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发生及由此开始的中国全民族抗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七七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深刻阐述了七七事变的划时代意义及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提出中国共产党应采取因时制宜的政策。学术界探讨了中共中央对七七事变性质、走势的判断和因应。本文在此基础上研究毛泽东如何评价七七事变的意义以及由此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应对的政策。
一、“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七七事变是日本由局部侵华向全面侵华的重要战略转变，是日本妄图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早在1927年，日本政府出笼的《田中奏折》规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国策；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此国策的第一步，七七事变是第二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报告中预料到日本必然要在九一八事变的基础上采取第二步，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1935年之《何梅协定》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显示日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在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根据毛泽东的分析作出论断：七七事变“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毛泽东随即在各种场合解释此论断。9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七七事变是“日本大规模进攻开始”，这一进攻“是大规模的”、“是继续的”，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并有外援但又是一个冒险的进攻”。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七七事变是日本“有计划有准备的进攻”。可见，毛泽东反复强调七七事变是日本的既定步伐，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还是日本侵华军事策略与政治手段变化的节点。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针对国民党内妥协投降倾向，指出这不是偶然的。他分析“日本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指出：在七七事变前，日本“规定硬的方针，并实行占领东三省，对全中国则采取外交诱降办法”；“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外相广田宣布不扩大主义”，“这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但同时含有‘降则免打’之意”。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占领武汉，日本“为执行其硬的方针，采取坚决的军事进攻方法为主，辅之以政治诱降”。这样，毛泽东反复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采取的步骤，七七事变是日本企图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步骤。他指出：无论如何变化，“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它一定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毛泽东将七七事变视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他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一文中分析了七七事变的趋势，将中日战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指出：“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七七事变既是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又是中日全面战争第一阶段的开端。毛泽东指出，第一阶段的失利并不重要，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中日战争“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他总结道：从七七事变开始，“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态势，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政策调整为中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阶段作了划分。1937年5月3日，他在延安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935年“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这个新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二·九运动”开始“至一九三七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第二阶段从该全会开始，中国革命新时期“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
七七事变的发生，使对日抗战的过渡阶段发展到对日抗战的实行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8月召开的扩大会议讨论了七七事变的态势及政策调整。毛泽东首先强调指出“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进而，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阶段变化：七七事变“使得‘九一八’以来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到实行抗战的政策，使得一二九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由停止内战准备抗战的阶段，过渡到了实行抗战的阶段”。这样，七七事变使中国历史发生两个重大的转变。为使全党牢记革命阶段的变化，毛泽东反复指出：七七事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是全国性的不是局部的，进入了实行抗战的阶段”。依据他的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卢沟桥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在这一新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与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
七七事变的发生，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产生了影响。在1937年10月25日对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的谈话中，毛泽东专门指出抗日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就对中国来说，“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就对世界的影响而言，如果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唾手而得东四省”，那么它制造七七事变“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11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再次指出：“中国的抗战是百年来未有的，它的性质是革命的。”
抗日战争是抗日的民族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是民族革命时期，那么民族革命时期与民主革命时期是截然分开的吗？毛泽东作了解答。他在1939年12月所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民族革命阶段与民主革命阶段是同一的，“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1940年7月13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指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有区别，也有一致的”，“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
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毛泽东进一步界定七七事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中的地位。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报告中，他指出：“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为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1939年10月4日，他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思想原则。他提出三个革命阶段，“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即是说，他把七七事变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阶段中第三个阶段抗日战争的开始。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发生阶段性变化。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经历两个战争、四个时期、三个战略转变。在日本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前，是国内战争；在日本进行全面侵华战争时，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国内战争“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抗日民族战争“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在这“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一为“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二为“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三为“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他着重指出，“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七七事变后发生的。这样，毛泽东指出七七事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革命对象的转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
与这一战略转变相适应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阶段性变化。在上述对贝特兰的谈话中，毛泽东把七七事变放在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史上加以考察，指出：“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了，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即是说，七七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使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
总之，七七事变对于中国历史演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影响是划时代的。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宣布“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发现了”。
