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只提供原始的材料、冰冷的数字、未经加工过的档案，而思想深邃的哲人则对史家囤积的原材料，进行打磨、提纯、淬炼，打制出更精妙的哲学配饰；希尔伯格和阿伦特这桩公案，可算这个古老偏见的绝佳的现代版。

1961年，汉娜·阿伦特受《纽约客》杂志所托，赴耶路撒冷报道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的审讯。艾希曼在二战期间，负责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用火车运送到集中营，是屠杀犹太人所谓“最终方案”（Final Solution）的运输总指挥。他战后潜逃至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秘密逮捕，押解回以色列，其间的过程十分惊险。1961年2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公审，当时是震动国际的大事件。阿伦特旁听完艾希曼的审讯之后，在1963年2月至3月，将这场公审的详细报道在《纽约客》上分五期连载。对杂志的文章稍事修改后，她当年即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还加上极富哲学意味的副标题“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A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由于阿伦特在书中批评了犹太人忍气吞声、纳粹的刀架在他们脖子上却不敢稍事反抗，所以引起犹太读者的抗议，还导致一些朋友与她绝交。“平庸之恶”这一概念似乎比审讯报道更深入人心，后来成为哲学家阿伦特的一个招牌概念。

书是一部现代名著，但实际上读起来并不特别吸引人。阿伦特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但不善经营叙事。艾希曼的逃亡、被以色列特工绑架，这些惊悚的内容，都放在了最后。全书虽围绕审讯现场，但必要的历史背景是不可或缺的。只是书中堆砌的史料未免过多，比如150-200页就完全可跳过去，丝毫不会影响最后三章（我使用的是1965年Viking公司出版的该书增扩版，企鹅出版社1991年重印，以下简称“增扩版”）。全书的亮点是那个“平庸之恶”，但详细展开的论述很少，加起来应不超过4页。况且，艾希曼究竟有多“平庸”，最近尤其有争议。现在看来，“平庸之恶”倒更像是一位思辨家为报道任务而专门设计出的一片闪闪发亮的哲学首饰。

《纽约客》杂志1963年的报道也引起一位历史学家的特别关注。他名叫劳尔·希尔伯格（RaulHilberg，1926-2007），当时执教于美国东北角的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of Vermont）政治学系。希尔伯格把报道中的很多文字，一段一段剪下来，小心地贴在本子上。如果阿伦特当时就知道专门研究犹太大屠杀的希尔伯格在做剪报，她想必会心头一颤。希尔伯格做剪报，不是为了留作纪念或者日后引用方便，而是要留下足够的证据，证明阿伦特抄袭了自己的历史著作。

这一桩学术公案，知情者并不太多。大概出于为贤者讳的考虑，又或者慑于阿伦特的威名，所以即便有人知道，也少有人公开谈论。但是记者就无所顾忌了。《洛杉矶时报》的纳撒尼尔·波普（Nathaniel Popper）在2010年4月19日的《国家》杂志（TheNation）上，写了一篇长文，介绍了希尔伯格和阿伦特作为犹太学者所身处的困境，同时也提到了这场抄袭事件。我当时读过这篇报道，深感诧异，并很快找来希尔伯格的自传读了一遍。现根据希尔伯格本人的叙述，再参考波普的报道，并将阿伦特最初在《纽约客》上的连载与她后来成书的版本稍作对比，将这桩公案简单回顾一下。阿伦特是20世纪熠熠闪光的明星思想家，而希尔伯格虽在大屠杀研究领域里享有盛誉（他是纪录片《浩劫》中接受采访的唯一一位历史学家），但毕竟只是专业史学家，不曾进入公众视野。所以，我也希望这篇综述能多少提高一下希尔伯格的知名度。

孤高冷傲的历史学家

希尔伯格的自传题为《记忆的政治：大屠杀历史学家的旅程》（ThePolitics of Memory:TheJourney of A Holocaust Historian），由芝加哥IvanR.Dee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以下简称《自传》）。希尔伯格出身犹太家庭，其父生于奥匈帝国东北部，即今天的乌克兰西部。1939年，全家人因躲避迫害而被迫流亡。他们先到法国，然后乘船去古巴，等待入境美国。当时移民有年度配额，他的父母生于奥匈帝国讲波兰语的地区，配额数量少。而希尔伯格生于奥地利，配额的分配属于德国，所以先于父母10个月进入美国。

