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卢卡奇在继承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总结19世纪的古典历史小说、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功创作经验，从历史的高度与美学之维系统阐发了他对人民性问题的理解。在卢卡奇看来，艺术的人民性不仅是一个关系作家世界观和作品取材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关系作家创作态度和人物布局结构的问题。作家能否创作出真正富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关键不在于他是否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并把取材的对象聚焦在人民身上，而是在于他能否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从整体视域将社会历史的变革描绘成人民生活的变革。卢卡奇的文艺人民性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人民性传统，它不仅可以从理论层面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而且也可以从实践层面帮助我们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重构。
关 键 词：人民性 历史小说 整体 世界观 中间人物
提及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现实主义文论，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他关于文艺真实性、典型性、总体性和倾向性等问题的论述。在欧洲20世纪30年代关于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讨论中，卢卡奇写就了大量文章，对以上问题做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国内学界对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的关注焦点亦主要集中在以上四个维度，对其人民性维度的关注则相对较少。①事实上，人民性维度是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前面几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的完整框架。卢卡奇在继承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总结19世纪古典历史小说、20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功创作经验，从历史的高度与美学之维系统阐发了他对人民性问题的理解。理解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中的人民性维度不仅对我们全面把握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文论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完善和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人民性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一、卢卡奇提出人民性问题的历史背景
卢卡奇对人民性问题的关注始于欧洲20世纪30年代的表现主义论争。在这场持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以卢卡奇和齐格勒(Bernhard Ziegler)为首的左翼批评阵营对当时德国时兴的表现主义文学和艺术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批判。这些批判除了指出表现主义文学和艺术过度追求形式主义和关注小资产阶级的“颓废”心理之外，还进一步指出了其人民性维度的缺失。后面这一点是由齐格勒首先提出的，他在《“现在这份遗产终结了……”》(“Now that legacy is over…”)一文的结尾中抛出了三个设问，其中一个设问明确涉及人民性问题：“接近人民和人民性是每一种真正伟大艺术的准绳，我们无条件地赞成这一点吗?”②在《问题在于现实主义》(“Realism in the Balance”)一文的结尾，卢卡奇呼应了齐格勒的观点，他说道：“在讨论当中，贝恩哈德·齐格勒以非常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人民性问题。人们到处可以感觉到提出这个问题所引起的激动。毫无疑问，这种强烈的兴趣是有某些积极意义的。”③
在表现主义论争中，针对齐格勒提出的表现主义人民性缺失的问题，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做了如下反驳：“表现主义没有表现出疏离于人民的傲慢，相反：‘蓝骑士’社临摹了姆尔恼的五彩玻璃画，它首先打开眼界去注意那种令人伤感的、凄怆的农民艺术，去注意孩子们和囚犯的绘画，去注意精神病患者的震动人心的文献，去注意简陋的艺术。”④卢卡奇也做了及时回应：人民性并不只是一个单纯关系文艺作品取材与作家世界观的问题，它同时还关系到作家的创作态度和表现形式等问题，“因此，只是简单地不加选择地把人民制造的旧产品收拢过来，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情况下都是进步的，都是能唤起人民的活跃的上进的本能”⑤。
为了彻底澄清人民性这一问题，卢卡奇专门撰写了《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一书。这本著作虽然是针对历史小说而作，但其内容中有大量关于人民性问题的论述。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文艺界，除了当时时兴的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等文艺思潮之外，还存在一股比较有影响力的文艺思潮，即反法西斯历史小说。与前面两种文艺思潮有所不同，反法西斯历史小说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倾向。这种人民性倾向不仅表现为反法西斯历史小说都在塑造人民形象，而且表现为它们把人民的命运与历史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对于卢卡奇来说，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不仅要看其是否描写了人民，更要看其是否将人民的命运与具体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而卢卡奇的这一理解正是从19世纪古典历史小说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在《历史小说》的开篇，卢卡奇指出，历史小说出现于拿破仑倒台之后的19世纪初期，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即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威弗利》(Waverley)。之所以将司各特的作品界定为历史小说的开端，一方面是因为司各特的作品把对历史的书写具体化了，“即人物的个性是从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特性中衍生出来的”⑥；另一方面则“在于他的艺术所具有的人民性”⑦。在卢卡奇看来，司各特艺术的人民性，并不局限于描绘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还在于“司各特把伟大的历史变革描绘成人民生活的变革。他一开始总是描写重要的历史变化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描写物质和心理的变化在人民身上所产生的影响”⑧。卢卡奇认为，在司各特之前，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描写人民的历史小说和历史戏剧，但这些作品只是将人民当作历史人物或英雄人物的背景或陪衬，并没有表现出人民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自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出现之后，这种局面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历史小说表现人民的形式通过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和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发展，最后在托尔斯泰(Lev Tolstoy)那里走向了成熟。不过，自19世纪中叶以后，从雨果(Victor Hugo)和维尼(Alfred de Vigny)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到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和梅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偏自然主义倾向的历史小说，欧洲历史小说的人民性传统逐渐走向了没落。他们不再将人民性的呈现与客观的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而更倾向于从一种道德或科学的历史立场来表现人民。
