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出生。

十一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徐桥镇。父亲王宜良，在家乡安庆市望江县一小学任教；母亲朱淑华，在徐桥镇小学任教。几年后，有一在太湖县任教的望江人想回家乡，两县教育局协商后，让王彬彬父亲与其对调，于是王宜良得以调到太湖县徐桥镇小学。王彬彬的父母是师范学校同学，父亲1950年代时想参军、上大学，因家庭出身不好，未果，初级师范学校毕业。“我的父母本都是镇上小学的教师，母亲出生于小镇，父亲则来自邻县的乡村。”[1]

一九六六年，四岁。

王彬彬生活的小镇有大变化。“1966年，我已经四岁。此后几年间，全国各地发生了武斗。我们那个小镇，两派也斗了起来，也动了枪。”[2]

一九六九年，七岁。

同父母离开徐桥镇，到父亲家乡望江县毛安公社生活。

1969年，忽然上头有命令，家在农村而在城市学校任教的人，必须回到家乡服务。我家所在的那个镇，虽然地处交通要冲，虽然是那种小镇中比较发达热闹的小镇，但要把它当成城市，就像是把胡萝卜当蜡烛点，将白萝卜当人参吃了。按照命令，父亲独自回乡便可以，但母亲当然无由贪恋那小镇上的生活，一同下到农村。外公外婆只有母亲一个独生女，也一起过来，将户口落在父亲老家的生产队。我们这些孩子，自然也从城市到了农村。这是1969年冬天的事情。[3]

是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下面，设有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有生产队。“人民公社的管理方式是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意思是，生产资料、经济收入由公社、大队、生产队共有，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字面上像是一种经济体制，但其实是农村基本的政权形式。所以，这三级都配备有捍卫政权的武装组织。每个生产队，有民兵连，有一名连长；各生产队的民兵连，组成大队的民兵营。”[4]

同年春季，上小学。

一九七三年，十一岁。

王彬彬通过考试，从小学升入初中。这一年，各级学校恢复考试招生的制度。辽宁考生张铁生因制造“白卷事件”轰动全国。[5]

中学阶段，开始阅读鲁迅著作。“那是70年代初，我也不过十来岁。那时别的书没有，鲁迅的文章却能读到。当然，当时是似懂非懂，或者说全然不懂。”[6]

一九七六年，十四岁。

是年春，进入高中读书。父母从小学调到公社初中任教。“那时候，安徽实行的是春季招生制。1976年春季，县里在每个区增设了几所高中，平均三个公社有了一所高中，当然设在居于中心地带的公社。我在这一年过年后进了高中。高中只招了一个班，男女生共五十人。同学们绝大多数是公社社员的孩子。……我们是住校的，因为女生只有四个，剩下四十几个男生，住一间寝室。床是上下铺，实木做成，十分结实。床面大概宽一米半，要睡两个人。各人从家里带一床被子，一床做垫被，一床做盖被，一人睡这头，一人睡那头。”[7]

一九七七年，十五岁。

九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余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一九七八年，十六岁。

七月二十日，以农村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后被部队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录取。王彬彬所在的农村公社中学，一个班四五十人，文理两科加起来，共有五六个人考上大学。

我记得，那年填志愿可填十所院校，五所重点院校、五所普通院校。我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此外一项就是“是否服从分配”。那时的人，能被任何一所学校录取，都是天大的幸事，当然填“服从”。何况，如果“不服从分配”，此后几年内就“不准报考”。但后来，所有的志愿都被忽略不计，只有“服从”二字起了作用：先期介入录取的部队院校洛阳外语学院（那时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现在叫什么，我不清楚），在安徽录取十名文科学生，我竟被他们的“法眼”看中。少年时的我，也曾有过一些梦想吧，但我即便是发高烧时，也没敢想过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8]

十月初，到洛阳外国语学院报到，在经过了两个月的新兵训练后，被分配到日语专业。学校位于洛阳市边缘，校内吃饭采取供给制，“吃饭并不花钱，但伙食是很差的。而且，每天只中午一顿是米饭，早上是小米粥和小米发糕，晚上是用并不很好的面粉做成的馒头，炊事班做馒头的手艺也很一般”。[9]饥饿感如影随形。

一九七九，十七岁。

思想解放的大潮已成汹涌之势，王彬彬在洛阳外国语学院，亦有所感受。“那时，每个教室配备一台老式的录音机，供学员（军校称学生为学员，老师为教员）听外语磁带用。班上有不少北京同学，他们带来了邓丽君的磁带，在录音机上放。……听了十年‘样板戏’，听了十年‘语录歌’，初听邓丽君，自有一种异样的感觉。”[10]后来，王彬彬指出，邓丽君的歌，在那时起到了别样的启蒙作用。

大学期间，王彬彬热爱诗歌。

一九八〇年，十八岁。

六月，在校期间染肺结核，病情严重，到位于湖北省应城县汤池公社的部队肺结核专科医院治疗。

一九八二年，二十岁。

七月，自洛阳外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大别山区（安徽六安地区金寨县）。这段时间，王彬彬每天面对大山，苦闷万分。那时：

想当一个诗人，但却并没有读过几本书，更没有读过多少真正的好诗。我是知道自己的欠缺的，像一个穷人知道自己的贫寒。我那时想，要当一个诗人，得先读许多诗，读许多好诗，读各种风格的好诗。然而，在这深山里，要找到各种风格的花草容易，要找到各种风格的蛇也不难，我在山间乱窜时，见过那种很小的蛇，碧绿碧绿的，筷子般粗细也筷子般长短，缠在小树的枝头，还不停地向我吐信子，像一个顽皮的小姑娘，直向人挥拳头，但要找到一本诗集，却难了。[11]

另据《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一文回忆：“幸好，不到一年，单位就搬到了南京市。南京当然比山沟要好些，但心情仍然是极为苦闷的。那几年，我年年打报告要求报考地方院校研究生，但年年被驳回，且屡遭主其事者的嘲讽、挖苦。”[12]

一九八三年，二十一岁。

三月，工作单位搬迁至南京，遂得以离开大别山。离开的那天，“当车子经过漫长的跋涉，终于要走出大山时，我还是头扭向窗外，注视着群峰。要离开了，我才发现它们原来是很美丽的。我曾经怨恨过它们，而此刻我意识到，这种怨恨多么没有道理。”[13]到了南京，王彬彬的读书条件大为改善，订购了数份文学刊物，常往新街口的书店购书。

七月四日，在南京兰园的一家小书店订购《鲁迅全集》和《莎士比亚全集》。《鲁迅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共16册。是为王彬彬第一次购买《鲁迅全集》。“进城后不久，一天，在一家书店门前的黑板上，看见写着《鲁迅全集》和《莎士比亚全集》的征订启事，我心头一阵狂喜，直奔柜台，预订了《鲁迅全集》。直到走回宿舍，心里还在高兴着。几个月后，领书通知来了，我请一位朋友一起把16册书取回。”[14]

一九八五年，二十三岁。

十二月，王彬彬在《解放军报》上看到总政治部关于现役军人报考研究生的规定，其中规定现役军人可以报考地方院校和研究所的研究生。王彬彬向上级领导提出报考研究生，得到允许，并允诺一旦考中，即办理转业手续。但一周后，总政治部补充规定公布：现役军人考取地方院校研究生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其办理转业手续，研究生毕业，仍须回部队工作。

一九八六年，二十四岁。

本年初，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报考导师为潘旭澜先生。

四月底，赴上海参加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复试。面试后，到虹口公园拜谒鲁迅墓。“那天，我在那里坐了很久。奇怪的是，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偶有水珠从紫藤叶上滴下来，落进脖子里，带来一点凉意。”[15]此行是王彬彬第一次到上海。

本年夏，收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九月初，到复旦大学报到，开始六年的研究生生活。

一九八七年，二十五岁。

九月，论文《文学与时代的错位——对与自然作斗争的硬汉的质疑》刊于《当代文艺探索》第五期。此文系王彬彬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所发刊物“是福建的一家理论批评双月刊，在当时颇有影响，可惜不久就不得不停刊了，我至今仍怀念它。”[16]

十月十五日，文学短评《令人疑虑的叙述方式》刊于《文学报》。

一九八八年，二十六岁。

一月，论文《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对真的史诗的呼唤》刊于《上海文论》第一期。系《上海文论》编辑部约稿，文章从“文学是人学的角度”批评了《李自成》，认为作品既按现在的理念图解历史，又按既定的脸谱描绘人物，没有历史的真实，没有人性的真实。其时，《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正与人进行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且每每用自己的《李自成》作为论据。《上海文论》发表此文，意在策应与姚雪垠论争者。

同月，论文《俯瞰和参与——〈古船〉和〈浮躁〉比较观》刊于辽宁省作协刊物《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入选刘婷、魏丹丹编《〈浮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出版。

二月，文学短论《人道主义不可超越》刊于《文论报》第五期。

三月三十一日，文学评论《作家是时代的良心——对“不能用道德评价历史”的质疑》刊于《文学报》。

同月，论文《当代小说中的创伤报复型人物——兼谈“改革者”形象塑造》刊于黑龙江文联刊物《文艺评论》第二期。

七月，论文《从愤世到厌世——三年来“反文化小说”读札》刊于陕西作协刊物《小说评论》第四期。

同月，文学评论《假作真时真亦假——读〈红橄榄〉》刊于天津文联刊物《文学自由谈》第四期。

十一月，论文《草丛中的漫步——上海部分青年评论家印象》刊于《上海文论》第六期。该文应刊物编辑部之约而作，对其时活跃着的上海八位青年批评家进行了批评。

一九八九年，二十七岁。

一月，论文《为艺术而艺术：艺术的自卑与自恋》刊于《大连艺术》第一期。

三月，论文《“残酷”的意义——关于最近几年的一种小说现象》刊于吉林省文联刊物《文艺争鸣》第二期。

三月十日，论文《当代小说中饥饿描写的人学意义》刊于山西作协刊物《批评家》第二期。

同月，论文《不名刊物和未名作家——偶读〈日晕〉的随想》刊于《文学自由谈》第二期。

本年春，以“提前攻博”的名义，进入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阶段。

春夏之交，几乎每晚十点钟后都去导师潘旭澜先生家中，讨论时局。

七月，文学对谈《漫话报告文学》刊于《文学自由谈》第四期。

同月，论文《良知的限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何其芳文学道路批判》刊于《上海文论》第四期。此文系《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栏目组稿。文章认为早期的何其芳“锦心绣口”，而后来则走上了过于功利主义的道路，因而作品出现艺术性的退步。

同月，论文《余华的疯言疯语》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四期，此文是最早评说余华的文章之一，为余华研究的重要成果。入选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2006）；王尧、林建法主编，张新颖编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一九四九—二〇〇九》卷四（2012）；高玉主编《全球视野下的余华》（2019）等文献中。

同月，开始在《文艺评论》以“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为题开设专栏。论文《“人面不知何处去”——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之一》刊于《文艺评论》第四期，系专栏第一篇。系列文章文笔优美，以感性体验与理性沉思为基调，剖析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症候。

九月，论文《哥哥你走西口——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之二》刊于《文艺评论》第五期。

十一月，论文《当代小说中的墨家文化心理——当代小说文化心理现象之三》刊于《文艺评论》第六期。

一九九〇年，二十八岁。

一月，论文《关于几篇情绪化的小说》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

同月，论文《家中的风景——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之四》刊于《文艺评论》第一期。

同月，于复旦南区作随笔《愚民的专制》，发表报刊不详，收入文集《城墙下的夜游者》。

三月，论文《精神的花朵——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之五》刊于《文艺评论》第二期。

五月，论文《愚弱者的强权——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之六》刊于《文艺评论》第三期。

同月，论文《朱苏进小说中的“孟中天精神”》刊于《小说评论》第三期。入选黄发有主编《朱苏进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出版。

同月，论文《品茶者说——关于潘军的小说创作》刊于《上海文论》第三期。

七月，从《文艺评论》第四期始，以“偶思长短录”为题开设随笔专栏，每期发表读书、生活中的一些零星感悟。此专栏开设了三年，专栏文章以“偶思长短录”为题集中收入《死在路上》一书。本期刊发随笔《节日》《理论的悲剧》《认真与天真》《流行歌曲中的爱情》《必读的书和不必读的书》《闲暇与思想》《诚实的悖论》《赞美徒步》《人生的实在》《对理性的理性批判》。

同月，论文《文学创作中的进化观念与创新意识——大地与天空的对话》刊于《文艺争鸣》第四期。

同月，论文《愚昧的正派——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之七》刊于《文艺评论》第四期。

九月，论文《当代小说中的“做人现象”——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之八》刊于《文艺评论》第五期。

同月，随笔《长寿术》《人生的偶然、必然与可能》《自相矛盾》《热爱自然》《在价值观念混乱的时代》刊于《文艺评论》第五期“偶思长短录”栏目。

十一月，论文《“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之九》刊于《文艺评论》第六期。

同月，随笔《啄木鸟》《骄傲与谦虚》《真理与心理》《孤独与无聊》《真情与没趣》《规则》《幸福》《帮助与不帮助》《自杀的权利》《肯定与被肯定》《人生的意义》《寻找戈多》刊于《文艺评论》第六期“偶思长短录”栏目。

一九九一年，二十九岁。

一月，随笔《名作与价值》刊于山东省作协刊物《文学评论家》第一期。

同月，随笔《眼前的往事》《委屈与误解》《最大的蔑视》《两种断交方式》《幽默》《思想家与现实》《忍耐与习惯》《反抗命运的代价》《人与书》《失言》刊于《文艺评论》第一期“偶思长短录”栏目。

三月，随笔《朋友与友谊》《反抗命运的意义》《平坦与坎坷》《苦难》《爱与求爱》刊于《文艺评论》第二期“偶思长短录”栏目。

五月，随笔《为自己辩护——思想与体验之一》刊于《文艺评论》第三期。

同月，论文《人物论：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荣辱兴衰》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

同月，随笔《寻找的人》《个人有不同的世界》刊于《文艺评论》第三期“偶思长短录”栏目。

七月，学术随笔《仿效与创新——毕加索的启示》刊于《读书》第七期。文章对文艺创作中“仿效”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辨析，认为没有“仿效”就没有“创新”。

同月，随笔《死在路上》《愤怒》《个人主义与悲观主义》《儒雅》《一种自我辩护的方式》《宠爱与被宠爱》《这样的攀登者》刊于《文艺评论》第四期“偶思长短录”栏目。《这样的攀登者》以第二人称的抒情口吻，描述了一位不甘平庸，于峭壁攀岩的攀登者形象。该文多次被选为“齐越节”合诵作品。“齐越节”全称为“齐越朗诵艺术节暨全国大学生朗诵大会”，是全国朗诵艺术界最高级别的活动和赛事。入选潘旭澜主编《当代散文精品》，沈阳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试验修订本·必修）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出版。

