计划第一年能否达成任务目标，对中共中央，包括对毛泽东来说，都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1953年也是毛泽东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心要用10年～15年时间建成社会主义，[50]开始正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启始之年。这一重大政治目标能否达成，第一年的头开得如何，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说，更是至关重要。

恰恰就在这一年中共中央鼓足干劲、信心满满之际，却发生了让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无不倍感沮丧和担忧的严重情况。这就是，原定农业生产的主要项目，粮、棉的增产计划完不成了。不仅生产任务完不成，而且粮、油供应还突现紧张情势，各大中心城市库存急速下滑，国家粮食储备几个月少了40亿斤。在6月召开的中央财经会议上，与会者都意识到粮食出问题了。周恩来不得不给正在养病的陈云去电话，征询他的意见。而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都相信，问题的症结出在农民的自私本能上。[51]

就在这样一种严峻情势下，民主人士梁漱溟竟在政协常委会议上发言批评中共进城后忽略了当年流血牺牲的广大农民，声称城里的工人与乡下的农民，如今生活几等于两重天，有“九天九地”之别。正处在进退维谷中的毛泽东听了此话不免大为动怒，抑制不住地在会场上训斥起梁漱溟来了，痛斥梁是“班门弄斧”，挑拨工农关系。[52]

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其实突显出他这时内心里的纠结与苦恼。几年来，他年年读到农村发生春荒，农民外出讨饭、卖送儿女，甚至饿死病死的报告，他也经常在设法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生活得好一点，希望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结果却总是不能解决问题。梁漱溟的批评，无疑戳到了毛的痛处。

但是，也正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看法显现出了某种微妙的改变。他当时在会场上不冷不热地讽刺梁漱溟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53]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在中国走向工业化和捍卫独立的过程中，农民不能得到太多照顾，这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大仁政”、“小仁政”，其实指的就是共产党人革命逻辑中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所谓“大仁政”，指的就是那个“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小仁政”，指的就是那个“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固然重要，但为了实现革命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往往必须牺牲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特别是个人利益，在共产党看来，也是一种天经地义。[54]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策选择，就是要不要实行统购统销，用牺牲农民这一“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以换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主观需要的问题。

为什么只能走统购统销的路，陈云对此讲得很清楚。他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京、津两地的面粉已不够供应，到了必须实行配售的地步。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基于苏联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粮食产量增长无法跟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的现实，统购统销这条路早晚都得走，越拖得久就越被动。[55]

作为共产党人，陈云非常清楚这一政策选择可能带来怎样的危险。从阶级观点出发，农民理当是新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国家经济财政所依赖的粮、棉、油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也掌握在农民手里。苏联战时共产主义采用余粮征集制造成的农民反抗，更是严重的前车之鉴。何况，他也很清楚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一旦得罪了农民，惹出了大乱子，他也承担不起这样大的责任。但他到底在具体负责中央乃至整个政府的经济财政工作，他的一个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而这样下去的结果是肯定的：“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历史上的工作经验。他提出：“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出得少一点；对农民生产情绪的影响，能尽量轻一点。[56]

长期以来，毛泽东不是不了解列宁及俄国共产党人把农民与“小农”、“自私”、“保守”、“落后”划等号的观点。苏维埃革命时期，他也从批评“绝对平均主义”的角度，个别时候使用过“小农经济”和“农民小资产者”的提法。[57]新中国成立前夕，为表明自己对社会主义过渡各项任务和目标的了解，他也特别注意讲过：“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实现社会主义及其工业化，“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根据苏联的经验”，对于分散的农民经济，“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58]但在过去，他对中国农民的作用和觉悟是高度肯定的，这使他很少真正像列宁、斯大林那样，认定农民与社会主义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存在着格格不入的重大隔阂。

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1953年大规模工业生产计划的启动，这是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准备迈向社会主义的重大尝试。要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像苏联那样以最快速度实现工业化，就要加速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农民很快组织到农业集体化的组织中去。很少人不明白，这实际上是在向亿万个体农民“开战”。但在毛泽东看来，却不是这样，基于以往革命战争年代的体验，他内心里还多少相信，大多数贫苦的中国农民是有觉悟的，是会欢迎和拥护社会主义的。

4月11日，中共中央就已经开始发出指示，首次明确地把粮食紧张的部分原因归结到农民身上。文件称：“粮食的生产，仍然是建筑在分散的使用旧工具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产量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还不可能希望有飞跃的提高。同时，在土地改革后，农民生活逐渐改善，他们正在改变着过去半饥饿的状况，部分农民已能够储存少量粮食备荒。因而，农民每年增产的粮食，不可能全部或大部投入市场；这就是说，虽然粮食是增产了，但商品粮不能有相应的增加”，国家在调度粮食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很多困难。[59]