在卢卡奇看来，欧洲历史小说这种人民性传统的退变局面，一直到反法西斯历史小说的出现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在《人民性和真实的历史精神》(“Popular Character and the True Spirit of History”)一文中，卢卡奇指出，反法西斯历史小说具有比较鲜明的人民性倾向，因为它们“都在塑造人民命运的形象。它们跟上一阶段的资产阶级历史小说(福楼拜和梅耶的作品)之根本区别正是在于，它们断绝了使历史闲居起来的倾向，断绝了使它在同样是奇妙的、怪癖的变态心理学的基础上变成一种五光十色的英国情调的倾向”⑨。在人民阵线阶段，欧洲出现了以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和孚希特万格(L.Feuchtuanger)为代表的反法西斯历史小说作家。虽然这些作家与当时的很多表现主义作家一样，多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往往会在意识上极力摆脱自身阶级意识的束缚，产生了一种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这种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首先体现在他们能认识到“人类迄今完成的一切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行动正都是在人民生活的土壤上成长的”⑩。反法西斯历史小说作家不仅把这一认识贯穿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中，而且也渗透到了他们的小说创作中，正如卢卡奇所说：“这儿有着一种追求与人民亲密结合的渴望，对人民在政治方面的意义和在塑造人民生活方面的意义的承认。”(11)然而，在肯定其进步倾向的同时，卢卡奇也指出，这些反法西斯历史小说作家所表现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还不成熟，因为这种精神里面还夹杂着资产阶级抽象的英雄主义幻想和人道主义理念。这种精神上的矛盾也有意无意地影响了这些历史小说作家对人民性的呈现。在卢卡奇看来，“这些作家虽然为了人民描写人民的命运，可是人民本身在他们的小说中只占次要地位，只是作为艺术地展示人道主义理想的对象”，“人民在小说中还一直只是客体，不是行动的主体、不是主要人物”。(12)
二、19世纪古典历史小说在艺术人民性上的革新
为了纠正反法西斯历史小说在艺术人民性上的缺陷，卢卡奇以19世纪的古典历史小说为例做了说明。卢卡奇所谓的古典历史小说主要包含了司各特、巴尔扎克、曼佐尼、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因为站在贵族保守价值观念立场上表现欧洲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故事，所以被称为古典历史小说。在卢卡奇看来，虽然古典历史小说在世界观上对人民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但是其在人物布局模式上的革新又客观地体现了它们鲜明的人民性立场。虽然反法西斯历史小说都有着比古典历史小说更民主的倾向，但是其在人物布局模式上并没有与具体人民生活形成有机的整体联系，使其无法呈现出成熟的人民性立场。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卢卡奇以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为例进行了系统说明。卢卡奇认为，与反法西斯历史小说类似，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来自上流社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其将历史的变革描绘成人民生活的变革。为此，司各特在人物布局模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选择了贵族阶层中普通而中庸的人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在他看来，尽管司各特笔下的主人公来自贵族阶层，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具有人民性的形象。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以中间贵族为主人公可以很自然地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串联在一起，从而展现出历史的整体风貌。司各特笔下的中间贵族，由于家世或性格的原因，不仅与上层社会各色人物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与下层社会的各种人物有着密切的接触。主人公的这种出身与性格不仅避免了反法西斯历史小说以历史人物为核心展现人民生存状况的生硬感，同时也立体地呈现出英国历史内部复杂的阶级斗争现实和在这些斗争中人民所起到的主体作用。正如卢卡奇所说：“司各特像所有伟大的人民作家一样，他的目的在于把具有‘上层’和‘下层’的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全部民族生活都描绘出来；而其中的‘下层’就成了‘上层’所发生事件的物质基础和艺术的解释。他的生气蓬勃的人民性就表现在这里。”(13)
其次，以中间贵族为主人公一定程度上也能表征出特定历史时代人民的精神状况。在卢卡奇看来，虽然司各特作品的主人公都来自贵族阶层，但是这些主人公都企图在思想和精神上超越自身的阶级身份，以人道主义的观念来理解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产生的矛盾与冲突。这种人道主义观念使他们在面对民族内部尖锐的阶级冲突时，往往并不选择明确的政治站位，而是寄希望于以人性的宽容与爱来化解双方的恩怨。卢卡奇称司各特笔下主人公的这种选择为“中间道路”，它同时也表征了“人民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14)在卢卡奇看来，在历史上阶级斗争白热化的阶段，虽然很多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世界观选择了“中间道路”，不支持任何一个阵营，继续过自己的日常生活，但是“日常生活的继续并不意味着那些并未参加、或者并不热情参加进去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和经历不会受到历史危机的影响。这种继续进行同时也算是一种增长，一种进一步的发展”(15)。
除了在选择主人公方面的革新，卢卡奇认为，司各特历史小说在人物布局模式上的第二点革新体现在他开始以严肃而立体的笔触描绘具体历史环境下人民的多样生活形态与反应。与反法西斯历史小说中人民围绕着历史人物或英雄人物的布局有所不同，司各特历史小说中的人民形象开始摆脱主人公的束缚并以独立的形象出现。我们在司各特的作品中读到了许多描写农奴、自由市民以及社会上诸如走私犯、强盗、雇佣兵、逃兵之类人物命运的文字。在卢卡奇看来，当这些人物遭遇历史的巨变时，他们并没有像反法西斯历史小说中的人民那样呈现出整齐划一的反应，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或者价值取向做出各式各样的反应。尽管这些反应当中存在为数不少的反动倾向，但是这些反应反而将历史具体化、丰富化了，并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变革是如何以人民生活的变革体现出来的。
在指出司各特笔下人民历史风貌多样化与独立性的同时，卢卡奇还认识到，司各特以真实客观的笔触展现了人民在历史变革进程中的主体作用。在卢卡奇看来，虽然司各特描写了很多在历史变革背景下选择“中间道路”的人民形象，但是他也塑造了不少在历史的危急时刻从人民群众内部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不过，与以往的浪漫主义作家有所不同，司各特在塑造这些英雄形象时，并没有在故事的开始就赋予这些人物以英雄气质，而是把他们当作普通群众中的一员来描写。在此基础上，司各特让这些人物通过主人公的中介卷入“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复杂的阶级斗争与人性冲突中。当这些斗争与冲突进入白热化阶段时，司各特又让这些人物在与主人公和“上层”各色人物的言行对比中释放出人性的伟大力量。正因如此，卢卡奇高度称赞了司各特作品中这些普通人呈现出来的人民英雄精神。与此同时，卢卡奇还指出，司各特并没有过度美化这种来自氏族社会和传统宗教的人民英雄精神，而是以非常冷静客观的态度描写了这种精神在强大的历史规律面前不得不走向衰落的一面。