希尔伯格于1942年入纽约的布鲁克林学院，这是一所犹太子弟集中的学校。后来他入伍，于1945年加入“战争档案计划”，有机会接触德国的档案。他当时分配到的任务，是整理二战期间德国搜集的有关苏联的情报，这当然是为了冷战的需要。但这让他有机会在纽伦堡等地查阅档案，花了将近十年功夫。退伍之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法律与政府系，相当于政治学系。1955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曾获当年美国政治学协会年度最佳论文的提名。当时佛蒙特大学政治学系有空缺，希尔伯特成功应聘，一生就在这所相对不太知名的大学执教。

奠定希尔伯格学术地位的专著，是《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s）一书。此书第一版于1961年由芝加哥一家小型私人出版社出版，碰巧正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公开审判的那一年。到了2003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该书第三版，精装的三卷本，篇幅超过1800页，算得上是皇皇巨著了。但当时第一版的面世，过程却异常曲折，书稿连遭名牌大学出版社退稿。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位匿名评审在意见书中说，书中很多的评论不宜出现在学术出版物上面，因为火气太大，语气仿佛检察官一般（《自传》，第112-113页）。或许希尔伯格的家国之恨在书中表达得过于直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则于1959年3月给他回信，说这部书稿作为公共管理的个案研究，没有做出“足够重要的贡献”（这个评价背后的含义，详后）。所幸希尔伯格后来得到出版资助，所以该书最终以相当简陋的形式出版了。当时美国尚未对犹太大屠杀给予特别的关注，所以这部书并未引起太多重视。唯有牛津现代史教授HughTrevorRoper目光如炬，一眼看出此书独有的价值，并立即作了8000字的长书评予以评价。希尔伯格的主要观点是，屠杀犹太人乃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国家行为，而绝不是几个疯子异想天开的个人行动。他在书中对大屠杀的机构组织、行政运作做了详尽的研究，这在当时可算空谷足音。

读他的自传和波普的报道，不难发现希尔伯格是个恃才傲物、不易与人相处的怪人。看下面这段话，作者的狷介和冷傲跃然纸上：“在我的研究领域中，庸人四处皆是。我周围围绕着平庸、俗套和老生常谈。”（《自传》，140页）。《自传》第五章的后半部分（138-157页），标题为“可疑之举”（Questionable Practices），是希尔伯格对抄袭者的清算，也让他有机会将多年的委屈、无法通过公共渠道表达的愤怒，全部倾泻到这20页中。在谈到阿伦特之前，让我们先预热一下。

被希尔伯格曝光的其中一位，名叫诺拉·莱文（NoraLevin），她在1968年出版了一部768页的大书：《欧洲犹太人的毁灭：1933-1945年》（The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ry1933-1945）。光看标题，和希尔伯格的名著相差无几。很快，专业学者就在书评中指出，这部书虽引述大量史实和数据，却很少看到注释，而且发现大量抄袭和挪用其他学者的情况。希尔伯格经眼尖的书评家提醒，自己也搜索了一下，结果——“我发现她的抄袭随处可见，很快，我就懒得把所有抄我的段落一一找出来了”（《自传》，143页）。莱文女士生在宾州，长在宾州，虽拥有教育学和图书馆学的学位，却看不出受过系统的历史学训练，更不要说做过翻阅档案的繁琐工作了。希尔伯格后来找出版社交涉，但这部抄袭之作仍照样再版、重印。