本年底，本应博士毕业，复旦大学中文系拟将其留校任教，因有军籍在身，为争取部队同意，延长一学期毕业。

一九九二年，三十岁。

一月，论文《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此文入选萧元编《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1993），李建军编《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2004），林建法、乔阳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下卷）》（2006）。

同月，随笔《脸皮》《剔牙》《中国人的故乡》《友谊的终结》《无所事事的忙忙碌碌》《有时候》《被理解与不被理解》《重生与嗜杀》刊于《文艺评论》第一期“偶思长短录”栏目。

二月，论文《当代文学为何必要——对一种检验当代文学尺度的检验》刊于《作家》第二期。被《新华文摘》第六期全文转载。

三月，论文《李杭育论》刊于《文艺争鸣》第二期。

同月，随笔《对待求乞的三种方式》《一个哲学命题：盗贼有权谴责盗贼》《最大的谎言》《牛排与牙齿》《真诚》《现实：作为一种最高的裁决尺度》刊于《文艺评论》第二期“偶思长短录”栏目。

春，读张承志《心灵史》后，作散文《渴望跪下》，以第二人称的口吻，思辨个体在现实生活中“跪下”与“渴望跪下”的精神搏斗。“活着，总是在承受许许多多的心灵或肉体上的痛苦”。“要跪下，真是太容易了。你看，有那样多的人，模仿着别人或按照先辈的指点，毫不犹豫地双膝一弯，便跪下了。而这一跪下，人生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也便解决了。剩下的事情，便是怎样才能跪得更好。”而“渴望跪下，首先便是对跪下的拒绝”。“他发现，在尘世中，尊严，这他本渴望奉献出去却终于找不到奉献的对象而只好自己来呵护的尊严，是绝对无法使其绝对不受伤害的。要知道，尘世中有许多人，活着就以伤害他人的尊严为业，活着就以伤害他人的尊严为乐，活着就以伤害他人的尊严为意义。于是，渴望跪下而又无法跪下者，解脱痛苦的两种方式，维护尊严的两种方式，便是：自杀和发疯”。[17]本文发表报刊不详，收入作者随笔集《死在路上》，入选何宝民主编《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第十卷，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出版。

夏，本拟留校任教，但部队不同意王彬彬转业，遂回到南京军区，在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任职。

七月，论文《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方法热”与“观念热及其它”》刊于《鸭绿江》第七期。

同月，随笔《权势者》《贫穷是一种财富》《思想与行动》《大家风度与小家子气》《一种珍惜和尊重生命的方式》《可恨与可厌》《被信任》《认真的苟且》《知趣》刊于《文艺评论》第四期“偶思长短录”栏目。

九月，论文《心债的偿还——潘旭澜先生散文读札》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

十一月，论文《“谁缚汝？”——也谈“军事文学”的突破》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同月，随笔《德与怨》《制造敌人与制造朋友》《肥皂与手》《鲜花与牛屎》《人与树》刊于《文艺评论》第六期“偶思长短录”栏目。

一九九三年，三十一岁。

一月，论文《小说的世俗描写与超越意蕴》刊于《文艺评论》第一期。

同月，论文《悲悯与慨叹——重读〈古船〉与初读〈九月寓言〉》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入选孔范今、施战军主编，黄轶编选《张炜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出版。

同月，随笔《〈百年孤独〉与〈红楼梦〉》《友谊与距离》刊于《文艺评论》第一期“偶思长短录”栏目。

三月，作随笔《作为宾词的理想与作为主词的理想》，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同月，论文《在功利与唯美之间》刊于《文艺评论》第二期，这篇论文集中阐释了王彬彬当时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也是他对1990年代“唯美”热的回应。文章区分、批评了功利主义与唯美主义的文学观，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视文学为改变现实的工具，唯美主义文学则认为文学的价值在自身的美，与外界现实无涉。王彬彬指出“急功近利者和唯美主义者，各处于人类关于文学艺术的价值观念的一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看似冰炭难容，确乎尖锐对立，但却有着绝妙的相通之处，而且，在一定的时候，这二者可以向对方转化。即一个急功近利者可以转化成一个唯美主义者，而一个唯美主义者则也可以转化成一个急功近利者。……无视艺术的特性，追求艺术立等见影般的现实作用的急功近利者，与拼命逃避，排斥功利的唯美主义者，都是被功利束缚的囚徒，他们的创作都是并不自由的。”[18]作者进而提出要追求一种手段性与目的性统一的文学观念。

五月，随笔《表白的人》《老实与狡诈》《对高傲的一种误解》刊于《文艺评论》第三期“偶思长短录”栏目。

六月，作随笔《禽兽：一面错误的镜子——关于人类思想中的一种谬误》，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同月，论文《集体主义的价值限度》刊于《文艺评论》第四期。

八月，论文《回顾与前瞻——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刊于《作家》第八期。

九月，作学术随笔《值得悲哀的“汪曾祺热”》，刊于《文论报》，日期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文章表达的是当时王彬彬对汪曾祺的看法。

同月，论文《重提小说的认识价值——米兰·昆德拉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启示》刊于《文艺评论》第五期。入选李凤亮、李艳编著《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出版。

十月，文学评论《很味道的李森祥》刊于《萌芽》第十期。

十一月，文论《当一个作家或者不当》刊于《文学自由谈》第四期。

十一月六日。作随笔《活该的“文祸”》，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同月，论文《醉与笑》刊于《文艺争鸣》第六期。

一九九四年，三十二岁。

一月，论文《接近于无限透明的人格理想──关于朱苏进的两部中篇新作》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

同月，论文《张艺谋与中国当代小说》刊于《文学世界》第一期。

同月，论文《所谓事业──兼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红楼梦〉做一种比较（上）》刊于《文艺评论》第一期。后更名为《“追求事业是愚蠢的，特丽莎……”——关于所谓“事业”的“胡思乱想”之一》，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三月二十八日，作随笔《忽然想到——从周作人谈到顾城再谈到人文精神与文人精神》，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后更名为《人文精神与文人精神》，收入文集《为批评正名》。文章就当时兴起的“人文精神”讨论做出了反思与追问，认为应该把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区别开来。王彬彬以周作人、顾城为例，指出“极端自我”，极端“冷漠残忍”，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内核。因此，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很有必要，“但什么是人文精神？我们是否有过真正的人文精神？我们又是什么时候失落这种精神的？我们今天要重建的，又是什么样的人文精神？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先弄弄清楚。”[19]作者认为，讨论人文精神，同时要警惕传统的文人精神“借尸还魂”。

同月，作随笔《勿将一帽遮百头》，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同月，论文《所谓事业──兼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红楼梦〉做一比较（下）》刊于《文艺评论》第二期。后更名为《“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吧……”——关于所谓“事业”的“胡思乱想”之二》，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同月，论文《往事如烟——〈观望〉印象》刊于《大家》第二期。

同月，论文《偏颇的评析——论王晓明先生研究鲁迅小说创作心理障碍时的心理障碍》刊于《鲁迅研究月刊》第三期。后改名为《鲁迅研究的价值标准问题》，收入文集《鲁迅内外》。

四月，作随笔《强迫与弱迫》《批评：学业与举业》，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同月，随笔《一份备忘录——为未来的文学史家而作》刊于《文艺争鸣》第二期。

五月，随笔《乞丐的清高》刊于《雨花》第五期。

同月，论文《当代文学中两种价值的对立与互补》刊于《钟山》第三期，是为王彬彬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六月，作随笔《求人与被求》，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八月三十一日，作随笔《一种“反批评法”》，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八月，随笔《书生的“气”》刊于《雨花》第八期。

九月，作随笔《名人之嚏与“晚报文体”》，发表于《中华读书报》，日期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同月，论文《人类生存的“后半夜”——〈某一年的后半夜〉粗解》刊于《大家》第四期。

同月，诗歌《初冬》刊于《雨花》第九期。

同月，论文《当代中国知识者的主体定位》刊于《上海文化》第五期。

同月，论文《当代文学：在逆境中成熟——论一种文学新状态的可能》刊于《钟山》第五期。

同月，论文《“中产阶级气质”批判——关于当代中国知识者精神状态的一份札记》刊于《文艺评论》第五期。王彬彬认为“中产阶级”与“大众文化”同时兴起，它表征着一种人生理想、文化趣味：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价值体系；意味着乐观、正派、中庸；意味着健康、舒适、知足；意味着人生的成功，更意味着对这份成功的满意、珍惜。中产阶级是对自己和对现实都感到满意的阶级。由于对自己和对现实的满意，中产阶级怀着一种近乎感恩的心情生活着，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他们衣冠整洁、体面，他们心平气和、礼貌谦恭。他们觉得这世界挺不错，他们希望这世界就这样下去。

……

中产阶级文化是一种精心包装了的鄙俗文化，中产阶级趣味是一种披着高雅外衣的低级趣味。在当代中国，与“大众文化”相安无事地生长着的，是中产阶级文化；与大众趣味携手并进的，是中产阶级趣味。[20]

十月，作随笔《大师的贬值》《名号的繁荣——文坛“新现象”或“后败相”》，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十一月，论文《雅俗共赏：一种美学上的平均主义》刊于《上海文化》第六期。

同月，随笔《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刊于《文艺争鸣》第六期，引起很大影响。文章认为“中国作家、中国文人立身处世上的聪明，其实是一种渊源久远的文化现象。中国先秦儒、道、法、兵等诸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处世之道、活命技巧来读，其实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生存之术。”王彬彬批评中国文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官场，从文，在有些人那里，是从政的一种方式；既如此，那种做人之道，那种生存智慧，便不但是必要的，且在实践中越磨越精巧，越磨越圆熟了。”文章指出“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21]

由于王彬彬对王蒙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王蒙撰文《黑马与黑驹》（《新民晚报》）《沪上思絮录》（《上海文学》）反击，以“黑驹”指称王彬彬。王彬彬作《“伪君子”风景》《再谈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回应。“1994年代，正是‘人文精神大讨论’如火如荼的年代，讨论也几乎是‘排队划线’泾渭分明。而《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石激起千层浪，王彬彬被推到风口浪尖，‘二王之争’也顷刻在大小媒体稳居抢眼位置。王彬彬从此便成了‘毁誉参半’的人物。在文学界或者在其他什么界，要成为‘毁誉参半’的人物并非易事。第一，这人要有真知灼见；其次，真知灼见要敢于公诸于世；第三，公诸于世后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有真知灼见的人很多，但敢于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孩子一样说出真相就不容易了；一旦说出后，问题便接踵而来。后来的王彬彬说，那篇文章发出后，我吃了多少亏，我自己还不知道吗？”[22]

王蒙反击王彬彬的文章发表后，另有些人也加入论争，或支持王彬彬，或力挺王蒙。是所谓“二王之争”。

一九九五年，三十三岁。

一月二十六日，于家乡望江县作随笔《再谈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刊于《文艺争鸣》第二期。

同月，文论《走出困境与丧失自身的“纯文学”》刊于《文学自由谈》第一期。

二月二十七日，夜，作随笔《宽容与批判》，刊于《中华读书报》五月十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第七期全文转载。文章辨证地看待“宽容”与“批判”，认为“宽容，意味着不再动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不再动辄从严正的政治立场出发对人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意味着不再把批判与政治审判、政治惩罚联系在一起”。王彬彬认为，宽容自有它的边界，“在政治意义上宽容某种现象，与在文化的意义上批判某种现象，二者并不矛盾，相反，倒是应该并存并行的。”“以宽容的名义反对一切批判，是一种有害的越位”。[23]

同月，作随笔《西方也有又怎样》《“著书唯剩颂红妆”》，刊于《中华读书报》，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三月十五日，随笔《“伪君子”风景》刊于《中华读书报》。

四月十九日，随笔《具体而实在的人文精神》刊于《中华读书报》。

同月，散文《欲洁，何曾洁》刊于《北方文学》第四期。作者以第二人称口吻，叙述微茫的个体在现实面前，失却尊严后的思想挣扎。“现在你知道了，在一个不义的世界上，在一个肮脏的世界上，在一个公道像神话一般虚无缥缈的世界上，最难最难的事情，便是活得干净。”“当然，身处尘俗而绝对不染尘俗是不可能的，在肮脏污秽中而决不弄脏自己也是不可能的。但是，真正的‘欲洁’者，是怀着‘屡败屡战’的精神在与肮脏抗争，在追求活得干净。即使一千次地屈服于种种压力、逼迫、诱惑，仍一千零一次地与种种压力、逼迫、诱惑抗争”。[24]

五月，作随笔《闪耀的星辰》，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六月十四日，随笔《如此借古讽今》刊于《中华读书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第七期全文转载。

同月十五日，随笔《时代内部的敌人》刊于《北京晚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第七期全文转载。

同月，随笔《为“批判”正名》刊于《文论报》第十一期。文章辨析了“批判”的概念，认为“‘文革’式的在某种旨意下的全民‘大批判’，则只能是对批判自身的嘲弄，是对真正的批判的丑化”，以至于学界谈“批判”而“色变”。进而指出“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源于批判者个人的真诚的信念，源于批判者自身的文化良知，源于批判者发自内心的对历史、对文化、对民族、对人类的使命感、责任感。”王彬彬呼吁“真正的、健康的、基于学术文化真理立场的批判被压制、遭厌弃、受误解的状况应该结束了。批判的本来面目应该得到全面恢复了。批判者的种种顾忌，应该抛弃了。只要出自自身真诚的信念，只要真正是站在学术文化真理的立场上，只要并没有进行政治讨伐，没有进行人身攻击，没有参与帮派斗争，批判者便可以问心无愧了。”[25]

本年夏，作随笔《随笔与扯淡》，刊于《中华读书报》，刊期不详。

七月，随笔《道德主义的“泛”与“非”》刊于《长江文艺》第七期。

八月二十二日，作随笔《宗教之恶与世俗之恶》，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同月，论文《当代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刊于《山花》第八期。

九月，作学术随笔《抽象语的东去东来》，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十月，作随笔《如果这是真的》，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十一月十九日，作随笔《“媚雅”与“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发表于《中华读书报》，刊期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同月二十日，作随笔《“红学”·“李学”·“金学”》，针对时下的金庸热，王彬彬认为金庸的小说仍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深深打上了商业文化的印记。“因此，对金庸，虽然一时间从某种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完全可以，但是认定他会像《红楼梦》造就一门‘红学’一样造就一门‘金学’，恐怕也是神魂颠倒，日夜不分后的一种‘昏话’了”。[26]发表于《中华读书报》，日期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同月，随笔《打招呼》刊于《北方文学》第十一期。

