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教授衣着肥宽简单，通常冬季是套头毛衣，夏天是套头恤衫，露出后颈的槽头肉，加上总像是刚刚剪过的板寸头，整体显得有点圆。好像在哪里的老照片上见过他青年求学期的不圆时代，反而觉得不太像。反正我认识王教授的时候，就是这种心宽身圆的面貌。
不过，心宽二字并不能作为概括之用，比如从他的学术研究与治学方式来看，起码得是心宽的反面，是细密。心细如发、罗纹密织、如网大张。这张大网挂碍到许多方面，并且以极顶真的近乎穷追不舍的方式——从很久以前到不久以前或者不久的将来还会发生的，那震动四野的几次论战，再到声名响亮的《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等专栏名篇，实可谓上述“如网大张”的反复佐证。这可能也塑造了王彬彬的学界形象，比如，是严厉的，有性格的，不讲情面只认理的，不听劝不肯和稀泥的。或有更通俗的说法：爱骂。
我也有点怕他，倒跟他的学问或大网没关系。这种怕，是泛泛不及物的，凭着日常的社交经验来说说笑笑当是无碍。但问题可能就在这里，我老觉得王彬彬好像是没有、或者说是不宜日常的，他在那里沉郁不语着、正满脑门的国共山河剧变或二战中的犹太人呢，要是去跟他谈论花骨朵儿或小狗小猫，大概会莫名惊诧、言语不通吧。
也可能是我在概念偷换，进入低级误区，把研究领域与研究者混为一谈，就如同读者经常把作家与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加以同构一样，但谁又能够完全地矢口否认，那虚实相对的二者之间，多少会有些气息甚至是气质上的呼应吧。对王彬彬的诸多研究或批评专著，我暂且避开，想就近谈谈这些年我一直在跟读的他在《钟山》上的专栏。
说句类似买椟还珠的话，最初让我注意的是这专栏的名称：栏杆拍遍，从2013年一直叫到现在（中间2015年停过一年）。后来我从责编貟淑红处了解到，2002—2003年此专栏名为“文坛旧事”、2004年为“栏杆暗拍”，2008—2012年为“非虚构文本”，我应当陆续也都在看，但讲实话并没有留意这些专栏名字，因为——说来有点搞笑——我对“栏杆拍遍”这四个字有私人记号。20年前，我还在邮电学校读中专的时候，正是少年强说愁滋味的阶段，在古诗词里刚打了小半个滚，瞧到“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几行字，以为得其真意，立时求着玩篆刻的同学替我弄了一枚石头章，上面就是三个字：拍栏轩。然后，不论是新买的书，还是给同学寄贺卡，还是日记里发新年愿，都会煞有其事地敲上这红印章，其实真是胡闹，还住集体宿舍呢，哪来的“轩”。不久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直到在《钟山》看到这专栏名，借着记忆被唤醒的会心感，“大胆”看将起来。
为什么要讲“大胆”？因为我是很可鄙亦可怜的历史盲，类似于高数盲、无线电器盲、交通道路盲那样的吧，各类读物里，但凡跟滔滔历史沾亲带故的，我一定先就矮下三分，抓耳挠腮地要下好久决心才开读。不过，下面就要拐弯了，当我戒备森严地进入王彬彬的“栏杆拍遍”，不多会儿，在我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渐次就放松了，到后来都看得有些怡然了。这个怡然，是脑力与理解力上的，不是情绪上的，王彬彬所写之事，从来都不大会让人愉悦的——这个后面再讲。