二、“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虽然中国已经从抗战准备阶段进入抗战实施阶段，但是在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后的二十来天中，中国内部还存在一些妥协幻想。如何实施抗战，是国共两党必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1937年7月23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向全国宣布必须发动对日的全民族抗战。他指出，中共中央在七七事变发生次日就“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大呼三个危急“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强调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三个立刻：“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提出三个立即：“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提出五个口号：“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提出一个出路：“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如何发动全民族抗战呢？毛泽东提出“全国军队总动员。动员我们二百几十万常备军，包括海陆空军在内，包括中央军、地方军、红军在内”；“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等八项主张。他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他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如此，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一爆发就认识到了日本已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而立即提出了全民族抗战，毛泽东指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提出的方针。
同时，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开始了全国性抗战。他称赞蒋介石7月17日“庐山谈话”结尾的一段话：“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蒋介石在这里提出了“全国应战”。此后，蒋介石又多次提出全国性抗战。
相对于蒋介石的全国性抗战，毛泽东继续提出全民族抗战。在8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再次称赞了蒋介石“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尽管如此，蒋介石的全国性抗战实际上是单纯的政府抗战。毛泽东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而“在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又依然继续其‘九一八’以来所实行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妥协和让步，压制了爱国军队的积极性，压制了爱国人民的救国运动”。他进一步指出：“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如果不迅速改变这些问题，“将使抗日战争蒙受绝大的不利”。他批评国民党“以为单纯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这是错误的”，指出“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他提出“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只有完全地、诚意地和坚决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之目的。”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今天所发动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蒋介石的全国性抗战实际上是单纯的政府抗战，提出要进行全民族抗战，国民党就须彻底地改变其政策而实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但是时隔一个多月后，毛泽东认识到国民党并未改变其政策，9月1日在中共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尽管全国性抗战开始了，“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包含着严重的危险性。抗日战线中的左派、中派、右派，阶级关系在重新变化，估计到阶级结合之新的情况；全民抗战还没有到来，但非此不能战胜日本”。在这里，他提出了全民抗战，指出国民党虽然开始了全国性抗战，但这只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只是片面抗战。9月29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要将片面抗战发展为全民抗战。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一切和这个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10月，毛泽东撰写《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提出了相对于“片面抗战”来说的“全面抗战”，并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其中之一体现在是否发动群众抗战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要发动群众”，而国民党“却怕发动群众，要统制”。他指出：英勇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发动，“空前地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坚决勇敢的精神，打破了过去的‘恐日病’，给了日寇相当的打击”；“空前地巩固了中国内部的团结与统一”；“使十年来对立的国共两党重返合作，使国民党有了决定的转变”。“发动了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战，造成了民族抗战的高潮。”
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指出：“这最重要的，就是在战争中取得了深刻的教训，片面的抗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过去只是挨敌人的打，所以必须改变一个打法。我们去打敌人，最主要的是执行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中国才能打胜仗。”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提出单纯依靠片面抗战的错误，辩证地分析片面抗战的实质，提出了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
其一，关于片面抗战的积极意义和不足。毛泽东一方面指出：“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另一方面，他反复强调指出，“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其二，要把片面抗战发展为全面抗战，全面抗战就是发动人民群众的抗战。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强调“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如何才能将片面抗战发展成为全面抗战呢？他提出：“在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全面抗战中，必须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必须有一个完全执行这个纲领的政府和军队。”
其三，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发动人民群众抗战。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从上可见，毛泽东指出了“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主张。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指出：“实行蒋介石国民党的不要全国人民抗战只要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片面抗战’的路线，战争必然失败；只有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或‘全面抗战’的路线，战争才能胜利。”是否发动群众，成为片面抗战和全面抗战的原则区别，毛泽东反复指出此点。1945年3月31日，他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之目的，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动员群众。抗战以来我们一贯的路线是如此，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束缚群众。”1945年4月24日，他在党的七大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进一步指出：“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战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
由上可见，毛泽东指出，虽然蒋介石所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是全国性抗战，但这只是单纯的依靠政府的抗战，单纯的政府抗战只是片面抗战，而非真正的全国性抗战。真正的全国性抗战，是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战的全民抗战或全面抗战。要实行全民抗战，就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就要实行符合真正的三民主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毛泽东对七七事变开始了中国的全面抗战给予的路线回答。
三、“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抗日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一阶段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全民族抗战呢？全面抗战阶段到来前夕，毛泽东就根据从准备抗战到实施抗战的趋势，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二是“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可见，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两项基本政策，两者互为一体。他在1940年7月13日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抗战建国’”，战略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先来讨论毛泽东如何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既然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那么实现全民族抗战，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发生之前，中国共产党自1933年以来即努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1937年7月23日提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9月1日，他进一步发出号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在全国开始组织成功，但还是不充实的，不坚固的”，要“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为充实的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为此，中共中央在7月15日向国民党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与国民党精诚团结以“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七七事变发生以来的事实，使蒋介石认识到不能不团结抗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当前线紧张之际”发表中国共产党的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他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标志着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意义重大。