卢卡奇借助司各特作品对人民英雄精神的阐发，让我们自然联想起那些为历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既然卢卡奇认为历史的变革是由人民所书写的，那么历史上出现的那些伟大历史人物又应该被放在怎样的位置?尽管卢卡奇批评了反法西斯历史小说将伟大历史人物设定为主人公的做法，但是他也“认为表现‘下层’的意思决不是把历史大人物从小说中排除出去，决不是一部题材上只塑造被压迫的社会阶层的形象的历史小说”(16)。在卢卡奇看来，将人民理解为历史的主体并不意味着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就失去了存在价值，他们依然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二者之间的主次关系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以往人们认为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人们开始真正认识到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而伟大历史人物则是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集中体现。人民与伟大历史人物的主次关系在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也得到了显著体现，尽管司各特在世界观上对人民还存在很大的不信任感，但是其在人民与伟大历史人物布局模式上的革新却渗透出这样一种看法：是人民酝酿和成就了伟大历史人物。
与反法西斯历史小说相似，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像狮心王理查、路易十一、伊丽莎白、玛丽·斯图亚特、克伦威尔等。不过，司各特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并不是把他们当作主人公，而是把他们当作配角来布局。卢卡奇认为，司各特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之前卡莱尔式和拜伦式浪漫主义英雄观念的不满，“对于他来说，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而有意义的运动的代表。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个人热情和个人目标符合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这个运动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因为他最明确地表现了人民的这些渴望，因为他是他们在顺境和灾难中的旗手”(17)。为了贯彻这种人民史观，卢卡奇指出，司各特不再描写伟大历史人物的成长史，而是让其以一个已完成的人物形象出现。不过，在伟大历史人物出场以前，司各特会首先从整体的角度描绘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然后揭示人民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基础上所产生的日益严峻而尖锐的历史危机，直到这时，他才让那个伟大的历史英雄在小说里登场。因为司各特笔下的伟大历史英雄表征出了人民生活的复杂维度，所以他们并不像浪漫主义英雄那样以相对单一的面貌出现，而是“那些保守的、自由的、激进的，或这些品质的某种组合，他们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政治和伦理任务实现了最复杂的融合”(18)。在卢卡奇看来，虽然司各特笔下的伟大历史人物性格复杂多变，但是，“这些人物从不给人猥琐渺小的印象，即使有非常多的缺点，他们也依然具有历史的庄严气概”(19)。
以上三个方面便是司各特为了实现艺术的人民性而在人物布局模式上所做的革新。在卢卡奇看来，无论是对主人公的选择与塑造，还是对人民与伟大历史人物的布局与描绘，都不是建立在司各特刻意去寻找某种美学形式或技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司各特本人的社会阅历与对历史深刻体验的基础上。也正是因为这种人物布局模式的革新，司各特才能摆脱自身世界观的局限，将历史的变革描绘成人民生活的变革。卢卡奇认为，司各特所开创的这种人物布局模式并不是个案，它深刻影响了后来曼佐尼、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古典历史小说。虽然反法西斯历史小说在世界观上有着比古典历史小说更民主的倾向，但是其在人物布局模式上主要把伟大历史人物作为历史故事的主人公，而广大人民只不过是主人公英雄光环的陪衬或布景，这致使小说中伟大历史人物形象的偶像色彩过重，而且无法与广大人民形成有机的整体联系。
三、20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人民性上的发展
在艺术人民性方面，除了建议反法西斯历史小说作家向古典历史小说作家学习之外，卢卡奇在《历史小说》中还把当时欧洲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与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小说作为学习的方向。卢卡奇认为，尽管托马斯·曼与罗曼·罗兰的小说在题材、主题和世界观上都与古典历史小说存在较大差异，但其在对待现实的创作态度与方法上却与古典历史小说作家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体现在他们都拒绝将小说与历史、社会以及政治隔离开来，并从整体的立场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体现出进步的民主倾向。由此，卢卡奇看到了20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与古典历史小说之间的延续关系，并提出“现代社会小说同样也是古典历史小说的产儿”(20)的看法。
众所周知，托马斯·曼和罗曼·罗兰的小说主要以描写当下或过往历史中知识分子的个体命运见长，其内部很少有人民形象出现。这种题材上的局限似乎很难使二者的作品具备基本的人民性色彩。然而，在卢卡奇看来，虽然托马斯·曼和罗曼·罗兰的小说中的人物多是来自上流阶层的知识分子，但是其对上流阶层内部各色人物(主要是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揭示、反思与批判却间接体现出了人民性倾向。正如卢卡奇在评价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时所说：“托马斯·曼的悲剧主人公在这里找到了通向马克思的道路，至少在他最后的明确表白里宣告了与他个人的那条魔鬼悲剧性的枉费心机的道路(即资产阶级文化和艺术的道路)的决裂，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一条通向新的‘大世界’的道路，在这个世界里又可能使一种新的、与人民相联系的、不再是魔鬼般的伟大艺术变成现实。”(21)当然，在指出托马斯·曼批判上层社会所间接显示出的人民性倾向的同时，卢卡奇还清醒地认识到，托马斯·曼的这种批判根本不同于当时表现主义文学对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批判。
事实上，托马斯·曼的小说和当时的表现主义文学类似，他们在取材上多是聚焦于资产阶级内部一些典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及其摆脱这种精神困境的心路历程。不过，与表现主义文学习惯从主观而封闭的文化立场揭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异化处境有所不同，托马斯·曼的小说选择从客观而广阔的社会立场揭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异化的根源。可以说，整体性是卢卡奇认定托马斯·曼小说具有人民性的重要标准。不过，卢卡奇这里所说的整体性与前文所提到的古典历史小说的整体性又有所不同。如果说古典历史小说所呈现的整体性主要是指社会经济、政治变革所引发的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文化心理与言行上的反应、冲突与对立，那么托马斯·曼的小说所再现的整体性则主要是指社会经济、政治变革间接引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困境与挣扎。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外在整体性”，把后者称为“内在整体性”。