为何从森严到怡然，也许得打比方了。王彬彬整篇文章的起降，毫无疑问，可谓是纵横分野的巨阔机场，但他启动飞行器的那个引擎，却往往是精悍到细微的，可能是档案袋里薄薄一张发黄纸条（《于会泳：一张纸条伴终身》），是一记社交性的热吻（《沫若之吻及其他》），是一串令人惊异的鼾声（《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是几页日记（《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是敲落的牙齿（《犹太人的金牙》）——以这样斜刺过来的、小角度的来剖解历史，对于我这样毫无知识与智识储备的阅读者来说，是十分照顾的，你会轻松地以为，你在读闲情逸事甚或边边角角乃至街巷八卦。但是，这种照顾和体恤的跑道式引领，很快就会加速了，两个段落之后，飞行器一拉杆、一抬肩，你不由自主就跟着进入高空了，啊，怎么，原来这可不是小事情，原来这就导致了什么与什么的那一场惊天之变！然后牵动数万蝼蚁的泯灭、家国命运的转向、山河颜色的刷新，这种小微处与大时局的强烈对照，仿佛突降的暴雨一样，让人在毫无防备中被兜头浇至全身，湿透之后不免也有些嘀咕，以为他强作戏剧性或是阐述过度的附会，可王彬彬接下来就开始排解了。他让飞行器保持在一个半空的高度，可远观四维天势、江河奔涌，又照应地面塔台的各种风向与阡陌人家，他天地互观，左右勾连，内外呼引，像制图，又像布管道，也像吹开浮灰，冲破乌云，现出人世间的路径与逻辑，现出99%的偶然或那短促1秒的命定。
王彬彬的解说与引领，似是没有态度与温度的，他就是这么平静而坚决地指出，所谓大历史，所谓左中右，所谓死与生，所谓成王败寇，就是这么“无可避免”“宛若天成”的，多米诺骨牌般的一步接一步，直至到最后的塌陷与断崖。读到文章尽头，再回头想想他这位钩沉者的主脑与立意，小引擎所启动或制动的这么个飞行器，最终所抵达的终点，所造成的那种惊心感，如同迟来的寒意，已凝成一片薄冰，真刺得人从牙根深处发出嘶嘶声。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中的人，这就是历史中的人性啊。原来是这样小的，而非大的；或者说，是以小到几乎无辜、无意识、无能力的方式最终促成和撬动了大的。如果当事人或当事人的亲人，也会有我们这样隔岸观火的、数十年之后的时间与空间，该是怎样的魂飞魄散哪。
上上段有个词才讲了个头，关于阅读王彬彬的“愉悦”。对，我打了引号，表示着重，也表示非其单一本意，要含混得多。前面说过，即便是历史盲如我者，亦可从他貌似平和、步步为营的引领中，得到起码程度上的阅读之快，为什么讲“起码程度”，是指，若阅读者不是我等，而是对王彬彬教授所研究领域本就有着强烈的兴趣、或者也有一定的判断与立场的，那我相信，阅读的收获，会像三明治或加厚巨无霸那样，获得多重的、硬通货的智力愉悦。但即便如此，我想说，与硬通货式的智力愉悦相比，在柔软的情感体验上，恐怕很难说是愉悦。
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王彬彬的某种“去情感化”写法，这当然是我生造的解说，意思是，不管所写之事，再怎么令人一声长叹、汗毛倒竖、精神嚎啕，他那支笔是绝对不形于声色的，连司马史官都会时不时在较长篇幅的世家或列传之末，露出几处寓指式的击节短叹，但王彬彬教授就是不吭气、不表态。他的注意力与力气，就在对当年那一个个历史细胞的培育与观察上，在它们各自发育的地理坐标、生物周期与时代气候上，在这个推理的流程中，把被隔阂与被蒙蔽的此处与彼处打通。与其说王彬彬是有意节制，不如说他是根本就无意去哀怒与臧否，或者说，在这样的史料、史实与史之裂变之前，动感情、做批判，是不合适、不礼貌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但从整体的效果上，就形成了这一“去感情化”的写法，决不予阅读者在历史中以抒情滥情殇情的机会。