同月，《“张爱玲热”：吃错了的药》刊于《中国青年》第十一期。文章表达了当时王彬彬对“张爱玲热”的看法。

同月，作随笔《才华与情怀》《关于文学奖的东扯西拉》，发表报刊不详，收入随笔集《死在路上》。

十二月二十三日，为即将出版的随笔集《死在路上》写《自序》。

同月，随笔《文人：文与人》刊于《作家》第十二期。

本年，作论文《城墙下的夜游者——论毕飞宇的小说》，此文系王彬彬为毕飞宇小说集《祖宗》所做的跋语。

一九九六年，三十四岁。

一月，论文集《在功利与唯美之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系复旦大学陈思和先生所约书稿，是“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丛书之一，收录文章20篇。王彬彬在序言中说道：“‘在功利与唯美之间’，表达了我对文学艺术的一种基本看法，所以以此为书名。我反对文学艺术上的急功近利，也拒绝文学艺术上的‘唯美主义’。我以为，文学艺术应该在功利与唯美之间求得某种平衡。”[27]

同月，随笔《错开的药方》刊于《文艺争鸣》第一期。

同月，随笔《平凡与平庸》刊于《文艺评论》第一期。

同月，随笔《新一代“风派”及其它》刊于《东方艺术》第一期。

同月，论文《冷眼看“张热”——张爱玲对当前文坛的启示》刊于《书屋》第一期。文章从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切入，重估张爱玲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历史定位。王彬彬认为，“张爱玲是有着执着的‘世俗关怀’的。但对于文学来说，仅有‘世俗关怀’，恐怕远远不够。文学总应该在对世俗的关怀中，表现出一点超越世俗的东西。”[28]此文与《“张爱玲热”：吃错了的药》一文相呼应，都体现了王彬彬当时对张爱玲的看法。

三月，随笔集《死在路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系复旦大学陈思和先生所约书稿，是“智者心语丛书”之一。王彬彬在序言中交代了书名缘起，书名有感于鲁迅《过客》一文。“那样一种绝望的抗战的勇气，那样一份知其不可为而为的苍凉，总能深深地打动我。每读《过客》，我脑中都蹦出这样一句话：‘死在路上’。”作者回顾了今年来参与的文学论争，感叹“这些文字，引起了一些善意或恶意的误解，也招致了几个咬牙切齿的诽谤和辱骂。这很正常。既然我要表露自己的憎恶，就理应得到憎恶。”[29]

同月，随笔《也谈“日丹诺夫主义”》刊于《东方艺术》第二期。

同月，随笔《把农民当笑料的背后——从一个角度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刊于《书屋》第二期。

五月，随笔《“高调”与“危害”及其他》刊于《文艺评论》第三期。

同月，随笔《“红卫兵”这顶帽子》刊于《东方艺术》第三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第八期全文转载。

七月，随笔《历史中的当代投降兴趣》刊于《天涯》第四期。

同月，随笔《“我”是谁》刊于《书屋》第四期。

九月，随笔《一个沉重的话题——关于民粹主义的读书札记》刊于《上海文学》第九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第十二期全文转载。

同月，论文《两种不同质地的文化──略论“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别》刊于《文艺争鸣》第五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全文转载。

同月，随笔《直面文坛——为“道德评价”一辩》刊于《长城》第五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第十二期全文转载。

十一月十八日，随笔《还有什么不能卖》刊于《岭南文化时报》。

同月，论文《当前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刊于《文艺争鸣》第六期。

同月，随笔《贫富差别与正义原则》刊于《天涯》第六期。

同月，论文《命蹇运滞的现实主义》刊于《时代文学》第六期。

本年，随笔《心中的先生——谨以此文纪念鲁迅辞世60周年》刊于《中华读书报》，刊期不详，收入文集《为批评正名》。

一九九七年，三十五岁。

一月，随笔《“对不起！中国大得过分了！”》刊于《东方艺术》第一期。

同月，随笔《肤浅的现实主义》刊于《钟山》第一期。

三月，论文《多少话，欲说还休——关于鲁迅的“顾忌”》刊于《鲁迅研究月刊》第三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六期全文转载。

同月，随笔《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刊于《天涯》第二期。文章探讨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微妙联系，王彬彬认为“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当然是好的。反专制，反独裁，这种姿态，当然令人神往。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往往正是自由主义者会拥护专制，称颂独裁，甚至自身便变成专制和独裁者的工具和帮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又并不觉得违背了自由主义信念，反而觉得是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做的事。”[30]文章表达的是作者当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此后王彬彬对这一问题又有更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文章入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主场》，时代文艺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出版。

同月，随笔《所谓“文革语言”》刊于《文学自由谈》第二期。

同月，随笔《文学与道德：一个常识问题的重新提起（外一篇）》刊于《钟山》第二期。

同月，专著《鲁迅：晚年情怀》完稿。

八月二十九日，《东方文化周刊》刊出访谈文章《在功利与唯美之间——访王彬彬》。

九月，随笔《蔡元培的“兼”与“偏”》刊于《文学自由谈》第五期。

同月，学术随笔《“给每日以生命”──关于文化批判的方式》刊于《东方艺术》第五期。

同月，《文艺评论》第五期刊发李槟评论文章《故乡寻族的过客画像——读王彬彬的〈死在路上〉》。

十月，随笔《“公道”与“私情”》刊于《作家》第十期。

同月，论文《鲁迅居沪期间的“逆旅心态”》刊于《上海鲁迅研究》（年刊）。

十一月，论文《鲁迅晚年的“姑活”心态》刊于《东方艺术》第六期。

同月，随笔《一种心理讹诈术》刊于《书屋》第六期。

十二月，随笔《老子，儿子与孙子》刊于《雨花》第十二期。

一九九八年，三十六岁。

一月，随笔《学术讨论中的“假相倚”现象》刊于《天涯》第一期。

二月九日，随笔《“守旧”的勇气》刊于《今晚报》。

同月二十日，随笔《文学与时间》刊于《中华读书报》。

三月二十五日，随笔《鉴赏生命》刊于《中华读书报》。

同月三十日，随笔《真小人与伪君子》刊于《今晚报》。

四月八日，随笔《被改写的经典》刊于《今晚报》。

同月二十八日，随笔《知青的话语霸权》刊于《文艺报》。文章聚焦于“知青叙事”对历史现实的遮蔽，认为“知青文学”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叙述，只是知青作家单方面的看法，而广大农民其实也应有话语权。“‘知青’与农民的关系，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也只有‘知青’在单方面地讲述着这种关系。被以‘知青话语’所讲述的这种关系，也必然是不全面的”。[31]

同月，随笔《另几种亵渎》刊于《鲁迅研究月刊》第四期。

同月，随笔《独白与驳诘》刊于《原道》第四辑。

五月二日，随笔《朋党与公论》刊于《文艺报》。

同月二十六日，《伟人与仆人》刊于《今晚报》。

同月，随笔《“知青运动”：被回避与被掩盖的》刊于《今日名流》第五期。文章表达了与《知青的话语霸权》相似的观点。

同月，随笔《中国式的“为学术而学术”》刊于《文艺评论》第三期。

六月十一日，随笔《购物难》刊于《光明日报》。

同月二十一日《正在失去的表情》刊于《中华读书报》。

同月，随笔《为厕所申辩》刊于《东方艺术》第三期，文章由“厕所”引申开来，有感于王蒙《难得明白》中对王小波的误读，指出“王小波是自由主义者，他的全部人生信念和价值标准，都源自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尤其从罗素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王小波也自有其视为神圣的东西，例如，个体的尊严，在他那里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王小波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却极容易被歪曲和误读成犬儒主义者。他文章中那严肃的内核，或被无意地忽视，或被有意地抽掉，只把另一些轻飘的议论当作旗帜在高举——这真是王小波的大不幸。”[32]

七月一日，随笔《私人话语与常识》刊于《文汇报》。

同月，论文《客观之幌下的肆意歪曲——对一本梁实秋传的几点订正》刊于《书屋》第四期。

八月十八日，随笔《“经济”补说》刊于《中华读书报》。

同月，论文《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刊于《上海文学》第八期。文章指出，近代以来，“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33]王彬彬以翔实的举证，提出我们现在使用的各种概念、术语，大部分是从日本输入的。此文发表后，在学界与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时隔多年，二〇〇七年在“‘国际观察·论坛·天涯社区’网页引发大争论，焦点是在现代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源外来词，日源汉字词是否就是外来词，现代汉语是否离不开日源汉字词。人数众多的年轻人卷进这场带有民粹情绪的多维度争论，虽然争论中不免意气用事，不够实事求是，但从另外一面看，却是一次外来词知识的大普及。”[34]

九月二十日，随笔《且说“狭邪文学”》刊于《中华读书报》。

十月十五日，书评《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刊于《文艺报》。

同月十八日，为新书《独白与驳诘》写《序言》。

十一月二十九日，随笔《所谓“边缘化叙述”》刊于《文学报》。

一九九九年，三十七岁。

一月，随笔《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刊于《书屋》第一期。

同月，随笔《腐败已到何种程度？》刊于《东方艺术》第一期。

同月，随笔《文学与小说》刊于《钟山》第一期。

一月六日，随笔《“民间”这块招牌》刊于《中华读书报》。

三月，随笔《翻译所造之孽》刊于《上海文学》第三期。

同月，随笔《为一九八九年版〈辞海〉送行》刊于《书屋》第二期。

四月六日，随笔《“我负责”与“见封口”》刊于《今晚报》。

同月二十三日，随笔《“谋杀亲夫”之类》刊于《北京日报》。

同月，论文随笔集《独白与驳诘》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小书的特点，也许可以用一个‘杂’字来概况：‘形式’很‘杂’，‘内容’更‘杂’。……而之所以把这样一本从‘形式’到‘内容’都杂乱的书，取名为‘独白与驳诘’，是因为其中的一部分文字是自言自语式的，并不曾想要与谁争辩什么；而有一部分文字，则是论争性的，是对某种观点的驳斥和诘难。独白与驳诘，是两种方式，更是两种心境。”[35]

其中，收录近年来创作的随笔文章如下（只列举发表报刊不详、刊期不详的篇目），《尊严像破败的旗》《一棵树与一些人》《猪的心理学》《相遇》《旧物》《嗜好》《无耻有时也近勇》《可怜天下父母心？》《说拍马》《一本并非为读而买的书》《抗战时期的李叔同》《“主义”的滥用》《古籍的注释与今译》《古代的几首骂男诗》《寻根之后的探寻》《“生存”种种》《精神立场的分化》《为一只蝎子喝彩》《三代人眼中的王朔》《“过去尺度”与“未来尺度”》《希特勒与奥姆真理教》《同情：可疑的善》《广告改变世界》《“书非借不能读”》《可怕的“全面”》《“男权意识”中的“女性文学”——对“女性文学”的一点质疑》《可怜一场廊桥梦》《散文的媚俗》《一种美学乌托邦》。

同月，文学评论《小说还剩下什么》《被延迟了的伤痛》刊于《雨花》第四期。

五月十二日，随笔《小节取人》刊于《今晚报》。

同月随笔《平凡的能力与非常的影响——说说张铁生》刊于《书屋》第三期。入选祝勇编《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中国文联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出版。

同月，随笔《被改写的经典》刊于《上海电视》第十三期。

同月，论文《鲁迅的临终情怀》刊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三期。

同月，专著《鲁迅：晚年情怀》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系“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丛书之一。本书呈现了鲁迅晚年寓居上海时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既有翔实的史料支撑，又有精妙的心理分析。

同月，离开部队，以副教授职称，到南大中文系任教，获得硕士生导师资格。

六月十日，随笔《“腐败”一词勿滥用》刊于《新疆经济报》。

七月，随笔《批判传统文化仍是当务之急》刊于《书屋》第四期。

同月，随笔《公厕扒掉之后》刊于《东方》第四期。

八月，随笔集《给每日以生命》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洁非先生所约书稿，是“猎豹文丛”之一。

同月，随笔《腐败的民间基础》刊于《上海文学》第八期。

九月，随笔《理解浩然》刊于《文学自由谈》第七期。

同月，随笔《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刊于《书屋》第五期。入选韩小蕙选编《1999中国最佳散文》，辽宁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出版。

同月，论文《文艺战线——兼谈文艺用语的军事化问题》刊于《南方文坛》第五期。

十月，作《从“尾”谈起——驳王德威〈从“头”谈起〉》，刊于江苏省作协内部刊物《评论》第一辑。后更名为《胡搅蛮缠的比较——驳王德威〈从“头”谈起〉》，再刊于《南方文坛》二〇〇五年第二期。

十一月一日，随笔《旁观者昏》刊于《北京日报》。

十一月十八日，随笔《金庸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刊于《羊城晚报》。

同月，随笔《我与〈北方文学〉》刊于《北方文学》十一期。

同月，《南方文坛》第六期“我的批评观”栏目推出王彬彬专栏，刊有王彬彬《“职业批评家”的消失》，作者认为“批评是一种相遇。亦即批评者被对象所吸引、所打动，批评者的情思被对象所激发、所点燃，从而有一种言说的冲动，有一种表达的欲望。这种被内在冲动和欲望驱使下的言说、表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专门以文学为批评对象的所谓“职业批评家”，实际上是历史的产物。“在国外，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通常都具有多重身分，他同时也是政论家、社会和文化批评家，等等。他不仅面对文学作品发言，同时也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问题进行批评。”王彬彬认为“‘职业批评家’的消失所产生的后果是，值得批评的作品仍将受到关注，不值得批评的作品则自生自灭。这绝对是一件好事。”[36]

同期刊有汪政、晓华评论文章《“守旧”的勇气——王彬彬文学批评述评》，文章认为王彬彬在批评界保持着“激进”的“守旧”姿态，“不管这几年王彬彬的文字多么庞杂，有几个主题似乎是不变的，那就是理想、道德、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和批判。不管涉及到哪个主题，王彬彬似乎总与流行的观念与立场保持着距离，他似乎不忌惮、不避讳自己的立场是多么的不和谐，他也并不是不知道流行的力量的厉害，并不是不知道在流行与从众的背后是强大的阶层、集团乃至民众的心理，因而坚持或倡导某种‘另类’立场将意味着什么。”[37]另刊有毕飞宇评论文章《王彬彬断想》，毕飞宇认为王彬彬的内在性格中有一种焦灼感，“王彬彬的焦灼还有可能来自于生命的紧张感，这种紧张表现为极为沉重的负命色彩。这样一来，这个人对时间与生命理所当然地采取一种挤压式的生存姿态。因而，他选择了迅速与明朗的文风，同时也采取了一种内敛和简约的生活。”[38]

同月，随笔《随笔、文学、经济学及其他》刊于《书屋》第六期。

二〇〇〇年，三十八岁。

一月，论文《政治全能时代的文学——〈十七年文学〉论译》，发表报刊不详，收入文集《城墙下的夜游者》。

三月七日，随笔《迷信科学与相信骗术》刊于《中国文化报》。

同月二十一日，随笔《从检讨到罚款》刊于《中国文化报》。

同月二十八日，随笔《秋风秋雨愁煞人》刊于《中国文化报》。

同月，随笔《“打江山”与“坐江山”》刊于《钟山》第二期。

同月，作随笔《浮尘中的〈文化苦旅〉》，发表报刊不详，收入文集《城墙下的夜游者》。

四月一日，随笔《怎样当“读作品”的批评家》刊于《文艺报》。

同月十二日，随笔《“小说化散文”》刊于《中华读书报》。

同月，随笔《现代化该怎么“化”——质疑亨廷顿》刊于《书屋》第四期（《书屋》自二〇〇〇年始，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发行）。