在托马斯·曼的小说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其对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影响下阶级冲突和斗争的描绘，这些社会历史背景只是以隐在的方式渗透到各色人物自身与彼此之间心理与精神的矛盾与冲突中。卢卡奇认为，托马斯·曼对“内在整体性”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其主动的美学创新，而是客观的社会历史环境使然。众所周知，托马斯·曼主要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德国，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变得愈加细致，作家也越来越被固定在专业的岗位上，失去了与社会和人民的广泛联系。再加上帝国主义时代各种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尼采和叔本华的思想为代表)，托马斯·曼只能选择从自身熟悉的知识分子生活出发，来揭示整个世界的状况。不过与很多表现主义作家不同的是，他极力摆脱了这种逼仄的环境给自身视域带来的局限，选择从一种客观的社会立场揭示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而不是从主观的文化语境揭示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在卢卡奇看来，托马斯·曼小说中所揭示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并不是一种人类悲剧和精神悲剧，而是一种阶级悲剧和历史悲剧，他们悲剧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制度本身，这种制度使其脱离了与社会和人民的联系，陷入一种个人主义的死胡同里。卢卡奇认为，托马斯·曼对这种现代资产阶级内部个人主义悲剧的批判“从灵魂和道德上间接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22)。
卢卡奇对托马斯·曼小说艺术人民性的辩护使我们意识到，卢卡奇对人民性问题的理解并不是像当时很多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陷入了一种19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创作模式的怀旧情绪中，而是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调整对人民性的评价尺度。在卢卡奇看来，托马斯·曼的小说在艺术人民性上所做的探索不仅对当时的反法西斯历史小说创作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对当时的表现主义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纠偏意义。通过卢卡奇对托马斯·曼小说在艺术人民性上的辩护，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卢卡奇批评表现主义文学缺乏人民性的原因，即表现主义文学没有将人物的命运与广阔的社会历史现实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文中没有描绘人民形象。
四、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人民性上的局限
在《历史小说》中，除了重点指出当时反法西斯历史小说和表现主义文学在艺术人民性上存在的局限之外，卢卡奇也对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人民性上的局限做了揭示。与反法西斯历史小说表现出的主人公与人民生活的脱节有所不同，卢卡奇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人民性上的局限主要表现为不少作品以狭隘的阶级论视角描绘历史和历史变革中的人民形象。这种狭隘的阶级论视角坚持以简单的经济或政治标准界定和表现人民，而忽略了人民身上的个体复杂性和多样性，把人民当作一个抽象的阶级群体来看待。卢卡奇严厉地批评了这一现象：“如果把革命的进步力量阵营和愈来愈变得野蛮的反动派阵营之间的斗争简单而机械地约简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一成不变的敌对，那将是一种非常肤浅、眼光特别狭窄的看法。”(23)在卢卡奇看来，在帝国主义阶段，虽然人民与无产阶级存在重叠的部分，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将人民简单地等同于无产阶级。关于这一点，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一书中进行了具体而系统的论述，只不过他将人民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转换成了阶级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指出，虽然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界定依据是其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但是这一界定不像许多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阶级，是因为其生产地位导致他们成为经济上的被剥削者。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是因为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所处的生产地位为真正阶级意识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这种阶级意识体现在无产阶级能够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的真相，“他的直接的存在使他作为纯粹的、赤裸裸的客体进入生产过程。由于这种直接性表明自己是形形色色的中介的结果，由于一切都是以这种直接性为前提的这一点开始变得清楚明白，商品结构的拜物教形式也就开始崩溃了：工人认识了自身，认识了在商品中，他自己和资本的关系”(24)。
当然，在澄清了对阶级与阶级意识之间关系的理解之后，卢卡奇并没有急于断定无产阶级就一定能够产生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无产阶级具备产生阶级意识的客观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能产生这种意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产阶级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群体，由于其所属时间(资本主义整体发展水平的不同)和空间(民族、国家、地域、性别、宗教等)层次上的差异，再加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无产阶级在反思自身异化处境时往往无法生成真正的阶级意识，他们只是从局部的立场而不是从整体的立场反思自身的异化处境。在卢卡奇看来，由于无产阶级在认识方面存在各种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局限，所以无产阶级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走向一个自为的阶级需要经历非常艰难的过程，资本主义越是往前发展就越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卢卡奇后来放弃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认为无产阶级可以自发产生阶级意识的观点，转而认同列宁的观点，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生必须借助外部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的启蒙与教育。列宁在《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一书中曾经说过：“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25)在列宁观点的启发下，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由于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比历史上任何被剥削的阶级都更有组织，更有意识。然而，列宁给出的定义也适用于工人。”(26)卢卡奇的这一认识表明了他对之前《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主要观点的修正。