第二个原因，则可能来自文字与文风。王彬彬教授对当代文学的观察，常对第一眼的文字就有一个强硬入点，多少经典名家被他挑下马来，因此我不免怀了点“那且看你”的心思，格外注意起他的行文。但可惜的是，这种注意力，很难保持，因为他所写的内容太有裹挟力，很快就会进入阅读者的那种“忘机”阶段，根本注意不到什么章法、结构、文风、人称等“技术”类的考察或采风。有时都读完好久，想到“初心”，只好重拾命题，做点回顾或温习式的打捞工作，这一回顾，却发现，所谓文字与文风，在他这里，可能是个伪命题，或者说，不存在的。这就跟前面的“去情感”一样，他甚或也是“去文风”的，这当然又是我乱造的词，不可深究。意思是，他整个行风，唯求准确、具体，就事论事，就是一种平白的土布般的陈述。某月，某地，某人，某事。没有色调渲染，没有有机复合，没有镶边钩花。就这样。他好像有种格外的骄傲或言外之意：这又不是“搞文学”，没打算耍“文学腔”。也可能是因为我平常虚构作品读得多，常会体味到强烈的“文体感”，因此读到这样派别的学者文章，反以为怪，感到一种血肉剔尽的冷骨气质，对我的阅读构成来说，大有去芜剐油之益。当然，关于是否“文学”性，不知王彬彬教授的写作初衷是如何，或许反其道者反得其大道。无心插柳，柳成浓荫。我认为王彬彬教授的这一批专栏，文学意味极其浓厚。随便打开一篇，通篇都是证据，这里不展开了，凡读者自有感知。
最终，在王彬彬“去抒情”与“去文风”的双重推进中，伴随着零度情感或负数情感的清冷，在骨碌碌转动的历史球体中，看无数面孔死而复生、生而赴死、死得其所或不得其所——生命仿佛从来就不是儿女犹怜、温存时月的个体，生命是无依无靠无归的劫痛，是踉跄地推搡踩踏，是跌坐于尘灰道中。这是人的命定。不管大人物如陈独秀、郭沫若、瞿秋白、柳亚子、丁玲、潘汉年、汤恩伯，或者渺小如士兵、妇孺、犹太人、你、我。都是一样。乱时有乱时之痛，定时亦有定时之伤。再进一步说了，哪里又有什么大定不乱之时呢。
写到这里，发现我可能又把王彬彬教授给进一步冷化了，这大概跟阶层固化很像，人们彼此的定位很容易在他人的习见中慢慢固化。阶层的流动确乎是困难的，但人的面貌其实是极为多样化的。
有一次，不知是从哪位师友的一条微信中，看到潘向黎早些年忆写父亲的一篇长文，其中有几处提到王彬彬，包括说到王彬彬曾写过恩师潘旭澜的悼文。网络方便，我正躺着午休，于是很快搜到看进去。较长，看时又担心不够长、生怕快看完。记得是大夏天，正午。可读完《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还是一下子热汗收尽，但这跟前面我提到的那种清寡之冷完全相反，这是“热衷肠”之后的一种回冷，是被这种亦师亦父亦兄般的人间情感的厚度浓度所化解之后的调整性凝却。关于这篇相当出名的忆师名作，这里具体不展开，有意者可以搜看原文。可能也有些个人原因，我因为没有过高校受教经历，从来没有过师承与导师的体验与感受，说来可能“弟子们”不会相信，这与自幼缺少某个家庭成员的那种感受是接近的，有先天失怙感，面对做学问也好、精神困苦也好、具体世俗问题也好，总像在孤军奋战。当然，这是我的个体情况，但结合了我的这一小小背景，再读王彬彬的这么一篇忆师文，实在是化学反应得厉害。这里举此为例，其实是想做一个小小的修正，最起码，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王彬彬的来处与内核绝不是冷面硬骨的，这不过是他的钓史与治学的一种态度，是以客观避主观、以冷眼裹铁血、以无情来用情。
其实同样是写“东西”的人，我对“东西”的写作发生学，总是很好奇，比如写小说的同行，尤其是对日常生活与阅读结构知己知彼的那种，我甚至都能对其某部新作的灵感来源或出处猜出个大概齐来。但王彬彬教授写的“东西”与我写的“东西”，等于是两条江河，中间还隔了好几座山。出于一以贯之的好奇心，记得有次我好像还煞有其事地跟他讨教了一番，哪篇哪篇，您这可是怎么写出来的哇？如何回答的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我可以保证，他一定回答得非常含糊、简慢、不知所云，否则我绝不会一点儿都记不起来。这其实也是我与不少学者接触中所感受到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特点：大家经常在各种所谓的“文学场合”见到，但就是不大说得上话，就是说话，也绝少扯到文学与学问上去。大家好像都在尽可能地、比赛似的，以更生活化、更随意闲慢，简直像纯粹玩耍的风格来共同度过那些公共场域——具体到王彬彬教授，可举一二例。