阿伦特的可疑之举

希尔伯格写到阿伦特，是这样开场的。由于话中有话，我索性就把他的开场白全部翻译一下。

我的经纪人塞隆·雷茵斯说，汉娜·阿伦特是个偶像。研究她的书也出过，在联邦德国，有一列火车快车就以她命名，她的头像还印在邮票上。她1906年就出生在那里。她的研究领域是哲学，导师是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有两次她被迫逃走，1933年从柏林，1941年从法国。在美国，她开始把自己定位为政治理论家。她的两个专长是极权主义和革命，都是当时的流行概念。特别是极权主义，在美国可是一个响亮的口号。美国刚刚协助打败纳粹德国，而新的对手是苏联，美国试图发现二者之间的共同要素。我自然看了看汉娜·阿伦特论极权主义起源的书，书中的文章论述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与极权主义相关的一般概念，比如“大众”、“宣传”和“集权统治”。我发现这些文章没有独创性（unorigi nal），就把书搁在一边了。我从未见过她，也未通过信，仅有两次在公开场合听过她讲话。这两次讲座，我还能记得住的，只是她讲话那种热切、急迫的方式。（《自传》，147-148页）阿伦特对希尔伯格的著作，其实不乏有限度的揄扬。在《纽约客》的连载中（1963年2月23日，54页），阿伦特这样写道：“如果审判今日举行，这桩工作就会更加容易，因为政治理论家劳尔·希尔伯格在其《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一书中（1961年出版于芝加哥），首次清晰地描述了这架异常复杂的杀人机器。”这段话在后来出版的书中仍能见到（增扩版71页），只不过字句微有调整。1963年3月2日《纽约客》的连载第41页，阿伦特讲到犹太领袖也参与了大屠杀，称希尔伯格的著作首次将令人发指的细节予以披露。这一条保留在书中第118页，而且她还称这部著作为“经典”（standard work）。这样看起来，阿伦特熟悉这部同行谁也绕不开的专著，而且字里行间评价很高。

希尔伯格自然也注意到阿伦特对自己的评价。《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书后，他也通读了一遍。他发现书中充满大量的事实、数字和史料，满满当当，却不附任何注释。在1965年的增扩版中，阿伦特在《后记》中写道：“从书中可以看到，我使用了Gerald Reitlinger的《终极解决》一书，我更多地依赖劳尔·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一书。这部书在艾希曼审讯之后出版，是对第三帝国犹太政策最详尽、资料最详实的叙述”（282页）。

记者波普在《国家》杂志的报道中注意到，阿伦特的书中有5处提到希尔伯格，都在引文后简单写上“（Hilberg）”。不过，这几处的人名，有些并不见于《纽约客》更早的报道。换句话说，阿伦特在连载中只给出了极少的出处，到了出书的时候，她又默默地补上了几处。为清楚起见，我重新搜索了《纽约客》报道的电子版，将提到希尔伯格的地方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增扩版中提到他的段落做了比较。若不算后记，书中共提及希尔伯格9次，但在杂志上连载时，内容相同的段落，希尔伯格的名字仅出现3次。举两个例子。书中187页，提到保加利亚当局于1943年决定将6000名犹太人驱逐出境。当时，索菲亚的犹太教长被别人藏在家中，藏匿他的人说：“上帝已经决定了犹太人的命运，而人则无权折磨、迫害他们。”阿伦特在书的增扩版中，在这句引文后面，以极简主义方式注出“（Hilberg）”。而1963年3月9号的连载中（93页），却不署历史学家的名字。同期连载中（99页），讲述1941年罗马尼亚军方屠杀犹太人，其凶残远超纳粹铁卫军，此处未注参考文献，更不提任何人名。而同样这一段，到了增扩版第191页，就又多出了那个极简的字样——（Hilberg）。宅心仁厚的读者和阿伦特的粉丝或许会认为，《纽约客》并非学术期刊，太多的括号、人名会影响报道的可读性，所以阿伦特引证的不严谨也许情有可原。而书籍的出版，更为正式，阿伦特也利用这个机会，正好将此前不严谨之处做了修补，还了希尔伯格公道。但是，阿伦特的不严谨，远不止上面几例。希尔伯格本人曾仔细对比过阿伦特的报道以及后来的书，将他发现的暗引、袭用的段落，统统标记出来，并加以分类。有些他称之为“确凿”，有些他称之为“极可能”。据波普的报道，在其中一段旁边，希尔伯格用红笔写下 “照抄”（verbatim）的字样。按照波普的提示，我在这个“照抄”问题上再多说两句。

希尔伯格专著第8章（耶鲁版第二卷488页），讲到纳粹开始将犹太人驱逐出境，这时有教会人士开始公开抗议。柏林一位天主教神父波恩哈特·利希滕伯格（Bernhard Lichtenberg）“敢于公开为犹太人祈祷，包括已受洗和未受洗的犹太人……被羁押之后，他坚持要求和东部的犹太人一道为他们祈祷。他在一个特殊法庭接受审判，被判两年徒刑。在1943年10月23日被释放后，他又被盖世太保带走，被送到Dachou。他身患重病，无法长途跋涉，死于去Hof一所医院的路上。”阿伦特引用了这个例子，对希尔伯格的文字进行了压缩，比如只说神父“死在去集中营的路上”。而我划线的地方，她都完全照录，丝毫不提材料的来源（见增扩版130页）

