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与丁东等朋友聚会，适逢汪晖事件爆发。席间有朋友说:这样的文章也只有王彬彬敢写，北京没有一个学者敢去捅这个马蜂窝。而我则问丁东:刚看过一家报纸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记者采访你时你说“汪晖的文章不是没有问题，但是说‘学术失范’可能更好”。从报道的效果来看，你好像是个挺汪派？丁东很迷惑，他说我是支持王彬彬的啊，我前面还说了一大堆，报道时他们怎么只用了我最后的两句话？

后来我就看见了丁东发在自己新浪博客上的短文———《我支持王彬彬》，全文如下:“两天前，《××报》记者张弘给我打电话，问我对王彬彬批评汪晖的文章有什么看法。我表示，王彬彬是一个正直敢言的学者。我不赞成对王彬彬批评汪晖的动机作恶意猜测。现在中国学界乱象丛生。为了端正学风，对那些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学者应当严格要求。当然，汪晖博士论文中暴露出的问题是否定性为抄袭剽窃？可能定性为学术失范更好一些。20多年前，中国博士生非常少，导师大多是名家，质量和现在不能比。但还是存在学术规范把关不严的问题，底子没有打好。现在抄袭剽窃成风，固然有其他社会原因，但和当时底子没有打好也有关系。我这些意思张弘成文时只取了‘定性为学术失范更好’这一点。可能使读者误认为我不赞成王彬彬的文章。其实我首先认为王彬彬发表批评汪晖的文章是一件好事，我支持他。”

尽管丁东发表了“声明”，估计现在许多人依然认为他是挺汪派，因为《××报》的传播力度毕竟很大，而他这篇博文到笔者四天后发现时，也只是点击了69次。此文显然无法消除报纸早已形成的那种影响。

这家媒体报道时为什么只顾及有利于汪晖的评论，这应该是一个颇值得讨论的话题，此处笔者不拟深究。我想接着丁东的话说，我也是支持王彬彬的。王彬彬批评汪晖其实问题有二:其一是文理不通问题，其二是抄袭问题。关于前者，我虽然没读过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却也读过一些他的其他著作文章。老实说，汪先生的东西绕来绕去，常常让我看不明白。当然，看不明白也可能是我水平太差，但我私下也常听人说起汪晖的语言问题，现在又有王彬彬直言汪晖文风晦涩，话写不通，我就觉得也许自己的判断力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吧。

但似乎挺汪者中年轻、年长的学人都不谈这个问题，这让我略感吃惊。这也就是说，汪晖那种疙里疙瘩的著作文章他们都读懂了？如果没读懂，他们是如何得出汪晖很有思想之类的结论的？如果读懂了，莫非他们使用的是另一套汉语系统？由此我也想到，汪晖担任《读书》主编多年，他在营造一种艰涩的文风方面很可能还是很有功劳的。因为年轻的学人看《读书》多了，估计也就渐渐熟悉了那套行腔运调的话语路数。经过这种训练之后再读汪晖，觉得那就是汉语美文也未可知。但我觉得大家都是说汉语的，汪晖的语言有无问题，还是可以形成某种公论的。

目前看来，有关汪晖的第二个问题似乎比较麻烦，争议也最大。我见到的最新文章表明:“王文共计具体指证汪著抄袭他人著作10例，在其中，根据笔者的核对和参考汪著上下文，有两例是明显不能成立的(汪著58-59页，涉及李泽厚著作；汪著72页，涉及勒文森著作)，有两例可以宽容地归结为‘技术问题’(汪著68页、69页，涉及勒文森著作)，但是，其余6例，是确凿的抄袭(逐字逐句的抄袭)，而且抄袭意识明显可见(或者没有任何注释，或者注释明显是误导读者的)。”(肖鹰:《勿拿鲁迅做挡箭牌 学界要有勇气直面抄袭》，《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1日)既然有6例是逐字逐句地抄，那么抄袭一说显然是可以成立的。

但即使可以成立，我估计这件事情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因为此书是汪晖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一些学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为他辩护的)。于是在我看来，汪晖事件的最大价值也许是它的警示意义。如今，博士论文的水准下滑学界早有议论，也时见某某抄袭的报道见诸报端。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我想只有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如果你投机取巧，即使能够暂时蒙混过关，以后也会被人发现。如果你有志于成为大腕级人物，就更应该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本人对抄袭是深恶痛绝的，也多次在课堂上说过这种事情。别人我管不着，但起码我可以要求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如果他们胆敢抄袭为文，我首先要自责，同时我也不会以任何形式为他们开脱。我觉得这是做学问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