五月八日，随笔《词义的时代性》刊于《今晚报》。

同月三十一日，随笔《何谓“思想家”》刊于《中华读书报》，后被《鲁迅研究月刊》第六期转载。

六月十八日，随笔《土豆，牛肉及其他》刊于《中华工商时报》。

七月二十九日，作随笔《随笔集〈太平杂说〉与电视剧〈太平天国〉》，发表报刊不详，收入文集《城墙下的夜游者》。

同月，论文《在鲁迅止步的地方——关于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几点想法》刊于《鲁迅研究月刊》第七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八期全文转载。

同月，随笔《说不清楚的概念》刊于《文艺争鸣》第四期。入选韩小蕙选编《2000中国最佳随笔》，辽宁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出版。

同月，随笔《钱钟书旧事：谁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刊于《粤海风》第四期。

同月，文论《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怀：读汪应果〈灵魂之门〉》刊于《文学报》第二十七期。

九月，《为批评正名：王彬彬文化批评精品集》一书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一万册。于同月重新装帧设计第二次印刷，再印一万册。本书收录有以下文章（仅列出未能查明发表期刊、发表时间的篇目），《血污上的花环——“牛棚文化”有感》《“历史的垃圾”》《回首“五四”话启蒙》《“创造”历史》《如何建设一流大学》《高长虹与苏雪林》《上跳与下蹲》《“天下事往往无独有偶”》《如果这是真的》《“诗失求诸野”》。

同月，随笔《对科学的迷信与敌意》刊于《文艺争鸣》第五期。

同月，论文《中国流氓文化之王朔正传》刊于《粤海风》第五期。王彬彬并不认可评论界对王朔具有平民意识的评价。他认为“通常人们都只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把握王朔，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看不到王朔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流氓文化的血缘关系，看不到中国历史上流氓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互为表里、互相渗透、互相支撑的合谋关系，看不到政治的流氓化与流氓的政治化是滋生流氓文化的温床，看不到在某些特定时期流氓文化的‘繁荣’是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和自下而上的鼓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王朔。”实际上，“王朔哪有什么‘平民意识’，又哪是什么‘贵族’，更何谈什么‘大院文化’的叛逆？王朔分明是‘大院文化’的继承者。”“王朔对‘大院文化’最明显最直接的继承，是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嫉恨和憎恶。在思考王朔与中国流氓文化的关系时，还不能无视‘文革’对王朔的影响。”[39]文章表达的是王彬彬对王朔其人其文的鲜明态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〇一年第二期全文转载。

同月，随笔《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刊于《红岩》第六期。

十一月十六日，作随笔《遥望陕西文坛》，发表报刊不详，收入文集《城墙下的夜游者》。

同月，论文《鲁迅的脑袋和自由主义的帽子》刊于《鲁迅研究月刊》十一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〇一年第一期全文转载。

同月，随笔《是是非非余秋雨》刊于江苏省作协内部刊物《评论》第二辑。本年，开始使用电脑写作，电脑桌靠西墙而置，王彬彬戏称自己是“面壁写作”。

本年，论文集《在功利与唯美之间》获得江苏省首届“紫金山文学奖·文学评论奖”。该奖由江苏省作家协会设立，是一九九九年设立的江苏省最具权威的文学大奖，也是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省级文学奖之一，作为连续性的区域综合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已成为繁荣江苏文学事业、激励和嘉奖江苏作家创作的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大奖，得到了国内文学界的认可。

二〇〇一年，三十九岁。

一月，论文《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刊于《文艺争鸣》第一期。文章认为“充分肯定许广平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固然无可厚非，但指出许广平对鲁迅研究的负面作用，指出许广平改写和歪曲鲁迅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不无必要。”[40]文章通过翔实的论证，指出许广平许多对鲁迅的“回忆”都存在着对鲁迅的刻意改写，并分析了改写的原因与苦衷。

同月，论文《批评金庸：对“五四”精神的捍卫》刊于《粤海风》第一期。

三月，随笔《茅盾奖：史诗情结的阴魂不散》刊于《钟山》第二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四期全文转载。

七月五日，于南京酷热中为新著《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写序言。

九月，随笔集《城墙下的夜游者》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系何满子先生所约书稿，是“瞻顾文丛”之一。收录了王彬彬近年来的随笔与论文，这些文章具有浓郁的怀旧气息，回顾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反思历史，呈现出理性的前瞻。

十月三十一日，随笔《学者之怒与诗人之忧》刊于《中国经济时报》。

十一月一日，随笔《学术规范与学术标准》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随笔《读〈绝骂奇观〉随想》刊于《随笔》第六期。

十二月二十一日，随笔《何谓“素质教育”》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随笔《南街村的“良心”》刊于《上海文学》第十二期。

二〇〇二年，四十岁。

本年，应《钟山》杂志编辑贾梦玮先生邀请，开设专栏。最初的栏目是“文坛旧事”（二〇〇二年），谈论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后又改为“钟山记忆”，最后才固定为“栏杆拍遍”。[41]专栏谈论的话题，先是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人物、事件，后来渐转向近代以来政治史、军事上的人物、事件。贾梦玮在《我的朋友王彬彬》一文中回忆道：“一次饭桌上，我请他为我所在的《钟山》开一个专栏，谈到一些可做的题目，居然一拍即合，后来就有了‘文坛旧事’这个栏目。”“王彬彬在这个栏目里的文章，实际上都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涉及现当代史上众多的人物和事件，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42]自此，王彬彬在《钟山》开设专栏至今，已逾二十年。

一月，专著《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全书分三编，分别为“衡金庸之轻重”“论王朔之短长”“辨余秋雨之是非”。王彬彬认为，“把金庸、王朔、余秋雨三人放在一起，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三人是可以‘合并’的‘同类项’。”“这三人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功能。”[43]

同月，随笔《恐怖曾经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刊于《作家》第一期。

同月，历史随笔《1919年3月26日夜》刊于《钟山》第一期。

二月，随笔《唐德刚笔下的胡适》刊于《书屋》第二期（自二〇〇〇年始，《书屋》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发行）。

三月，论文《林道静、刘世吾、江玫与露沙——当代文学对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叙述》刊于《文艺争鸣》第二期。

三月十三日，随笔《呼唤权威对权威的批评》刊于《中华读书报》。

同月，历史随笔《二胡的“反党”——谈谈胡适与胡风》刊于《钟山》第二期。

同月，晋升为南京大学教授。

五月，历史随笔《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谨以此文纪念陈独秀辞世60周年》刊于《钟山》第三期，入选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二辑，安徽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出版。

七月，历史随笔《“主席？哪个主席？”》刊于《钟山》第四期。

同月，随笔《说“民心”》刊于《同舟共进》第七期。

八月二十日，随笔《见义勇为与不教民战》刊于《南方周末》。

九月，历史随笔《“禁，删，禁，删”——1930年代国民党的书刊审查》刊于《钟山》第五期。

同月，随笔《对电视剧的最低要求》刊于《随笔》第五期。

同月，随笔《样板戏与所谓“红色经典”》刊于《文学自由谈》第五期。

同月，论文《开放、敏锐而又切实的“问题意识”——读〈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刊于《文学评论》第五期。

十月五日，随笔《新闻工作者的现代公民意识》刊于《南方周末》。

十一月，历史随笔《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刊于《钟山》第六期。

同月，随笔《文艺评论二题》刊于江苏省作家协会内部刊物《评论》第二辑。

十二月二十一日，随笔《城市的道路与政府的爱心》刊于《社会科学报》。

二〇〇三年，四十一岁。

一月，论文《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刊于《文艺争鸣》第一期。文章通过瞿秋白、韦君宜对革命的反思，呈现现代知识分子在革命漩涡中的曲折心路。

同月，文学评论《其实汪曾祺也善写恶人——说〈鸡毛〉》刊于《长城》第一期。

同月，论文《花·雨·狐——朱文颖小说印象》刊于《南方文坛》第一期。

同月，历史随笔《沫若之吻及其他》刊于《钟山》第一期。

同月，《文学自由谈》第一期刊发徐兆淮评论文章《独特的王彬彬》。

三月二十四日，《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两个基本目的》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文学评论《鸟比驴好，也比狐好》刊于《长城》第二期。

同月，历史随笔《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刊于《钟山》第二期。

同月，随笔《胡适的“最低限度”》刊于《海燕》第三期。

同月，随笔《美好与至善》刊于《文艺争鸣》第二期。

同月，《小说评论》第二期开设王彬彬“姑妄言之”专栏，本期刊登论文《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

四月十日，作《吐不尽的狼奶——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反哺”的反思》。此文缘于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定与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召开联合会议，王彬彬被指定做主题发言，写就此文。后因会议未能如期召开，文章刊于《钟山》二〇〇三年第四期。

五月四日，作随笔《“文革”结束了吗——与郝铁川先生商榷》，发表报刊不详，收入文集《当知识遇上信念》，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出版。

同月，历史随笔《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刊于《钟山》第三期。文章通过鲁迅、胡适的“骂”与“不骂”蒋介石，揭示二人不同的政治观念、现实姿态。

同月，论文《瞿秋白的“名誉”》刊于《南方文坛》第三期。

同月，随笔《1949年接管上海的干部状况》刊于《书评周刊》创刊号。

七月，论文《“城市文学”的消亡与再生——从〈我们夫妇之间〉到〈美食家〉》刊于《小说评论》第三期。

同月，论文《〈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刊于《小说评论》第四期。

同月，随笔《杂文与相声》《用一生的时间吐尽狼奶（外一则）》刊于《文学自由谈》第四期。在《用一生的时间吐尽狼奶（外一则）》一文中，王彬彬认为“我们往往一生下来，血液里就流淌着专制主义的狼奶。这使得我们即便在意识层面对专制切齿痛恨，在潜意识里也仍然有专制的因子在活跃。坦率地说，我就不时从自己的某种闪念、某些脱口而出的话语中，嗅到一股狼奶味，并让我沮丧地意识到，我必须用一生的时间吐尽体内的狼奶。”[44]

同月，《当代作家评论》第四期“青年批评家专辑”刊发杨颢、傅元峰评论文章《知识分子临场存在的方式——王彬彬批评读解》；刊发贾梦玮评论文章《我的朋友王彬彬》。

八月二日，于酷热中作《对昆德拉的接受与拒绝》，刊于本年《小说评论》第五期。文章指出昆德拉“最值得称道、对中国作家也最富有教益的，是以小说的方式对极权体制下人的生存境遇做出了独特而深刻的揭示”。昆德拉的独到之处在于，一是他反思历史时的存在论眼光，二是评价历史时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同时，王彬彬指出昆德拉陷入一种极端怀疑主义，既痛恨极权政治，又怀疑民主政治。“他揭示出在极权政治下人的软弱、妥协的可悲，但又把反抗视为‘媚俗’。在这种极端怀疑主义的驱使下，他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抹平了一些重大差别。”[45]

同月，作随笔《我谈杂文》，发表报刊不详，选入刘成信、李君、王芳选编《解读杂文》，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出版。

九月，随笔《还要荒谬多久》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论文《在文学的名利场上——漫说批评》刊于《南方文坛》第五期。

同月，历史随笔《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从一个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刊于《钟山》第五期。

同月，随笔《学院之外的学术——序房向东〈山榭集〉》刊于《出版广场》第五期。

十一月，论文《比喻砌成的〈围城〉——钱钟书对比喻的研究与运用》刊于《小说评论》第六期。

同月，历史随笔《周作人是特殊的汉奸吗》刊于《钟山》第六期。

本年，获得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

二〇〇四年，四十二岁。

一月，历史随笔《哪得夕阳无限好——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刊于《钟山》第一期。

二月，《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系“鸡鸣丛书”之一，收入王彬彬近年文章十一篇。文章聚焦于“五四”以来的文学人物或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也有旁及近代以来文化史上的关键问题。

三月，历史随笔《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刊于《钟山》第二期。

六月五日，随笔《倚小卖小的商业闹剧》刊于《羊城晚报》。

同月二十四日，随笔《说一记耳光众议》刊于《南方周末》。

七月二十九日，随笔《胡适的“动物上阵”》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历史随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刊于《钟山》第四期。

同月，论文《读黄蓓佳〈没有名字的身体〉》刊于《文艺争鸣》第四期。

同月，论文《被遮蔽的与被误解的——读〈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刊于《小说评论》第四期。

八月十九日，随笔《公交车上的公德与私德》刊于《南方周末》，入选鄢烈山编选《2004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

同月二十五日，随笔《“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读昆德拉小说新作〈无知〉》刊于《文汇报》。

同月，李建军主编《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本书选取十位风格独特，敢于直言，眼光锐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王彬彬位列其中。选入王彬彬文章六篇，分别是《我的文学观》《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流氓的变迁——谈王朔与“大院文化”》《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在文学的名利场上》。

九月八日，随笔《我们是否配谈读经》刊于《中华读书报》。

同月，随笔《今日中国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刊于《书屋》第九期。文章对非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进行了批评。入选林贤治、陈璧生编《2004人文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

十一月四日，随笔《骂鲁界里无高手》刊于《文学报》。

同月十一日，随笔《胡适的“二道贩”与我们的“三道贩”》刊于《文学报》。

同月十八日，随笔《我曾经是上帝》刊于《文学报》。

同月二十五日，作《文学奖是……》刊于《文学报》。

同月，随笔《关于胡与鲁之比较的读书研究计划》刊于《文学自由谈》第六期。

二〇〇五年，四十三岁。

一月，论文《鲁迅笔下的无赖儿郎——也谈鲁迅对流氓文化的批判》刊于《江汉论坛》第一期。

同月，论文《读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刊于《文学评论》第一期。

三月中旬，去上海，见导师潘旭澜先生，从下午谈天至深夜，是为赴日前的辞行。

三月底，以公派的形式，赴日本东京大学，在教养学部以特任教授身份执教。

七月，论文《不成问题的问题——鲁迅与胡适比较中的问题之一》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四期。