卢卡奇对阶级与阶级意识的理解深刻影响了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评价，特别是对其中艺术人民性问题的理解。卢卡奇认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虽然人民性问题与阶级性问题存在着密切关联，但是社会主义作家决不能以简单的阶级论来评价艺术的人民性问题。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人民性问题上存在的最大不足体现为过分注重人物的阶级属性，而忽略人物身上的民族特性，正如他所说：“正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品里，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内容的普遍性之外，民族性的特殊性消失了，或者褪色了。”(27)在卢卡奇看来，虽然民族因素是阻碍作家产生阶级意识的重要因素，但它同时又是作家表现人民性的必要因素。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来说，在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事实。因此，作家不应该局限于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表现阶级斗争和人民性，而是要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表现人民性，正如苏联评论家顾尔希坦(Gurchtan)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民性和他反对外国反对异族的意见联系起来，而实际上真正的人民性，是最国际性的；‘自己的’和‘他人的’问题，并不是各民族文化的对立，而完全是另一种的、社会的矛盾对立：自己的，这就是站在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方面的东西；他人的，这就是站在剥削者和暴力者的方面的东西。”(28)
作为流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家，卢卡奇不否认文学为了表现出阶级意识或人民性应该具备一种国际主义的视野，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工人运动的方式等等在每一个民族内也各有不同——尽管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有着共同的特点。在不违背普遍规律的范围内，每个民族奠定着自己的民族存在的独特的客观基础，在此过程中，它适应着这种基础向前发展，自我形成，并不断地加以改造成为一种特定的民族面貌”(29)。有鉴于此，卢卡奇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要塑造出成熟的人民性形象，就不能遵循单纯的阶级论观点，而是要把人物放在具体的民族历史背景下让其自然而然地成长出来：“在这种环境里，通过这种环境，每个人的形成无不打上民族的烙印。这些作品形象而鲜明地直接向人们传达他的民族生活的独特命运；从这些作品的形成，从这些形式的传统里最清楚地表明，民族存在的特点怎样造成了和造成着独特的意识的民族形式。”(30)在卢卡奇看来，人物身上的民族性不但不是对人物阶级性的否定，反而是对人物阶级性的深化。正如他在称赞高尔基短篇小说时所指出的，其中个人命运的悲剧不仅仅是由阶级因素决定的，他们是在民族内部“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斗争中被击败的，就个人的情况来说，这种斗争的结果决不是预定的结局。最终的结果可以说是由人格、教育、环境、偶然的会见和事件等错综复杂的互相作用来决定的”(31)。可以说，卢卡奇对艺术人民性的理解实现了人物的个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有机统一。
五、卢卡奇人民性思想的得失与展望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关于艺术的人民性问题，其实自马克思、恩格斯评价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和玛·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A City Girl)起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两部作品最大的败笔是其在艺术人民性上的缺失。马克思在评价《济金根》时这样说道：“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32)恩格斯对《城市姑娘》也做出了类似的评价：“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们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33)
如果说马克思认为《济金根》在艺术人民性上的败笔主要是由于作家的世界观不成熟，那么恩格斯则认为《城市姑娘》在艺术人民性上的局限主要是因为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4)。为了说明这一点，恩格斯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为例进行了说明。恩格斯高度评价了《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他认为，《人间喜剧》一方面围绕着法国上流社会这一中心再现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封建贵族阶层的批判和对共和党英雄的赞美间接体现出了人民性倾向。后一点艺术成就主要不是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而是取决于作家的表现手法，即巴尔扎克不是遵照自己世界观的逻辑而是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去表现人物命运，“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35)。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后来在列宁评价托尔斯泰的作品时得到了延续，列宁同样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体现出了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上的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使其作品间接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民性倾向。
结合前文卢卡奇对司各特历史小说艺术人民性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卢卡奇关于艺术人民性的认识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不过，在看到延续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卢卡奇对艺术人民性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尽管恩格斯和列宁指出了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在艺术人民性上成功的原因，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美学上具体分析两位作家是用怎样的现实主义手法去表现人民性的。卢卡奇对司各特历史小说“中间人物”布局结构的分析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与恩格斯的认识有所不同，在卢卡奇看来，虽然作家世界观的正确与否对艺术人民性不起决定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作家世界观在表现人民性时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没有世界观，就不能正确叙述，就不能造出一种正确的、有组织的、多样的、完全史诗的结构”(36)。对于卢卡奇来说，作家的“世界观越是深沉，越是涵蓄多面、越具有生动经验的养给，他的创作表现也就越多方面而多样”(37)，而司各特喜欢用“中间人物”做主人公也与其复杂的世界观有着必然联系。卢卡奇这样评价司各特的“中间人物”论：“瓦尔脱·司各特在他多数的小说里——例如《威佛利》(Waverley)或《清教徒》(Old Morality)——总是把一个中间分子，一个在所描绘的巨大政治斗争中不是极端坚决的人物，放在小说的中心。他的用意何在呢?这个不坚决的人物站在两个阵营之间——在《威佛利》里则站在拥护斯图亚特(Stuarts)的苏格兰反叛和英格兰政府之间；在《清教徒》里则站在清教徒革命和斯图亚特复辟政权之间。因此，极端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可以轮流和这主人公的人生遭遇发生联系。政治两极端的形势也就因此不仅仅以社会历史的形式出现，并且以人生的形式出现。如果司各特把一个真正重要人物放在他故事的中心，那就不可能使他与其对手产生一种人生的、运用自如的关系。那小说就要停留在‘主要的政治行动’的平面上；也就是说，将是描述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而不是一出探索人生的戏剧，可以使我们看到一段巨大历史冲突的典型代表人物所展开的人生意义。”(38)