5月25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出指示，一方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许多干部不关心农民疾苦，强迫命令，违反政策，过分加重了农民的农业税负担，“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大大地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方面再度告诫各级干部，粮食供应的任务越来越重，“保证城市和工业所需的粮食供应，将是一个经常的繁重的战斗任务”，而“要从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农民手中，购买如许大量的粮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必须要找到正确的办法才能办到。[60]

到9月下旬，随着粮食市场高度紧张的现象出现，中共中央已经不能不明白告诉全党：“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粮食的需要量正日益扩大；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商品粮食需要额增长的速度。加以今年部分地区灾情比较严重，这些地区的粮食收成受到很大影响。”以至于粮食收购计划无法完成，粮食销量却大大增多，“这种依靠个体农民零星出售（粮食）的收购工作的艰巨性”，已经显露无遗了。国家如果不能掌握绝大部分的商品粮，市场就无法稳定，各项建设任务就无法完成。[61]

所有这一切现实的和理论的问题，终于迫使毛泽东在被迫接受陈云统购统销的政策时，也在思想上部分地改变了他此前的农民立场。

10月初，毛泽东第一次把他长期以来所强调、所重视的“农民”，与列宁、斯大林笔下的“小私有制”的“小农”直接划上了等号。他在关于同意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讲话提纲里特别写道，农村问题之底，首先就在这个“小农”问题。他开始同意下述观点，即：“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62]作为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不仅对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充满渴望，而且认定所有制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因此，当他注意到农业生产力的落后，与现有的这种农民“小私有制”密切相关时，那么，在他看来，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也就找到了，即必须要解决所有制问题，即要把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实现农业合作化。用他的话来说，只有改变农民的小私有制，“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63]

想通了这一点，他自然也就彻底摆脱了那个“大仁政”和“小仁政”问题的困扰了。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在10月2日政治局讨论统购统销决定的会议上，特别提到了苏共十九大马林科夫举出的关于苏联成功依靠农业集体化解决了苏联粮食问题的成功例子，为与会者打气。他进而在几次谈话中都肯定地说：“保护农民”是一种错误思想，迁就农民小私有者的本性，等于迁就资本主义，等于推迟工业化的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统购统销，共了农民的产，农民可能不满。但是，确保农民的私有财产，确保农民的自由，“只能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从而有利于资本主义。他开始提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64]他特别强调说：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根本目的在解放生产力，因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65]

 

五、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难分难解的矛盾

1953年底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一下子就解决了政府此前掌握不住农民手中的粮食这个大问题。最初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时，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可以摊派，但要合理，要控制，数字不要太大，因此，中央业务领导人没有把当年度的征购指标定得太高，只订了708亿斤。然而，该年度结束一算，没有费力就征购到了825亿斤。[66]

1954年，陈云的胆子大了起来，一下子把征购任务提高到了868亿斤，最后实际征购数竟超过1953年70亿斤之多。过去征粮购粮那样困难，还动辄春荒、死人，如今这么大的增长量，有没有危险呢？按照陈云1955年的计算，完全没有危险。他说：“一九五四年，全国粮食产量约三千四百二十亿斤原粮。除去征购八百六十亿斤，折合原粮一千零二十亿斤外，农民剩余二千四百亿斤，再加上国家销售给农民约三百五十亿斤，也不过二千七百五十亿斤。按农民五亿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在内约五百五十斤。”[67]政府征购的粮食数额还不足粮食总产量的1／4，农民每人的口粮、种子、饲料还有550斤，这样的比例和数字，即使是毛泽东听起来，也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68]

政府通过统购统销这样容易就掌握了全国的粮食购销，显然使陈云等人对进一步加强国家经济统制的力度充满信心。他开始提出：860亿的征购量虽然是一条线，超过不容易。但从国家储备的角度，“九百亿斤粮食是国家需要的最低数目。只要不是全国大灾荒，就必须如数完成这个征粮和购粮的任务”。而且他认为达成这个目标是可行的。对于毛泽东明确主张要把征购任务固定在860亿斤这个水平上，要稳定几年不变，陈云也并不反对，因为他注意到，粮食的品种是可以变通的。1954年初，他就开始提出用高产粮食作物来解决粮食产量问题的思路来了。在他看来，北方完全可以多种一些亩产能够高出小麦四五倍的玉米和薯类作物来大幅提高粮食的总产量。[69]