八月二十六日，随笔《我视野里的中国人在日本》刊于《南方日报》。

同月，与董健、丁帆联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二月，历史随笔集《往事何堪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王彬彬历史随笔十三篇。文章从历史细节入手，勘探政治激流中知识分子命运的心迹与行迹。学者朱学勤评论：“感谢王彬彬提供的这本书，他让我们看到，‘左’之痼疾并不限于党内，也不是只从‘文革’开始。如鲁迅被誉为空前的思想家，丁玲可抵‘三千毛瑟精兵’等，此类故事，环环相扣，方组成现代革命文化长廊，而在所有神话背后，惟有一篇‘多余的话’并不多余。”[46]此书出版后在学界与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同月，文集《一嘘三叹论文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系“‘e’批评丛书”之一。收入王彬彬近年来的文学评论文章。至于书名，作者自言“成语有‘一唱三叹’。而我易‘唱’为‘嘘’，以作书名，意思自然不同了。‘嘘’者，制止、驱逐也。给人感觉不大好。但也不尽然。‘嘘寒问暖’中的‘嘘’，就让人感到一种温馨，一种悲情。至于‘叹’，含义就更丰富了。叹息、叹服、叹绝、叹赏、叹惋、叹惜、叹羡、叹为观止……都是‘叹’；悲叹、赞叹、咏叹、惊叹、感叹、喟叹、哀叹、长吁短叹……也都是‘叹’，既然‘嘘’和‘叹’的意味并不简单，就希望我这书名不至于被简单化地理解。”[47]朱竞撰文《在“五四”的旗帜下——说说王彬彬》，为本书作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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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本年，文集《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获得第二届紫金山文学奖文学评论奖。

二〇〇六年，四十四岁。

四月底，结束日本公派教职，回国。五月初，得知导师潘旭澜先生入院的消息赴上海医院探望。

六月十六日，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小林二男教授（曾在复旦进修）和姬路大学安本实教授（曾在大阪听过潘老师的课）到医院探望潘旭澜先生，王彬彬陪同。

同月二十九日，随笔《我与几种书的相遇》刊于《南方周末》。文中列举对自己影响较大的好书若干，其中有《鲁迅全集》、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艺术》、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王彬彬认为：

对于一个所谓的“读书人”，一般意义上的“好书”当然是很多的。但是，那种能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你的人格、改造你的心灵的书，那种能使你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的书，那种能使你的价值观念变得更为明确的书，却不会太多。由于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文化修养和精神性情的差异，这种意义上的书又没有普适性。一个人读得如痴如醉、思想受到强烈冲击的书，另一个人也许根本就读不下去。所以，这种意义上的书，是可遇不可求的。读这种意义上的书，是生命中重大的“相遇”。[48]

七月一日，业师潘旭澜先生逝世。王彬彬为潘先生撰挽联：

这里苦着呢！熬到今天真不易，总在盼盛世；

那边好些吗？遇见故人且尽欢，毋须说太平。[49]

从潘旭澜先生住院到辞世，王彬彬五次赴沪探望。潘先生去世后，王彬彬与师弟师妹们一起筹划出版了《潘旭澜文选》，相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文学出版社出版。

同月，作《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一文，刊于《随笔》第五期。文章回顾了与潘旭澜先生的点滴往事，感怀导师的言传身教。“关于潘老师，我可说的话很多很多。但我觉得，最不应该忘记说的，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50]文章举生活细节，追忆恩师。真情涌动，字字肺腑，感人至深。

同月，随笔《辞典中的历史》刊于《随笔》第四期。入选秦颖编选《2005—2006〈随笔〉双年选》，花城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出版。

八月三日，随笔《高校收费与家长自杀有必然联系吗》刊于《南方周末》。后更名为《高校收费与家长自杀》，收入文集《当知识遇上信念》。

九月二十一日，随笔《鲁迅亲属与鲁迅》刊于《南方周末》。

十月，论文《花拳绣腿的实践——评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的语言问题》刊于《文艺研究》第十期。

十一月，论文《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刊于《文学评论》第六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〇七年第二期全文转载。

十二月三日，参加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论坛由江苏省作家协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同月十四日，随笔《胡适、鲁迅与陈德征》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十八日，随笔《“西安事变”中的知识分子》刊于《中国新闻周刊》第四十八期。

二〇〇七年，四十五岁。

一月，历史随笔《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刊于《钟山》第一期。

同月，历史随笔《谁是“反动教授”》刊于《随笔》第一期。

同月，论文《当代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问题》刊于《扬子江评论》第一期。

二月八日，随笔《对王朔的一点回应》刊于《南方周末》。后更名为《王朔：躄到马路上来了》，收入文集《当知识遇上信念》。文章批评“作为‘大院子弟’的王朔，对农民的那种流淌在血液里的歧视”[51]。

同月，历史随笔《“革命样板戏”中的江青与彭真》刊于《同舟共进》第二期。

三月，历史随笔《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刊于《钟山》第二期。

四月二十六日，随笔《“愤青”的性幻想》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随笔《作家的工匠化》刊于《文艺争鸣》第四期（《文艺争鸣》自二〇〇七年始，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发行）。

同月，论文《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中的问题意识》刊于《文艺研究》第四期。

五月十二日，主持陈忠实《〈白鹿原〉的创作经过》学术讲座，该讲座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豁蒙讲堂”系列讲座之一。

同月，历史随笔《一九三六年的“双簧戏”》刊于《随笔》第三期。

同月，历史随笔《遗物见真情》刊于《钟山》第三期。

七月，历史随笔《一九三六年的“救国会”与“民族魂”》刊于《钟山》第四期。

八月四日，随笔《中国作家越来越像一群手艺人》刊于《羊城晚报》，被《新华文摘》二〇〇八第三期全文转载。

同月，论文《“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由〈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想到的》刊于《文艺争鸣》第八期。本文系为董晓研究苏联文学的专著所作的序言。

九月，历史随笔《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刊于《钟山》第五期。

同月，随笔《革命与流氓》刊于《粤海风》第五期。

十月五日，出席“第三届青年学者韩中文学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中国现代文学与韩中比较视野”，会议由韩国外国语大学与南京大学联合主办。

同月十八日，历史随笔《从瞿景白之死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权力斗争》刊于《南方周末》。后更名为《瞿景白之死》，收入文集《并未远去的背影》。

十一月，历史随笔《顾顺章叛变之后》刊于《钟山》第六期。

十二月十九日，作随笔《判定文学奖品质的一种角度》，刊于《南方周末》二〇〇八年二月七日。后更名为《文学奖的内与外》，收入文集《当知识遇上信念》。文章认为，文学奖对文学发展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只有当这种‘大奖’是基本公正合理的，是具有起码的文学意义上而非行政意义上的权威时，正面的影响才能产生。”进而指出当下的文学大奖被扭曲、发生了畸变。“如果这样的‘大奖’又因为权力的介入而具有一种非文学的权威性，那它对文学的恶性影响就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大奖’存在，本身就是文学的耻辱。”[52]

同月二十三日，出席“文化转型与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暨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在常熟理工学院举办，由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当选为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二〇〇八年，四十六岁。

一月十日，随笔《学术通俗化不是学术娱乐化》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二十四日，随笔《大学教师讲课好坏不被看重》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论文《孙犁的意义》刊于《文学评论》第一期。《新华文摘》第十三期全文转载。

同月，论文《毕飞宇小说的“性话语”》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

同月，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刊于《文艺争鸣》第一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四期全文转载。文章主张应打破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学科壁垒，提出应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紧密结合。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现代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它的兴衰、它的演变，都与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对于历史进程来说，文学的发展又并不纯粹是被动的。文学也有能动的一面。通常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指政治史。政治史当然影响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史。在中国现代，由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空前紧密，政治对文学的作用也就表现得空前明显。但是，在中国现代，不仅是政治作用于文学，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历史。换言之，不仅是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文学，文学也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历史。所以，将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

……历史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外部的，不仅仅只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和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领会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往往有着直接的帮助。[53]

 

同月，《小说评论》第一期刊发于沐阳、胡沛萍评论文章《质疑精神、启蒙意识、人文情怀——论王彬彬的文学和文化批评》。

三月二日，随笔《看重庆，念中国》刊于《现代快报》。

同月七日，作随笔《知识与信念，过去与现在》，发表报刊不详，收入文集《当知识遇上信念》。

同月九日，随笔《当知识遇上信念》刊于《现代快报》。

同月十二日，随笔《季广茂事件与学界“潜规则”》刊于《中华读书报》。

同月二十二日，出席“民族认同、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

同月，论文《钱钟书两篇论文中的三个小问题》刊于《文艺研究》第三期。

四月十七日，随笔《邓拓与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历史随笔《假如顾顺章没有被捕》刊于《同舟共进》第四期。

五月，历史随笔《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刊于《钟山》第三期。

同月，论文《鲁迅对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的翻译》刊于《天津社会科学》第三期。

六月二十六日，随笔《张辉瓒的被捉与被杀》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二十六日，随笔《这一座文坛，这一桩富贵》刊于《中华读书报》。文章由青年作家韩寒“痛骂文坛”引申开来，批评文坛圈子化、山头化、黑帮化的现状。

七月，历史随笔《〈敌乎？友乎？〉的前因后果》刊于《钟山》第四期。

九月十一日，随笔《汪精卫见溥仪》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随笔《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刊于《随笔》第五期。文章指出在“禁欲时代”，“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实际上成了无数男性青年的“梦中情人”，扮演了情爱启蒙的角色。此文发表后产生很大影响。

同月，论文《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恩怨》刊于《南方文坛》第五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二期全文转载。

十一月六日，《南方周末》刊出王彬彬访谈文章《“获奖作品能被记住的很少”》。

十二月五日，为增订版《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作《后记》。

二〇〇九年，四十七岁。

一月，论文《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刊于《南方文坛》第一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四期全文转载。

同月，论文《“新左派”与鲁迅的中国》刊于《东岳论丛》第一期。

同月，《小说评论》第一期刊发雷电评论文章《书生之气不可无——记王彬彬》，作者认为王彬彬“不是这个时代很多人推崇的道德虚无主义者，而是有着严格的道德标准和做人原则的人。”[54]

同月，随笔《“群英荟萃”还是“萝卜开会”——漫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刊于《名作欣赏》第三期。

二月二十七日，随笔《“国学大师”是这样造就的》刊于《文汇读书周报》。

同月，专著《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增订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月，历史随笔《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刊于《钟山》第二期。

同月，论文《〈鲁迅年谱〉增订本亟待再次修订》刊于《文艺研究》第三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六期全文转载。同月，论文《我所理解的顾彬》刊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第二期。

四月九日，随笔《沈定一的向右转与瞿杨之结合》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论文《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刊于《社会科学》第四期。

五月，论文《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同月，论文《鲁敏小说论》刊于《文学评论》第三期。

六月六日，出席“新世纪文学学术研讨会暨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议”，会议在江苏淮安召开，由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与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共同承办。

七月七日，出席“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回顾与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安徽大学召开，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安徽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杂志社联合主办。

同月，论文《“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刊于《河北学刊》第四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期全文转载。

九月，《渤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五期“名师讲坛”推出王彬彬专栏，刊发牛学智评论文章《知识分子良知为尺度：文学的心理人格论批评——王彬彬及王彬彬的文学批评》、韩振江《眺望五四：未竟的文化启蒙——略论王彬彬的文艺批评》。

十月五日，接受《楚天都市报》采访，回答有关顾彬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中国作家是否有能力获诺贝尔文学奖、《废都》开禁等话题。十一月十六日，在南京大学逸夫馆大报告厅主持欧阳江河学术讲座。

同月，论文《文学批评的语文品格——以一篇文章为例》刊于《文艺争鸣》第十一期。

十二月三日，文论《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刊于《文学报》。

二〇一〇年，四十八岁。

一月，《并未远去的背影》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系“新史学丛书”之一。本书对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进行再梳理、再评价，史料充分，充满见地。

同月，随笔《回首“文革”说腐败》刊于《随笔》第一期。

同月，论文《“十七年文学”中的汪曾祺》刊于《文学评论》第一期。

同月，论文《〈野草〉修辞艺术细说》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一期。

二月，论文《关于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刊于《北京文学》第二期。

三月十日，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刊于《文艺研究》第三期。文章通过文本举证，指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的学术专著《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存在多处抄袭现象，抄袭对象包括李泽厚、勒文森、林毓生等学者的著作。文章发表后，引起学界震动，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针对汪晖是否构成“抄袭”，学术界、舆论界扰攘不休。王彬彬承受巨大压力，支持者有之，谩骂者有之。三月三十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就“汪晖事件”对严家炎先生的访谈，题为《严家炎：这场讨论对纯洁和改善我们的学风有好处有必要》。严家炎认为“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来的地方，确实证明汪晖与他人有多处文字基本上相同，却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代，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你说这个部分是抄袭或变相抄袭，我觉得可以说。这类地方对汪晖的批评，我觉得是能够成立的。”[55]学者刘禾则联络国际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担保”汪晖没有抄袭。

四月二十九日，论文《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仅限于第十二章第四节》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随笔《漫议顾彬》刊于《读书》第四期。

五月，论文《〈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

同月，论文《作为学者的何满子》刊于《当代文坛》第三期。

六月，历史随笔《徐树铮：现实中的“荆生”？——兼谈五四新文化运动》刊于《同舟共进》第六期。

七月二十七日，为新书《当知识遇上信念》作《后记》。

八月七日，赴新加坡新跃大学进行为期八天的短期讲学活动。

九月五日，随笔《学术利益的跨国界交换》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随笔《陈歆耕其人其文》刊于《文学自由谈》第五期。

十月十日，随笔《〈红楼梦〉里的民主》刊于《南方都市报》。

十一月二日，论文《鲁敏小说论》获“长江杯”江苏文学评论奖一等奖。

同月十四日，随笔《别让瞎说成为习惯》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历史随笔《“有人破坏样板戏，你知道不知道？”——样板戏的不断改与不能改》刊于《钟山》第六期。

十二月十九日，历史随笔《何其芳、赵树理为何在第一次文代会怒斥邵力子》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散文《诗忆》刊于《黄河》第十二期。同月，历史随笔《国共关系的一段往事》刊于《同舟共进》第十二期。

二〇一一年，四十九岁。

一月十六日，随笔《乌克兰大饥荒中蠕动的泥土》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论文《小说中的“历史性细节”——以打狗为例》刊于《小说评论》第一期。

二月二日，旧历大年三十，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表达——十年随笔挹滴（二〇〇一—二〇一〇）》，刊于本年《当代作家评论》第四期。文章辨析了“随笔”作为文体之于思想表达的重要性，认为“随笔不必像论文那样瞻前顾后，却又能把想说的话说得很透彻……在某种特定的时代，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随笔是一种特别适合表达思想的方式。”[56]作者梳理、评价近十年具有代表性的随笔文本，举凡林达、徐贲、刘瑜等人的作品，旁及历史与现实，民主与自由，文学与政治，于东鳞西爪间闪烁着思想者的光芒。

三月，历史随笔《“平型关战斗”应称为“乔沟伏击战”》刊于《同舟共进》第三期。

同月，论文《阎连科的〈四书〉》刊于《小说评论》第二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八期全文转载。

五月，随笔《一个批评家应该从语言中得到快乐》刊于《南方文坛》第三期。同月，论文《用算盘写作的作家》刊于《小说评论》第三期。

六月，论文《惠雁冰〈“样板戏”研究〉杂议》刊于《文艺研究》第六期。

同月，随笔《社会生活的底线是何时崩溃的》刊于《乡音》第六期。

七月二十五日，当选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

同月，随笔《不抢座不让座》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论文《赵树理语言追求之得失》刊于《文学评论》第四期。此文收入吴敏、傅书华主编《赵树理研究文选》，人民出版社二〇二四年出版。

