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26岁写出的东西，而我在将近26岁时才培养出一些读它的能力，且一读一学期，实在是有些惭愧。能把手稿读一学期，是因为夏之放老师为我们专业的六个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手稿解读课。夏老师很会讲课，而课讲得差不多时，他就给我们散发香烟，我们也就进入到烟雾缭绕的讨论之中。这种画面在今天的大学课堂里恐怕再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虽然还在讨论，但烟雾缭绕的讨论早已成为违规之举。手稿能够在我的思想结构中扎下根来，与那半年的特殊“熏陶”不无关系。那应该是1988年。
手稿面世后，启发了相当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像弗洛姆、马尔库塞等等。我后来能在“西马”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萨特那里稍稍用功，很可能与手稿对我的影响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系。手稿新版出来后我买了一本，甚至还买了它的英文版，这大概都是德里达所谓的“马克思的幽灵”在作怪。
博士生阶段自然是读过许多书，但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大概可算作对我构成冲击力的著作之一。此前我曾读过他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和《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按说对他的思想和言说方式并不陌生，但读“革命”一书，依然让我获得了极大的享受。这种享受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思想，其二是表达。读此书的2000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这里我忍不住要说一句，这本书是我今年读到的最漂亮的著作之一，套句说俗了的话，里面的许多文章都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几近完美的统一。可以坦率地承认，我心目中理想的论文就应该是这种样子。”对于思想与表达，我以前可能只有一种模糊的想法，而这本书则一下子把我照亮了。此后，无论是我自己舞文弄墨，还是读别人的著作文章，我心目中大概都隐含着这两个尺度。
大约是世纪之交，我读到了卡尔维诺那本薄薄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当时便有一种“震惊效果”，而更让我震惊的是在2003年年底，我无意之中看了一场演出：《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动作》，这个由台湾导演魏瑛娟执导的演出，居然是对卡尔维诺这本理论书的舞台解读。舞台上七个演员，没一句台词，只有音乐伴奏下出现的各种肢体动作，完美地演绎了卡尔维诺的“轻、快、准、显、繁”，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此后，我曾寻找过这本书的台湾译本，未果。
这本书写的是卡尔维诺所欣赏的小说价值观，但我却看到了文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快的年代里，作家以何种方式感受世界？文学以何种方式呈现自身？甚至我们如何才能不被这个时代“秒杀”？这些问题不时会在我心中萦绕。是卡尔维诺给我提供了思考这种问题的契机。
我似乎应该说一说萨特了。像许多人一样，我与萨特的“精神初恋”也是始于1980年代，那时候我细读的是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与刚刚翻译过来的《想象心理学》，而第二次大规模阅读萨特则是2005－2006年。2005年是萨特诞辰百年，国内一下子推出了好多萨特的书；而当程正民先生主持的国家课题遇到麻烦找我参与时，我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存在主义。这种选择既有“初恋”的因素，也是因为我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时总会遇到阿多诺的叫板——批判萨特。我想弄清楚为什么阿多诺紧盯着萨特不放。
于是，那一年我便完全沉浸在萨特、加缪、梅洛－庞蒂乃至雷蒙•阿隆的阅读之中了。而现在看来，这些书中有两本让我受益最大。它们是《萨特文集》第7卷和列维的《萨特的世纪》。第7卷是萨特的文论集，而《什么是文学？》又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这篇长文，我至少细读了三遍。如今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篇长文我理解得已八九不离十了。
关于这篇长文，我写过两篇文章予以解读，相关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我现在想说的是，萨特确实是大家，他居然用自己的问题框架把法国近现代文学史梳理一遍，举重若轻。而他的论述尽管我不能完全同意，但他那种汪洋恣肆的笔法，掷地有声的论述，非常迷人。如果说，我在阿多诺那里看到是忧郁和冷峻，而在萨特这里读出来的却是热情奔放。那是革命的豪情，也是萨特式思想与为文的风流倜傥。
而要读懂萨特，就得读许多别人写萨特的书，《萨特的世纪》便是其中之一。我在关于这本书的书评中写道：“列维借格诺之口告诉我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这本书的重量是整整一公斤，不多不少，开杂货店的人可以用来当秤砣使’。我现在想说的是，列维的这本《萨特的世纪》恐怕也有一公斤吧，828页的书，拿在手中沉甸甸的。……2005年，在那个萨特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把这本书读了个底朝天，然后便沉浸在一种少有的震撼之中，禁不住在心里说：读这本一公斤重的书，值。”这里说的是大实话。
2009年，我在山西河曲笔会上遇到了作家刁斗。有一天几位朋友与他一起喝茶聊天，不知怎么就谈到了萨特。刁斗说，萨特这个人猛一看比较装，是作秀，但他一辈子每件事情都如法炮制，那就不能叫装了。或许这就叫做大真若装？然后刁斗又谈起《萨特的世纪》给他带来的震撼，让我着实感到惊奇，想不到刁斗作为一位作家也会去读这本砖头厚的理论书。于是我说这本书我不仅读过，而且还写过长长的书评。我的回应可能也让刁斗惊奇起来，他便站起身来，隔着茶桌说，那咱们得握一握手。为了一本书而郑重其事地握手，这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还是第一次。
我的书架上还有一本书，大概有那么点“秘密”的意思。这本书是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关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学界已有公论，自然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讲。我想说的是我读此书的一个小感受。高华说，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整风运动，是想在获得党权、军权之后进一步获取“意识形态阐释权”。而要我来说，整风运动之于毛泽东则是为了取得“文化领导权”。我当年在读本雅明时，曾经想到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读高华的书时又想到了别人的论述，这很可能意味着，只有当书读得足够多时，书与书之间才能形成一种交往互动的关系。有时候我会跟学生说，面对一个问题，首先看你有无联想的能力，但联想的基础却是广泛的阅读。书读得到位了，它们就会呼朋唤友搞派对。而一旦它们动起来，你就变得省心了。 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