从这段时间毛泽东和陈云等人观察粮食统购统销的不同角度，可以注意到，主管业务的领导人更多的还是从其业务工作任务本身，尤其是从粮食购销量控制的成功与否，来考虑问题；而毛泽东除了关心购销的成功与否外，仍旧会特别注意农民的反应和实际负担的程度。他显然相信中国的统购统销与苏联的粮食政策不一样，对农民利益的伤害程度是可以有效控制的。毕竟，征的部分保持不变，比例不高，购的部分虽然规定了农民余粮必须卖给政府，但只要政府价格合理，给农民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对农民生产生活就不会有多大影响。他完全没有认识到，从国家需要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业务领导人，在粮食问题上与农民始终处在一种对立的地位。他们不仅相信农民是自私的，而且每年两度紧张征购的工作任务，也决定了他们与农民之间那种旷日持久的争夺战状态。基于自身工作的性质与需要，他们非想方设法控制和决定农民每一粒粮食的去向不可。因此，统购统销政策，从开始就有一个“多购少销”的方针。一方面，粮食单位产量难以迅速并持续提高；另一方面，政府每年用于发展建设需要的粮食总量却必须较快增长。面对这种情况，就连陈云也清楚地讲，统购统销后，政府对农民粮食问题的一项主要政策衡量标准，就是要保证缺粮的农民“不会饿死”。[70]

靠各级政府用行政手段，“多购少销”，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粮食限制到最低点，真的不会饿死人吗？当然不是。多年不搞统购统销，光是征粮购粮都会闹出人命，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乃至各级政府怎么会不清楚强行统购统销可能加剧这类危险呢？只不过，在陈云看来，实际上几乎所有党政领导人也都相信，发生这种乱子，主要还是下面的干部强迫命令，甚至是违法乱纪造成的。而当年各种群众来信以及记者的报道，似乎也在证明这一点，没有人相信政策出了问题。

各地统购统销实行伊始，就已经在各地广泛地造成负面新闻了。但所有报告和报道，无一例外地都把问题归结为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华东局开始贯彻统购统销指示两个月后就通告各省、地、市、县委，说明统购统销刚刚开始，已经发生因干部违反政策导致大批死人的事件了。如“山东发生自杀事件十三起，安徽发生自杀事件十起十二人，福建自杀了两个人，江苏射阳县有一个党员刘士祥也因被强迫带头卖粮而自杀了”。通告指出：多数农民自杀都是“由于干部作风不纯，工作上简单从事或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所造成”。[71]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中类似现象一直存在，不搞统购统销在农村也总在死人[72]，突然来一个统购统销，谁都相信乱子会更多一点。因此，这一类报告或报道几乎没有引起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的高度重视。

需要了解的是，在整个统购统销政策制定和推行的最初过程中，还没有显现出可能导致大规模死人的迹象和危险。因此，也没有人想到把农民的口粮克扣太多，有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春荒、夏荒，最终引发严重饥荒。之所以想不到这一点，一是因为无论年成好坏，春荒年年都发，死人的数量并不很多，自民国以来大家已经见惯不怪了；二是从中央高层的角度，几乎都相信只要统购的总量控制在一定的比例内，保证每个农民每天能有一斤左右的粮食吃，过惯了穷日子的中国农民弹性很大，完全可以“吃少，吃粗，吃稀”，继续把日子过下去，“不会饿死”；三是因为统购统销开始实行时合作化运动还没有开始，农民对自己的生产和销售还有一定的自主权，包括还可以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田头地角种一点杂粮或蔬菜，甚至会在政府征购时打埋伏，因此，即使出现过度征购的情况，一般也不容易发生大规模死人的情况。

比如，如前所述，在统购统销开始的第二年，即1954年，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就发生过过度征购的问题。那是因为头一年征购任务完成得十分容易，陈云等将第二年的征购量提高了70亿斤。虽然这一年发生了全国范围的严重水灾，许多粮食产区严重减产，他们也没有着眼于降低征购和减少库存来解救灾情，反而在保持征购总量的情况下，进一步向非灾区加派了20亿斤征购任务。由于中国地域广大，粮食收获及品种都很不平衡，此举自然加大了许多原本就已经深感困难的非灾区农民的负担。结果，从1955年初开始，各地农村便先后发生了大面积春荒的情况。从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头半年多的报道中，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社会恐慌和困难程度之大。该刊几乎每天都有各地粮食紧张、统购统销工作逼死群众、农民大量宰杀耕牛、向农村返销粮的数字难以控制，和各地农民出现大量病饿及弃婴、溺婴之类的报道。[73]

因为并未出现大规模死人的情况，陈云等领导人并没有因为春荒严重就意识到粮食征购量出了问题。他们甚至相信，关键问题是粮食销售没有控制好，尤其是在农村有“许多不该销售的也销售了”。因为，从数字上看，1954年单独销在农村的粮食就有320亿斤，按每个农民缺粮100天，每天缺粮1斤算，这个数字足足可以供应3.2亿农民。陈云显然认为这样的销售量是不正常的。他坚称：要说“我们农村的缺粮人口占五亿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这个数字显然是过多的，其中必然有不该销而销了的部分”。[74]