其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是划时代的。毛泽东在9月29日《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国共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其二，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七七事变发生后的重大转变。毛泽东在10月《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七七事变的发生和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发动，“使十年来对立的国共两党重返合作，使国民党有了决定的转变”。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七七事变是中国共产党1934年以来经历的“最大与最主要的”重大事变，它使“由国内各党派各阶级互相对立的局面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内战争转到了抗日战争”。他还指出：七七事变“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使得中国国内各阶层、各党派、各集团相互间政治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使得国民党的政策发生转变，“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如此看来，毛泽东将七七事变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和国民党政策转变的分水岭。他同时也指出，虽然“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在华北实际是节节退却”。因此，他提出了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阐述了两点。
其一，“唤起民众”，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发展成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因为“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由于“统一战线没有民众充实起来，前线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只会增大，不会缩小”，“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
其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共同纲领，发展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我们反对旧的那一套约束，因为它不适应于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欢迎建立一套新的约束代替旧的，这就是颁布共同纲领，建立革命秩序。必须如此，才能适应抗日战争。”他提出：“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要发展为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要“唤起民众”，以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样，他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立的思想。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
随着日军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毛泽东更明确指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1937年10月所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依据“卢沟桥事变后华北与长江一带的最近战况”，指出从三方面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一，尽可能广泛地扩大统一战线：“1.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2.各群众团体加入统一战线；3.组织无组织的加入统一战线；4.分化亲日派与争取亲日派影响下的分子。”其二，明确统一战线建设的内容：“1.各党各派的抗日合作；2.统一的国防政府；3.统一的国防军；4.统一的民众团体。”其三，正确处理各党派关系：统一战线“不是一党一派的政府、军队与民众团体的包办”，“统一战线内各党各派合作的目的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是谁领导谁。如我们对国民党及国民党各派的态度，是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与团结，不是削弱它分化它（对国民党各派如CC、黄埔、复兴社、法西斯问题）”。这样，毛泽东在日军加紧全面侵华战争的背景下提出了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国防军、如何对待国民党内各集团各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富有新含义和具体内容。
由于一些错误倾向的产生和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面临问题。就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七七事变后出现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9月1日，毛泽东指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11月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而“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指出：“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为此，一方面对“‘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一方面“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就国民党来说，它“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卢沟桥以前状态”，因而“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两点：其一，克服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其二，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七七事变爆发两周年之际撰写《反对投降活动》，一方面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一方面要求“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他指出：“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下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高度重视。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左”倾关门主义。“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另一方面，“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大资产阶级“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这种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确保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再来讨论“民主共和国”口号的提出。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于1937年9月1日提出在“战争中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句话的含义深刻，他作了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若干人“觉得奇怪”，“以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9月29日，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他进一步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因此提出了“用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他针对“为什么共产党现在又申明取消工农民主专政”的疑问指出：“这个理由我们也早已说明了，不是这种制度和办法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也有了必需和可能。所以，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我们用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在这种基础之上提出的。”这指出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又决定了民主共和国的建设。毛泽东强调：“抗战愈坚持则中国内部愈团结，愈有力量，愈能走上民主共和国，战胜日寇。”
在10月25日对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泽东解释了民主共和国的性质。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1936年8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这样，毛泽东指出了民主共和国阶级属性、组织形式和人民的权利。他总结指出：民主共和国“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1938年，毛泽东利用各种场合解释民主共和国的性质。他在二月同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这指出了民主共和国是对外反对侵略、对内采取普选制组织的共和国。7月2日，他对世界学联代表团指出，抗战胜利后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他特别指出：“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他强调：“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他总结指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践建设的抗日民主政权与民主共和国是什么关系呢？在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专门作了解释。他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这指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与民主共和国的一样。毛泽东进而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这清楚地指出了民主共和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其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
综上可见，“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以建设民主共和国为战略策略，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阶级团结起来，实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这样，中国共产党确保了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
总之，毛泽东对七七事变的性质、发展态势和应对作出了严谨的研判。他指出，七七事变是日本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中国从准备抗战阶段过渡到全面抗战阶段，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的发展进入新纪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进入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共同发展的新阶段。与此相适应，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经历重大的转变。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共同纲领，发动群众，将全国性抗战发展为全面抗战、全民族抗战。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口号，以建设民主共和国为战略策略，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全面抗战的政治领导。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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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