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党校具有“普遍匀质性”、“话语的相对一致性”等特征，是政策过程中“解码”和“编码”的重要主体。党校在政策“解码”的过程中，保证“政治正确”是首要的原则，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基础上要坚持“实践化”和“常识化”，这是政策“解码”的特点。进行政策“编码”是党校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党校常常努力通过政策“编码”来“缝合”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断裂”。
关键词：政策“解码”；政策“编码”；“实践化”和“常识化”；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
现代社会中，政党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党是把大众的偏好转变为公共政策的基本公共机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政策过程中更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党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部门，由于自身的特质，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党校自身也日益重视这种功能。虽然，对执政骨干进行培训是党校承担的主体和核心功能，然而，党校作为党委的重要部门，争取在政策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应是其未来推动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输入”和“输出”是政策过程分析中的重要概念。在“输入”方面，利益表达应当得到合理的综合并通过相应机构对利益进行“引导”，这种“引导”需要体现出政策的连贯性、前瞻性，应当能够解释现实又超越于现实，体现出意识形态所蕴含的“高贵的意图”。在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输出”方面，党的政策必须得到正确的解读才能保证可行性和有效性。这里，笔者将前者概括为政策的“编码”，后者总结为政策的“解码”。舒曼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一书中同样用“解码”和“编码”对中国共产党在政策过程“沟通”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党校在政策过程的“输入”、“输出”方面发挥着“解码”和“编码”的功能。
一、党校与保证政策正确“解码”和“编码”的契合性
“解码”（decode）和“编码”（code）是文化研究学者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提出的动态概念。在霍尔看来，文本是动态而开放的，但他同时又认为文本对观众有约束力与影响力。文本需要被“解码”和“编码”。在“解码”和“编码”的过程中“，解码”和“编码”主体、“话语”和“符码”的选择对最终是否能够正确的“解码”和“编码”有重要的影响。
保持对政策进行“解码”和“编码”的“正确性”和“正当性”对执政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霍尔提出三种解码方式：主导———霸权码、协调符码、对立码，反映了接收者从相容到对立的不同选择。主导———霸权码反映了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相容性，对立码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对立性，而协调符码则介于相容性和对立性之间。从提升执政党的统治合法性而言，为了保持“政治正确”，应当努力形成主导———霸权码，避免对立码，适度调和协调符码。
党校能够与政策“解码”和“编码”相挈合，成为政策“解码”和“编码”的主体，是由党校的特质所决定的。“党校”二字中“校”决定了党校有从事教学研究的教师和一定的培训对象，而“党”意味着党校必须坚持“党校姓党”，这里的“党校姓党”原则体现在对党的政策的解读必须从立场、观点、方法、话语等全方位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保证政策“解码”的政治正确性，促进主导———霸权码的形成。具体地说，党校作为一个特定的场域，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质：
1.多元基础上的“普遍匀质性”
党校从事教学研究的教师并非具有很强独立性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知识分子，他们必须坚持“党校姓党”原则，他们是专门从概念上和哲学上研究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从理论———实践的关系中具体地区分出理论方面的知识分子，是从思想上将群众组织起来的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知识分子，是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知识分子。
同时，党校的学员都是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骨干。“党校”中“党”的特性塑造出他们的“普遍匀质性”。首先，制度的刚性要求他们必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分享共同的理念，也即党校内部的学员大部分具有相对一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构成“普遍匀质性”非常重要的基础；其次，党校学员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骨干，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体系中身处大致相同的地位，这也会塑造出“普遍匀质性”；最后，由于党校强调学员须做到“从领导到学员、从工作状态到学习状态，从家庭生活到集体生活”的三个转变，这形塑出学员间的“同学”关系，使学员一定程度上摆脱“岗位的束缚”、放下“职位的面具”去思考和分析具有一定共性的政策问题，通过探讨和交流，相互学习和借鉴，启发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党校的“普遍匀质性”，使得党校是分析和思考政策“问题”，进行政策“解码”和“编码”的主体之一。
2.“话语”选择的相对一致性