据此，这时已来到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也得出结论说：政府购粮一点也不多。他为此首先尖锐批评了自己原先所在的河南省，说：“今年粮食情况极端紧张。特点是：来得早，面很大。现很多省份将本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快销售完了。然而问题仍越来越严重，总之，是很不合理的。现我们计算，几乎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靠国家供应粮食，每天计一斤或者十两。无论如何，这是很不正常的。正如前段估计的，余缺没有算清楚，有粮也叫，无粮也叫。”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不加分析地帮着叫缺粮。[75]

当然，他们并非不了解农民因统购统销对政府十分不满，也清楚“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他们也承认：“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76]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和中央没有关系，有问题也多是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造成的，是因为地方没有严格掌握中央的统购政策和统购指标，或层层加码，或盲目超购所致。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要对卖粮过了头的，销售指标给得少的地方“搞统购补课”，即个别解决超购退还的问题。[77]

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财政部拟定的1955年度征购计划，竟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950亿斤，超过1954年原计划将近100亿斤。这个数字，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各地政府的反对。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到1955年2月底中央财经会议上，仍旧维持了900亿斤的高指标，而这还是超过1954年30多亿斤。这次会议通过，并得到国务院认可，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名的方式发布的文件却宣布说：“中央认为这个指标是适当的。一定要看到，确定本年度征购九○○亿斤这个向农民要得较少的数字，是我们对广大中农的让步，是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以上的新老中农团结的步骤”，这是一个“减轻了”的收购任务。文件称，征购数量减少了，国家粮食销售的数量也必须相应缩减。会议要求，1955年度的粮食统销数量要比1954年的粮食销售量还要减少20亿斤。[78]

1955年明明已经发生了严重春荒、饿死人和粮食高度紧张、社会极度恐慌的情况，主管经济和业务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发生与粮食征购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这时反映的种种意见，他们也多抱以不相信的态度。对于普遍出现的要求增加粮食供应的种种声音，一些领导人中间还形成了一个明显带有强烈倾向性的用语，叫“闹粮”。实际上，哪怕是稍微注意一下中央内务部几年来统计上来的并不全面的春荒数据，也不难发现，和1953年底开始统购统销之前相比，统购统销正在使农村春荒缺粮的情况日益加重。到1955年，全国逃荒的农民已经是1953年的3.5倍，是1954年的2.5倍。非正常死亡的情况，1953年统购统销还未实行的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只统计到263人；1954年就增加了200多人，增至475人；1955年已猛涨到1477人；1956年更破纪录地达到10012人了。[79]

对于1954年多购70亿斤粮食，导致1955年全面粮食恐慌，“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的情况，毛泽东则敏感得多。他当年就对中财委和财政部1954年的征购指标提出了批评，后来更不止一次地指出，1954年共产党在粮食问题上犯了“错误”。[80]

毛泽东发现粮食征购出了问题，除了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外，主要还是通过民主人士的来信。

1955年3月中旬，黄炎培即函告，他家乡有人来反映农民特别苦，说干部作风不好，总是疑心农民家有藏粮，而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下田都没有力气。毛泽东已通过内参多少意识到征购工作中有问题，故回信委婉地接受了黄的意见，并安慰说：“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81]

4月26日，黄炎培又告毛泽东，最近收到各地人民来信很多，最严重的还是农村粮食问题，已选取可靠性较高的几封信送给陈云同志，并与其长谈四小时，但陈云并不十分赞同黄的看法。毛泽东见信后仍未否认存在问题，只是告诉黄称：“粮食问题，下一个月还是会紧的，六月以后将会好些了。”[82]

5月中旬，黄炎培转来民主人士彭一湖反映他家乡所在的湖南省东部政府查田定产导致粮食统购问题很多的信。信中说，当地政府把产量定得过高，留给农民的口粮太少，再加上区乡干部强迫命令，遇事不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不接受意见，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而且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农民连猪也养不起，副业也没办法搞了。黄炎培同时附信给陈云，针对前次谈话中双方关于下面闹粮者真缺粮还是假缺粮的争论，说明了他的看法。信称：“以我综合各方面报告，推想起来，到底有粮者叫是少数，无粮者叫是多数，而且前者是跟随着后者而发生的。要分别处理，但断不可不处理。”[83]

毛泽东这一次终于变得比较重视了。他先是将黄炎培及彭一湖的信批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杨赶快把信印发给次日还在京参加15省、市委书记会的与会领导人，以便他们能把信带回去对照各地情况研究处理。接着他又要全国人大秘书长彭真把黄炎培和彭一湖的信分别印发给人大、政协在京各常委参考。[84]