波普的报道中，引用了希尔伯格给阿伦特一位传记作者的信：“我出版商的律师当时让我把她抄袭的地方列一个单子。我找到约80处，但律师又说，我必须要证明她不可能从其他地方获得这些材料。我无法提供这样的证据。有些例子除外，比如她连我的拼写错误也照抄上了。”（报道26页）如果希尔伯格的查证准确的话，那么阿伦特至少应该欠历史学家80多个“（Hilberg）”。

谁枪毙了希尔伯格的书稿？

波普在写这篇报道时，深挖了一下阿伦特的档案，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他发现1961年8月，就在阿伦特旁听完艾希曼的审讯、从耶路撒冷返回纽约之时，她收到Quadrangle出版公司的信，向她折价销售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一书。信中说，此书会提供与以色列检察官完全不同的一个艾希曼。这封信上还说：“希尔伯格显示，艾希曼是个官僚，他担心的是成千上万的细节，而不是一个宏观的设计者。”出版商似乎深知艾希曼审判的市场价值，还特意增加一句：“我们的折扣价只到9月30日，之所以有折扣，是因为艾希曼的审讯（我写信之时尚未结束）让这部书价值倍增，它揭示了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报道30页）。阿伦特于8月7日回复，附上一张14.95美元的支票。看来，阿伦特是从出版公司直接订购了这部书。

但是阿伦特对希尔伯格的了解，其实远早于出版社1961年8月的推销信。1959年，在阿伦特奔赴耶路撒冷的前两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评审希尔伯格的书稿，评审之一竟然就是阿伦特！她当时给出版社的意见是：不建议出版。这个重大发现，应归功于希尔伯格的阅档功夫（别忘了，他在纽伦堡等地读了十年档案）。他在阿伦特的卷宗中，找到1959年4月出版社编辑写给阿伦特的致谢信（《自传》，156页）。《自传》中对这封信没有多谈，但波普的报道却披露了更多内容。普林斯顿的编辑首先感谢阿伦特的审稿工作，并说明在拒绝书稿之后，已得知希尔伯格获得一万美元的出版资助，所以应该不愁找不到出版社。语气中，似乎对阿伦特有宽慰之意。阿伦特本人对希尔伯格书稿的具体意见，不见于她的文稿和档案。但是波普找到了她1963年写给德国出版商的信，商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德文版。这时她提到希尔伯格，并有如下评论：“他工作了15年，处理的只是材料；他的第一章写得糟透了，对德国史了解不多。若不是这样，这书差不多要算完美了。今后不管谁写这个题目，都绕不开这书。”下一年，阿伦特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又说这本书“实在精彩，但仅仅因为是一个简单的报告”（报道，30页）。

感谢希尔伯格本人对阿伦特档案的研究，我们才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多了解。阿伦特先是在1959年毙掉希尔伯格的书稿，然后于1961年8月购买了这部著作，后来在1963年发表的杂志报道和书中，不加说明，大量引用、挪用希尔伯格书中丰富的史料。这真是思想家欺负史学家的一个典型案例。历史学家只提供原始的材料、冰冷的数字、未经加工过的档案，而思想深邃的哲人则对史家囤积的原材料，进行打磨、提纯、淬炼，打制出更精妙的哲学配饰；希尔伯格和阿伦特这桩公案，可算这个古老偏见的绝佳的现代版。自己殚精竭虑，辛辛苦苦阅档十多年，写成一部经典史著，却被伟大的思想家无声无息地利用，无怪希尔伯格的怨怒会在自传中短暂地爆发：“我又算得了什么？她，思想家；我，不过是写了一份简单报告的苦力而已（laborer）。只不过我的报告，一旦为她所采，便无可替代。这便是她那个世界的自然秩序。”（《自传》157页）

据波普介绍，希尔伯格的档案就存放在佛蒙特大学图书馆，其中仍保留他原先预备起诉阿伦特的证据。如果这些证据有朝一日能公之于众，那么无论对于大屠杀研究、希尔伯格研究、还是阿伦特研究，都将是极其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