显然，在卢卡奇看来，一个作家世界观的复杂、深刻与否，决定了他能否在其创作中选择一个恰当的“中间人物”，从而在整体上反映现实世界和现实世界里的人，同时也决定了其作品在艺术人民性上的成熟度。当代美国批评家诺曼·阿瑟·费舍尔(Norman Arthur Fischer)高度评价了卢卡奇这一“中间人物”论，他认为卢卡奇这一“中间人物”论受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政治伦理观念的双重影响，这种政治伦理观念使其超越了左(激进主义)、中(保守主义)、右(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弥补了国家伦理与日常伦理之间的裂缝，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公共政治伦理空间。“卢卡奇《历史小说》既有普遍的黑格尔伦理和美学内核，又有左倾的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伦理—政治内核，这两个元素之间的斗争使他的政治想象理论对司各特和一般的历史小说都富有成果”；同时也使他“将读者从对私人生活和私人伦理冲突的痴迷中解脱出来，并迫使读者看到个人在大小社会、政治、法律以及最重要的历史伦理冲突方面定义自己身份的可能性”。(39)也正是出于这一认识，费舍尔认为卢卡奇的“中间人物”论为思考当下艺术如何处理“诸众”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潜在的“美学政治”解决方案。
通过卢卡奇对司各特历史小说和托马斯·曼成功创作经验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对卢卡奇来说，作家按照怎样的创作态度和方法表现人民，要比作家对人民持一种怎样的立场和从哪个群体取材更加重要。作家要创作出真正富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主要不在于他是否已经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并把取材的对象聚焦在人民身上，而在于他是否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描绘出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民整体风貌。整体性是卢卡奇衡量艺术人民性的最终标准，这种整体性既不是从纯粹阶级或民族的角度来讲，也不是各种因素的机械组合，而是各种环境因素与人物的有机融合，即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可以说，卢卡奇的文艺人民性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人民性传统，它不仅可以从理论层面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而且也可以从实践层面帮助我们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重构。
在笔者看来，卢卡奇关于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关系的思考，对于帮助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不断强调作家文化修养和人格修养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有着积极的启示与价值。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有关文艺的重要论述中，并没有硬性要求作家按照狭隘的政治立场去表现人民，而只是要求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求作家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品格与人格修养。因为，他觉得一个作家的文化品格与人格修养深厚与否决定了其作品艺术人民性的质量和人民的接受程度。“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观察现实、真诚的情感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具体来说，就是创作者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把握创作对象、提炼创作主题，同时又以什么样的态度把作品展现给社会、呈现给人民。”(4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家文化修养和人格修养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影响的认识与卢卡奇对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关系的思考相类似，卢卡奇对二者关系的辩证思考使我们又进一步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系列重要论述的认识。
当然，在承认卢卡奇在人民性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卢卡奇的人民性思想有着很强的时代背景和地缘背景，这就使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与卢卡奇同时代的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撰文批评过卢卡奇的人民性观点，他认为卢卡奇关于艺术人民性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点局限：一是以19世纪古典历史小说中的人民性标准来衡量20世纪艺术的人民性，这种做法封闭了对艺术人民性的理解；二是没有考虑到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喜爱的接受形式，没有把人民当作真正的接受主体，因而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41)关于第一点质疑，我们通过前面卢卡奇对不同历史阶段艺术人民性评价标准的变化可以看出，卢卡奇并不是19世纪古典艺术人民性标准的抱残守缺者。关于第二点质疑，布莱希特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卢卡奇所捍卫的那些具有艺术人民性的作品来看，多数作品都属于贵族或精英艺术，即使在今天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审美素养有了较大提升的前提下，我们也难以想象像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那样具有艺术人民性的作品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在革命斗争年代，卢卡奇在艺术人民性认识上表现出的精英主义局限就更加明显，也正是出于对这种精英主义艺术观的不满，列宁与毛泽东曾就文艺创作与人民群众脱节的问题有过专门论述。他们认为，文艺首先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大多数人创作的；文艺首先要在人民群众中“普及”，然后才能谈“提高”。中国文艺界曾在抗战时期开展过有关“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当时左翼阵营强烈要求文艺创作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使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为人民所接受。不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论述“普及”与“提高”的逻辑关系时，还单独提到了文艺对干部队伍的启蒙作用：“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42)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似乎又可以拿来解释卢卡奇关于艺术人民性的认识为什么会表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因为它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欧洲共产党内的党员干部和其他具有反法西斯倾向的知识分子。卢卡奇写作《历史小说》的缘起也证明了这一点。