5月28日，针对彭一湖来信反映的情况，也注意到《内部参考》和其他群众来信中提到的各地缺粮、闹粮情况，毛泽东专门致电各地领导人，要求他们迅速派人具体查清去年定产高低情况，农民中真缺粮者有多少，叫唤缺粮、实际不缺粮者有多少，农村到底需要供应多少粮食，一年到底缺几个月粮食，每个月要多少才够？[85]

由于知道靠地方党政部门的汇报未必能听到真实的情况，又不敢完全相信民主人士的倾诉，在苦于得不到第一手可靠的调查资料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委托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回家乡去做调查。读到河南籍战士们写回来的调查报告后，他一一批注，将发现问题的报告专门批示给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要吴派人去检查那些存在粮食问题的乡村。[86]

事实上，在收到黄、彭等人来信和转来的其他信件后，毛泽东就已经认定1954年征购过多，农民负担过重了。他因此找到陈云和薄一波等，明确指出1955年春荒严重及各方人士，包括农民人心惶惶的原因，就在于1954年多征了70亿斤粮食，把统购统销的名声搞坏了。因此，他明确要求中财委及财政部重新修改此前通过的1955年度的统购指标，要从900亿斤降到800亿斤，最多820亿斤，而且要向农民承诺“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保证这一征购额度三年不变。[87]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陈云等领导人并没有马上承认错误，但是很快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重新调整了1955年度的粮食征购指标，把1955年度的粮食征购量从原订900亿斤，降到了864.5亿斤。[88]一个多月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委婉地做了自我批评，承认去年“多购了几十亿斤粮食”。但他同时还是坚持认为：春季全国出现粮食供应紧张“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农民自身的问题。说因为“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千百年来他们的习惯是除交租、交税以外，形式上是自由处理余粮的。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农民虽然把粮食卖给了国家，但因为他们是私有者，有些农民又想买回去，并且还想买得更多”。叫喊缺粮的和大量排队去买粮食的，“大多数是这样一类农民，即他们的粮食是够用的，但想多保存一些，多有一些后备”，只有“极少数是缺粮的”。[89]

很明显，毛泽东并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等人。但他依旧坚持不同意陈云在6月全国粮食会议上宣布的864.5亿斤的征购数字，坚持要压到800亿斤，最多让到820亿斤。经过反复交涉，双方各让一步，于8月初达成了1955年度征购830.37亿斤的数字，并承诺“三年不变”。[90]

实际上，毛泽东1955年的主要工作重心并不在统购统销和粮食问题上面，而是放到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方面去了。正像薄一波所说，被迫实行统购统销之后，中共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意识到，粮食问题已经不是靠政府与无数个体农民讨价还价所能解决的了。大家都相信，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唯一出路，只有走苏联式的集体化道路。[91]

从1953年毛泽东宣布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他就明确讲过，实现社会主义关键靠两条，一是要有几千个国营的大工厂，一是要实现农业合作化。[92]这一年夏天，注意到合作化运动终于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注意到已经建立起来的80%以上的合作社都增产了[93]，毛泽东马上就又开始对中国农民的政治觉悟抱有信心了。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宣布说：中国粮食产量跟不上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尖锐矛盾，我们已经找到根本解决的办法了，那就是农业合作化。“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94]在他看来，合作化运动的迅猛推进，本身就证明了他过去的看法，即中国农民是有觉悟的，合作化能如此快速地搞起来，粮食问题也就能加速解决了。

 

六、毛泽东：逐渐告别“小仁政”

1955年秋到1956年初，是中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时期，也是毛泽东在农民粮食问题上迅速转向激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党内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宣称：“如果我们不能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他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有相当大的部分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这不是小农经济所能实现的，必须要实现大规模的农业。他显然认为苏联当年的解决办法是不可替代的，因而特别强调称：“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95]

一旦认定农业合作化能解决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和粮食增产问题，毛泽东便又高度兴奋起来了。在他全力推动下，中共中央很快就专门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基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这一重要考量，和各地上报的合作社进展速度，会议把原定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一举缩短到两年半，主张全国大多数地区届时就应该“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96]注意到有的省份在农业初步合作化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农业增产规划[97]，毛泽东随后还乘火车跑了几个省，召集十余省、地委领导人拟定了一个《农业十七条》，进一步主张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争取“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争取于一九五九年基本上完成”把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建成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以便在此基础上，“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八百斤”。[98]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毛泽东在年底时专门有过解释。他说：“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99]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粮食最高年产量是3000万斤，增加百分之一百就是6000万斤，增加百分之二百就是9000万斤了。