“话语”和“符码”的选择对于政策是否得到正确的“解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话语“知识”不是以语言明晰地再现“真实”而获得的产品，而是就真实的关系和条件准确用语言表述而获得的产品。
党校需要在“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找到平衡，同时党校所选择的“话语”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更好地体现“党校姓党”原则。党校通过长期的教育和灌输努力使“政治话语”成为党校教师和党的执政骨干的日常“话语”，通过“话语”的塑造使党的执政骨干与中央保持一致。正是由于党校所具有的多元基础上的“普遍匀质性”，决定了党校“话语”选择的相对一致性，从而保证“解码”和“编码”的正确性。
3.多方利益表达的适应性
党校的学员是来自各个层级党政机关和各个部门的领导者，他们往往既需要对党中央的政策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制度服从方面“刚性”的要求；同时，也需要对本部门或本地方的利益诉求有所照应，从而使党校成为各方利益之间交流、平衡的平台，这是制度适应性方面“弹性”的体现。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所面临的任务日益纷繁复杂，利益诉求日益多元，需要为多元性问题提供探讨和分析的平台，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多元利益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引领需求。
4.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衔接性
党校学员及其所在的党政机关或部门往往是连接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党的领导人或党的部门负责人定期到党校作报告，介绍当前最新政策和形势，使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学员了解政策制定背景和意图等，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推进；另一方面，教师对政策进行分析和解读，有利于加深学员作为执行者对政策的理解；同时，学员对相关政策进行研讨和分析，能够一定程度上预测政策制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反馈到政策制定层，有利于推进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正是基于上述特点，党校成为政策“解码”和“编码”的重要主体，一方面，可以保证政策“解码”和“编码”过程中的“政治正确”。这种对“政治正确”的保证体现在“立场”“、观点”“、方法”和“话语”等全方面。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政策的“解码”和“编码”促进“意义”层面的生产，推进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
二“、实践化”与“常识化”———党校的政策“解码”过程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使其执政纲领和政策得到社会成员的理解和认同，这些执政纲领和政策常常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为典型的，而党代会的报告往往是高度浓缩和凝聚的，例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党的政策。中国的每一场政治运动都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政治词汇。
然而，党代会报告常常并不对这些新提法、新政策做出明确的界定，而这些新政策需要得到正确的“解读”和传播，这是政策“解码”的第一个层面。同时，中国的地域面积较大，人口众多，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人文环境都有一定差异，各个地方都需要结合本地情况对高度浓缩和凝聚的党代会报告进行分析，研究如何贯彻落实这些对全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新政策，这是政策“解码”的第二个层面。
党校在上述政策“解码”的两个层面发挥特定的作用，形成了“政策吹风”———组织围绕特定政策开展研讨的专题研究班———党校教师和学员对政策进行具体解读的既包括“初次解码”，也包括“再解码”的“解码链”。
首先，是“政策吹风”。基于“普遍匀质性”等特征，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成为“政策吹风”的重要场所。党的领导人和党的部门负责人常常定期到党校就重大政策问题进行“政策吹风”。这一方面有利于让党的执政骨干掌握一定量的更高层次的信息资源，了解党的政治“话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凝聚共识，形成力量。
其次，在党校组织围绕特定政策问题的专题研究班。在每次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后总会在中央党校组织相应的班次对党代会所出现的新政策进行分析和解读。例如2004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党中央就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省部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并且认为这是中央推动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再次，党校教师和学员对政策的解读。党校教师对政策的解读常常经过研读政策文本———编写与政策相关的教材———形成特定政策研究方面的讲稿———引导学员对政策问题开展研讨———组织对政策进行解读的课堂讲授等过程。
从政策“解码”过程分析，首要的是保证“政治正确”，这是政策“解码”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政策“解码”要得到接受者的认同，必须站在接受者的角度分析和思考问题。同时，要提升统治的合法性，政策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将政策制定和执行紧密结合起来。概括而言“，实践化”和“常识化”是党校进行政策“解码”的特点。
1.“实践化”———政策“解码”的根本
从政策过程中的“输入”和“输出”环节来看“，实践化”是十分重要的标准。政策“解码”应当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相连接，将“输入”和“输出”相联系，这里的连接和联系的有效性依赖于政策“解码”与实践的结合度。