同月，历史随笔《杨明斋：一个山东农民的理论雄心与悲剧命运》刊于《钟山》第四期。

八月，论文《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八期。入选《新华文摘》二〇一二年第一期“论点摘编”栏目。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二期全文转载。

同月二十日，随笔《禁烟与少数人的权利》刊于《南方都市报》。

九月，历史随笔《“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关于抗日持久战思想》刊于《钟山》第五期。

十一月，论文《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论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刊于《小说评论》第六期。

同月，历史随笔《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刊于《钟山》第六期。

十二月十八日，随笔《对真实的恐惧》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二十五日，随笔《“文革”时期的几种收费》刊于《南方都市报》。

本年，论文《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〇一一年度优秀论文奖。颁奖词为“文短意深，视角独特，论述干净、利索，以小见大，发人所未发，抓住问题的根本，提供了一个评价作家文学成就和地位的角度，对当下文学批评很有启发性，体现了独立的学术精神、可珍的文学立场。”[57]

二〇一二年，五十岁。

一月，新书《当知识遇上信念》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五辑，分别是“在文学的名利场上”“与几种书的相遇”“还要荒谬多久”“学者之怒，诗人之忧”“今昔中国”。

同月，历史随笔《国民党的中统与共产党的叛徒》刊于《钟山》第一期。

二月二十六日，随笔《何为潜规则？“文革”时期也有潜规则》刊于《南方都市报》。

三月，历史随笔《“中国境内用兵，由北而南者无不胜”》刊于《钟山》第二期。四月一日，随笔《“文革”时期农村的工分问题》刊于《南方都市报》。

五月，历史随笔《延安乎？西安乎？——抗战时期国共对知识青年的争夺》刊于《钟山》第三期。

同月，论文《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议》刊于《当代文坛》第三期。

同月，论文《〈遍地月光〉与长篇小说的语言问题》刊于《文学评论》第三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八期全文转载。六月二十八日，随笔《韩春燕〈文字里的村庄〉小议》刊于《文学报》。

本年夏。迁入新居。

七月，历史随笔《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惨案》刊于《钟山》第四期。

同月，论文《余一鸣小说论》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四期。

八月十六日，随笔《“是真佛只说家常”》刊于《文学报》。王彬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话语的晦涩成为一种时髦，这实际上是一种乱象。而“能否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学术思考，一定意义上也是检验学者之真假的标准。”“浅显易懂的方式，应该同时是清新、灵动的，或者说，唯其清新、灵动，所以是浅显易懂的。”[58]

同月，论文《当代中国的诡谋文艺》刊于《文艺研究》第八期。作者深入历史与现实语境，反思中国传统中“诡谋文化”死灰复燃的原因。通俗读物、武侠小说、古装宫廷剧、成功学畅销书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诡谋文化的传播。王彬彬认为：

诡谋文化是应该受到严肃批判、清除的精神遗产。诡谋人格应该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一代代弱化。诡谋文化、诡谋人格，是前现代社会的产物。我认为，所谓“文化的现代化”，对中国文化来说，首先就意味着诡谋文化的退场；所谓“人的现代化”，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首先意味着诡谋心理、诡谋习性、诡谋人格最大限度地消泯；所谓“法治社会建设”，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首先就意味着诡谋的用武之地逐步缩小。而诡谋文化的盛行导致大众诡谋心理、诡谋习性、诡谋人格的强化，自然也导致现实中诡谋的作用更为普遍和有力。这样一种文化走向和社会走向，与现代文明冰炭不容，与法治社会建设背道而驰。[59]

同月二十六日，随笔《民国军阀与教育事业》刊于《南方都市报》。

九月，历史随笔《“文革”时期的自杀与离婚》刊于《随笔》第五期。

同月，历史随笔《西安上空，〈大公报〉如雪飘飞》刊于《钟山》第五期。

十月二十八日，随笔《鸟居龙藏先生》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论文《“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刊于《文艺争鸣》第十期。

十一月二十九日，随笔《2012年〈回族文学〉读札》刊于《文学报》。

同月，论文《“十七年文学”：红线黑线有异，实行专政则一——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

十二月十三日，随笔《从丁玲获“斯奖”到莫言获“诺奖”》刊于《文学报》。

二〇一三年，五十一岁。

一月，历史随笔《中共军队称名的变迁》刊于《钟山》第一期。

二月，论文《论〈推拿〉》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二期。

同月，论文《被高估的与被低估的——“再解读”开场白》刊于《文艺争鸣》第二期。

三月十日，随笔《谁在歧视农民工》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二十四日，随笔《“须有廉洁的军队，方有廉洁的政府”》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历史随笔《中共七大：筹备了十七年的会议》刊于《钟山》第二期。

四月，论文《鲁迅研究中的实证问题——以李冬木论〈狂人日记〉文章为例》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四期。《新华文摘》第十五期全文转载。

五月，论文《要胡适，也要鲁迅——关于〈鲁迅内外〉》刊于《南方文坛》第三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八期全文转载。

七月，历史随笔《于会泳：一张字条伴终生》刊于《钟山》第四期。

八月，新书《鲁迅内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隶属“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鲁迅研究系列”。王彬彬在《自序》里回顾了自己从事鲁迅研究的心路历程，并深切反思早年学术研究中对胡适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评价的偏颇之处，指出其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解的深入，是不断“排狼奶”的过程。

九月，历史随笔《反抗苏联：从陈独秀到刘顺元到顾准》刊于《钟山》第五期。

十月二十日，获得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该奖由《当代作家评论》杂志设立。授奖词如下：“王彬彬以鲜见的、锐利的学术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风云四起。他在纯学术之外，时常反弹琵琶，挑战既有的秩序和定论，不时成为批评界的焦点人物。王彬彬数量不少的批评文章，尽管不无争议，但他对问题的揭示和出击之准确和深刻令人叹服。他思维敏捷，出手不凡，文风酣畅淋漓，尖刻而率真，唯尖刻而能入其深，唯率真而能去其伪。这是当下文学批评最稀缺的品质。他的近似鲁迅的怀疑精神以及广阔的知识背景是其批评的力量所在，因此被视为当代中国最具批判精神的批评家。”[60]

十一月二十日，为新书《未破壁集》作序。同月，论文《月夜里的鲁迅》刊于《文艺研究》第十一期。此文入选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2013》，文化艺术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出版。

十一月，历史随笔《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活动（上）》刊于《钟山》第六期。

十二月二十九日，为新书《有事生非》作序言。

本年，参加东京大学文学部主办“中国文学的东亚传播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月夜里的鲁迅》。

二〇一四年，五十二岁。

一月，历史随笔《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活动（下）》刊于《钟山》第一期。

二月十三日，随笔《毛泽东改病句》刊于《南方周末》。

三月，历史随笔《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刊于《钟山》第二期。

同月，论文《文学史编撰的理念与方法》刊于《南方文坛》第二期。王彬彬认为文学史编写应该遵循三个原则，“一、编写文学史不是挑选优秀作品，不是优秀作品选讲；二、编写文学史不是所见作品评介，不是拣到篮里都是菜，更不是重新拣回历史的垃圾；三、编写文学史必须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兼顾同时又对两种价值进行区分。”“一部文学作品的可能价值有两种：一为文学价值，二为文学史价值。这其实是一种常识。当然，这是从可能性的角度而言。实际上，大多数文学作品，既无充分的文学价值，更无起码的文学史价值。这当然也是常识。”[61]文学史编写要权衡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之间的关系。

同月，《〈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再解读——以黄子平、贺桂梅、戴锦华、孟悦为例》刊于《扬子江评论》第二期。

四月十日，随笔《学术批评的资格》刊于《文学报》。

五月五日，随笔《不要只提“南京大屠杀”》刊于《现代快报》。

同月九日，随笔《蒋介石为何发怒》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十五日，随笔《让〈背影〉回到教材》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二十一日，随笔《割头税》刊于《羊城晚报》。

同月二十二日，致歉声明《关于〈背影〉的道歉》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二十五日，随笔《替韩少功补个注释》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学术批评文集《有事生非》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对学者汪晖、刘禾、蔡翔等人的学术批评文章六篇，“六篇文章，发表后都有些动静，有的闹出的动静还很大，甚至酿成国际事件，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酿成了国际闹剧。这些文章，或多或少给我自己带来些麻烦，所以名之曰《有事生非》。”[62]

同月，论文《铁凝的〈哦，香雪〉与〈孕妇和牛〉》刊于《名作欣赏》第十三期。

同月，历史随笔《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刊于《钟山》第三期。

六月十五日，随笔《再替韩少功补个注释》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二十二日，随笔《写散文的韩少功仍然是个小说家》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论文《〈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初解读——以唐小兵文章为例》刊于《文艺研究》第六期。选入《新华文摘》第十八期“论点摘编”栏目。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期全文转载。

七月二日，随笔《中国特色的女体盛》刊于《羊城晚报》。

同月十一日，接受《南都周刊》记者专访，谈及“汪晖事件”“学术环境”“文风问题”，访谈稿以《王彬彬：有些人必须戳破他》为题刊出。

同月，历史随笔《抗战前的减租减息运动与土地革命》刊于《钟山》第四期。

同月，论文《阿城小说的修辞艺术》刊于《文学评论》第四期。

八月十七日，应东莞图书馆邀请，作题为《读书人：胡适与雷震》的学术讲座。

同月二十日，随笔《国共两党与白话文》刊于《中华读书报》。

同月十四日，随笔《“文革”时期的圣物》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二十八日，随笔《还应该有个郭沫若文学奖》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历史随笔《一打一拉，打打拉拉——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刊于《钟山》第五期。

十月十七日，随笔《谣言的起源》刊于《今晚报》。

同月，新书《未破壁集》由台湾新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出版，隶属于“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丛书第一辑”。本书收入近年来发表的学术文章一十六篇，附录有《王彬彬写作年表》。

十一月九日，于南大和园为新书《大道与歧途》作《序言》。

同月二十三日，随笔《中国人的贪腐人格》刊于《南方都市报》。

同月，任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学术集刊《文学研究》主编。

同月，历史随笔《和平土改的可能与现实》刊于《钟山》第六期。

十二月五日，任南京大学文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

同月，新书《应知天命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彬彬自言“对于我来说，所谓‘知天命’，就是知道自己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爱什么不该爱什么，该恨什么不该恨什么……然而，虽然过了五十岁，我又何尝敢说自己真的‘知’了这些‘该’与‘不该’。愚鲁如我，恐怕到了八十岁，还会在‘该’与‘不该’上犯糊涂。所以，不敢说自己已知天命，只能说自己应知天命。这就是把这本小书起名为《应知天命集》的理由。”[63]

二〇一五年，五十三岁。

一月二十九日，随笔《应该研究生态破坏史》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论文《徐风的六朝气息》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

二月十二日，随笔《欲求大道况多歧》刊于《文学报》。

同月，论文《王烨〈二十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形式〉杂议》刊于《文艺研究》第二期。

三月二十九日，随笔《高晓声的真实与虚假》刊于《文学报》。

同月，论文《高晓声与高晓声研究》刊于《扬子江评论》第二期，被《新华文摘》第十五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八期全文转载。

春，赴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合作研究，为期十日。

四月，《大道与歧途》一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本书聚焦于民国知识分子，力图呈现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评论界认为“王彬彬的文章，一向以文笔优美、观点犀利著称。他不人云亦云，而是重视大量史料的参照、考核和论证，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呈现出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另一面。作者饱含感情的文字，无论是批判、驳斥，还是赞赏、讴歌，都有理有据、爱憎分明，让人在领略阅读乐趣之余，有所思，有所得。”[64]

同月，历史随笔《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历史共鸣》刊于《炎黄春秋》第四期。

五月二十九日，为南京大学“5·20人文社科系列讲座”作题为《从文艺作品中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谈起》的学术报告。

同月，历史随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德教训》刊于《随笔》第三期。

六月四日，随笔《文学批评是审美感受的表达》刊于《文学报》。

同月，《文艺争鸣》第六期刊发王童谣评论文章《“匕首”还是“手术刀”？——论王彬彬的学术批评》。

七月二十三日，随笔《唐纵日记里的林彪》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三十日，随笔《“梁璧辉”释义》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专著《鲁迅晚年情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新版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处修订。王彬彬删减原版第四章《脊梁与篾片》，替换成《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其他地方的修订，主要是删。删掉了不少我现在认为是不正确、不妥当的文字。”[65]

同月，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八月，论文《高晓声小说修辞艺术初论》刊于《文艺研究》第八期。

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应台湾新地文化发展协会邀请，赴台参加“鲁迅文学在台湾高端学术论坛”。

同月，论文《竟然有这样的学术著作——朱崇科〈广州鲁迅〉杂议》刊于《当代文坛》第五期。

同月，历史随笔《十年论战的空话色彩》刊于《炎黄春秋》第九期。

同月，《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刊发李有智评论文章《王彬彬的“鲁迅研究”》。

十月，论文《留学生的归国体验与新文化运动》刊于《文艺争鸣》第十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一六年第一期全文转载。

同月，《出版参考》第十六期刊发丁东评论文章《从“百家小集”到王彬彬》。

十一月八日，出席“董健学术思想暨南京大学戏剧影视学科传统研讨会”。

同月，《南方文坛》第六期刊发李浩评论文章《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若干维度——王彬彬近作的方法论启示》。

本年，赴日本参加东京大学文学部、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举办的“鲁迅与东亚文学”会议，宣读论文《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

二〇一六年，五十四岁。

一月，随笔《语言：小说欣赏的最高层次》刊于《语文建设》第一期。

同月，论文《〈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刊于《扬子江评论》第一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五期全文转载。同月，论文《高晓声的几种遣词造句法》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获《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

同月，历史随笔《“不像在国外作战，恰如在国内行军”——侵华日军中的中国通》刊于《钟山》第一期。

三月，历史随笔《大屠杀中的妇女、孩子与女孩子》刊于《钟山》第二期。“这篇文章纵横捭阖，搜罗了大量关于妇女、孩子在‘大乱离’‘大屠杀’降临时遭受酷虐、凌辱、屠戮的骇人场景和细节，有全景有特写，有鸟瞰有凝视，直面淋漓的鲜血。”“王彬彬的思想表述向来是直白的、不隐晦的。在他看来，缠足陋习、节烈观念，是由男性强加给妇女的，因此男性是这些人间惨剧的绝对的制造者，正是大乱离、大屠杀这样的极端境况再分明不过地显露了男性作为绝对施害者的性别真相。”[66]

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应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组委会邀请，赴香港担任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评委和颁奖嘉宾。

同月，入选二〇一五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五月二十日，出席“南京大学校友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