1956年初，依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再度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等人搞的那个《农业十七条》，形成了题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的重要决议。内中明文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黄河以北地区，要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地区，要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区，要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乘上《纲要》要求的耕地面积，可知毛泽东希望的不是增产百分之一百，而是百分之二百，即9000亿斤～10000亿斤。相比之下，农业部此前在讨论时提出的增长一倍，即达到6000亿斤的雄心勃勃的设想，反而还变得保守了。[100]这也足以可见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前景，抱有着怎样一种想象和期待。

毛泽东完全没有意识到，集体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彻底剥夺了农民个人的自主权，从而最大限度地便利了各级政府随心所欲地支配其劳动并获取其产品。反过来，一旦被“组织起来”，受到为政府服务的各级干部的全面控制，无论征粮、购粮，包括购粮所得，都成了受干部支配的“集体”的事情，与农民个人毫无关系，农民甚至连最基本的用于维持生存的口粮数都要听从层层政府的计划和安排了。如此一来就埋伏下一个极大的危险，即一旦完全丧失了对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支配权，原本就处在饥饿边缘的农民，将再无应对灾祸的能力。任何天灾人祸，随时都可能构成亿万农民家毁人亡的巨大风险。

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毛泽东从此就被这个“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完全冲昏头脑，一心只想着如何增加粮食产量，亦即征购量问题去了呢？也不是。

1956年春天，毛泽东开始用心研究经济问题，并写下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文中他又特别讲到1954年～1955年中共中央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强调：“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他写道：“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101]他再次指出：幸亏我们发现了这一问题，“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102]

除了再度强调粮食征购必须充分注意调查研究，不能超征超购外，他还特别提到苏联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犯过的错误，反对过度剥夺农民。他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明白主张：我们不能光考虑国家的利益，而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103]

由此不难了解，即使在头脑昏昏的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一旦发现农民口粮出了问题，也还是会像以前一样予以重视并想要去解决的。只是他太想创造历史奇迹了，因而太执着于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迷思了，而他对全局的了解又离不开那些专注于业务和习惯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各级干部。这也就意味着，他不仅很难发现问题，偶尔看到了一点迹象，想要采取一些措施，也犹疑不决。要么怕泼了“大跃进”的冷水，要么对农民的生存能力严重错估，因此，他的干预或询问基本上于事无补。

如1958年5月下旬，他读到中央警卫团山东籍干部队队员李宝森等人反映家乡农民严重缺粮的资料，当即就批给了时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指示：“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问一下情况。”他并同时将材料送给书记处书记邓小平，要他将材料立即印发给正在北京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的到会人员，以引起各方重视。

和此前的情况一样，谭震林也确实抽时间找了李宝森等人，并回复了毛泽东。然而他的意见是：“山东省每人（年）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粮食：口粮600斤，种籽100斤，饲料200斤，余粮100斤。”[104]

这里的口粮斤数指的是原粮斤数，变为成品粮只及此斤数的75%。也就是说，360斤原粮等于270斤成品粮，平均到全年365天，如果这个数量的粮食真能落到山东这些农民手里的话，他们每天最多也只能吃到7两左右的粮食。如果是200斤原粮，则他们每天平均也就只能吃到4两左右的粮食。

毛泽东也好，谭震林也好，都是农民出身，不可能不知道每天只有区区几两粮食，这对于需要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见惯了贫苦农民吃糠咽菜，认为农民会自动调节有限的粮食，“吃少，吃粗，吃稀”，饿不死，故不仅谭震林相信农民“一般说是够吃的”，毛泽东对此也没有再提出质疑。在那个几乎人人头脑热得发昏的时候，谭震林所谓“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的说法，恐怕也正是这时全身心关注“大仁政”的毛泽东所想的吧。

 

参考文献、注释

[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3～254页。

[2]这种农民立场，最典型地反映在1949年中共中央进城前毛泽东与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当中。当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建议中共尽快占领上海等大城市，以便建立政权和为党确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时，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告诉米高扬：在上海等大城市，大多数工人觉悟不高，共产党影响很小。但“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可望其项背”。“中国农民要比所有的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觉悟高得多。”见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6页。

[3]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叙述成果甚多，最具代表性的是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较具学术性的研究或着眼于制度实施，或着眼于地方，如杨乙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田锡全：《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葛玲：《统购统销体制的地方实践——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等。

[4]王海光：《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载《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266页；黄金娟：《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载《中国当代史研究》第3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245页。

[5]陈云：《统一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3月3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1950年4月1日），山东省档案馆藏，A101/1/32/1-5。

[6]陈云：《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1950年4月13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82页。