实践化贯穿于党校工作特别是政策“解码”的过程。诚如毛泽东指出的，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党校在对政策进行“解码”的过程中必须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同样，中央党校的负责人也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有不同的层次：最简单的一个层次是，讲基本原则时举一些浅显易懂的事例。
理论联系实际较深的一个层次是运用基本原理对实际问题，特别是对重大的实际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理论联系实际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在理论上作出新的论断，提出关于某一方面问题的新鲜见解，从而推动理论的发展。当然，有时政策“解码”也会过分“实践化”，导致方向上的偏离。
2.“常识化”———政策“解码”的关键
党校对政策进行“解码”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葛兰西”论述“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常识化”的功能。在葛兰西看来，高深的甚至思辨的理论、体系化的学说固然不可或缺，但要使其发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还必须使之通俗化，即“常识化”。广大群众就生活在“常识”中，受“常识”支配“，常识”所包含的世界观、道德观就是他们行为的指导。统治阶级只有把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渗入到“常识”中，才容易被人们接受。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样认识到“常识化”的重要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ABC》……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党校按照什么标准来“精选”马列主义的过程，把握“要管用的”原则，大致体现了“实践化”和“常识化”的特点。党校承担着将党的政策“常识化”的重要任务，党校需要通过教学等一系列活动将系统化、理论化的学说用党的执政骨干可以接受的“话语”和方式传递给他们，这也是“常识化”的过程。
第一，政策“解码”中内容选择的“常识化”。
党校在对党的各种政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等“元政策”层面的政策进行“解码”的过程中，要遵循原著（政策文本）———教材———讲稿的过程。也就是说，要贴紧原著，参考辅助教材，努力形成个人的讲稿风格。原著（党代会报告）是政策的文本，教材是政策的初次“解码”，而讲稿是政策的再次“解码”“，解码”的有效程度是由接受者对“解码”的接受和认同程度所决定的。
教材是对政策的初次“解码”。中国共产党对干部培训的教材撰写非常重视，改革开放后，党的总书记常常为干部培训的教材作序，2011年6月7日，胡锦涛为全国干部培训科学发展主题案例教材撰写了序言。通过相对标准化的“教材”编写，自上而下保证了政策“解码”话语选择等方面的“政治正确”，形成了示范。
党校教师具体对政策进行“解读”的过程是再次“解码”的过程，也是有个性特点的主体创造的过程。党校在对政策进行“解码”的过程中应当允许并鼓励有个人风格，就是鼓励创造性。当然，要与原著精神相符合，与教材的精神相一致。上述过程也就是在培训内容方面进行政策“解码”的“常识化”的过程。
第二，政策“解码”过程中方法选择的“常识化”。
从党校对政策进行“解码”过程来看，传统上比较多地选择理论分析和讲授的方式，但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效果不尽如意，因此，在方法选择上，党校的政策“解码”过程更多地采用案例式、体验式等“常识化”的手段和方法。2008年，中央组织部开展万人问卷调查，最受干部欢迎的学习培训方法是案例式、研究式和体验式，意见比较多的是空对空的理论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里的案例式、研究式和体验式都体现了方式选择方面的“常识化”，通过上述“常识化”的方法，使政策得以正确地、有效地“解码”。
党校为了推进政策的“解码”，在保证“正确解读”的基础上，选择相对通俗化的语言有利于政策被接受，这种语言选择的“常识化”从建党初期到新时期的党校干部培训方面都有所体现。1929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就提出政治课的教育方法是：（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解释）；（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同样，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提出需要做到讲课内容的严肃性和表现形式的生动活泼的统一。
三、意识形态与现实的“缝合”———党校的政策“编码”过程
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对来自各方面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有前瞻性地提出新的提法和政策，用以引导全党的发展。政党不仅表达，而且还进行引导（channel）……政党“把混乱的公共意志组织起来了。”……它们集中、选择、并最终引导。这可以看作为“编码”的过程。近年来，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加强研究，加强对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证、执政理论、和平发展道路探索等方面研究，为党和政府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和政策出台提供了咨询和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党校条例》中，同样明确提出党校的功能之一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开展理论研究，为教学和社会实践服务，将重要成果提供中央决策参考。
党校所承担的政策“编码”功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现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一般来说，一个政党的核心纲领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作为现实的实践之间和生产力之间是相适应的。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实践和生产力之间常常会出现“断裂”，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这种“断裂”有时候表现得比较明显。这就需要意识形态方面、政策方面的创新和发展来弥补这种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齐泽克将这种弥补“断裂”看作是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quilting）。