同月，论文《朱崇科〈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实人生”的枭鸣〉杂议》刊于《文艺研究》第五期。

同月，历史随笔《汤恩伯的伦理困境》刊于《钟山》第三期。

七月，历史随笔《徐锡麟刺杀恩铭的公私问题》刊于《钟山》第四期。

同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日，应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藤井省三教授之邀，赴日本参加“现代东亚文学史的国际共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宣读论文。

九月四日，《现代快报》“读品周刊”刊出访谈文章《王彬彬：我只独行，侠不敢当》。访谈中，王彬彬回顾了自己的学术之路，旁及批评观念、生活习惯。

同月二十六日，出席文学院二〇一六级本科生开学典礼，并作发言。寄语新生，一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身心健康；二是把握好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的关系；三是正确认识旧文化与新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同月，历史随笔《谁是犹太人》刊于《钟山》第五期。

同月，新书《瞻前顾后：民国文史论集》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隶属于“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丛”，李怡主编。本书收入学术文章一十七篇，从多个方面切入民国时期的文史问题，对诸多老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更发现和剖析了一系列新问题。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民国史上十分重大的问题，本书中多篇文章论述的正是这一问题。本书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有耐人寻味的揭示。

同月，新书《左顾右盼：共和国文史论集》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隶属于“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文学丛书”，李怡主编。本书收入学术文章一十六篇，多角度透视“共和国时期”的文学与文化问题，揭示了“共和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柳亚子、郭沫若、邓拓、于会泳、余秋雨、王朔等几代知识分子与时代的纠葛，在本书中有精细的呈现。

十月，王彬彬主编的《高晓声研究资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系“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之一。该资料分作家生平简介、作家作品导论、作家研究资料选编、作家研究资料目录、作家创作谈选编、作家创作年表等六部分。其中“作家作品导论”为王彬彬对高晓声创作的整体论述。

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应马来西亚南方学院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之邀，赴马来西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会上宣读了论文。

同月，历史随笔《犹太人的金牙》刊于《钟山》第六期。

十二月二十九日，应江苏省盐城中学邀请，作题为《周树人是如何成为鲁迅的》学术报告。

二〇一七年，五十五岁。

一月，历史随笔《章太炎的身后事》刊于《钟山》第一期。

二月，论文集《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语言修辞的角度，对阿城、毕飞宇、高晓声、铁凝、萧红、钱钟书、孙犁、阎连科等新文学作家的语言艺术进行了充满学理性与审美性的品评。

同月二十三日，随笔《好作品是能朗诵的》刊于《文学报》。

同月，论文《鲁迅与1930年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二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六期全文转载。

三月二十一日，随笔《继承传统切忌食古不化》刊于《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

同月，论文《历史的真实与人性的真实——从〈蔡文姬〉到〈曹操与杨修〉》刊于《文学评论》第二期。

同月，历史随笔《胡适面折陈济棠》刊于《钟山》第二期。

四月一日，雨夜，于南大和园为即将出版的文集《王彬彬文学评论选》作后记。

五月，论文《论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对鲁迅的影响》刊于《文艺研究》第五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八期全文转载。

同月，历史随笔《1920年的浙江一师学潮》刊于《钟山》第三期。

六月二十四日，应扬州大学文学院邀请，作题为《毕飞宇小说的修辞艺术》的学术讲座。

七月十日至十五日，应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瑞森纳学院的邀请，与丁帆教授出席“文化间性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学术会议，并参加“滑铁卢中国研究中心”的讨论会研究未来发展项目。该研讨会由加拿大瑞纳森大学、滑铁卢孔子学院、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共同组织，吸引了来自中、加、美三国的学者、作家参会。

同月二十日，随笔《“炮上晒裤”》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历史随笔《胡适的驻美大使当得怎么样》刊于《钟山》第四期。

九月十四日，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主持奚密教授现代诗歌研究系列讲座。

同月二十二日，出席“传承与变革：纪念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国际会议暨第25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会”，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协办，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新诗研究所承办。

同月，历史随笔《费城的钟声》刊于《钟山》第五期。

同月，《王彬彬文学评论选》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系“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之一。“集中文章以时间为序，读者可以看出作者思想、情感以及写作方式发展变化的轨迹。”[67]

十月五日，随笔《“只因曾读数行书”》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随笔《成为好作家的条件》刊于《文艺争鸣》第十期。

十一月，论文《毕飞宇〈小说课〉评析》刊于《扬子江评论》第六期。

同月，历史随笔《船离开了我：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纳粹的逃离》刊于《钟山》第六期。十二月七日，随笔《“张家长，李家短”》刊于《南方周末》。

二〇一八年，五十六岁。

一月，论文《高晓声的鱼水情》刊于《南方文坛》第一期。

同月，论文《铁凝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简论》刊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同月，论文《〈野草〉的创作缘起》刊于《文艺研究》第一期。

同月，历史随笔《“我们世界的根须静卧在他的心里”——拉贝对希特勒的想像》刊于《钟山》第一期。

二月，论文《细读高晓声》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二期。

三月，历史随笔《陈宝箴的喉骨——谨以此文纪念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刊于《钟山》第二期。

五月，历史随笔集《顾左右而言史》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的文章体现出王彬彬“近年来对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耐人寻味的社会事件的文化思考。”文章“钩沉岁月，品藻人物，秉笔炎凉，洞见世相。”[68]

同月，论文《高晓声受难生涯的五个时期》刊于《扬子江评论》第三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九期全文转载。同月，历史随笔《1949年前后的高晓声》刊于《钟山》第三期。

六月二十五日，为新著《高晓声评传》写后记。同月，论文《高晓声：在世乱家贫中成长》刊于《文艺争鸣》第六期。

七月，《当代作家评论》第四期“当代文学批评家研究”栏目推出王彬彬专栏，刊发王彬彬《欣赏文学就是欣赏语言》。作者认为，欣赏小说有三个层次，即欣赏故事的层次、欣赏思想的层次、欣赏语言的层次。“而最高的层次，是对语言的欣赏。止于欣赏故事者，不会在意语言。能够上升到品味、寻思思想内涵、价值观念者，往往也不会再进一步，上升到对语言的品味和寻思。而最高层次的欣赏者，目光则始终专注于语言。他咀嚼着作品的一字一句的表达，品味着作品的遣词造句的方式，总之是，寻思着作品中的各种修辞手段。他欣赏着、研究着作品的语言，也依据语言来评价作品。”[69]另刊有孟繁华《做一个诚恳真实的批评家——王彬彬和他的文学批评》、郜元宝《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关于王彬彬的文学批评》、鲁敏《肖像与风景：散记王彬彬教授》。

同月，历史随笔《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刊于《钟山》第四期。

八月三十日，随笔《潘向黎〈梅边消息〉读后》刊于《文学报》。

九月，历史随笔《抗战时期蒋介石的一种内忧》刊于《钟山》第五期。

同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四日，应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日本参加“中日现代文学的国际化和本地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十一月二十四日，论文《高晓声的鱼水情》获二〇一八年度《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

同月，历史随笔《陈立夫羞辱顾颉刚》刊于《钟山》第六期。

同月，论文《家在何处——晚年高晓声》刊于《当代文坛》第六期。

十二月八日，出席“《扬子江评论》二〇一八年度文学排行榜”启动仪式暨青年批评家论坛，论坛由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主办。同月二十七日，应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邀请，作题为《〈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的学术报告。

二〇一九年，五十七岁。

一月十四日，论文《内心的荒芜和丰富依然如故——庞羽新作简评》刊于《十月》杂志公众号。

同月，论文《鲁迅有关抗日问题的若干言论诠释》刊于《西北大学学报》第一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四期全文转载。同月，论文《论高晓声散文创作的艺术性》刊于《文学评论》第一期。

同月，历史随笔《清代文化专制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刊于《钟山》第一期。

二月，专著《八论高晓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王彬彬研究高晓声的论文八篇。评论认为，“文本细读，是作者研究高晓声的基本方法。通过对高晓声小说、散文的细心品味，作者突破了研究界对高晓声的固有认识，揭示了高晓声塑造人物、表达情思的特有手法；也通过作品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捕捉到作家现实批判过程中有意无意的躲闪、顾忌。”“《八论高晓声》的出版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丰富和深化研究界对高晓声的理解，其研究方法也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70]二〇二四年三月，该专著获得“第九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同月，随笔《择好作品，成朗读者》刊于《鸭绿江》（下半月）第二期。

三月二十五日，随笔《江冬秀对胡适的影响》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历史随笔《八国联军袭来前后》刊于《钟山》第二期，入选潘凯雄、王必胜编《太阳鸟文学年选：2019中国最佳随笔》，辽宁人民出版社二〇二〇年出版。

五月，论文《鲁迅与1933年北平文物迁移》刊于《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第三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八期全文转载。

同月，论文《论迟子建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刊于《当代文坛》第三期。

同月，历史随笔《义和团运动中的妇女与孩子》刊于《钟山》第三期。

六月，论文《鲁迅〈“友邦惊诧”论〉现实批判考辨》刊于《文艺争鸣》第六期。

七月，历史随笔《义和团运动中的光绪帝》刊于《钟山》第四期。

同月，王达敏评论文章《高晓声研究的误区和盲点之辨——读王彬彬〈八论高晓声〉》刊于《当代文坛》第四期。作者认为王彬彬的《八论高晓声》辨明了高晓声研究的误区，对高晓声独特的修辞艺术作出了独特的论述，是高晓声研究的重要收获。

同月，任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九月，历史随笔《1900年的汉奸罪名》刊于《钟山》第五期。

同月，历史随笔《愧对钱玄同》刊于《收获》第五期。

十一月十三日，出席陈应松《森林沉默》研讨会。

同月十五日，应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邀请，作题为《鲁迅晚年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预感与忧思》的学术讲座。

同月，新书《高晓声评传》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系“江苏当代作家评传丛书”之一。本书共十一章，计二十三万字，全面准确地反映高晓声一生的生平和创作成就，按生平时间线索推进，做到传中有评，评传结合。考据严谨，资料翔实，并附有多张珍贵照片，是研究高晓声生平及成就的重要参考资料。

同月，论文《道德、逻辑与常识——读周志强〈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与〈阐释中国的方式〉》刊于《南方文坛》第六期。

同月，历史随笔《唐绍仪：一个留美学生的政治信念与政治操守》刊于《钟山》第六期。同月，《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六期“当代新锐批评家研究”栏目推出王彬彬专栏，由杨光祖主持，刊有程桂婷《王彬彬文学批评的语言艺术浅论——以〈八论高晓声〉为例》、韩春萍《批评家何为——〈八论高晓声〉的启示》、李艳，杨光祖《高晓声研究的新突破——王彬彬〈八论高晓声〉论》、徐改平《独立不羁的风姿——王彬彬论》。徐改平细数王彬彬的学术经历，指出其独立不羁的品格。“那个希冀自己与偶像鲁迅一样，用匕首和投枪似的文字，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青年王彬彬，如今的笔下早已冷静复从容，一派成熟学者的气象了，不变的，是那独立不羁爱自由的风姿。”[71]

十二月二十二日，出席首届东吴文学奖颁奖典礼暨长三角文学发展研讨会，论文《细读高晓声》获首届“东吴文学奖·文学评论奖”。“东吴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中共苏州市吴中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文学奖项，具体由苏州市吴中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实施。

本年度，卸任江苏省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当选为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

二〇二〇年，五十八岁。

一月，新冠疫情暴发，蛰居家中。

同月三十日，微型小说《开回撒尿的地方去》刊于《南方周末》。

同月，历史随笔《袁世凯最大的罪恶》刊于《钟山》第一期。

二月，论文《鲁迅晚年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预感与忧思》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二期。入选《新华文摘》第十一期“论点摘编”栏目。

三月二十五日，随笔《“曾因酒醉鞭名马”》刊于《中华读书报》。

同月，历史随笔《军队私有化：从湘军崛起到军阀混战》刊于《钟山》第二期。

同月，《南方文坛》第二期刊发杨光祖评论文章《王彬彬的文学评论》。作者认为，王彬彬的文学研究既具有现代意识与批判精神，又呈现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互动，更具备文学细读的功力。

五月，历史随笔《熊希龄：在个人名誉与国家命运之间》刊于《钟山》第三期。

六月，论文《北洋军阀的尊孔与新文化人士的反儒》刊于《华夏文化论坛》第二十四辑。七月十七日，以编委会委员身份，出席《江苏新文学史》第三次全体编撰人员会议。同月，历史随笔《袁世凯帝制运动中的古德诺博士》刊于《钟山》第四期。

同月，论文《启蒙即救亡——“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关于抗日问题的社会批判》刊于《文艺研究》第七期。入选《新华文摘》第二十三期“论点摘编”栏目。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九期全文转载。

八月三十日，《现代快报》“读品周刊”推出题为《王彬彬：我愿意生活在文学与历史的交汇处》的深度访谈。

同月，历史随笔集《费城的钟声》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收录《陈宝箴的喉骨》《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胡适的美国大使当得怎么样》《费城的钟声》等十篇文章。“文章以斜刺而来的小角度剖解历史，在边缘处看天下，在风云中论短长。”[72]

同月，论文《当代作家与〈聊斋志异〉——以孙犁、汪曾祺、高晓声为例》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八期。

九月二十三日，随笔《汪曾祺：以日常说话的态度写小说》刊于《光明日报》。

同月，历史随笔《徐世昌起诉马叙伦》刊于《钟山》第五期。

同月，论文《鲁迅与北洋时期的欠薪与索薪》刊于《鲁迅研究月刊》第九期。

十月二十三日，应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邀请，作题为《〈风波〉百年：鲁迅的辫子记忆与民国意识》线上学术讲座。

同月三十日，出席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学术研讨会。

十一月二十二日，以编委会委员身份，出席《江苏新文学史》编委会议暨第四次全体编撰人员会议。

同月，论文《“九一八”后鲁迅与胡适对日本态度的同一性》刊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六期。

同月，历史随笔《吴佩孚与北洋时期的语言混战》刊于《钟山》第六期。

十二月三十日，江苏省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王彬彬当选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二〇二一年，五十九岁。

一月，历史随笔《袁世凯的语言战略》刊于《钟山》第一期。

同月，论文《晚年鲁迅对日本侵华的切身感受》刊于《中山大学学报》第一期。

同月，论文《鲁迅：辫子记忆与民国意识的纠缠》刊于《东吴学术》第一期。《新华文摘》第十六期全文转载。

二月三日，访谈文章《王彬彬谈枕边书》刊于《中华读书报》。

同月二十四日，出席江苏文学作品戏剧影视转化推介咨询会。

三月，历史随笔《吴禄贞与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刊于《钟山》第二期。

同月，论文《鲁迅政治虚无观念的形成》刊于《文艺争鸣》第三期。

同月，论文《鲁迅与梁启超》刊于《鲁迅研究月刊》第三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九期全文转载。