[7]有关西南各省征粮一度逼成民变的情况，可参见王海光：《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在靠近中心城市的上海郊区，农民因不堪重负而自杀或反抗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可参见黄金娟：《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

[8]新中国成立初期这几年粮食总产数字的说法基本统一，征购、销售数字说法五花八门。作者因未直接看到杨继绳引用的粮食部的文献，故表3内尽量比较和使用后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并比勘当年或隔年中共领导人报告讲话中的数据。当年领导人报告的征购数字，基本上都是指贸易粮，而现有的粮食总产量数字，都是原粮，为便于比较，表3中都统一换算成原粮。当年领导人报告的数字与改革开放后个别当事人，如薄一波依据档案资料引用的数字，也会有出入。如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粮食年度，陈云当年报告的数字是865亿斤；薄一波回忆引用的数字是784.5亿斤。薄一波自己使用的数字也不尽一致的地方，如他说明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国家收入粮食为547亿斤（应为贸易粮），同时说该年度国家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25.7%（算下来相当于660亿斤贸易粮）。比较前后征购数额，表3中暂用后者。

[9]《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插话》（1959年3月28日）。

[10]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8页。

[11]《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8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出版信息不详，第208页。

[12]有关合作化运动中不仅生产资料作价充公，就连农民的一些生活资料也被强行充公的情况，在许多合作化运动史的研究著述中都有介绍。参见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507～536页。

[13]陈云、薄一波：《对一九五〇年春夏是否发生严重饥荒的看法》（1950年3月20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96～101页。

[14]《华东区农业税征收通则》（1950年2月6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15]《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1950的2月28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34、50页。

[16]《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1950年4月1日）。

[17]陈云：《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1950年4月13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79～80页。

[18]转见陈云：《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1950年6月6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91～97页。

[19]《政务院关于1950年新解放区夏征公粮的决定》（1950年5月30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50页。

[20]陈云：《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1950年11月15日、27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98～107页。

[21]《政务院关于1951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1951年6月21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191页。

[22]陈云：《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1951年5月16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127、129页。

[23]陈云：《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952年1月15日）；陈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10月10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146、194页；陈云：《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上的报告》（1953年9月8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450～451页。

[2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257页。

[25]1951年国家征收公粮总额规定为250亿斤，实际征收为277亿斤（粮食部计划司资料为299亿斤）。参见陈云：《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1952年4月19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381～385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255～257页。

[26]陈云：《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952年1月15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144～150页。

[27]《财政部关于农业税土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1950年9月16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95页。

[28]参见《1950年财政工作总结及1951年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951年3月30日）；《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1953年2月12日）；《财政部部长邓小平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1954年6月17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159、388、472页。

[29]《中央财政部关于1953年度农业税概算的请示报告》（1953年4月15日）。

[30]可参见表1。

[31]毛泽东：《对财政部关于全国农业税法会议请示的批语和对中央指示稿的修改》（1953年4月16日、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32]《政务院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1953年6月5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396页。

[33]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页。

[34]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1950年4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

[35]毛泽东：《关于春耕、起草土地法草案等问题的电报》（1950年4月28日）；《中央转发河南淮阳地区夏季征粮情况报告的批语》（1950年9月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15、502页。

[36]毛泽东：《关于夏征问题给陈云、薄一波的批语》（1950年4月2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16页。

[37]毛泽东：《关于让陈丕显报告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情况的电报》（1950年5月1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38页。

[38]如毛泽东对浙江、苏南减免夏征的提议，和转达黄炎培认为苏南征粮工作有偏差意见，中财委和苏南区党委事实上均未采纳。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02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87页。有关黄炎培、柳亚子等上书毛泽东，包括去苏南实地考察在华东局和苏南当地碰钉子的情况，可参见黄金娟：《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

[39]《毛泽东同志关于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应亲自抓紧财经工作的指示》（1950年5月20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63页；并见陈云：《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1950年6月6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94页；《中央关于彻底做好农业税征收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53年5月25日）。

[40]毛泽东：《在中财委关于新解放区夏征公粮决定上的批语》（1950年5月2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76页。

[41]《财政部关于1951年各地农业税税率向政务院的综合报告》（1951年11月6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250～253页。

[42]参见毛泽东：《对薄一波报批的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给各中央局的电报等文稿的批语》（1951年5月3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页。

[43]参见《中央关于地方各级财委和军队后勤部门应作违反财政纪律的检讨报告的指示》（1952年4月2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6～427页。

[44]《政务院关于195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1952年6月16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294页。

[45]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88页注3。

[46]毛泽东：《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给谭震林的信》（1952年10月1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87页。

[47]毛泽东：《关于大批减免西南灾区公粮和农业税的批语》（1953年5月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页。

[48]《政务院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1953年6月5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395～396页。