政策“编码”的过程就着力于弥补这种“断裂”，实现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
具体来看，党校在政策“编码”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
1.政策“编码”过程中意见综合和促进政策议程形成的“助推器”
党校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人的政策吹风和对自下而上的学员带来的问题进行分析促进“政策问题”的产生。同时，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们可以围绕相应的政策问题展开讨论，并表达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使得多方意见得以呈现，在此基础上进行意见综合。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政策过程中“支持”和“要求”的体现，有利于了解“现实”，为推进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提供基础。
党校对学员的“两带来问题”的高度重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校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希望梳理和分析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利益综合和凝聚共识，发挥政策“编码”功能的努力。
与此同时，党校组织学员围绕相应问题撰写政策调研报告，这些调研报告往往围绕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关注的重要问题展开，探讨政策制定、政策合理性和政策执行的可行性，要求学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政策性建议，这些为弥补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进行政策“编码”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2.政策“编码”过程中利益诉求输入的“守门员”以及“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的“把关者”
执政党面临的社会问题纷繁复杂，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成为“政策问题”，如果社会愿望都能够转化为要求，对政治系统而言往往会导致输入“超载”，这就需要有“守门员”进行制动；并且随着一个“政策问题”出现会有很多学术上的分析和探讨，产生很多“学术话语”，需要有相应的“把关者”来引导“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互动，通过“话语”引导来确保与意识形态的融合，保证政策“编码”的政治正确，推进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
意识形态缝合也总是力图维护其在现实世界中自圆其说的一致性，以此来达到弥合社会断裂地带的目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的“缝合点”，要在现实层面发挥作用，维系其自身的完整性，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必须是在主流话语体系的范围内才发挥其“缝合”的力量。
当然，意识形态之所以发挥“缝合”现实、支撑现实的伟大作用，是因为它背后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支撑着它。在当前中国，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政策“编码”过程中发挥“缝合”现实作用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因此，为了更好地体现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作用，政策“编码”应当体现出执政党的意图，同时这种意图应当披上高贵的外衣，这样才能更有吸引性和说服力，体现出“崇高性”。
正是基于此，党校在政策“编码”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提出新政策说明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要证明新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将新政策纳入传统的“意义”范畴，从而从社会现实出发寻找到持续的“合法性”认同。
四、简短的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分析、政策研究来解决。从政策过程角度分析，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在政策“解码”和“编码”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党校由于其“党校姓党”所决定的“普遍匀质性”“、话语的相对一致性”等特性与政策“解码”和“编码”有内在的挈合性，因此，党校是政策过程中“解码”和“编码”方面的重要主体。
党校在政策“解码”的过程中，保证“政治正确”是首要的原则，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基础上要坚持“实践化”和“常识化”，这是政策“解码”的特点。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常常会出现“断裂”，党校常常通过政策“编码”提出新政策和新论断来“缝合”这种“断裂”，实现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是党校进行政策“编码”的重要特征。党校在推进意识形态和现实“缝合”的过程中是意见综合和促进政策议程形成的“助推器”，也是利益诉求输入的“守门员”以及“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的“把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