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办公室的墙上都挂着一幅当年为自己著作《短缺经济学》设计的封面：一个人裸体站在镜子前。
这个寓意“皇帝新装”的封面，折射出科尔奈的人生选择：宁愿做说出真相的“小男孩”。作为生活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计划经济国家的样板，为科尔奈提供了难得的研究对象。
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出了重要的改革理论，中国改革也受益其中。国际经济学界评价说：如果不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科尔奈，早就走进斯德哥尔摩的颁奖现场了。
作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终身研究员、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科尔奈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重要的启蒙者之一，他的《短缺经济学》等著作在中国影响深远，在吴敬琏看来是“步入改革之门的中国经济学家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中国也是科尔奈格外看重的国度，他参加了1985年在中国举行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其后他多次来华，与吴敬琏、钱颖一、许成钢、樊纲等中国学者相交、相知，对中国改革提出了坦诚而谨慎的建议，为政界和学界所重视。
面对今年1月本刊记者发出的采访提纲，82岁的科尔奈再次将思考目光投向万里之外的中国。其后两个月，他以惯有的严谨反复修改问答，尽可能准确地阐述自己的见解。
科尔奈把苏东剧变后出现的新国家称为“巨大的实验室”，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后，他建议中国“仔细地考察这个巨大的实验室内正在发生的一切，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好好利用他们的成功经验”。
“根本没有‘中国模式’”
《财经》：您曾经说过，转轨过程中的制度改革由很多部分组成。实际上，有的部分成本低，有的部分成本高。中国改革的选择从成本低的部分入手，所以比较顺利。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路径是否可以说是成功的？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
科尔奈：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回答。我必须分割为几个小问题，我还要努力澄清一些含混的概念。
根据经济学家通常的理解，“模式”是一种理论性构架，描摹现实经济中的一些特定关系。你用的这个词显然是另一个意思，指的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所组成的一个真实过程，而这一过程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方式或范例。
但是，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模仿！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所以根据我的理解，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东西。
不如来分析一下近几十年来中国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尝试着判定一下，这些特征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如果是有利的，它们是不是惟有在中国才能出现，其他国家能不能同样出现这些特征。
在你的问题里还有两个词，也需要解释并给予清晰的界定。
一个模糊不清的表述是“顺利”。“顺利”的意思是否是说，中国的经济产量在毛泽东之后持续增长，至多只有时快时慢之分，而从未有过绝对的下降？这是中国发展所具备的一个令人着迷的特征，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就构成了鲜明对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1989年－1990年的政治变动后进行了经济转型，但这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此期的一些年份，经济产量甚至没有达到转变之前的水平。
至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一两年里经历了严重、痛苦的衰退，迄今还无法断定这些国家的经济是否已重新开始增长。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成本低”又是什么意思呢？低价格是谁支付？如果美欧的消费者购买了比较廉价的中国产品，他们当然就享受了“低成本”。但中国的产品为何能以低价在富国的市场上销售？
这有几方面因素。一个是汇率，但我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工人的低薪酬。劳工成本不仅包含雇佣者给予受雇者的金钱，还包括与工资有关、与工资成比例的税和社会支出，包括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北美和欧洲劳工成本升高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向劳工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这损害了许多与中国产品竞争的产业竞争力。
我们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些基本的伦理问题。中国经济以闪电般的速度增长，原因之一却是，在中国GDP的构成中，投资所占比例过高，消费所占比例较低。当前一代正在为未来一代做出巨大牺牲。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不同代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解决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资源划分问题是可行的，历史上也有人采用过，但其他路径也是可行的。
以几百年为单位，来思考世界经济史的进程，就能清晰地看到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澳大利亚等国走过的道路。它们的经济增长从未像今天的中国那么快，但它们都达到了所能达到的顶峰。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消费与经济产量是同步增长的。
“低成本”是当今中国话语里广泛出现的一个表达，但此语也许会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忽视中国面临的那些真正关键性的战略困境。
《财经》：正像您所言，中国经济以闪电般速度增长，那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是否可以持续？
科尔奈：我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的储蓄与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在世界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么高的比例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强迫储蓄，我们难以判定，甚至可以说无法判定。
看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历史吧。在过去的100年里，这些国家的GDP年平均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速低得多。但就在这100年里，瑞典的社会民主派不断地赢得议会选举，不断地为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好的医疗条件以及足以保障体面晚年生活的养老金体系，并且获得了成功。
再看美国。这个国家的创业精神极其旺盛，过去60年至80年时间里世界性的伟大创新与科技进步大多是由美国企业家创造的。在以法治作为国家的基础方面，在发展不同的方式来让不同的政治势力竞争方面，在拟订《宪法》方面，美国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印度人口仅次于中国，像中国一样，它在不久前也是一个贫穷的、停滞不前的国家。但在那些阻碍发展的官僚性障碍被消除之后，在政府允许自由企业家式的资本主义成长之后，印度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而且，印度的议会民主政体屹立不倒。
“可持续性”的意思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就算从狭义的、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标准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大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工业与机械化交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等。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到广义的政治条件。当前的体制确保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当前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但这能维持多久？
必须提醒读者特别注意，我并不建议中国遵循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北美模式”或“印度模式”，就像我并不建议瑞典、美国或印度遵循什么“中国模式”一样。
我们无法通过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计算出一种数学上最优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快乐与痛苦、获取与牺牲都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区及不同代人之间分配。
并不只是物质上的福利能这样分配，与个人自由相关的快乐、因自由权利受限而产生的痛苦，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分配。我无意提供一种能解决所有潜在分配问题的药方，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困境。
