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专栏《台湾的两种金权政治》(南方都市报2月5日)中，我提到国民党的党国资本主义。许多朋友想要更了解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对理解中国当前的国进民退现象，或者对于我们理解经济权力如何巩固政治权力的一般现象有所助益。
国民党时期的党国资本主义可以说是世界少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下的国有体制。一开始，是战后国民党政权接收日本遗留下的资产，这些资产是庞大的独占性生产事业。以此为基础，国民党建构了一套「党国资本主义」。这里除了公营事业外，还包括党营事业和半公营事业，后者指的是如政府部门和公营事业的转投资公司或者直营公司。经济学家估计，即使到了八零年代末，党国资本主义所控制的GNP超过三成，且其主要产业特质是上游、资本密集、独占，因此掌握了整个经济体制的战略高地。
党营事业在战后初期所占分量较小，要到七零年代才开始大力扩张，尤其是成立了中央投资公司和光华投资公司，并运用这两个投资公司积极进入更多产业，如刚开始发展的石化和金融业。在八零年代，除了配合政府政策参与投资新兴电子业之外，党资本的新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业和营建业，而这两者正是八零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两大支柱。这些企业若不是享有市场的独占或寡占地位，就是独享政府合约。
到了八零年代末，党营事业已经占台湾GNP的百分之六点二。八零年代之后，台湾开始逐步推动经济自由化，九零年代开始更是加速国营事业的私有化，和推动之前垄断市场的开放。然而，国退不代表民进，而是党进。这是台湾党国资本主义的另一大奇迹。
首先，对于经济自由化所开放出来的新国家资源，党营事业大举进攻。这一方面是因为随著台湾民主化开放，政党选举需要更多钱；另一方面，由政府换成党来控制原有的公有事业，使得这些企业不用受到国会监督，让国民党可以更任意使用。金融自由化最典型。原本国民党在银行、票券、和证券金融业都是独占或寡占；金融市场开放后，理论是有更多民营的空间，但党营事业却比别人更积极扩张。在行动电话业务的开放中，党营事业投资五家公司去竞标，最后中标四家执照。而九零年代中期金额庞大的BOT案，包括机场捷运、高速铁路和台北一零一金融大楼，党营事业更是几乎无役不与，并且其联盟几乎都得标（除了高铁）。
其结果是，在1992年，党营事业七大控股公司的税后盈余是26.1亿元，到1998年时税后盈余已达122亿元。投资事业更从93年的121家，扩张到1998年的282家。总资产到1997年底已达1624亿。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党营事业有执政优势，使得私人资本家如果要进入新开发的市场，不得不与党营事业结盟。学者的研究指出，台湾经济体中有一个「主控计画体」，其主要成员为国民党党营事业集团、中华开发银行（国民党主导）、交通银行与中钢（这两个为公有），次要成员为远东纺织、台湾水泥、永丰余与东云企业，这八个企业集团彼此高度在人事上和组织上高度连结。而台湾各企业与「主控计画体」中主要成员具有连结关系的上市公司达205家，占所有上市公司数目的百分之四十八，若加上四个次要成员，则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二。这使得台湾虽然在九零年代已经进入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但国民党仍然对经济有高度的非政策影响力，也使得私人资本家必须与国民党维持良好关系。换言之，国民党的党国资本主义体系一方面因为其掌握有政治权力而得以建构巩固，另方面又进一步成为其政治权力的重要物质基础。
唯有到两千年，因为国民党失去政治权力，这个利益纠结的庞大体系才逐渐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