他极爱茶。这其实无奇，谁不爱茶，已成一半以上人类标配。不过王彬彬回忆起他与茶的青梅竹马，口气颇为绝对。他是安徽望江人，皖人有个特点，讲起来，他的老家什么都是好的，革命啊，商业啊，山水啊，食物啊。大部分属实，聆听者也基本认同，因为这根本是一个没有立场的谈资，湖南人也好，江西人也好，也一样一样的，觉得他的家乡什么都是天下第一好。有次，《钟山》组织一次活动去宜兴，中途有茶园采风环节，大家坐下来喝茶。王彬彬突然来上了这么一句：我从小就不喝水的——“什么？不喝水！”——然后王彬彬开始用极为不屑的语气，脖子梗起来。我们那里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人喝水。所有人家，哪怕是庄稼汉，一睁眼一起床就是喝茶的。“哦，原来是讲茶。”这就像南方人讲，天哪，北方太可怕了，经常一个月都吃不上一顿饭：饭，这里指的是“米饭”。王彬彬越讲越得意。哪怕下地干活，也是要带茶下地的。当然倒也不是什么好茶，碎茶叶末子。但真的，我们那里从来没有人喝水。水，那怎么喝呢！怎么咽得下去呢！每家每户，开门七件事，这茶绝对是一等一的。好了，我到洛阳去上学，这才发现，居然！我的那些同学都喝白水。那我是不行的。我记得我那时每次去学校，行李里别的什么都可以不带，但茶包肯定要带，否则这日子没法过的……好吧。他有理，他与茶的感情更深，他们皖人对茶的讲究与热爱更发自骨髓更乡野人家。嘘，可别让福建人或苏州人听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死不吭声，因为我的启蒙茶是花茶，茉莉花茶。估计王彬彬那是根本不想提及的，就如同他对红酒的发自灵魂深处的轻视——请问，葡萄做的，水果！那能叫酒嘛。
从微信圈可以看出，他与丁帆老师，应当都有一句特别喜欢简直可以刻在餐桌上的古诗：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王彬彬对酒的热爱，绝非仅止于酒席往来之应酬，而是发乎生理本能和心理本性的独爱与珍惜。“独爱”：有次，他在酒店等人一起吃饭，久候不至，或者也是对即将到来的宴席提前预热，他竟伸手自怀中取出一只小而扁的瓶子，伏特加还是什么——转述者也没跟我说清楚，也不要杯子，对着小瓶子就喝起来。这样的情形倒也不独他一个。有次我跟苏童同坐火车，他老兄也是，坐到一半，站起身到行李架上取下巴掌大一小瓶白兰地，然后拆开一小包花生米，眼睁睁我就瞅着他把花生米吃光，把瓶喝空。但同样是爱酒者，还有彼此的鄙视链。如前文所说，因为苏童酷爱品鉴红酒，王彬彬对此一直是采取俯视视角的。再讲“珍惜”。通常桌上，满满一小杯酒，如果要站起来、甚或走几步，搞不好就会泼洒出来，一般人也就不管了，有些量小的，借此抖上几抖似也是常规技法。但王彬彬呢，有次我注意到，他生怕洒了，洒一滴也是不该的呀，他是连忙地、于半站半行中，先小心抿去一薄层酒皮，以保全杯中之物的完整。此种爱惜之态，有点感人吧。
爱茶或爱酒，也都是写着玩的闲话。人若无癖则无真气。王彬彬的癖爱，窃以为大概也不在此两物，究竟是何物，我却也说不上来，只是依稀感到有痴气真气。哪怕这种痴气真气，会成事，可能也会在生活中碍手碍脚、高低不平，但这不就是痴真之所为痴真的要义吗？
2017年的冬天，我们几个江苏的作家批评家一起出差去北京，王彬彬挑了个没人的座儿，挨着窗边看火车外的景色，兀自感叹：平原啊，外面这是华北平原啊！我也往我这边的窗外看了看。冬景一片萧杀，苍黄大地如同失去水分的陈旧颜料，堆砌又剥落，顽固地残存着。几乎有一大半的旅程，京沪线上的王彬彬都在看着这样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