卢卡奇的《历史小说》写于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他对表现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艺术人民性上的不满其实间接指向了当时德国偏右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成员以及第三国际中极端“左倾”的党员干部。在他看来，前者缺乏对人民的信任，后者则过度凸显了干部的领导作用，忽视了普通党员和群众的主体作用。(43)卢卡奇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中也曾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干部群体也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导致无法正确地发挥列宁所说的引领人民群众的作用。卢卡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者本身必须受教育”就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而那些伟大的富有人民性的艺术作品则是教育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资源。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艺术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心理状态、情感动因以及事件、事态的发展，以其逼真的细节给欣赏者以最直接的真实感和代入感”(44)，可以更好地发挥育人的作用。显然，与列宁和毛泽东更强调艺术对人民的启蒙效用有所不同，卢卡奇更注重艺术对党员干部与知识分子的教育作用。
不过，即使在民众艺术启蒙这一问题上，卢卡奇也在关于表现主义的评价中表明了自己的简明看法。在他看来，“广泛传播一种文学作品或一个文艺流派也不是人民性的表现。无论是落后传统文艺(例如‘乡土艺术’)还是现代坏的东西(侦探小说)在群众中都得到广泛传播，并非在那一方面真正具有什么人民性”(45)。因此，民间形式并不是决定艺术的人民性成熟与否的关键，其关键在于作家能否将真实的人民精神展现出来。卢卡奇说：“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俄国人民的儿子，罗曼·罗兰是法国人民的儿子，托马斯·曼是德国人民的儿子。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音调都产生于他们人民的生活和历史，都是他们人民发展的有机产物。因此尽管他们作品的艺术造诣都很高，但作品的音调却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反响，并且也已经引起了反响。”(46)
除了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评之外，卢卡奇关于艺术人民性的认识还受到了很多非马克思主义阵营学者的质疑。众所周知，二战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阶级问题逐渐让位给种族、性别、边缘群体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很少出现在卢卡奇有关人民性问题的论述之中。在资本主义阵营之外，卢卡奇还忽略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庶民”问题的思考。正如乔·克利里(Joe Cleary)所说：“欧洲古典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并滋养了一种自信的‘真实’感，只是因为它对欧洲以外的世界视而不见。”(47)受历史环境与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卢卡奇关于人民性问题的思考的确没有涵盖以上群体，不过，我们也不能把卢卡奇对人民的理解“同一群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匈牙利劳工等量齐观”(48)。卢卡奇在界定一个群体是否属于人民阵营时，并不是从他们是不是被压迫的群体去考虑的，而是看他们能否超越自身阶层的局限，形成一种整体的认识。与这一理论观点相对应，卢卡奇认为艺术的人民性主要不是体现在它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描绘了人民，而是体现在它是否从整体的视域把历史的变革描绘成为人民生活的变革。
也正是出于以上认识，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找到了激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遗产的方向。在他看来，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虽然阶级问题依然是多数群体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是由于历史背景的差异，各个群体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对人民性问题的思考与呈现就不能死板地按照阶级优先的原则，而是要根据所关注对象的实际处境来确定究竟是阶级，还是民族、种族或性别优先的原则。不过，在强调实际优先原则的同时，詹姆逊还指出，作家不能丧失整体视域，因为任何一个群体的存在总是以其他群体的存在为依托的。因此，作家只有在既坚持群体优先又坚持整体性原则的立场上，才能对某一群体的存在做出科学的认识与描绘，“立场理论的论点现在使得一种原则性很强的相对主义成为可能，据此，不同群体的认识论主张都能得到检验(并得到尊重)，因为它们当中含有‘真理内容’或因为它们中有各自的‘真理时刻’”(49)。
詹姆逊对卢卡奇整体性方法的定位使我们重新找到了激活卢卡奇人民性思想的方向。今天的人民性不仅是一个与阶级向度紧密联系的问题，也是一个与民族、种族、性别和地域等向度密切交织在一起的话题。如果作家只是选择从某一向度来理解人民与人民性，那么他们就不会对人民形成客观的理解，也很难创作出真正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当然，遵照整体的视域理解人民性问题，并不是要把以上所有因素都考虑进来，正如卢卡奇所说，“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的标志，恰好正是：那些基本的社会因素的集中的整体，不需要、甚至也不容许精细入微地或者故作高深地把构成社会纠葛的一切线索都包括进去；在这样一部杰作中，最基本的社会因素可以从少数人的命运的分明偶然的结合中找到全部的表现。”(50)卢卡奇的这一认识使我们明白，作家在表现人民性时，并不是人物选择得越多就越富有整体性，而是所选择的主要人物能把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心理集中地体现出来。卢卡奇对艺术人民性的理解对于纠正中国当下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写作热潮中存在的人民性局限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注释：
①关于卢卡奇的人民性思想，国内已有少数学者关注过这个话题。冯宪光于2008年发表了《论卢卡奇的文学人民性思想》(《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4期)，该文从理论层面梳理了卢卡奇的文学人民性思想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阶级性思想之间的联系；王银辉于2018年发表了《道路与抉择：卢卡奇人民性转向探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该文从历时角度梳理了卢卡奇人民性理论所经历的三次重要转向。这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卢卡奇的人民性思想做了介绍，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但对卢卡奇人民性思想的阐发主要局限在理论层面，没有从美学层面系统阐发和评价卢卡奇对艺术人民性的理解。