增长不会自动带入制度改革
《财经》：您关于“可持续性”的狭义、广义概念很重要，在广义的政治条件概念下，也涉及到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如何正确区分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如何解决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并存的问题，这也是中国面临的难题。结合匈牙利的实践，您有什么建议？
科尔奈：你问到了匈牙利的经验教训，但事实上匈牙利人对此并没有共识。你问到的问题是全世界都在讨论的课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在那些政府拥有极端主宰地位的地方，人们已经进行了不断的努力来弱化政府的角色。但是，近来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场金融与经济危机也警醒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有时更有效的政府监管也是必需的。
中国发展最具吸引力、最具示范意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试验性。任何重大的改变通常都是先以地方性的创见出现，之后会得到较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如果觉得它们真的行之有效，才会向全国推广。
政府官员进行的经济调节和市场调节应该取什么比例，这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在银行、教育、医疗、安全等不同的领域，合理的比例也各自不同。通常而言，在一些领域政府必须发挥主要作用，另一些领域则须由市场主导。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分工时，必须清醒、精明地设定相关的比例和形式。市场不是一部永不出错的神奇机器，但它也不是一个密不可穿的丛林、弱肉强食的杀戮场。政府不是一部由清廉无私的公务员操作、运转起来纤毫不差、永远客观公正的机器，但它也并不是一部完全受贪权的腐败官员掌控的机器。
市场和政府这两种机制都远不够完美，甚至即使这二者的作用结合起来，也不一定能消除各自的缺陷。事实上也许是相反的情况：这两种机制的结合也许反而会破坏它们独自运转时可能具有的一些优点。
我们不需要空洞的口号，例如“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政府来遏制市场的种种放纵”“官僚干预滚到一边去——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之类。我们应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负责任的、冷静的、不带偏见的分析，并精心地计算在这些领域里，政府影响应该达到的规模与限度。
《财经》：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会自动带入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会不会随经济增长出现？
科尔奈：对许多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就会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之间并没有自动的、决定性的联系，经济增长率高低和政治发展水平高低之间，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
斯大林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是前苏联经济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当时却发生了令人震骇的政治压迫。当希特勒和纳粹党上台时，德国是最富的、发展水平最高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在那之后德国经济增长率也迅速加快。而且回头来看，宪政国家和议会民主制是在一些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起来的，当时它们的发展水平远不如今天。
私人所有制、自由企业和市场调节的扩展，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这并不能自动保障政治改革的成功。
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
《财经》：1985年您在中国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时提出经济改革的四种目标模式，主张采取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0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改革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市场体系的培育、企业产权的明晰、政企功能的分开、行政性垄断的消除等各个方面，离市场经济的目标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政府有形之手主导的宏观调控却日益加强。中国应该做哪些努力以实现改革目标？
科尔奈：从万里之外的布达佩斯向中国提供经济政策建议，我不敢贸然为之。我只能谈谈我在几个问题上的认识。
第一，我的印象是中国的银行部门存在一些大问题。虽然现在许多欧美银行处境不易甚至艰难，而中国的银行看上去十分稳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井然有序。对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贷款结构，尤其是不良贷款的处理，中国专家应当加强分析。
第二，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必然伴随的一个危险是，经济体中可能出现种种失衡和潜在的“赤字”，并在未来造成大问题。4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突进还是和谐增长》，当时也被翻译成中文，不过恐怕早已在书店里买不到了。该书总结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表示要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
前苏联和东欧那些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家为了推动GDP尽可能快地增长，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发展任务，例如住房、环保、城市交通等。我在书中还用了一个比喻：就像是一个人穿了件时髦的新夹克，但下身却是破破烂烂、仅足以蔽体的裤子，脚上连鞋都没穿。也许这本书应该在今天的中国再版。
第三，我看到的数字显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明显扩大。这不仅对经济是不利的，而且直接违背了民众的公平感，迟早会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紧张局面。
第四，中国必须接受出口市场必将缩小这个事实。中国国内的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越是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工资成本差距就会越小。目前为止中国奉行的是一种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中国现在有没有为调整这一战略做准备呢？
第五，要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法治政府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已经采取了重大的步骤来促进司法体系的现代化，但我认为要保护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保障各种合同得到遵守，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列出的这些问题、忧虑与任务远没有涵盖全部。我真诚希望中国的决策者能找到合理的方法，解决这些难题。
《财经》：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进一步改革的成本在上升。您认为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东欧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科尔奈：我觉得最好不要试图从东欧转型中得出某种普适性的结论。这个地区由许多中小型国家组成，总人口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但它们的经历却千差万别！在任何一年里，都有一些国家似乎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些国家则问题丛生，但所有的国家总是时起时落，成功与失败并不持久。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从东欧国家那些不怎么成功的措施中吸取经验教训，才是尤为重要的。
第一，长期来看，民粹主义的做法得不偿失。公众最终会要求政府履行那些不负责任的承诺，却把那些主张顺其自然的经济政策的人抛在一边。
第二，将某些改革措施强加给公众，是不会有效果的。事实证明，只有事先经过深入辩论并取得广泛支持的改革措施，才能有持久的效果。
第三，打压那些批评政府政策的反对派是不明智的。一些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这么做过。这种政策只能带来一时的平静，政府迟早还是要为观点争鸣与言论自由创造更大的空间。
第四，民族主义的傲慢自大、对成就的自吹自擂是要不得的。只有那些明确表示愿意从别国政治经济经验中学习的国家，那些通过自身行动吸收这些经验、并将其与本国环境相适应的国家，才能得到外部世界的更多同情。
在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后出现的那些新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五花八门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正在得到检验。我想建议中国朋友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仔细地考察这个巨大的实验室内正在发生的一切，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好好利用他们的成功经验。
许成钢、刘波对此文亦有贡献