五月二十五日，应南京大学悦读书社邀请，作题为《严复、鲁迅、周作人与清末军事学堂》的学术讲座。

同月三十日，随笔《至暗时刻的人性光辉》刊于《文汇报》。

同月，历史随笔《清末民初军事学校的科学文化意义》刊于《钟山》第三期。

六月十七日，应安徽大学文学院邀请，作题为《严复、鲁迅、周作人与清末军事学堂》的学术讲座。

七月九日，出席《小说评论》二〇二一年度高峰论坛暨首届年度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同月，历史随笔《北伐战争：两种军事院校的对决》刊于《钟山》第四期。九月，历史随笔《段祺瑞与蒋介石》刊于《钟山》第五期。

十月二十九日，参加锡山高级中学举办的“南大·锡中双高课程”活动，作鲁迅系列讲座。

十一月十一日，应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邀请，作题为《鲁迅晚年的启蒙意识与救亡观念》的学术报告。

同月十三至十五日，出席“彷徨呐喊两悠悠——纪念鲁迅14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并致辞。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

同月，历史随笔《溥仪与民国》刊于《钟山》第六期。

十二月二日，出席第四届《钟山》文学奖、第四届《扬子江文学评论》奖和第三届《钟山》之星文学奖颁奖仪式。

同月，论文《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表达——兼论汪曾祺语言观念的局限性》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十二期。

二〇二二年，六十岁。

一月，结束《钟山》杂志“栏杆拍遍”栏目，开启新专栏“荒林拾叶”。“将转换写作视角和对象，从历史现场回转到人生现场，更多地注入自身的生命情感，以其冷峻、犀利的笔调揭示人间万象，叙写自己的生命故事。”[73]首期发表散文《怀念一只三脚猫》。

同月，在《收获》开辟散文专栏“尘海挹滴”，首期刊发散文《废墟与狗》。

同月，随笔《李章斌的新诗研究》、论文《西南军阀割据与沈从文的青少年时代》刊于《南方文坛》第一期。

同月，论文《论东西长篇小说〈回响〉》刊于《小说评论》第一期。

二月，论文《赵太爷用哪只手打了阿Q一嘴巴——〈阿Q正传〉片论》刊于《文艺争鸣》第二期。

同月，论文《鲁迅与中医药的纠葛》刊于《新文学史料》第一期。入选《新华文摘》第九期“论点摘编”栏目。

三月，散文《吃肉》刊于《收获》第二期。

同月，散文《生命》刊于《钟山》第二期。

五月，散文《真相》刊于《收获》第三期。

同月，散文《住院》刊于《钟山》第三期。

七月二十二日，出席首届“高晓声文学奖”发布会。

同月，散文《公私》刊于《收获》第四期。

同月，散文《绝响》刊于《钟山》第四期。

九月，散文《霹雳一声高考》刊于《收获》第五期。

同月，散文《队长》刊于《钟山》第五期。

同月，论文《张惠雯的叙事才华与善恶观念——读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刊于《新文学评论》第三期。

同月，论文《陈思和与所谓“重写文学史”——兼谈几个相关问题》刊于《文艺争鸣》第九期。

同月，《扬子江文学评论》第五期刊发朱红梅评论文章《“细节”的胜利——以王彬彬的历史写作为例》。

十月十一日，担任第五届施耐庵文学奖终评评委，该奖由兴化市人民政府于二〇一一年设立，以施耐庵的故乡兴化为永久颁奖地。该奖以长篇小说为评选对象，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鼓励当代汉语长篇叙事艺术的深度探索与发展，推动汉语长篇叙事的创新与繁荣。

同月，《博览群书》第十期刊发羿立颖评论文章《王彬彬，与“一团和气”格格不入——“〈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重读”之二》。

十一月十九日，出席《小说评论》2022年度高峰论坛暨第二届年度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同月，论文《“民间理论”：从孟悦到陈思和》刊于《文艺争鸣》第十一期。

同月，散文《杀人》刊于《收获》第六期。

同月，散文《家长》刊于《钟山》第六期。

同月，周红莉评论文章《王彬彬散文的两副面孔》刊于《扬子江文学评论》。作者系统评价了王彬彬的专栏写作，指出“知识分子精神是王彬彬一直关注的问题。他折进历史，将各种形态的知识分子拉进当下视野，还原或重塑历史事件中知识分子人格形象。”二〇二二年，王彬彬的散文写作，则是“从‘后学术’的历史叙述走到嘈杂的人世间了。”“从历史现场回转人生现场，从他者叙述回到自我叙述，从学术性表达回归文学性语言，这些信息大概宣告了，王彬彬散文的‘我’时代已经到来——这将是王彬彬散文的第三副面孔，也是他精神书写与书写精神的第三种方式。”[74]

同月，《当代文坛》第六期“高端访谈”栏目刊出《历史与文学中的自我——王彬彬教授访谈录》。

十二月十三日，应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邀请，作题为《文学创作与欣赏漫谈》学术讲座。同月，《文艺争鸣》第十二期推出“王彬彬评论小辑”，刊发王侃《在鲁迅议题的左右——〈顾左右而言史〉读札》、罗慧林《以文学语言为逻辑起点向各个层级敞开——王彬彬文学研究特色浅析》、陈舒劼《突围者的坚守——略论王彬彬的批评写作》。

二〇二三年，六十一岁。

一月十五日，“《扬子江文学评论》二〇二二年度文学排行榜”发布，王彬彬《“荒林拾叶”专栏》位列散文榜（含非虚构）第一。

同月三十日，《钟山》公众号推送任竹良评论文章《动人心弦的散文尽展“文学是人学”的魅力和价值——读〈钟山〉“荒林拾叶”专栏》。作者从王彬彬散文的语言、立意、写作态度切入，认为“在‘荒林拾叶’专栏系列散文中，作家王彬彬以其卓越的观察力、记忆力和表达力书写日常见闻和旧日往事，描写细腻精微，炼意恰切精深，在现实与回忆交织的笔触中始终凸显对人性的思考，同时带给我们关于生命、城乡、时代、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启迪，读来津津有味，品来总有所悟。‘荒林拾叶’专栏不仅显示王彬彬散文的艺术张力和思想深度，也充分展现‘文学是人学’的魅力和价值。”[75]

同月，散文《痰盂》刊于《钟山》第一期。

同月，论文《孙犁的情色话语》刊于《当代文坛》第一期。

三月十七日，散文《废墟与狗》获得第二届凤凰文学奖大奖，颁奖词为“唯一一部非虚构作品。承继鲁迅嬉笑怒骂、深入现实的杂文传统，以个人观察与反思介入当代公共生活，细密严谨的逻辑提醒着人们被忽略的常识，冷峻独特的视角提供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多重思考。”[76]该奖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承办。

同月二十六日，出席以“河西走廊的文学里程碑”为主题的叶舟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分享会。

同月二十七日，参加“《有生》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钟山》编辑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主办。

同月，论文《〈有生〉：有情众生苦难与生命的延续和轮回》刊于《南方文坛》第二期。

同月，散文《奇书》刊于《钟山》第二期。

四月二十四日，应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邀请，为“皖派批评家菱湖大讲堂系列讲座”第四期作学术讲座，题为《文学欣赏学术漫谈》。

五月，散文《父亲扼杀了我的才华》刊于《上海文学》第五期。

同月，散文《下贱》刊于《钟山》第三期。

同月，论文《汪曾祺失去了什么》刊于《扬子江文学评论》第三期。

六月，散文《赤脚医生》刊于《作家》第六期。

七月，散文《节俭》刊于《钟山》第四期。

八月二日，应邀为南京大学校友终身学习辅助计划“诚计划”作讲座，主题为《周树人是怎样成为鲁迅的？》。

九月二十三日，应兰州大学文学院邀请，作学术讲座《鲁迅与月夜》。

同月，散文《人言》刊于《钟山》第五期。

十月十六日，与苏童、程永新、贾梦玮出席大连工业大学举办的第九十六期博慧讲坛，主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同月，陕西文史刊物《各界》第十期刊出刘勇评论文章《王彬彬：文学评论家中的“堂吉诃德”》，评论认为王彬彬“从历史角度看文学，又从文学角度看历史，显示出其卓尔不凡的见识。”他“有极强的语言感知力，因此，他对作家的语言很感兴趣，文学评论多从语言修辞入手，见解新颖发人深思。”“王彬彬的批评直击要害而不做任何虚伪的掩饰与避讳，他的批评范围除了文学，还涉及文化、政治等社会多个领域，批评对象的时间跨度更是横跨整个中国现当代，批评的名家更是数不胜数。”作者认为“在犀利的语言下，是他对鲁迅式的批评的承续——真诚讲理，具有人文情怀：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源于批判者个人的真诚的信念，源于批判者自身的文化良知，源于批判者发自内心的对历史、对文化、对民族、对人类的使命感、责任感。”[77]

同月二十八日，《市场星报》刊登访谈文章《王彬彬：经得起细读，才是好作品》。

十一月二日，参加“当代文学期刊文献整理研讨会暨《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新书发布会”。

同月二十四日，应商洛学院人文学院邀请，作题为《鲁迅的月夜情怀》的学术报告。同月，散文《抢》刊于《钟山》第六期。

注 释

[1][2][4]王彬彬：《杂忆》，《收获》2022年第6期。

[3]王彬彬：《赤脚医生》，《作家》2023年第6期。

[5]王彬彬：《平凡的能力与非常的影响——说说张铁生》，《书屋》1999年第3期。

[6]王彬彬：《心中的先生——谨以此文纪念鲁迅辞世60周年》，《为批评正名》，第141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7]王彬彬：《公私》，《收获》2022年第4期。

[8]王彬彬：《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随笔》2006年第5期。

[9]王彬彬：《尊严像破败的旗》，《独白与驳诘》，第8-9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10][11][13]王彬彬：《诗忆》，《黄河文学》2010年第12期。

[12]王彬彬：《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随笔》2006年第5期。

[14][15]王彬彬：《心中的先生——谨以此文纪念鲁迅辞世60周年》，《为批评正名》，第142、143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16]王彬彬：《自序》，《一嘘三叹论文学》，第1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17]王彬彬：《渴望跪下》，《死在路上》，第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8]王彬彬：《在功利与唯美之间》，《文艺评论》1993年第2期。

[19]王彬彬：《忽然想到——从周作人谈到顾城再谈到人文精神与文人精神》，《死在路上》，第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0]王彬彬：《“中产阶级气质”批判──关于当代中国知识者精神状态的一份札记》，《文艺评论》1994年第5期。

[21]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文艺争鸣》1994第6期。

[22]孟繁华：《做一个诚恳真实的批评家——王彬彬和他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

[23]王彬彬：《宽容与批判》，《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10日。

[24]王彬彬：《欲洁，何曾洁》，《北方文学》1995年第4期。

[25]王彬彬：《为“批判”正名》，《文论报》1995年第11期。

[26]王彬彬：《“红学”·“李学”·“金学”》，《死在路上》，第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7]王彬彬：《写在前面》，《在功利与唯美之间》，第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28]王彬彬：《冷眼看“张热”——张爱玲对当前文坛的启示》，《书屋》1996年第1期。

[29]王彬彬：《自序》，《死在路上》，第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0]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天涯》1997年第2期。

[31]王彬彬：《知青的话语霸权》，《文艺报》1998年4月28日。

[32]王彬彬：《为厕所申辩》，《东方艺术》1998年第3期。

[33]王彬彬：《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上海文学》1998年第8期。

[34]史有为：《汉语外来词研究七十年——兼忆先期借词考源研究》，《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5期。

[35]王彬彬：《序》，《独白与驳诘》，第1-2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36]王彬彬：《“职业批评家”的消失》，《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

[37]汪政、晓华：《“守旧”的勇气——王彬彬文学批评述评》，《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

[38]毕飞宇：《王彬彬断想》，《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

[39]王彬彬：《中国流氓文化之王朔正传》，《粤海风》2000年第5期。

[40]王彬彬：《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

[41]王彬彬、陈曦：《王彬彬：我愿意生活在文学与历史的交汇处》，《现代快报》2020年8月30日。

[42]贾梦玮：《我的朋友王彬彬》，《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

[43]王彬彬：《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第1-3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44]王彬彬：《用一生的时间吐尽狼奶（外一则）》，《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4期。

[45]王彬彬：《对昆德拉的接受与拒绝》，《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

[46]王彬彬：《往事何堪哀》，封底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47]王彬彬：《一嘘三叹论文学》，第1-2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48]王彬彬：《我与几种书的相遇》，《当知识遇上信念》，第11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49][50]王彬彬：《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随笔》2006年第5期。

[51]王彬彬：《对王朔的一点回应》，《南方周末》2007年2月8日。

[52]王彬彬：《判定文学奖品质的一种角度》，《南方周末》2008年2月7日。

[53]王彬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54]雷电：《书生之气不可无——记王彬彬》，《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55]严家炎、王晶晶：《严家炎：这场讨论对纯洁和改善我们的学风有好处有必要》，《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30日。

[56]王彬彬：《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表达——十年随笔挹滴（二〇〇一—二〇一〇）》，《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5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度优秀论文揭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

[58]王彬彬：《“是真佛只说家常”》，《文学报》2012年8月16日。

[59]王彬彬：《当代中国的诡谋文艺》，《文艺研究》2012年第8期。

[60]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评委会：《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授奖辞》，《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61]王彬彬：《文学史编撰的理念与方法》，《南方文坛》2014年第2期。

[62]王彬彬：《自序》，《有事生非》，第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63]王彬彬：《自序》，《应知天命集》，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64]王彬彬：《大道与歧途》，封面语，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65]王彬彬：《修订说明》，《鲁迅晚年情怀》，第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66]王侃：《在鲁迅议题的左右——〈顾左右而言史〉读札》，《文艺争鸣》2022年第12期。

[67]王彬彬：《后记》，《王彬彬文学评论选》，第370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68]豆瓣读书编辑：《顾左右而言史》“内容简介”推介语，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329240/。

[69]王彬彬：《欣赏文学就是欣赏语言》，《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

[70]《文艺研究》编辑部：《书讯·〈八论高晓声〉》，《文艺研究》2020年第4期。

[71]许改平：《独立不羁的风姿——王彬彬论》，《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72]豆瓣读书编辑：《费城的钟声》“内容简介”推介语，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4925905/。

[73]《钟山》微信公众号推文小编说，https://mp.weixin.qq.com/s/2KPcGm6GcZ8n5E_PvdrdLw，2022年2月10日。

[74]周红莉：《王彬彬散文的两副面孔》，《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

[75]任竹良：《动人心弦的散文尽展“文学是人学”的魅力和价值——读〈钟山〉“荒林拾叶”专栏》，《钟山》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FRRyQOig5F5a-JfKLtmG8Q，2023年1月30日。

[76]参见《现代快报》2023年3月18日“凤凰作者年会特刊”。

[77]刘勇：《王彬彬：文学评论家中的“堂吉诃德”》，《各界》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