②[德]贝恩哈德·齐格勒：《“现在这份遗产终结了……”》，载张黎编选：《表现主义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③[匈]格奥尔格·卢卡契：《问题在于现实主义》，载张黎编选：《表现主义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④[德]恩斯特·布洛赫：《关于表现主义的讨论》，载张黎编选：《表现主义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⑤[匈]格奥尔格·卢卡契：《问题在于现实主义》，载张黎编选：《表现主义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76页。
⑥Georg Lukács,The Historical Novel,Trans.Han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London:Merlin Press,1962,p.19.
⑦Georg Lukács,The Historical Novel,Trans.Han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London:Merlin Press,1962,p.48.
⑧Georg Lukács,The Historical Novel,Trans.Han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London:Merlin Press,1962,pp.48-49.
⑨[匈]卢卡契：《人民性和真实的历史精神》，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⑩[匈]卢卡契：《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议文学的一般特征》，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11)[匈]卢卡契：《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议文学的一般特征》，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12)[匈]卢卡契：《人民性和真实的历史精神》，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143页。
(13)[匈]卢卡契：《历史小说的古典形式》，载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14)[匈]卢卡契：《历史小说的古典形式》，载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15)[匈]卢卡契：《历史小说的古典形式》，载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16)[匈]卢卡契：《人民性和真实的历史精神》，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17)[匈]卢卡契：《历史小说的古典形式》，载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18)Norman Arthur Fischer,"The Modern Meaning of Georg Lukács' Reconstruction of Walter Scott's Novels of Premodern Political Ethics," in M.J.Thompson(ed.),Georg Lukács Reconsidered:Critical Essays in Politics,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11,p.146.
(19)[匈]卢卡契：《历史小说的古典形式》，载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20)[匈]卢卡契：《历史小说中新人道主义发展的远景》，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页。
(21)[匈]卢卡契：《现代艺术的悲剧》，关惠文译，载范大灿编选：《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7页。
(22)[匈]卢卡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23)[匈]卢卡契：《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议文学的一般特征》，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2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7页。
(25)[苏]列宁：《怎么办?》，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318页。
(26)Georg Lukács,The Historical Novel,Trans.Han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London:Merlin Press,1962,p.213.
(27)[匈]卢卡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页。
(28)[苏]顾尔希坦：《论文学中的人民性》，戈宝权译，群益出版社1949年版，第59-60页。
(29)[匈]卢卡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30)[匈]卢卡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31)[匈]卢卡契：《革命前俄国的人间喜剧》，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1页。
(36)[匈]卢卡契：《作家与世界观》，《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7期。
(37)[匈]卢卡契：《作家与世界观》，《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7期。
(38)[匈]卢卡契：《作家与世界观》，《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7期。
(39)Norman Arthur Fischer,"The Modern Meaning of Georg Lukács' Reconstruction of Walter Scott's Novels of Premodern Political Ethics," in M.J.Thompson(ed.),Georg Lukács Reconsidered:Critical Essays in Politics,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11,pp.146,130.
(40)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41)参见[德]贝托特·布莱希特：《反驳卢卡契的笔记》，载张黎编选：《表现主义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309页。
(4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0页。
(43)参见[匈]卢卡契：《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议文学的一般特征》，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44)魏可媛：《新时代高校艺术教育研究》，新华出版社2023年版，第137页。
(45)[匈]卢卡契：《现实主义辩》，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46)[匈]卢卡契：《现实主义辩》，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47)Joe Cleary,"Realism after Modernism and the Literary World-System," 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No.3(2012),pp.255-268.
(48)[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2页。
(49)[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辩证法的效价》，余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50)[匈]卢卡契：《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的发展》，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