[49]参见黄金娟：《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

[50]有关毛泽东开始提出用10年到15年时间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方针的经过情形，可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编后记”，第692～693页。

[51]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256、363～364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41～842页。

[52]转见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3页。

[53]转见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第20～23页。

[54]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各种政策指示中，特别多地在强调摆正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可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指示》（1953年7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和年终双薪问题的宣传指示》（1953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南文委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通报中加写的话》（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引用毛主席或中央其他负责同志言论应注意事项的规定》（1953年8月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91～292页注2、第295页、第308页注1。

[55]陈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10月10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189～193页；《陈云传》下册，第1618页。

[56]陈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10月10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194～197页。

[57]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3页。

[58]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482、1483页。

[59]《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1953年4月11日）。

[60]《中央关于彻底做好农业税征收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53年5月25日）。

[61]《中央关于收购粮食问题的宣传指示》（1953年9月25日）。

[62]毛泽东：《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讲话提纲》（1953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结论》（1953年10月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82～385、357～358页。

[63]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1月），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页。

[64]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11月），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468页。

[65]毛泽东：《对中央关于统购统销宣传要点稿的修改》（1953年10月3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79页。

[66]陈云：《限制征购任务，压缩粮食销量》（1955年6月16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40～652页。这是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

[67]陈云：《限制征购任务，压缩粮食销量》（1955年6月16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640～652页。

[68]见毛泽东：《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54年12月19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页。

[69]陈云：《粮食问题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1954年2月）；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586～588、610～620页。

[70]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6月16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537～538页。

[71]《华东局关于防止粮食统购统销中发生强迫命令的指示》（1953年12月26日），浙江省龙泉县档案馆藏，1/1/127/20。

[72]即使在上海郊区这种政策掌握相对较严的地区，1950年～1952年每年都因秋征发生严重死人事件。仅1952年秋征就连续造成农民被迫自杀数十起，被救活42人，死亡24人。参见黄金娟：《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

[73]《山东部分地区大量宰杀耕牛》；《辽宁省购粮中区村干部发生强迫命令现象》；《甘肃省粮食统购计划没有完成，茶叶、棉花供不应求》；《湖北省灾区耕牛已死亡9万多头》；《江苏省控制中央等地粮食统销数字有困难》；《近两个月来四川省耕牛死亡三万头》；《浙江省粮食统销量日益增加》；《陕西省入冬以来共死大家畜一万一千多头》；《安徽省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发生死人事件30起》；《黑龙江省双城县牲畜跌价》；《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逼死群众133人》；《江苏省灾区群众弃婴、溺婴情况》；《广东各地春荒日趋严重》；《浠水县春荒发展影响春耕生产》；《粤东地区发生春荒》；《安徽省断炊户增加》；《晋北部分农村春荒严重》；《湖北省非灾区春荒发展》；《山西省沁县部分农民缺口粮》；《四川省部分山区和丘陵区春荒严重》；《目前盲目流入鞍山市的农民已达五千多人》，载《内部参考》1955年1月3、4、15、18日，2月1、7、15、16、17、23日，3月2、8、15、17、22、24日，第1、2、23、28、35、36、37、42、48、53、59、61、65、67等期。

[74]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619页。

[75]李先念：《就粮食销售问题给吴芝圃、杨蔚屏的信》（1955年4月16日），载《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7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3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77]陈云：《粮食问题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1955年2月），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586～588页。

[7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3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78、79页。

[79]见前文表1。

[80]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0页。

[81]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1955年3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82]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1955年4月2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95页。

[83]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19页注3、注8。

[84]《毛泽东关于印发彭一湖反映农村工作的信的批语》（1955年5月1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18～119页。

[85]《中央关于调查粮食问题的各项情况的通知》（1955年5月2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38～139页。

[86]毛泽东：《在中央警卫团战士的几份农村情况调查上写的文字》（1955年7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08～211页。

[87]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的文字》（1955年7月29日）；毛泽东：《关于通报江苏省粮食“三定”工作经验的批语》（1955年9月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30、337页；转见陈云：《限制征购任务，压缩粮食销量》（1955年6月16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649～650页。

[88]陈云：《限制征购任务，压缩粮食销量》（1955年6月16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649～650页。

[89]陈云：《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1955年7月21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249～250页。

[90]《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1955年8月3日）。

[9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363～364页。

[9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7月29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7页。

[93]转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6页。

[94]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2页。

[95]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1～432页。

[96]《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5年10月11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302页。

[97]《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1955年10月6日）。

[98]毛泽东：《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955年12月2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07～509页。

[99]《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3页。

[100]《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23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524页。

[101]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页。

[10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页。

[10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30页。

 

[104]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